汤玉麟一走，省城人心安定下来。当然只要汤玉麟一天不改变态度，张作霖的心还是不安，他决定用多少的兄弟情谊来打动汤玉麟，给对方写一封信。
张作霖的嘴皮子利索，给军士们讲话常常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中间滔滔不绝，言之成章。可是要让他把这些口水大白话整理成有腔调的白话文，那就作了难，所以一般情况下，张作霖都是口述大意，然后由文案执笔。在他的授意下，秘书给汤玉麟写了一封长达千余字的信，信中说他和汤玉麟作为十余年患难与共的老弟兄，千万不要因为几句不投机的话便割袍断交。
信写得可谓是真情意切、感人至深，但汤玉麟最想了解的信息，即如何处置王永江，却一个字都未提及。汤玉麟也不傻，知道张作霖还是要死保王永江，一想到这个，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对张作霖的信来了个置之不理。
事态不但没有平息，反而往更棘手的方向发展。见汤玉麟率部出走新民，人在北镇的冯麟阁认为有机可乘，遂由暗助转向明帮，他全力支持汤玉麟的对抗行动，并向张作霖提出，由他本人兼任奉天省长（袁世凯死后，巡按使已改称省长），由汤玉麟任第二十七师师长。冯麟阁还威胁张作霖，说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他将采取自由行动。有冯麟阁撑腰，汤玉麟气势大增。他也假借第二十七师全体官兵的名义，致电北京政府，对张作霖提出了控告。
处于如此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下，张作霖被迫使出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宣称会将省长和二十七师师长让出，只担任督军（袁世凯死后，各省将军也都改称督军）。可是这种表面的让步并没能如其所愿地换来妥协。汤玉麟在新民的驻兵为刘景双营，营长刘景双的火气比汤玉麟还大，他对汤玉麟说：“我帮助您干，将来万不得已咱们再进山。”汤玉麟听从其言，除派刘景双到彰武、阜新一带招募“胡子”外，又派人潜入省城四处捣乱。
冯麟阁所部集中于北镇，留在省城的人不多，但他们也暗中策动二十七师的人反张，而且策反了好几个人。当时张作霖已经掌握了被策反者的名单，有人建议将这几个人监视起来，张作霖反而镇静下来，他说：“用不着，我自有办法。”
第二天，张作霖在督军署召集全师营以上将领会议。身为团长的张景惠首先发言说：“我们今天开会，对于这种局面要表明个人的态度。”炮兵第二营营长阚朝玺随后站起身问道：“我们营长级的小官能否说话？”
大家说：“凡出席的人皆可随意发言，你说吧。”于是阚朝玺说：“卫国保民是我们军人职责，若是因为闹意见彼此对立，打起来不但殃民，而且误国，是我们军人莫大的耻辱。”由此出发，他认为：“张将军没有做误国殃民的事，我们应该拥护他，况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在汤玉麟这件事的态度上，阚朝玺主张：“至于汤旅长辞职不辞职，是个人的事，没有多大问题。如他有轨外行动，或者有人借此活动牵及大局，就应绳之以法，我就请命讨伐他！”
阚朝玺一番慷慨之词，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随声附和：“阚子珍（阚朝玺字子珍）说得好说得对。”
按照阚朝玺的提议，会上形成了决议案，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在决议案上签名盖章。签名盖章的人里面中有许多是汤玉麟五十三旅的团营长，这表明汤玉麟因为行动过激，已失去多数军官的支持。而后，张景惠、张作相又联系全师官兵向北京政府发去电报，揭露以前给中央发去的所谓控告张作霖的电报，均系汤玉麟所捏造，现全师官兵一致拥护张作霖。张作霖以一个近似于冒险的举动（召开全师会议），重新团结了内部，使汤玉麟在二十七师中陷入孤立。
这时吴俊升也赶到奉天，他向张作霖表示：“若大帅想打，俊升带队打前敌，我去揍这些兔羔子去。”张作霖闻言大喜过望：“大哥，您把队伍集中候命吧。”
形势转瞬之间便发生了变化，汤玉麟一看处境不利，马上决定离开新民去北镇投奔冯麟阁。张作霖接到情报后，忙派张景惠等人去做最后一次努力，试图劝冯麟阁不要离开新民，但当张景惠等人赶到新民时，冯麟阁已经到达了北镇。
汤玉麟直接与冯麟阁合流，对张作霖而言并不是一个好兆头。他急派邹芬团和阚朝玺炮兵营进驻新民，以加强对北镇方面的防卫，也就在这个时候，总统黎元洪派出的一名特使也来到新民，要求面见冯麟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