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乱之邦偏多人才，从清末到民国，东北动荡不安，但同时期人才也大批涌现，他们与活跃于中原政坛的那些厉害角色相比，可谓毫不逊色。王树翰即为其中之一，他是书吏也即普通文书人员出身，记忆力超强，文章看过一遍之后就能背诵下来，因此很早便以“长于案牍”著称。张作霖督奉之初选贤举能，王树翰自然而然就进入了他的首批幕僚行列。
前东三省总督锡良曾设立奉天清理财政局，王树翰历任科员、科长，从中积累了一定的理财知识和经验。他出任财政厅长后，召集有关部门成立财政研究会，针对财政危机提出了“筑堤叠坝”的应急办法。
当时奉天省通行的货币是“现小洋”（一种小面额银币，与被称为“现大洋”的银元相对），与此同时，东三省官银号和奉天省官商合办的兴业银行还发行一种小洋纸币，称为奉票，二者可以随时兑现。由于市场上银价高涨，一些小钱庄看准有便宜可占，便以低价收买奉票，然后再到银号兑换“现小洋”，以便从中渔利。
发现这一情况后，官府赶紧严令取缔，不准商民持票挤兑。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不法商人自己不敢明目张胆出头搞，就买通或与日本人合伙，让日本人代替他们去进行兑换，从而掀起了新的挤兑风潮。
当挤兑风潮爆发时，官银号和兴业银行紧急设法，委托驻天津官银分号在当地收购“现小洋”，运到奉天来应付这种兑换，但仍然供不应求，紧张得很。几次一来，官银号穷于应付，纸币与银币之间的差价也越拉越大，奉票价格已跌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
王树翰认为，只有首先稳定奉票价格，财政危机才有缓解的可能。从1916年6月12日起，他按照“筑堤叠坝”之法，对奉天金融市场实施行政干预，下令奉票每日公兑以四万元为限。这样一来，就算是日本人来挤兑，忙上一天，也只能零零散散地兑到几万元。
哪怕是一日兑几万元，那也还是挤兑，何况日本人几乎个个都是劳碌命，人家积少成多，不嫌麻烦。张作霖于是亲自上阵，他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派人暗中对兑换“现小洋”的日本人进行跟踪调查，结果查明有好些日本人都是由银钱庄事先买通的。让张作霖感到震惊的是，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也是参与者之一，这哥们儿三天两头向本银行挂借两三万元纸币，随后就拿去让日本人替他兑换“现小洋”，得利后再把借款还上。据说他本人从中得到的好处不下十几万元。
张作霖怒不可遏，马上把刘鸣岐叫来，对他说：“现在财政秩序混乱，外面流言四起，所以我想借先生一样东西用用。”
刘鸣岐不知东窗事发，还稀里糊涂地问要借什么，张作霖的一句话顿时把他吓得魂飞魄散——
“今天要借你的脑袋用用！”
听到张作霖要杀他，刘鸣岐连喊冤枉。张作霖说：“如果你觉得冤枉，可以跟阎王爷那里告状去，反正要我饶了你是不可能的。”说完之后，即让人将刘鸣岐拉出枪毙。
其他几家涉案的银钱庄人员也全部被抓了起来，张作霖下令严加审讯，不得宽纵。作为前清的过来人，张作霖蹲过冤狱，深知官府办案方面的黑幕。当着文武官员的面，他告诫几个办案人员说：“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有约法一章，那就是你们几个必须好好办事，否则的话，我一定送你们一个字。”张作霖虽没有明言是哪一个字，但大家都能听出是“毙”，一时人人为之悚然。
查证清楚后，文案把所有审讯记录抱到堂上，并请示张作霖处理意见。张作霖略加沉吟，就随手拿起笔，在上面批了“死”字。文案大惊，连忙争辩说这些人虽然犯了罪，但罪不至死。张作霖笑了笑：“我在军中杀人如麻，杀人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你们这些书生要是看到了，还不得吓死？此本常事，不要再啰唆了。”文案还想再说什么，秘书长连忙在旁边示意，让他不要说了。
最后涉案银钱庄的负责人被一律判处死刑，张作霖还特地让银钱庄的伙计以及在钱庄学习生意的人陪绑，在刑场亲眼看着他们的老板或掌柜被枪毙。
经过这次血腥味极重的压制，短时间内，各银钱庄皆噤若寒蝉，无人敢于以身试法，但在其中尝到甜头的日本人却选择了独自兑换“现小洋”，然后熔化成银块进行贩卖。涉及外交纠纷，对待他们又不可能像对待国人那样逮捕法办，为了进行遏制，经省公署批准，官银号和兴业银行遂按银块价格比例，采取多掺铜铸造“现小洋”的方法，以便减少日本人可得之利。
问题是利少不等于完全无利可图，就像肯积少成多地进行挤兑一样，日本人连这一点点薄利也不肯舍弃，致使挤兑活动照旧。张作霖对此很头痛，继王树翰之后，他请出了自己的另一个幕僚、高级顾问于冲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