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帮助张作霖改造和训练军队外，杨宇霆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作为张作霖的代表，往返京津，与中央政府，或者更准确地说与段祺瑞一方进行联络。
士官生是民初不容小觑的一股军政势力，在杨宇霆崭露头角的时候，他的同期或不同期同学也多已居于显要位置，段祺瑞的首席幕僚徐树铮就是一个。徐树铮是第七期士官生，比杨宇霆要大一期，但两人在性格、能力、经历上极其相似，也特别气味相投。同时，徐树铮受段祺瑞信任和依赖的程度，甚至还要超过杨宇霆之与张作霖，所以有段祺瑞的灵魂之称。有了这层关系，杨宇霆联络段祺瑞，便只要与徐树铮打好招呼就行了。
此时北京政府正爆发新一轮“府院之争”，以总统冯国璋为首的府方与以总理段祺瑞为首的院方针锋相对，政争激烈。段祺瑞的国策主张是，在国际问题上积极参加欧战，在国内南北统一问题上用兵以武力解决。对于前者，冯段无异议，后者则存在严重分歧，冯国璋主张和平解决，同时也是在假和平与段祺瑞争权。
因段祺瑞是安徽人，所以他们这一派当时被称为皖系，相对而言，冯国璋那一派多为直隶人，故称直系。在直系的紧逼下，段祺瑞被迫再次辞职，时任陆军次长的徐树铮亦随之辞职下野。
之后段祺瑞、徐树铮反守为攻，通过召集督军团会议，利用皖系和接近皖系的督军之力，对冯国璋施压。张作霖与段祺瑞关系密切，因此杨宇霆代表张作霖参加了督军团会议，张作霖本人也致电冯国璋，认为“南方已无媾和之诚意，政府应下堂堂正正的讨伐令，以挽救千钧一发之危局”。
冯国璋吃不消主战派督军的压力，只得不情不愿地发布了湖南讨伐令，但实际仍在暗中与南方进行和谈。在这种情况下，徐树铮想到了引奉军入关助战的策略，他对段祺瑞说：“仅靠我们皖系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制止直系和南方和谈的，我看不如来个借刀杀人，借奉打直。”
徐树铮随后秘密前往奉天，他先与杨宇霆接洽，商量如何促成张作霖答应派兵入关，助皖打直。杨宇霆与徐树铮一样年轻气盛，一心要帮助幕主扩张势力，张作霖虽然也有此意，但他相对来说则要谨慎得多，毕竟出兵入关和站队呐喊还是两码事，弄得不好极可能偷鸡不着蚀把米，把部队乃至自己的前途都扔进去——想当初张勋复辟，要是他张作霖也像冯麟阁那样傻乎乎地跑进关内，下场如何真不可想象。
显然，要想打动一个政坛老狐狸的心，光靠三寸不烂之舌是不够的。徐树铮想起一件事，从前“府院之争”相持不下的时候，冯国璋的谋士曾向冯国璋献计，说只有拥有足够的军队，才能在与段祺瑞的争斗中占据优势，也才能保住总统之位。冯国璋只听了他的话后，便向日本购买了大批军械。这桩买卖是徐树铮在任时敲定的，合同约定日本人先将军械运至秦皇岛交付中国接收，然后再运至北京，不过直至徐树铮卸任，军械尚未起运。
为了打动张作霖，徐树铮遂决定借花献佛，他将军械购买计划告诉了杨宇霆，并让杨宇霆鼓动张作霖截械。
当时张作霖所辖奉军只有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军三个师，且所有装备均很陈旧，张作霖久欲扩军，只是苦无军械。听杨宇霆一说，他立刻产生了浓厚兴趣，但同时也不免犹豫：且不说徐树铮必定会有所索求，就是单单劫械一桩，就注定要和冯国璋及直系撕破脸了，以后再无退路。
玩政治有时候跟赌博也没什么两样，这一注下去究竟是好是坏，是福是祸，张作霖实无把握，一时间，他颇感左右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