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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搞出来什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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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白天接待访客,晚上写文章和做报告,这曾一度瞒过日本使馆——日本使馆距苏联使馆、兵营都不太远,他们发现俄国兵营常有人进进出出,形迹可疑,但因为不了解夜间的情况,所以并不敢轻举妄动。

首先窥探出秘密的是法国人。俄国兵营的西隔壁有一座法国医院,医院的值班人员经常在晚上听到兵营里传来大声争论的声音,于是便报告给了法国使馆。法国使馆一面向亲法的外交次长吴晋通报,一面与日本使馆进行联系,双方达成一致,支持北京政府对俄国兵营进行搜查。

搜查俄国兵营是件牵涉外交的大事,据说英美使馆就不同意,他们认为东交民巷是使馆区,有治外法权保护,中方搜查人员无论是穿制服还是穿便服,都违反了国际法,破坏了多年的传统、常规、惯例。

尽管英美提出了抗议,但在法日两国的支持下,吴晋仍与警察总监陈兴亚等人共同做出了突击搜查的决定。为了避免引人注目和遭到英美的干涉,参与搜查的人员一律不穿制服,不带武器,每人身着一件中式斜大襟的蓝褂子,褂子长至膝盖以下,乍一看,就好像是一群仆人一般。他们还在领口右边的扣子上拴一根一寸长的白线条,用以识别彼此的身份。

4月8日,上午8点多,二十名搜查人员开始行动,其中的十人装作在马路边晒太阳,实际是望风,同时阻止中国人进入(但对外国人则不加阻拦),另外十人跳墙闯了进去。听到外面有动静,李大钊等人立即焚烧文件,但因为文件系上等纸张印制,不容易烧着,所以当对方闯入时,仍未烧透。搜查人员将火扑灭后,从中查出了很多带有烧痕的文件,里面有中文也有俄文,有一些内容非常机密。接着,所有原在屋内的人都受到了搜查,被认为是不相干的人经询问后就放走了,李大钊等人则未能脱险。最后,李大钊承认他是国民党(当时国共合作,共产党全体加入国民党,对外也以国民党员为公开身份),从事着革命工作。

直到搜查结束,吴晋才就这一行动向张作霖进行报告。他告诉张作霖,北伐军是“由苏联派的鲍罗廷组织共产党人参加的军队”,其任务是要“消灭北京政府,搞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吴晋提供的说法,李大钊等人潜伏在俄国兵营内,任务就是要组织暴动。

张作霖听后,便令吴晋调集相关人员,对抄到的俄文文件进行翻译。翻译人员以张作霖的御用俄文翻译、外交官张国忱为首,分成两个组,每组各五人,日夜加班翻译文件。大家忙了一个多礼拜,却并没有发现有组织的暴动计划和苏联准备出兵的材料。诚然,文件中有军情报告,比如记录东北军将领王树常在哈尔滨驻军,共有兵力多少,还有其他军队的一些驻扎情况,但这些并不足以说明人家要进行暴动。

众人为此大失所望,可张作霖偏偏还天天催问进展:“搞出来什么没有?”张国忱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利用晚上陪张作霖吸鸦片烟的时间,让张作霖宽限时日,说这么重要的事,哪能很快搞完。

大约一个月后,翻译组印出了四本《苏联阴谋文件汇编》,送给张作霖的是一套特制线装本,封面和书套都是用黄缎子做的。虽然里面仍然没有暴动的材料,但在张作霖看来,也算是“人证物证俱全”,所以他看了很高兴。

英美从一开始就反对到东交民巷进行搜查,曾要求北京外交部认真清查搜出的文件,看里面是否有外交文件,如果有,外交文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擅动。涉及对李大钊的处理,两国都提出李大钊不够判处死刑的条件,因为文件里没有发现有搞军事暴动的材料,可以从轻处理或释放。日法则与之意见相左,他们坚决主张杀掉李大钊。

在内政问题上,张作霖对外国的态度向来并不特别买账,杀与不杀还是取决于他自己,而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早已展开了积极的营救行动。梁漱溟闻知李大钊被捕后,即自西郊入城拜访章士钊,提出愿与章士钊一同出面,先将李大钊的家眷保释出来,以免李大钊挂念(实际其家眷并未被捕)。

章士钊是交好军政各界的社会知名人士,段祺瑞当政时曾以之为核心幕僚,他刚刚由天津赶到北京,为的也是对李大钊进行营救。当着梁漱溟的面,章士钊把胸脯一拍,表示自己与张氏父子、杨宇霆都很熟,只要他去打招呼,不但李大钊的家眷不会受到连累,就是李大钊本人也可免于被害。

章士钊言出必行,当下就先找了张学良、杨宇霆。他对张、杨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国内,尚处于空洞谈论理论的阶段,“不宜穷治”,因此可以判处李大钊等人有期徒刑,并准许其带上《资本论》等书籍,移押沈阳监狱。这些人当中情节较轻的,甚至可径行开释,如此“既可遏止党人活动,亦可免生枝节”。

张学良点头答应,杨宇霆当场也同意了,章士钊大喜,于是便与张、杨一同求见张作霖。张作霖听后踌躇良久,说这件事不能独断,必须与前方的十一名将领商量后才能定夺。

章士钊是个聪明人,马上就知道张作霖是在推托,解救李大钊已经无望。尽管如此,他仍抱着一线希望,请张作霖分别致函各将领,而不要以联衔通电的方式。

张作霖分别去函不久,多数将领就发来复电,称李大钊等国共党人并非仅空谈理论,实际都是北方罢工罢学的组织者,还说前线部队在“讨赤”战役中不知伤亡了多少人,李大钊既是共产党的首领,“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将士”?

接获复电,张作霖遂下令对李大钊等二十名国共被捕人员处以死刑。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当天,他毫无惧色,泰然自若地走向绞刑架,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风骨和浩然之气。

张作霖的一双手从此沾染了革命志士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