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最早的记忆，差不多已经是一个世纪前的事。那是他，一个3岁不到的小男孩，不知和谁一起，站在湖边，望向朦胧的层峦叠嶂，山寺尖塔。
那湖，是西湖。那城，是杭州，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自古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钱学森的先祖们在此定居，已逾千年。在他生命的前3年，这里也是他的家。
3岁的孩子恐怕还太小，记不住那么多细节，所以钱学森关于西湖美景的全部记忆，或许都源自长辈们在此后岁月里的不断灌输。那些渔舟唱晚、桨动湖光、接天莲叶、映日荷花的朝朝暮暮，那关于龙凤衔珠、遗为西湖、化做青山、永护杭城的美好传说，谁不想将这些关于斯时斯地的美好记忆传给下一代呢？
10世纪时，吴越王钱镠疏浚西湖。钱学森正是其后裔。1276年，当马可·波罗来到杭州时，湖心岛上，宫阁峙立，载着歌伎和乐师的画舫穿梭往来，娱达官贵人以声色。连周游世界的马可·波罗也由衷感叹，杭州“的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城内处处景色秀丽，让人疑为人间天堂”。
钱氏宗祠坐落于西湖东岸。那是一座灰瓦朱漆白墙的小庙，盘龙照壁守卫着正门。这座宗祠亦由钱镠所建，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战乱天灾，依然屹立不倒。
站在宗祠之旁远眺西湖，北岸青山之上的保俶塔看起来就像一把匕首的阴影。但如果沿着林间的碎石小径爬上山去，这把匕首就会慢慢变成一座巍峨高耸、直插入云的青灰色砖塔。塔周饰以窗纹，八角形的塔座逐渐向上收束，直至成为天空中的一个细小黑点。
这座塔原为9层，本名天塔，建于公元970年前后，兴建者是钱学森的另一个祖先，吴越王钱俶的母舅吴延爽。几百年间，它被反复摧毁重建，到钱学森童年时，已经缩减为7层，但却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壮美轮廓。
尽管钱学森只在杭州度过了童年的一小段时间，但这座城市——或者毋宁说是家族在这里留下的古老遗产——却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定义他的一生。这些古老的家族传奇赋予钱学森天生的骄傲，并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在他那些消沉和倦怠的时刻，不断提醒他，中国最伟大的城市与他祖先的故事彼此交织，在他的身体里，流淌着王族的血液。
钱家书香门第、世代簪缨，深受中西两种文化思想体系的影响，自然志在高远。虽然既富又贵，他们却是教育和勤勉的忠实信徒。钱学森的父母希望自己唯一的儿子成为一名学者，为社会作出长远的贡献。
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是一个沉静而温和的人。年轻时，高挑瘦削的他经常以一袭蓝布长袍示人，相貌英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对于他，亲友们如今仅存模糊的印象，所有记忆集中在他的晚年，那时候，住在上海英租界的他已经变成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只有逢年过节时，侄孙辈们才被允许爬到这位慈蔼老者的膝上，玩弄他雪白的长髯。
1882年，钱家治生于富有的丝绸商人之家。在他成长的年代，正值西学东渐，少年钱家治在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当时还只是一所中学——完成学业。位于城东的求是书院由数栋小楼组成，其中只有一栋保存到了现在，褐檐白墙，盘龙绕梁，依稀可见当日盛时模样。
书院的课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仍是传统古文经典（一位著名的教授据说可以大段背诵《红楼梦》），另一部分，则是应1895年甲午海战后国内进步人士的倡议，在传统科目之外增加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西式课程。这些课程包括英文、生物和物理，不过，学生们并不亲手操作实验，只是旁观老师的演示。
1902年，钱家治作为中国留学生之一远赴东瀛，当时，日本的大学、军事院校和医学院盛名远播。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地理位置以及文化上的众多共性，令游学东洋成为比留美、留欧更实际可行的选择。在日本，钱家治在两所大学就读，专攻教育学和哲学。
回到杭州后，钱家治就任良知师范学校的校长。他的同事主要由有志于改革中国教育制度的青年人以及日本留学归来的学者构成，本名周树人的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在学校里，钱家治不仅主管校务行政工作，还教授哲学和伦理学两门课程。
在杭州老家，钱家治迎娶了门当户对的章兰娟。1911年12月11日，他们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呱呱落地。“学森”的寓意是“好学而睿智”，这个名字投射出初为人父的钱家治对独子的殷殷期盼。
钱氏宗祠的东侧，与一条小溪平行的正是幽静的芳古园路。重重门户将道路一侧的深宅大院与外面的大马路隔绝开来。在其中一道大门背后，穿花拂柳，越过三进院落，便可见到数栋二层小楼。径直向前，精雕细刻的户门之后，便是钱学森幼时的家。
屋子里的地板漆以深红，满堂珍贵的红木家具，墙上挂满字画。像当时的大多数杭州人家一样，屋子并没有装玻璃窗，窗格敞开，以使空气流通。钱学森父母居住的卧室里，他们睡的一张大床在一位亲戚的形容里“犹如一间小屋子”。宝蓝丝帷张于床上，绣着红色莲花的床帐低低垂落，花梨木大柜立于床畔。钱学森不住在这里——他另外有自己的卧室。
和大多数杭州人家一样，钱家的一日始于破晓。著名杭州地方史学家胡国枢描述了钱家在20世纪10年代中的一天的日常生活。
起床后，钱家治穿上丝质或棉质的长袍，袍角直垂到蹬着一双手工制成的棉布鞋的足尖。仆妇在茶壶里注入热气腾腾的开水，端上作为早餐的米粥、发糕、葱油饼或包子。当时的大多数人家用吊起来的竹篮储存食物，竹篮的缝隙可以透风，犹如天然冰箱。在钱学森家中，则由纱橱储存食物。早餐之后，钱家治就会夹上油纸伞，拎着装在金属饭盒里的午饭，步行或坐黄包车上班去。一整天的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下来，钱家治很少有机会在下午四五点钟之前回家。钱学森则整天都和母亲待在家中。
章兰娟幼时裹过小脚，这使她终生不良于行，无法操持任何体力活。但是，在大富大贵之家，通常都有佣人打理家务。据钱家亲戚回忆，钱家治家中当时至少雇着三个仆人：一名厨子，一个丫环，还有一名车夫。
在众人的记忆中，章兰娟是一个活泼动人的女性，经常穿着一身红色丝质旗袍。她受过正统的古文教育，在当时的女性中相当罕见。她的父母为她延请了一名私人教师，专门教授琴棋书画和三坟五典。她的崇拜者回忆说，章兰娟思路敏捷，口齿伶俐，在文静的外表下充满活力。由于无需受到家务劳动的束缚，她有足够多的时间教育自己唯一的儿子。
在钱家大门之外，是20世纪初的杭州，一座富饶的城市。在1910年到1920年间，位于上海西南100多英里之外的这座城市拥有20万人口。放眼中国，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在艺术、工业和风光上与其相媲美。
杭州自古便是商埠。蚕丝、棉花和龙井茶源源不绝地从这里的工厂向外流出。街上遍布真丝伞店、扇子店、旗袍店和竹器店。这里出产稻米、小米、红薯、梅子和西瓜，城外则遍布桑林和茶园。杭州的传统名菜包括红烧肉、清蒸河鲜和西湖醋鱼。
钱家的富足和杭州的富庶令钱学森的成长岁月在一个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中度过。然而，他却出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年代。
像许多国家一样，历史上，中国一直努力将来自外国的影响阻挡于国门之外。直到1834年，偌大中国仅有一个口岸对外开放。然而，急于打开中国市场的英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终于打破了中国政府一直紧锁的国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获得了在一些港口的通商权。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杭州也开放为通商口岸。
外国思潮和技术的涌入，令一切都在激荡变化，杭州人的生活也加快了步伐。1897年，通益工纱厂成立，10年后，镇江兴业银行开业。从1905年开始，一条连接杭州和上海的铁路动工修建。报纸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市民们争相订阅本地的《杭州白话报》和《浙江潮》，以及上海出版的一些日报。杭州迎来了一场工业革命。
另一场革命也随之到来。1911年，统治中国两个多世纪的清政府被推翻。对欧洲列强的恐惧和敌意毫无疑问助长了中国人的反清情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相信，只有推翻清朝统治，建立立宪政府，中国才可以强大。就在钱学森出生的那个月，革命军在南京打败了清军，宣布成立新政府。流亡在外的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在圣诞节那一天返回国内，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尽管当时的钱学森可能还过于年幼，无法记住所有这些事，但盛大的庆典却席卷中国。在上海，市民们推翻城墙，将其视为封建余孽。长久以来被视为臣服于满族统治的屈辱象征的辫子被禁止，剃头匠守在城门旁边，从行人中抓出留辫子的人，当街剪去。在杭州，清朝官员被逮捕，市民们张灯结彩，遍插彩旗，欢庆中华民国的第一个新年。
孙中山做梦都想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由选举、实行议会制的民主国家。然而，1913年，作为议会多数党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刺杀，幕后指使人便是孙中山的继任者——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孙中山的美梦被击了个粉碎。此后，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并在1914年解散议会。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避身于日本，袁世凯则开始密谋登基称帝。
尽管政治上大玩权术，袁世凯却大力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他要求所有男性国民都接受免费基础教育，并开始推动实验性的师资力量培训计划。这些改革发生时，钱学森正好到了受教育的年龄，此外，他的父亲也因这场改革得到了教育部的任命。1914年，钱家治辞去在杭州的工作，打点行装，举家迁往北京。钱家与杭州长达千年的血脉关联自此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