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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传》三、辛勤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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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用全部精力、时间,管理他所手创的朱家皇朝。

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务,都要亲自处理。交给别人办,当然可以节省精力、时间,但是第一他不放心,不只怕别人不如他的尽心,也怕别人徇私舞弊;第二更重要的,这样做就慢慢会大权旁落,而他这个人不只是要大权独揽,连小权也要独揽的,以此,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批阅公文,一直到深夜,没有休息,没有假期,也从不讲究调剂精神的文化娱乐。照习惯,一切政务处理,臣僚建议、报告,都用书面的文件——奏、疏,等等,他成天成月成年看文件,有时也难免感觉厌倦。尤其是有些卖弄学问经济,冗长而又不中肯,说了一大堆而又不知所云的报告,看了半天还是莫名其妙,怎能使人不发火、恼怒?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他叫人读了六千三百七十字以后,还没有听到具体意见,说的全是空话,大发脾气,把太素叫来,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又叫人读一遍,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以后,才涉及本题,建议五件事情,其中有四件事情是可取的、可行的,元璋即刻命令主管部门施行。同时指出这五件事情有五百多字就可以讲清楚了,却啰啰嗦嗦说了一万七千字,这是繁文之过;自己厌听繁文,打了人,承认这是过失,并表扬茹太素为忠臣。为了教育全国官民,他把这件事情的经过亲自写成文章公布,规定了建言格式,文章说:

洪武九年,朕见灾异万端,余无措手,于是特布告臣民,许言朕过。”……是以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书一万七千字,联命中书郎王敏立而诵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云才能之士,数年以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不过应答办集。又云所任者多半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睹五事实迹,意其妄言,故召问之:尔为刑部之官,彼刑部官吏二百有余,尔可细分迂儒俗吏乎?使分之而又无知其人者,于是扑之。

次日深夜中,朕卧榻上,令人诵其言,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听至斯,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当日早朝,敕中书都府御史台著迹以行。吁,难哉!……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忠矣。

因如是,故立上书陈言之法,以示天下。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奉,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之。[80]

经过这番整顿以后,奏章只陈实事,从此他读文件就省了不少精力、时间,工作效率提高了。到废中书省以后,六部府院直接对皇帝负责,政务越发繁忙,以洪武十七年九月间的收文为例,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内,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81]平均他每天要看或听两百多件报告,要处理四百多件事。

他早年过的是缺衣少食的穷苦日子,中年在军队里,在兵火喧天、白刃相接的戎马生活中度过,四十岁以后,把全副精力处理国事,过分紧张疲劳,五十岁以后,体力便支持不住了,害了心跳很快的病症,宋濂劝他清心寡欲。[82]他又时发高热,好幻想,做怪梦,在梦中还看到了天上神仙宫阙。[83]有时喜怒不常,暴怒到失去常态。[84]特别使他感觉痛苦,影响精神体力的是家庭之间、父子之间的矛盾。

元璋的大儿子皇太子标,生性忠厚,长期接受儒家教育,被教养成儒生型的人物。老皇帝过了五十岁以后,精力有点不济事了,就要皇太子帮着处理一般政务。一来是分劳,二来也趁此训练这下一代皇帝办事的能力,指望他儿子是汉文帝,不是汉惠帝。但是,父子俩出身不同,所受教育不同,生活实践不同,一个是从艰苦斗争中成长的,一个是在太平环境中成长的,思想作风也就自然不同。老皇帝主张以猛治国,运用法庭、监狱、特务和死刑震慑官民,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皇太子却大讲其周公、孔子之道,讲仁政,讲慈爱,杀人愈少愈好;老皇帝要用全力消灭内部的敌对力量,巩固皇家统治,皇太子却要照顾将相过去的汗马功劳,照顾亲戚情谊,兄弟友爱,向父亲说情争执,一个严酷,一个宽大,一个从现实政治斗争出发,一个从私人情感出发,父子俩的分歧日渐扩大,有时也不免发生冲突。明朝的野史家传说,宋濂得罪,皇太子为他的老师哭救,元璋发怒说:“等你做皇帝赦他!”皇太子惶惧投水自杀,左右赴救得免。又说皇太子谏元璋:“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元璋不做声。第二天故意把一条棘杖放在地下,叫皇太子拿起,皇太子面有难色,元璋说:“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给去掉了,再交给你,岂不是好。我所杀的都是天下的坏人,内部整理清楚了,你才能当这个家。”皇太子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说有怎么样的皇帝,就有怎么样的臣民。元璋大怒,拿起椅子就朝他掼,皇太子只好逃走。[85]这两个故事虽然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却反映了一部分他们父子之间矛盾情况。

元璋费尽心机,制造了多次大血案,把棘杖的刺都弄干净了,却又发生意外,皇太子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死。六十五岁的老皇帝受了这严重的打击,伤心之至,身体一天天软弱下去,头发胡子全变白了。

皇太子死后,立允炆为皇太孙,才十六岁。

皇太孙的性格极像他的父亲,元璋担心他应付不了这个局面,诸将大臣将来会不服他的调度。只好再一次斩除荆棘,傅友德、冯胜这几个仅存的元勋宿将,也给杀光了。

元璋学习了元朝的历史教训,认定皇位继承是维持皇朝安全的根本制度,必须规定严密的法则,才不会引起家族间的纷争,造成宫廷政变,最好的办法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嫡长承袭制。在立了皇太子以后,为了要使诸王安分,保护和维持大宗,洪武五年命群臣采汉、唐以来藩王善恶事迹可为劝戒的,编作一书,名为《昭鉴录》,颁赐诸王,进行宗法教育。立皇太孙后,又编了一部书,叫作《永鉴录》。二十八年又颁布《皇明祖训》条章,把一切皇帝、藩王和臣下所应遵守的、不该做的事,都详细列举,并定制后代有人要更改祖训的,以奸臣论,杀无赦。[86]希望用政治教育的方法,用制度、法律的约束,使藩王大臣都能忠心服从这未来的小皇帝,朱家皇朝的族长。

但是,元璋失败了,他的安排和苦心的教育并不能发生作用,权力的争夺引起兄弟之间和父子之间更深刻的矛盾。第二子秦王在藩多过失,“不良于德”,二十四年召还京师。第三子晋王为人多智数,性骄,在国多不法,有人告发他有异谋,元璋大怒,皇太子力救,二人才得免罪。二王都靠不住,元璋才特派皇太子到关、陕巡视,带晋王回朝,痛加训戒以后,二王答应改过,才许回藩。[87]太子死后,二十八年秦王死,三十一年晋王死,都死在元璋之前。皇太孙即皇帝位后不久,用种种方法削减藩王的权力,展开了皇朝和藩王之间的斗争,元璋第四子燕王棣就起兵南下,援引祖训,以靖难为名,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占领南京自立为皇帝,是为明成祖。离老皇帝之死,还不到五年。

洪武三十一年,元璋已经七十一岁了。五月间病倒,躺了三十天,离开他手创的皇朝,安静地死去。葬在南京城外钟山山下,名曰孝陵,谥曰高皇帝,庙号太祖。

遗嘱里有一段话:“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88]“忧危积心,日勤不怠”这八个字写出了他辛勤的一生,也写出他在统治阶级内部激烈斗争中的心境。

元璋的相貌不很体面,曾经找了许多画工,画像十分逼真,愈是逼真,他就愈不满意。后来有一个聪明的画家,画的面貌轮廓有点像,却是一脸和气,看着很仁慈,这才传写了很多本子,分赐给诸王。[89]这两种不同的画像,到现在都有传本。

和历史上所有的封建帝王比较,朱元璋是一个卓越的人物。他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二十年战乱的局面,使人民能够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在于能够接受历史教训,对农民做了一些让步,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推广棉花和桑枣果木的种植,在北方地多人少地区,允许农民尽力开垦,即为己业,大大地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在于解放奴隶,改变了元朝贵族官僚大量拥有奴隶的落后局面,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于大力清丈田亩,制成图册,相应地减少了一些赋税负担不均的情况;在于保护商业,取消了书籍和田器的征税,繁荣了市场;在于规定了对外政策,吸取元朝对外战争失败的教训,总结为一面必须抗击外国侵犯,一面也不许可轻易犯人;在于严惩贪官污吏,改变了元朝后期的恶劣政治风气;在于改变元朝匠户制度,住坐、轮班的匠户有大部分时间可以自由生产,部分地解放了匠户的劳动力,推进了民间手工业的生产;在于不信符瑞,不求长生,讲究节俭,不搞一些像秦始皇、汉武帝、宋真宗搞过的糊涂事;在于限制僧道的数量,减少了不劳而食的寄生虫,也相应地增加农、工业的劳动力,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的,有利于社会的前进的,是为明朝前期的繁荣安定局面打了基础的,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他的缺点也很多。首先他原来是农民革命的领袖,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推翻蒙汉地主的联合统治,是反对地主阶级统治的。但是,由于旧社会的传统势力,由于接收、改编了大量的地主军队、地主军官,由于地主阶级的儒生的大量参加,由于不自觉地继承了元朝的统治机构,使他逐步变质,最后叛变了农民革命,攫取了农民革命胜利的果实,从反对地主阶级统治到自己成为地主阶级的头子,地主阶级利益的保护人,反过来镇压农民革命,这个严重的罪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替他开脱的。

其次,他的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惨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卓著勋劳的大将和文人,毫无理由地被野蛮杀害;锦衣卫和廷杖两桩敝政,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都是他开的头,立的制度。

第三,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须随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朱元璋却定下皇明祖训,替他一二百年后的子孙统治定下了许多办法,并且不许改变,这就束缚了、限制了此后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

第四,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

第五,他自己虽然不信神仙、报应,却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扬许多荒诞的神迹,欺骗、毒害人民,这科方法也是很恶劣的。

如上所说,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比较起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卓越的人物。

此外,他还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是从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比较突出的两次战役:一次是对陈友谅和张士诚的战争,他先打陈友谅,后打张士诚,从被动变成主动,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军事危机,各个击破;一次是北伐战争,先取鲁、豫,封锁关、陕,剪其枝叶,然后直取大都,不战而下。在军事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他在军事上的成功,也可以总结成几条经验,第一是他有比较严格的军事纪律;第二是有盛产粮食的根据地;第三是采用屯田政策,保证军食供应;第四是对敌人的调查研究,情报工作做得很好,知己知彼,所以能够百战百胜,能够巩固、扩大胜利。这也就是他的同时代的群雄都先后失败了,他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1964年2月1日重写,4月2日写完。


[1]谈迁《国榷》。

[2]《明史》卷三百《外戚传马公传》。

[3]《明太祖实录》卷一,《皇朝本纪》。

[4]《明史》卷一百十三《孝慈高皇后传》。

[5]《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七。

[6]《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七,徐祯卿《翦胜野闻》。

[7]《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七。

[8]刘辰《国初事迹》。

[9]《明史》卷一百十三《高皇后传》,《吴江县志》。

[10]《明史》卷一百三十七《桂彦良传》附《李希颜传》。

[11]《明史》卷一百二十一《公主传》:“含山公主,母高丽妃韩氏。”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一朝鲜:“初元主尝索女子于高丽,得周谊女,纳之宫中,后为我朝中使携归。时宫中美人有号高丽妃者。”

[12]《清华学报》10卷3期吴晗《明成祖生母考》。

[13]刘辰《国初事迹》。

[14]《大诰》《论官无作非为》四十三。

[15]皇甫录《近峰闻略》,王世贞《史乘考误》卷一,《明史》卷一百十六《诸王传》。

[16]徐祯卿《翦胜野闻》,王世贞《史乘考误》卷一,《明史》《诸王传》。

[17]《清华学报》10卷3期吴啥《明成祖生母考》。

[18]《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

[19]《明史》卷一百三十五《孔克仁传》。

[20]《明太祖实录》卷四十,黄佐《南雍志》卷一。

[21]《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一。

[22]《明史》卷一百十五《兴宗孝康皇帝传》。

[23]宋濂《洪武圣政记》《定大本》第二。

[24]《明史》卷一百十九《晋王木冈传》。

[25]《明史》《周王橚传》。

[26]以上并据《明史》《诸王传》。

[27]《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俸饷》。

[28]《明史》卷一百十六《诸王传序》。

[29]郑晓《今言》:“今宗室凡五万余。”陆楫《蒹葭堂杂著》:‘我太祖高皇帝二十四子,传至今百八十年矣。除以事削籍外,尚有十五府及列圣所封,亲支星布海内,共三十三府,今玉牒几十万口。”

[30]《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俸饷》。

[31]沈德符《野获编》卷四《废齐之横》《辽王贵烚罪恶》,《明史》卷一百十八《韩王松传》,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分封宗藩之制》。

[32]《野获编》卷四《宗室名》。

[33]《明史》卷二百五十一《何如宠传》。

[34]《野获编》卷四《郡王建白》《宗室通四民业》,《明史》卷一百十九《郑王传》,《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分封宗藩之制》。

[35]《明史》卷一百三十五《范常传》。

[36]黄瑜《双槐岁抄》。

[37]《明史》卷一百三十六《陶安传》。

[38]《明史》卷一百四十一《胡闰传》。

[39]《明史》卷一百三十五《宋思颜传》附《夏煜》传。

[40]《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

[41]《明史》卷一百三十五《郭景祥传》附《毛骐传》,一百三十六《陶安传》,一百三十七《安然传》。

[42]《明史》卷一百三十七《桂彦良传》。

[43]《明史》卷一百三十七《宋讷传》附《张美和传》。

[44]《明史》卷一百三十六《詹同传》。

[45]《明史》《曾鲁传》。

[46]《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一百三十六《乐韶风传》。

[47]《明史》卷一百三十七《刘三吾传》《桂彦良传》,卷一百三十《周祯传》附《李质传》。

[48]《明太祖文集》卷二十。

[49]《明史》卷一百十五《兴宗孝康皇帝传》。

[50]《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祖文义》条引《稗史汇编》。

[51]《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二。

[52]《明史》卷一百七十九。

[53]《明史》卷二百四十九。

[54]《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萧岐传》。

[55]《明通鉴前编》卷三。

[56]《明史》《宋濂传》,《桂彦良传》附《陈南宾传》,《赵俶传》附《钱宰传》。

[57]《明史》卷一百三十九《李仕鲁传》。

[58]《明史》卷九十八《艺文志》三《释家》。

[59]《纪录汇编》卷六。

[60]《明史》卷二百九十九《方伎传》《张中传》。

[61]《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卷九十八《艺文志》三《道家》。

[62]《明太祖文集》卷十五。

[63]《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

[64]《草木子·余录》,《庚申外史》。

[65]《明太祖文集》卷十三。

[66]《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

[67]《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

[68]《明太祖实录》卷四十。

[69]王文禄《龙兴慈记》。

[70]《明太祖实录》卷十二,卷九十一。

[71]《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

[72]《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73]《明太祖实录》卷二十。

[74]《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五、卷三十一、卷十四。

[75]《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五。

[76]《明太祖实录》卷十七、卷八十五,祝允明《野记》。

[77]《明太祖实录》卷十六。

[78]《明太祖实录》卷四十。

[79]《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三。

[80]《明太祖文集》卷十五《建言格式序》。

[81]《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五。

[82]《明史》卷一百二十九《宋濂传》。

[83]御制《周颠仙人传》,《纪梦》。

[84]姚福《青溪暇笔》。

[85]徐祯卿《翦胜野闻》。

[86]《明史》《太祖本纪》。

[87]《明史》卷一百十六《诸王传》。

[88]《明史》《太祖本纪》。

[89]陆容《菽园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