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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传》第十一章 意外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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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到台湾不久,蒋经国立刻在高雄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统筹协调1949年挤到岛上的许许多多情报人员及秘密警察活动。 [1] 除了经国之外,政治行动委员会高级成员还有彭孟缉、“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和“宪兵司令”。但是,这一年绝大部分时间,经国忙着陪父亲四处巡察旅行,只是略微参与,另委由三位幕僚主持委员会功能:一是小蒋的化身王昇,一是莫斯科留学回来的郑介民,一是戴笠(坠机)亡故后接掌军事情报系统的毛人凤。毛人凤与蒋夫人关系密切。 [2]

有些台湾人估计,1949年这一年,秘密警察逮捕约一万名台湾本省人侦讯,军事法庭判处许多人长期坐牢,还有一千多人遭到枪决。 [3] 《纽约时报》记者在现场目睹,形容其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凶残暴虐”。驻台北的美国官员对于特务暴力颇有恶评,美国国务院偶尔也批准通过外交管道,针对此一议题向台湾当局提出抗议。

1950年上半年,经国开始积极领导岛内安全事务。针对台湾本省人的压力显著放松。蒋氏父子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调集所有资源,以备应付解放军预期在初夏季节大举攻台。秘密警察因此开始贯彻全力,搜捕去年乘乱混进台湾的中共间谍。1950年上半年,治安机关就侦破三百起“共党间谍”案件,涉及三千多人。 [4]

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指出,毛泽东的情报单位一心渗透国民党军队军事单位,尤其以海军、空军为主要目标。国民党高级军官涉嫌是共产党潜伏分子而遭到枪决者有:“副参谋总长”及其妻子、兵役处处长、“国防部”次长、“陆军供应部”司令,以及第七十师师长。1950年5月一个月之内,号称四百个“共党匪谍”自首。其他机关扮演重要角色,不过逮捕行动大部分是经国指挥的政工人员杰作。这期间逮捕的“匪谍”约有一成半遭到枪决。

蒋经国成立了一个再教育学校关押其他犯人,这所“新生招待所”即他在赣南设立的新人学校的翻版。进来的人没有固定刑期,何时释放要看“思想改造有多快”而定。经国也经常到设在东部外海绿岛的这所学校视察,检查“学员”的生活环境、所受待遇。

许多留美回台的官员不喜欢安全单位大举抓人的举动。吴国桢私底下对美国人抱怨治安机关及政工人员过分积极抓人,他认为这些人本身需要被扫除。孙立人也告诉美国“大使馆”官员,问题出在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全部从大陆挤到台湾,必须争相表现,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出国一年多的蒋夫人在1月13日回台。美国右翼人士大声疾呼,猛烈抨击华府抛弃国民党当局。五角大楼强烈建议送补给及器材设备给被围困的台湾,可是杜鲁门总统公开重申美国不介入中国内战的政策。他表明美国不会提供军事援助或顾问意见给台湾的国民党部队。杜鲁门公开声明后不久,艾奇逊也公开形容美国在东亚的防卫半径不包括韩国和台湾在内。 [5]

毛泽东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商,两人对美方声明极感兴趣。这项中苏第一次高峰会议已历五十年,北京中方人士对感兴趣的西方人士强调,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一事无成,毛主席本人抱怨“除了吃饭、拉屎,我没事可干”就是证明。 [6] 毋庸讳言,中苏之间有点不平顺,但是针对中苏文件的最新研究,却显示两国领导人对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兴趣,把两人拉近。斯大林认为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结盟,是他全球战略的重要部分,其“重要性堪称和三强在战时合作相等”。毛泽东则相信他自己的根本目标以及中国的目标,需要展示“对斯大林的效忠,以及乐意遵守苏联要求……同时亦伺机展现出他的独立和老练”。在斯大林眼里,毛泽东的任务是“促进在越南及东南亚的革命斗争,威胁要进攻台湾,协助金日成进占韩国……因而促成美国兵力分散,在两个全球战场上面临作战”。 [7]

目前找不到任何官方记录记载毛、斯讨论到金日成计划南进,但是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提到,毛泽东同意金日成南进,也表示他认为美国不会干预。 [8] 毛泽东过世之后,有些中国作者指出,毛主席曾经审慎促请朝鲜考量美国会介入的因素,但是认为金日成心意已决,非攻打韩国不可。毛泽东很可能记得他在争东北时得到朝鲜援助,遂向斯大林建议,他们“应该协助”。毛泽东人还在莫斯科,已应金日成之请,下令把一万四千名朝鲜裔的解放军移交给朝鲜陆军。

就军事方面而言,夺占韩国似乎没有比进攻台湾来得艰险。韩国只有十万兵员,仅有六万五千人的装备,既无坦克,也几乎没有飞机。毛泽东可能推而认定,如果金日成先有所动作,占领韩国可以彻底摧毁台湾残存的士气,很可能解放军就不必挥兵进攻台湾。为了加速准备针对韩国、台湾用兵,苏联军火开始大量通过东北铁路线涌进中国,沿着跨西伯利亚铁路进入朝鲜。接下来数年内,苏联供应中国将近两千架崭新军机(包括最现代化的米格–15型战斗机)以及飞行员、教官、零组件。

台湾方面,国民党在情势诡谲之下也试图进行改造。陈立夫和哥哥陈果夫长期掌控国民党机器。当时他认为陈诚和蒋经国两人向老先生进言中伤他,遂决定辞职,不久就远走他乡,到了美国新泽西州,以私蓄的四千美元,加上向孔祥熙借的一笔钱,和朋友买下一家养鸡场经营。然而,不少旧部留在职位上,光是“立法院”、“国民大会”里就有两千多人。此外,新的骨干也进驻到位——这些中年的党、军、情治官员,包括军中政工,其人生观、统治观和那些自从1928年即主导国民党的近视世代,并无殊异。

1950年3月,蒋介石复行视事,提名低调、廉洁的陈诚出任“行政院长”,并拔擢若干有留美背景的官员,如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叶公超为“外交部长”(叶公超是美国艾默赫斯特学院、英国剑桥大学毕业)。蒋夫人坚决支持所有这些留美归来的学生。另一位受提拔的“中央信托局局长”尹仲容则是上海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毕业生,他在这个混乱之世完成一项几近奇迹的成就——稳定住新台币的发行币值。

蒋介石正式任命蒋经国为更名后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新官上任,依据苏联方式,规划政工干部制度彻底改造,例如,在军中设立新的监察制度,强化反情报活动,在军中恢复国民党党团活动等。同时,这一年在军中又掀起新的一波逮捕涉嫌共产党分子的行动,与李宗仁有亲密关系的将领也被禁锢。

高级将领当中,孙立人对政工人员越来越活跃且独立作业不受节制颇有怨言,不断向美方人员表达其不满之意。中央情报局在3月20日呈一份报告给杜鲁门总统,引述报道称孙立人打算兵变。如果中央情报局听到这种风声,蒋经国一定也听得到。这位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虽然将星熠熠发亮,但针对他及其亲信部属的监视活动已经加强。

2月某日,已经晋升为上校的夏功权到高雄参观孙立人的训练中心;回到台北后,夏在一次早餐汇报里向蒋氏父子报告,训练中心办得很好,比他过去在大陆所见过的好得太多。老先生吃完早饭,就说:“我们到孙立人的训练中心瞧瞧!”

孙立人只有一个小时准备迎接领袖带着夫人、经国等一行人前来视察,在机场迎接的仪队只是一名号兵。蒋介石一行视察中心的训练活动,经国印象极佳,蒋夫人更是高兴。同一天稍后,蒋介石在“海军司令部”校阅场登上讲台,许多海军将领簇拥在侧,但是蒋先生招呼孙立人,“孙将军,你站到我右边来”。大家都晓得下一任“陆军总司令”非孙立人莫属。果然,不到一个月,蒋介石明令发表孙立人出任“陆军总司令”。孙的成就之一就是征集、训练了一批新兵,这三万五千名自愿兵绝大多数是台湾本省青年。

忠心耿耿追随蒋先生的周至柔出任“参谋总长”,成为孙立人的上司。但是除了周至柔之外,蒋介石底下其他五个高级职位,包括身兼“陆军总司令”及全岛防卫司令的孙立人,全都由美国人及美国政府尊重的人士出任。五人当中的四个人,曾在美国读书,得到学位,能说流利英语;三个人年纪才四十出头。这是一支颇有吸引力的团队,美国很难骤予放弃的团队!

蒋介石暂时引退以来的种种策略,使他争取到一年的时间,让台湾做好迎战的准备。国民党拥有的部队成长至六十七万士卒之众,其中三十七万七千人已经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国民党军队拥有两百五十至三百部轻装坦克车,由纬国担任指挥官,另有两百七十架第一流的作战飞机。这时候,蒋介石已经放弃海南岛和舟山群岛(不过,经国曾力主保存舟山)。蒋介石计划,除了两个重要外岛基地之外,把力量集中在台湾。

这两个重要据点,一是厦门港外的金门,一是扼福州港咽喉的马祖。如果国民党军队能守住这堆花岗岩岛群,就可以成为蒋介石势力不仅局限台湾、澎湖一隅之地的象征。它们在战略上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可以侦测、设法化解解放军跨海来袭。经国时常到金、马视察,也向父亲报告,它们的确固若金汤。蒋先生下令撤出舟山时,下令把军事资源投注在金门、马祖,他还命令坚守大陈等一群小岛,作为突击队袭扰大陆的基地。

但是,当夏天的脚步一近,所有这些小外岛的命运似乎都无关宏旨。5月间,美国中央情报局重申它的评估报告,认为中共可能在年底以前夺取台湾。中央情报局估计,解放军三野的三十七万大军已部署在沿海阵地,林彪的四野至少还有四十五万之众可以支援攻台作战。解放军已经征集大约五千艘民船和拖船,作为攻台之用。蒋经国为了万全之准备,与菲律宾方面安排妥当蒋先生必要时前往避难的计划。 [9] 孙立人预期解放军会在台风季节来临之前攻台,下令部属昼夜赶工,沿着台湾西海岸,挖掘枪炮阵地及坦克陷阱。

金日成自1950年3月30日至4月25日在莫斯科访问。他告诉斯大林,只要三天工夫,他就可以成攻进攻、占领韩国。斯大林原则同意金日成南进用兵计划,但是又说西方的局势发展占了苏联的注意力。他促请金日成和毛泽东商量,因为毛“对东方事务颇为了解”。斯大林也告诉金日成,假如美国干预,苏联不能加入战局。换言之,朝鲜不再属于苏联势力范围。根据中苏新伙伴关系,它是中国的责任。金日成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表达了若干保留意见,但是最后还是预祝朝鲜成功。

同一时期,麦克阿瑟将军和国防部长约翰逊继续在幕后运作,希望能扭转杜鲁门总统的对台政策。 [10] 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突然把他的攻击重点转到中国问题上面,使得事态愈加复杂。2月间,他透露他掌握住国务院里潜伏的共产党间谍之名单。许多共和党国会议员,嗅到政治血腥,集合起来声援麦卡锡。但是多数的共和党人,以及民主党人、美国一般大众,依然对美国为了台湾而与共产中国实际交战的主意颇为踌躇。白宫继续不理会台湾,认定它已经丢定了。

台湾大难罩顶之际,美国政府内部因这个议题的斗争却升温。包括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在内,华府越来越多官员心仪凯南(George Kennan)的一项见解——推出一位自由派领导人取代蒋介石,寻求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当时最常被人提到的可以取代蒋介石的人选,是1938至1942年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之博士。可是这个策略有个关键缺陷——蒋介石不会默默交出权柄。推动易人之想的人士只得又回到原点——拥立孙立人。

一年之前,麦克阿瑟建议孙立人承担起台湾的政治领导人大任,孙立人拒绝了他。但是,即使孙立人现在肯干,对台湾局势有深入了解的人士(麦克阿瑟绝对不是其中之一)也不认为孙立人有力量发动政变。要发动政变,他必须先扫除一百多位赤忱效忠蒋介石的高级将领(蒋经国也在其中)。蒋经国布建的监察系统好到任何人都不认为政变阴谋可以成功。何况,孙立人在台湾南部的三个师精锐部队是青年军,他们对蒋经国的忠心,不会亚于对孙立人的忠心。陈诚已经把孙立人属下的其他精锐部队(五十二军)移防到澎湖,他们也不可能参与任何政变活动。还有另一项反制政变阴谋的动作——陈诚部署在高雄和台北之间的部队,并不是由孙立人指挥。 [11]

解放军进攻台湾迫在眉睫之际,孙立人似乎改变原先的主意。1950年4月,美国驻台北的军事武官报告,某位高层官员(应该指的是孙立人)告诉他,在蒋介石领导下前途无望,需要采取“激烈措施”。腊斯克和保罗·尼采(Paul Nitze)都看到了这封电报。尼采当时取代凯南,出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局局长。尼采自己有一套构想,要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策动政变。5月30日,尼采、腊斯克和其他高级官员起草一项计划,要告知蒋介石:避免中共武力占领台湾的唯一办法,是蒋提出要求,让联合国托管台湾,然后蒋离开台湾,把政权交给孙立人。 [12]

腊斯克推荐进国务院担任顾问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是负责传递口信给蒋介石的人选。他通知蒋先生,要美国军事保护台湾,条件是蒋先生辞职下台。杜勒斯是个强烈的保守派,私底下基本上赞同“台湾独立”的方案。他曾在信中对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参议员表示:“采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理论,因而台湾人必须接受红色政权与国民党军队决战战场的残酷命运,可谓相当可耻。”腊斯克和杜勒斯都不了解,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极力抗拒中国永久分裂的力道有多强。

腊斯克1990年接受台北《中国时报》副总编辑杜念中的访问时,证实他在1950年6月接到孙立人派人亲送的密函,信中孙立人本人提议领导政变,推翻蒋介石。 [13] 孙立人要求美国支持或默许。腊斯克生怕消息若传回台北,蒋介石会杀孙立人,立刻把密函烧了,并直接向国务卿艾奇逊报告。艾奇逊答应他,会向杜鲁门总统报告。

美国“驻台北代办”在评估台湾局势的电文中强调,蒋介石晓得华府苦思各种方案,但是他绝对不会自动把政权交给孙立人。美国军事情报报告说,解放军部队在台海对岸大量集结,解放军的米格战斗机首度出现在空中。美国国务院促请美侨离开台湾。然而,所有的情报机关都不晓得,毛泽东已下令把攻打台湾的计划推迟到1951年夏天。根据一项记载,北京的中央军委认为人民解放军部署到东南沿海的时间,远比预定时间要久,因此部队无法在台风季节之前准备就绪。但是,最重要的考量可能是中共已晓得金日成有用兵计划。毛泽东不晓得朝鲜动兵的确切日期,但是知道朝鲜半岛即将爆发战事。他下令推迟攻台军事行动,可能是盼望韩国被攻陷可以使得他不战而取得台湾。

6月23日,腊斯克和定居纽约的胡适晤谈,他们的谈话主题肯定是,如果蒋介石下台,胡适是否可以出山。胡适显然拒绝了,现在,要除掉蒋介石唯一的办法,只好采取支持孙立人发动政变一途。但是就在腊斯克和胡适晤谈的同一天,艾奇逊召开记者会,宣布美国政策不变——美国不会干预台湾问题。艾奇逊的公开谈话反映出杜鲁门的立场不变,他不肯采纳腊斯克、尼采、杜勒斯的方案,不接受孙立人发动政变的秘密计划。麦克阿瑟最近重提以军事物资援助台湾之议,也不为总统采纳。

杜鲁门了解,在台湾政变若是失败会造成大乱,国民党军队士气原本已低迷,势必更受打击,还可能鼓励毛泽东发动攻台行动。批评者会责怪美国政府,声称就是杜鲁门和艾奇逊阴谋倒蒋,才直接导致台湾失陷,落入中共之手。孙立人本人为什么在6月认为他的政变可以成功,则是一个谜。 [14]

蒋经国虽然晓得必须盯紧孙立人,我们不清楚他手下特务是否知道孙立人6月密函给腊斯克这件事。他们可能知情。他们即使知情,蒋氏父子决定不在6月底抓孙立人,让他继续担任要职。没有必要逮捕美方钟爱的这位国民党军将领而激恼美国人嘛!世界局势已经变了!美国又回到台湾当局这一边。

1950年6月25日,蒋经国的部属一大早就吵醒他,呈上台湾当局驻汉城“大使馆”传回来的报告。凌晨4点钟,朝鲜开始炮轰三十八度线以南的瓮津(Ongjin)地区,说不定这又是一次边境事件。经国穿好衣服,赶到他在“总统府”里的办公室。大约上午6点钟,朝鲜步兵及装甲车(半数曾在中国受训)越过边境,并于东海岸进行两栖作战登陆抢滩,应该叫醒父亲,向他报告了!果然如蒋介石钟爱的书本所预测,荒漠出现甘泉,这条潺潺小溪不久即蔚然汇成洪流。

杜鲁门总统翌晨在布莱尔宾馆召集艾奇逊、腊斯克和联合参谋首长开会。金日成的推想、毛泽东的盼望统统落空,美方没有把这件事看作朝鲜内部事情。美国人看到的是,在美国扶持下成立的一个弱国,突然受到共产大国撑腰的武装侵犯。中苏最近缔盟,立刻浮上每个人脑际。朝鲜的行动看来是共产主义在亚洲发动总攻势的一部分。

杜鲁门下令以军事行动援助韩国,并训令第七舰队派出兵力进入台湾海峡。自由派与温和派因为台湾问题,早已遭受极大政治压力,其实要他们抛弃台湾,他们私下亦颇有罪恶感。甚且,要争取共和党及一般民众支持政府保卫朝鲜的政策,也必须一改对台政策,试图消除对亚洲政策的激烈分立。次日,杜鲁门下达命令给第七舰队,凡对台湾有任何攻击行动,立予反击;他也呼吁台北当局停止针对大陆进行的海、空行动,更宣布“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恢复安全,与日本订定和约,或由联合国考量”。

蒋介石在夫人及经国陪侍下,于星期天一大早就在台北召开一连串决策会议。与会人士批准由“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声明,宣称台湾接受美方要求,停止针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但是声明亦再度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杜鲁门的谈话“并不影响中国对台湾的管辖”。叶公超也提议,蒋介石提出派国民党军队参加韩战的方案。蒋介石和其他人起先反对国民党军队参战,叶公超担保美方一定也不肯接受之后,他们才同意,果然美方也不接受国民党军队介入韩战之议。 [15]

假设金日成不先攻韩国,换上毛泽东在6月25日进攻台湾,美国很可能就不会出兵干预。可是朝鲜先动手,朝鲜战争让蒋介石在台湾岌岌可危的政府得到新生命。 [16] 美国在朝鲜及台湾海峡迅捷、有力地做出反应,令毛泽东大为震惊。不过,他把这项危机视为在亚洲掀起反美革命热浪的大好机会。这项冲突也排除了人民解放军计划攻台所牵涉的高度风险。

杜鲁门和艾奇逊希望在对蒋提供承诺时有所限制,以避免中国共产党介入朝鲜战争,或在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然而,麦克阿瑟从头就坚持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利用台湾这个战略资产保护及发挥美国的力量。麦克阿瑟未经国务院同意,就在7月1日飞抵台北,和蒋介石会面。麦克阿瑟答应台湾可以得到它需要的所有军事设备和补给供应,他的幕僚也立刻在台北成立联络办事处。 [17] 美军顾问团和大批军需武器要到次年才出现,但是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已使台湾没有实质危险。

9月初,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代办”抱怨,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高级官员与麦帅派在台北的幕僚来往,公然不理会他这位“政府正式代表”。蒋经国派了几位亲信(包括楚崧秋在内)前往麦克阿瑟东京总部担任联络官,他们每天可以接触到对战事的情报报告,以及对中国大陆动态的情报分析。 [18] 美国“代办”离开台北,一向强烈支持国民党当局的职业外交官蓝钦(Karl Rankin)出任“大使”。此后,美国“大使馆”的报告再也没有抱怨麦克阿瑟或是台湾的秘密警察活动之类的内容。蓝钦在阳明山的官邸前那道竹林墙也拆了。

虽然美国对台湾未来前途的官方政策仍不明朗,蒋氏父子觉得他们地位已够坚强,可以完成自1949年即规划的党的改造工作。距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蒋介石裁撤成员两百八十六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十六名同志(包括蒋经国与陈诚)成立改造委员会。中央改造委员会不仅负责国民党的组织变革,还将担任党的执行机构。

改造工作有一项重要任务——清理党籍(译按:办理党员重新登记) 。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干部(许多与蒋经国有关系)接掌中央党部工作。蒋经国采取一项变革措施:新进党员限大学毕业以上!现在,党内不再有争斗和派系,党员、干部必须互相攀附、竞争。此后,提名谁出任中央委员,必须得到总裁蒋介石的批准。其结果就是对国民党的组织与运作,有了比大陆时期更紧密的控制。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代办”在呈送华府的最后电文里说,国民党改造的主要效应,就是赋予蒋介石的长子“掌握党、政、军、警大权”。

国民党新的政治纲领在1950年9月1日正式颁布,对政治权利并不重视。蒋经国、他的父亲,乃至整个国民党领导阶层都晓得,全面开放自由、民主选举会产生一个台湾本省人的、非国民党的,可能还倾向独立的政府。一党式的地方选举,但是允许无党无派人士参选,就是对主张民主政治者的唯一让步。这是为了让台湾本省人参与新体制、使美国人不吵的最低限度让步。

新纲领也反映出在国民党老一代和蒋经国这一世代之中,其经济思想依然具有社会主义色彩——至少在国家集中制上面是如此。国民党宣称鼓励家庭农作、私人企业,也预备把许多工厂民营化。可是它也把许多接收自日本人的主要工业,如钢铁、工矿、石油、电力、造船、糖、肥料等,由省政府移转给“中央政府”。省政府保留对烟酒和林业的所有权及经营权。

尽管北京涌现敌视、谩骂言辞,中美部队并没有爆发军事冲突或小摩擦。1950年8月及9月初,朝鲜继续节节进逼被打得抬不起头的韩国部队,以及第一批赶到朝鲜半岛支援的美军部队。这时候,麦克阿瑟采取了他戎马一生最后一次精彩的战术表演——9月15日,联合国部队(绝大多数是美军)在汉城南侧的仁川登陆。朝鲜部队战线拉得太长,又被切断供应补给,大败溃散。朝鲜溃败后撤之际,斯大林致电毛泽东,问起中国能否派兵援助朝鲜。周恩来兼程赶到莫斯科会商。斯大林提出中苏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之后第一次具体执行分工的方案:中国提供人力援助朝鲜,苏联供应弹药、飞机、大炮、坦克及其他装备。

斯大林认为,鉴于美国在核子领域方面独占优势,不惜任何代价,必须避免与美国爆发核子大战。但是,他估计,苏联以大量物资援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甚至有限度地运用苏联飞机(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或朝鲜人民军的徽记),是值得一试的赌博。朝鲜战争拖延着打,让美国人分心,苏联就可以在欧洲争取利益。当然,若能让美国结结实实吃败仗,就有更深远的影响。同时,斯大林为了把美苏人员直接冲突的机会降到最低程度,下令所有的苏联顾问撤离朝鲜。当周恩来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斯大林已经可以心满意足抽着烟斗。美中对打,中国依赖苏联,天下大势定矣!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朝鲜战争,台北可以从美国得到重大利益,以及长期保护伞对抗强敌。不过,毛泽东也没有因为美国升高军事干预而惊惶。中国与“美帝”的恶斗既然不可避免,最好就在朝鲜开打。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美军登陆仁川之前,其实就已决定投入战局。美国人则不相信毛泽东会不惜付出重大代价、冒着重大风险,大举进兵朝鲜战场。11月24日,麦克阿瑟还对美军说,大家可以回家过圣诞节。三天之后,中共三十万“志愿军”在彭德怀率领下,攻击美国陆军及陆战队的前锋部队。

美国这下子陷入重大危机意识。此后两年半的时间,好几万名美军因与中国人民志愿军鏖战而捐躯。提供军援给在台湾的“反共盟友”,成为美国的高度优先工作。中央情报局与蒋经国的情报机关及特种作战部队配合,经费可以说是不虞匮乏。美国在此后二十多年,承认福建外海台湾岛上的威权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这个政府是美国在远东的重要盟友,地位仅次于日本和韩国。

注释:

[1] 钱复1995年8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

[2] 1950年及1960年代驻在台湾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自1995年至1998年间陆续接受本书作者访谈。原书注2。

[3] 乔治(George Kerr)《被出卖的台湾》(Formosa Betrayed ),1976年版,第368页。原书注3。

[4] 1996年5月25日,王昇在台北接受作者访问时表示,1949年至1951年间侦破的共产党间谍超过两千七百人。原书注5。

[5] 见1950年1月16日,美国《国务院快讯》(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 )第79页。原书注14。

[6] 见沙兹柏里(Harrison E. Salisbury)《俄、中之战》(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1969年版,第97页。原书注15。

[7] 见冈察洛夫、刘易士、薛理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韩战》,第76—129页。原书注16。

[8] 见陶伯特(Strobe Talbott)译《赫鲁晓夫回忆录》(Khrushchev Remembers )第368—369页。俄文原文则见冈察洛夫等著《不确定的伙伴》,见注[7]所引第325页。原书注18。(译按:陶伯特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少时拿罗德奖学金在英国念书时的同学,进入新闻界工作,后被克林顿总统延揽到国务院担任国务次卿、副国务卿。)

[9] 见康明思(Bruce Cumings)《朝鲜战争的起源》(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1页引述美国军事情报文件所称。原书注34。

[10] 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分裂之家:美国、国务院及中国》(A House Divided :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China ),收在孔华润(Warren I. Cohen)和入江昭(Akira Iriye)主编的《东亚列强,1953至1960年》(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1953-1960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331页。原书注36。

[11] 王楚英(音译,Wang Ch’u-ying)1996年6月15日在南京接受本书作者访问时所说。王楚英当年在台湾五十二军服务。原书注38。

[12] 见康明思,前揭书,第535、537页。原书注39、40。

[13] 杜念中1990年访问腊斯克(月份、日期不详),载于1990年9月1日至7日台北《中国时报周刊》第8—11页。访问之后,腊斯克才赫然惊悉孙立人依然健在,幽居在台湾,会因为他透露内情而难堪。本书作者1996年5月在台北与杜念中交谈,承他见告。原书注43。

[14] 见杜念中报道,第11页。腊斯克说,孙立人没有提议政变“计划”,只是谈到政变的“构想”。原书注48。

[15] 腊斯克在他的回忆录《我见我闻》(As I Saw It )中告诉巴普(Daniel S. Papp),“某位非常高级的(台北)官员”告诉他这则故事,几乎可以确定此人就是叶公超。蒋介石出兵之议附有条件,就是美方要以现代化武器完全装备好国民党军三万三千名军人,并提供两年的训练。见《我见我闻》第175—176页。原书注51。

[16] 有一项因素可能是中共部队发生疫病,无力攻台。见史景迁《探索近代中国》,第526页。原书注52。

[17] 夏功权1996年5月22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夏功权曾出席这次会谈。原书注55。

[18] 楚崧秋1996年6月6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原书注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