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高雄事件之后弹压激进的反对派，显示出他绝不宽容街头暴力。现在，他要展现另一新貌。他对国民党的选务部门交代，即将举办的选举务必民主、干净。他说，国民党“进行改革，不是为了赢得选举，而是在改革的道路上举办选举”。
反对阵营的激进派领袖大部分关在牢里，无法参与竞选；可是，他们的家属和辩护律师却披挂上阵，成为候选人。同时，温和派的反对人士也继续以他们的方式奋斗。《八十年代》被禁，康宁祥并不气馁，又申请发行《亚洲人》杂志。“行政院新闻局”和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准予发行。《八十年代》总编辑江春男，出任新刊物总编辑。他希望借由《亚洲人》“投射出西方民主国家忠诚的反对党的形象……由于传统中国文化，把批评视同叛乱，这项任务很艰巨，不易成功。但是如果我们失败了，台湾人温和的反对就会死亡，取而代之的将是乐于诉诸暴力的激进派”。
江春男的话听在改革派（不论是青年学人或是蒋经国麾下的自由派大将）耳里，不啻是悦耳的音乐。可是，“警备总部”不久就找到理由查禁《亚洲人》。康宁祥、江春男又申请办《暖流》，军方不久又把它查禁。黄信介的弟弟（译按：黄天福） 也申请办一份“反政府”的刊物《钟鼓楼》（Political Monitor ），同样难逃“警备总部”查禁、停刊的命运。
1980年12月的选举活动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党外人士在避开诸如主张“台独”、直接抨击蒋家最具挑衅性质的题目之外，几乎是畅所欲言，百无禁忌。当局方面的回报是，阻止右翼团体及老兵组织扰乱党外候选人的集会和竞选活动。选举结果可说是蒋经国和他的改革同盟大胜。“立法院”七十名增额“立委”选举，反对派人士只当选七席，康宁祥是其中之一。
蒋经国与其他聪明政客在选举年的做法无殊，借由立法议程争取民众支持执政党，尤其重视争取劳工和中产阶级的向心力。从1979年开始，当局提案，经由“立法院”通过范围相当广泛的自由派经济、社会法令。譬如，增加新的民众福利、修订公司法、成立特别法庭处理劳资纠纷等。最低工资由每月六十七美元调升为八十四美元，劳工得享有从业单位年营利盈余的若干百分比作为红利，公司发行新股应提拨百分之十至十五由员工认购。其他的法案还有设置劳工购屋贷款专案，大幅增建民众住宅，提高对贫户的福利赈济等。最有意思的是一项中国历史上、思想上前所未有的立法——颁布实施“国家赔偿法”——民众个人权益、自由，若因可归咎于公务员或代表政府执行业务之公司的伤害，可以诉请“国家”赔偿损失。
里根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由于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在竞选期间承诺要和台北当局重新建立“官方关系”，他的胜选可以视为台湾的重大胜利。但是蒋经国明白华府的对华政策受战略事实的影响，美国的舆论反复无常。他并不期待里根会有大幅更张。里根是他必须打交道的第七个美国总统。他其实也了解，如果里根与台北恢复“官方关系”，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都会爆发重大危机，后果难料。台北必须又全面依赖美国，而最欢迎此一结果的恐怕非“台独”运动莫属。
美国与台湾当局恢复“官方关系”的任何动作，也会使得业已在1980年初恢复的美国对台军售益加复杂。卡特政府在1983年已核准将近三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卖给台北舰载防空导弹、一千枚陶式反坦克导弹及发射器等“防卫性”武器。可是，台湾当局采购计划的争取重点是先进的美制喷气式战斗机。如果要达成此一目标，就必须悄悄进行交涉，而且必须在美中关系合理平稳的脉络中进行；这一点也是美国驻台北“非官方”代表葛乐士在和台湾当局官员谈话时一再强调的观点。
台北对于自己想买哪一种先进或FX型军机，压到美国大选结束才做出决定。里根大胜之后，“外交部次长”钱复强烈建议台北当局节制，不要对华府新政府有太多要求。 [1] 《远东经济评论》周刊请教蒋经国，他对里根政府有什么期望。蒋经国并没有提到里根在竞选期间声称要与台北当局恢复“官方关系”这件事，只答说：“我们期待《与台湾关系法》受到忠实履行。”
的确，台湾与美国“断交”瞬即两年，台湾的孤立感已逐渐消散。蒋经国继续其强劲、日益弹性的政策，加强与外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关系，必要时亦不惜接受所谓非官方或非外交关系的安排。这些关系数量上大增，在性质上亦开始加深、增广。
台湾的商业前景看好。台北企业界人士越来越乐观，认为中国大陆市场颇有可能开发成台湾机械工具、消费者产品的天然市场。有些人更预见到台湾制造的零配件和材料将会流入大陆刚出现的“经济特区”。香港《大公报》宣称大陆拥有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适合与台湾经济互补互利。中国政府对外经贸部宣布，台湾产品可免关税。两岸通过香港进行的贸易金额虽小，但已在成长中。
同时，台北当局在经国许可下，首度发出讯息，准许甚至希望可以与大陆有某种民间的接触往来。《联合报》报道，台湾的农业计划发展协会理事长宣布，如果中共想要农业“台湾化”，该会乐意提供臂助，“以改善我们同胞的生活水准”。《联合报》还有一篇文章，引述一位台湾学界人士的话称，在海外与大陆出来的人接触，可以有助于开启他们的心智。同样在这一年，台北当局又大幅放宽规定，准许老百姓自由申请“护照”。头十个月就有十五万人申请护照，许多人前往香港，再转入大陆老家探望。“三不政策”中的“两不”，迅速受到侵蚀。这项政策上的宁静革命，反映出蒋经国的信念。
1980年两岸间接贸易金额大约三亿美元。在福建省福州、厦门港口码头上，外国观察家经常可以看到堆着台湾制电视机和其他家用电器品的纸箱。“警备总部”一再警告民众，这种交易行为违法，可是把这些物品直接运送到大陆港口的台湾渔民，根本不予理会。 [2] 康宁祥公开指责“三不”成了“僵硬的政策”，“违背台湾人民的利益”。他宣称：“台湾最终的生存，要依赖大陆的善意。” [3]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80年就把台湾取消会籍，台湾并不担心。台湾外汇存底七十亿美元，外债则大约仅只三十五亿美元；工业研发费用增加约百分之五十八。台湾地区与东南亚、西欧，甚至东方集团之间的贸易亦蒸蒸日上。外国银行纷纷在台北开设分行。台湾的资本家首次在海外大幅投资。由于伊朗与美国冲突，引爆全球第二次石油危机，台湾进口石油成本翻升一倍，可是当局应变有方，立刻提高汽油价格，加速发展核能发电计划。经济繁荣有助于把阶级界限、族群分立（本省、外省之分）消弭。所有阶级的家庭都设法借由同一策略——工作勤奋、受教育、储蓄来攀升社会阶梯。
台北市长李登辉定期出席“行政院”院会。他担任高级官员已近十年，虽然算不上蒋经国的圈内核心干部，他刻意利用每周两三次见到蒋经国的机会，请益市政问题。李登辉得到蒋经国的指点，受惠良多，也借请益的机会让蒋经国注意到他用功任事。有一次，台北市几个学生因市政府过失淹死，蒋经国召见李登辉，强调需要展现痛悔及同情，李登辉立刻赶到死者家去拜访、致哀。
李登辉在美国念过书，通晓英文，学人从政，身材高大，温和有礼，基督徒，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是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 [4] 此外，他个人也和几位反对派领袖友好。 [5] 蒋彦士继续提携这位台湾籍后进，认为他是国民党未来的栋梁。 [6] 蒋彦士、王昇等人已经开始认真思考继承问题。七十二岁的蒋经国腿脚一直疼痛不已，晚上难以成眠，经常要服用镇静剂。
谈到下一世代领导人，不由得就要提到蒋经国身边一群年轻、留美回台的才俊。1978年台北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刊登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马英九一篇文章，马英九当时在波士顿一家著名法律事务所担任律师。马英九这篇文章探讨共产主义为什么必然失败，经国读了大有所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还是少有的奇异想法，但是蒋经国早已信服此一观念。马英九也在台北报章上发表若干文章，探讨台湾如何应付与美国“断交”的局势。1981年9月，蒋经国约见马英九，三个月之后，马英九被延揽出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
1981年11月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也相当平顺，没有传出暴力、做票或骚扰反对派候选人的情事，有些党外领袖对投开票作业的公正表示满意。各地议会七百九十九席，国民党赢得百分之七十七席次，党外推荐三十一名候选人，也当选了十九位。全省十九个县市长，党外当选四席。选举之后，“行政院长”孙运璇大幅更动内阁人事，新阁员平均年龄比旧阁员年轻了九岁。观察家认为新人反映出国民党改革派势力抬头。
台籍人士蹿出来亦是一个明显迹象。陈守山成为第一个台湾本省籍的“警备总司令”——由于陈守山是个“半山”，又受王昇提携，其实此一任命案的划时代意义没有那么大。前任“警备总司令”汪敬煦调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汪敬煦与王昇关系亦十分亲近。
1981年，邓小平加紧向蒋经国示好。北京先停止了纪念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例行活动；7月间，新上任的中国共产党主席胡耀邦邀请蒋经国等国民党官员回老家瞧瞧。这还只是起头而已，9月间，中国大陆发动全面和平攻势，发表中国统一的九条原则，包括台湾可以维持自己的军队，充分自治，不干涉台湾内部事务，甚至可与台湾领导人一起来领导、治理中国本土。北京各种声明开始强调，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共同的历史传承。中共中央还下达指令给溪口的党委，要他们修缮丰镐房，以及蒋经国母亲、祖母的坟墓。中国大陆也表示愿以优惠价格卖给台湾石油、煤和药物。
邓小平还就他的“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对它们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权。北京单独代表中国在国际舞台出现，可是台湾和香港将享有“相当的外交权处理一些涉外事务”。为了进一步改善气氛，人民解放军还从台海对岸的福建撤走相当数量的部队。
文字上，台北的“三不”政策还继续存在，但是亲国民党的报纸开始出现文章，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大陆非常不可能武力犯台；和平、渐进与大陆统一是正确的道路，可以先从通邮、旅游和间接贸易做起。美国布朗大学教授高英茂是个台籍学者，发表一篇类似的文章，被蒋经国约见，听取他进一步阐明观点。在此后数年里蒋、高几度晤谈，蒋经国只问问题，高英茂只好一路说个不停。不过，蒋经国很显然同意高英茂的分析。 [7]
里根政府一上台，戈德华特、赫尔姆斯（Jesse Helms）等参议员即要求政府批准出售先进战斗机给台湾。行政部门内部为此意见分歧，争论不休。白宫高级幕僚，包括国家安全顾问艾伦（Richard Allen）在内，支持美国对华开放，但是也愿意强化美国对台关系的性质，不惜冒触犯北京的风险。里根竞选期间发表与台北当局恢复“官方关系”的声明，就是艾伦所起草的。可是，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Haig）跟他的两位前任一样，把巩固对北京的战略关系视为最高优先。起先黑格占上风，白宫原本有意邀台北当局派高级代表出席里根总统就职典礼，经黑格力陈，打消邀请。北京在公开场合、私下场合都一再警告，出售FX或其他先进战斗机给台湾，将使中、美之间刚萌芽的战略关系终止。
1981年稍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研究的结论是，台湾的防务还不需要这类先进的战机。葛乐士本身赞成出售FX战斗机给台湾，继续劝台湾官员要有耐心。国民党领导阶层内部也就台湾要多坚强、多公开来推动争取FX战斗机而产生激辩。夏天时，里根通过一个“非美国人管道”传递私人讯息给蒋经国，向他担保台湾可以得到“某种蒋经国可以接受的先进飞机”。黑格并不晓得有这个讯息，这似乎是由艾伦出的主意。 [8] 这个“管道”就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他在6月间访问华府，与里根总统促膝密谈，不久即前往台北与蒋经国有一番内容秘而不宣的谈话。 [9] 李光耀是美国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三角关系幕后交涉穿针引线的重要人物。接到这个讯息后不久，“行政院新闻局”7月15日发表蒋经国“一份非常权威、重要的政策声明”，称誉里根是“有原则、坚强反共的人”，因此台湾在对美关系上应该有耐心，“以最大的耐心与坚毅，一步步地推进”。 [10]
10月间，里根在墨西哥坎昆市（Cancun）南北高峰会议见到中国总理赵紫阳。赵紫阳重申中国坚决反对对台军售，强调承认北京对台湾享有主权的原则，才是确保台湾安全、维持现状的最佳办法。接下来，北京逼促华府定出明确日期，终止华府对台一切军售。北京又升高警告宣称，如果美国销售FX战斗机给台湾，将降低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级别。
此后一年，黑格得以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他劝服里根总统，基于美国重大战略利益，华府必须尽早解决卡特政府遗留下来的军售问题。黑格给里根呈了一份备忘录，声称由于卡特在处理军售问题时显有不当，以致美中重要战略关系岌岌可危。华府终于宣布，不会批准出售FX型战斗机给台湾，但是将会批准在台湾生产没那么先进的F-5E战斗机。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Hummel）开始与中方交涉对台军售问题的新谅解。
邓小平当家做主的新纪元在中国大陆迅速揭幕之际，蒋经国也更注意如何把台湾的改革经验推展到中国大陆。至少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蒋经国就相信，长期而言，台湾要盼望永续生存，就得作为成功的政治、经济模范。现在，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在大陆如火如荼地展开，蒋经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台湾政治进展也会在大陆鼓舞起同样的动能。他从过去的经验晓得，一旦政治改革的进程开始，就很难倒转。关键在于如何创造一个进程，不仅要维持台湾的安定，还要能推广到整个大陆。 [11] 宋楚瑜、马英九和其他受蒋经国提携的从政学人开始公开表示，台湾模式事实上可以在大陆取得和平胜利。宋楚瑜1981年曾经在演讲里提到：“现在我们是更好的抉择。当我们谈到‘光复大陆’时，可能不是直接去做，而是提供一个不同的抉择。”
蒋经国把他的意图告知美方。当年稍早，在李洁明（James R. Lilley）离开华府到台北接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之前，与蒋经国关系密切的一位著名中国人拜访李洁明。此君显然是替蒋经国传话，提到蒋先生有四点计划。第一点是民主化，包括全面选举。第二点是台湾化，外省人掌权的日子行将结束，本省人必将全面逐步出任要职。第三点是“完成前两点的关键”，也就是大幅提升民众所得和生活水准，这个目标则需要有更多的基础建设，更重视科技与出口。第四点，也是最震撼的一点，就是“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 [12]
台北欢迎李洁明出任新职。李洁明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退下来的杰出官员，与里根政府关系密切，与副总统布什的交情尤深。 [13] 蒋经国不信任国务院型的驻台北代表（不过丁大卫是个例外），反而与中央情报局或军官出身的美国人关系比较融洽。葛乐士除了官式接见外，从来没见过蒋经国。可是，李洁明多次到七海官邸晋见，密室密谈良久。蒋经国一向友善、节制，在李洁明的印象中，他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强势领导人”。
1982年蒋经国因视力减弱，住进荣民总医院接受视网膜手术。住院期间，他批准让中国大陆代表队到台北参加“世界女子垒球锦标赛”。“刘少康办公室”建议蒋经国准许北京代表队参赛。王昇也跟蒋经国一样，相信逐步开放和大陆接触，对台湾利多于弊。可是，北京却出人意表，不肯前来台北参赛。不过，“外交部北美司”新任司长告诉李洁明，虽然这次没有接触成功，以后还有机会。这位“北美司司长”不是别人，正是蒋经国的儿子章孝严，他最近才携眷由华府调回台北。
1982年5月，美国与中国战略利益的优先性，充分呈现在里根分别致邓小平、总理赵紫阳和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三个人的信函里。里根给胡耀邦的信由黑格的部属起稿，他在信上重申美国信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又说：“我们不会让美国人民和台湾的中国人民之间的非官方关系，削弱了我们对此一原则的信守。”蒋经国最感兴趣的，应是里根致函邓小平说道：“我们完全认知到1981年9月30日九点方案的重要意义。”这里的九点方案订下中国对两岸统一的条件。里根告诉赵紫阳说：“美国期待在朝向两岸问题和平解决进展的脉络下，很自然就使台湾对武器的需求降低。”副总统布什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办事处主任，倾向于黑格的观点，他在里根这些信发出后，到北京正式访问，传达了相同的修好讯息。
以戈德华特、赫尔姆斯和瑟蒙德（Thurmond）为首的保守派参议员，以及里根白宫的多数幕僚，在中国议题等国际问题方面，与黑格意见严重不合。他们在幕后推动里根开革黑格。戈德华特决定到台湾走一趟。启程前，他铁定与里根有一席谈话，我们也很可以假设，6月4日抵达台北的戈德华特，向蒋经国简报黑格与北京谈判的始末，也请他不用担心——里根不会批准违背《与台湾关系法》及对台湾安全承诺的美中协议。我们倒是明白知道，戈德华特向蒋经国担保，里根一定会信守承诺，给台湾“某种先进的飞机”。
戈德华特访问台北不久之后，黑格手下外交官和北京谈判代表，就双边公报草稿达成协议。美国保证对售予台湾的武器“量与质”设限，申明对台军售将逐渐缩小，“经过一段时间后达成最后的解决”。在这份不寻常的文件中，中方不再要求“确定时间”中止美国对台军售，也默允美方把承诺减少对台军售、最后则停止军售，跟中方声明“其大政方针是力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说法挂钩起来。戈德华特和白宫里亲台湾的保守派，获知这项中美公报草稿内容时，大为震怒。6月23日，戈德华特在里根与一批国会议员会晤的场合，痛批黑格在美中谈判走势上，对总统、他本人及其他人都扯谎，没有说老实话。 [14]
两天之后，里根没让黑格有机会替自己辩解，就告知黑格他会接受他送上来的辞呈。1982年6月25日，黑格递出辞呈，指控有人躲在暗处搞“游击战”，破坏他对外交政策的经营管理。 [15] 7月9日，二十八个保守派团体的代表警告里根，如果他同意减少对台军售，将有“非常剧烈的反弹”。里根阵营里的亲台派在1980年大选之后失势，却因此事又占了上风。里根认为他不能从与中方已讲妥的公报草稿后退，但是为了弥补其影响，他在7月14日批准对蒋经国提出的“六项保证”，包括美国将信守《与台湾关系法》的规定，美国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定下终止销售武器的日期，美国不会企图压迫台北和北京谈判。此外，白宫宣布有意多卖F-5E战斗机给台湾，数量超过12月间已核准的架数。稍后，美国也同意安排，让台湾提前向西德购买过剩的F-104战斗机。 [16]
里根最后只略加修改就批准了由黑格起草的中美公报。李洁明向蒋经国报告中美协议的最后定稿时，蒋氏反应“非常均衡、理智”。里根私下派戈德华特传达的承诺和担保，让蒋经国相信，中美公报对美国之对台军售，不会产生实质差异。
美中公报8月17日正式公开后，美国政府补充一份澄清声明，里根总统亦在记者会上讲话，声称对台军售减少是与北京承诺和平解决台湾未来地位联结挂钩的协议。两者挂钩是一个重要环节，可是它却是非正式的关键。北京迫于里根的声明，也得澄清立场，因此发表声明强调绝无明示、暗示的连带关系存在。 [17] 蒋经国的忍耐、节制策略再度产生效用。除了F-5E和F-104之外，他晓得台湾最后还会得到新的先进战斗机。事实上，美中“八一七公报”在美国产生的政治分歧，倒是令台北获益。自从1960年以来，国务院和国家安全会议的领导人，首次高度同情台湾，不过它仍信守美国要对中国大陆开放的承诺。
虽然“八一七公报”本质上是个负面冲击，台湾民众认为它是对台湾安全的又一个打击；可是岛内民心因而凝聚，“台湾独立”的声音又弱了下去。康宁祥甚至率领党外四名“国会议员”（译按：这四人行是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三位“立委”，尤清“监察委员”） ，到华府力争不应限制对台军售。岛内媒体鼓励民众讨论，面临美国最新一波不友善动作，如何才能加强团结、凝聚共识。蒋经国派钱复到华府，担任“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代表。另一方面，蒋经国指示“参谋总长”加快武器研发计划。核武器显然在优先项目上。“美国在台协会”官员对台湾当局高级官员提出警告，反对台湾方面继续研究或实际制造核武器，不过台湾方面矢口否认有任何类似活动。 [18]
同一时期，蒋经国也逐渐放宽对大陆的姿态，连谈判也似乎可以考虑。“行政院长”孙运璇一番公开谈话似乎就是政治气球。他说，台湾对于与北京谈判的立场，就像肯尼迪总统1961年的谈话一样。当时肯尼迪表示：美国绝对不怕谈判，但是也绝对不因害怕而谈判。孙运璇说：统一应该“以全体中国人民的自由意志”为基础，如果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差距继续缩小，和平统一的条件就会水到渠成”。
下一个月，廖承志又给“同学好友”蒋经国一封信，表示愿意访问台湾，讨论两岸统一的问题。台北方面很坚定地谢绝廖承志来访。蒋经国说，共产党提议两岸对话，是“旧瓶装新酒”。
里根总统在职的第一年，台北又发生一桩命案，让当局颜面无光。1981年5月，在美国已取得永久居留权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统计学教授陈文成回台探亲。7月1日，“警备总部”把他带走问话。翌日早晨，他的尸体横陈台湾大学校园内，多处骨折，也有大量内出血现象。美国方面为之大哗。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葛乐士的说法，“有明显证据显示官方涉及”这桩命案。美国国会众议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为此一事件召开听证会。
刘少康办公室在王昇主持下，逐渐插手各方面的“国家决策”。到了1983年，王昇已经养成习惯，召集各“部”“会”副首长开会，下达命令，预期这些命令会得到执行。刘少康办公室已经俨然“太上内阁”。 [19] 照王昇自己的话说，刘少康办公室“实质上涉及每个政策问题”。某些高级官员开始看到其中动机可能十分险恶——准备在蒋经国大去之后接班掌权。这一大群政工人员、情治机关人员的网络，效忠对象除了蒋经国之外，就是王昇，使得他可能具备最强大的权力基础，在蒋经国宾天之后接管大权。
后蒋经国时代，恐怕已不是假设性问题。1983年初的蒋经国已经不良于行，他告诉医生，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但是他不肯坐轮椅，而且他还常常剧烈头痛。他每天到“总统府”个把小时，可是几乎所有的会议都在七海新村召开。 [20]
台北的新闻界此时展现出活力、开放的气象，密切猜测接班问题——在蒋介石时代，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孙运璇是个可能人选，可是他已经六十九岁，身体状况并不太好。海外及台湾观察家经常认为，蒋彦士和王昇在后蒋经国时代的台湾，将扮演重要角色。一般盛传，蒋彦士本身有心担任“行政院长”，王昇则觊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一批“中常委”和“资政”（包括沈昌焕和蒋介石的老朋友张群）采取不寻常的动作，私下见蒋经国，说出他们的关切。他们认为，王昇有心当“国王”。 [21]
大约这时候，李洁明认为可能应该邀请王昇到美国参观，理由和三十年前邀请蒋经国访美如出一辙——美方希望扩大这位情治沙皇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与了解。王昇向蒋经国报告美方邀请他访美，经国问：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做？王昇答说，他也不晓得，并请示，是不是应该婉拒。蒋经国表示不用婉拒，于是王昇公开往访，拜会国会议员及高级官员。王昇回到台北不久，蒋经国在七海新村官邸召见他。蒋经国对这位老同志说：“刘少康办公室似乎已经变成另一个领导系统。有两位‘中常委’来跟我谈起这件事。我关心党内团结，不允许有派系。如果刘少康办公室继续下去，我认为它会发展成为派系。”
可是，两星期后蒋经国又召见他，表示要把他调到另一个不出名的单位，担任“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王昇大吃一惊。他自认为已经竭尽全力避免制造派系。他在台湾及世界各地拥有一万名门生，可是他声称从来没有结帮成派的念头。王昇敬礼告退，结束了长达四十五年的一段友情，新任“总政战部”主任的人选，蒋经国舍专业政工，挑选陆军将领许历农出任。
王昇接下来的言论，让蒋经国越发相信自己没做错。王昇在政战学校发表告别演说，据报道指出，王昇说出“杀了一个王昇，没有用，因为还有好几千个王昇”，显然指的是政战学校有许许多多毕业学生。王昇在给“参谋总长”郝柏村的一封信里，自称是“最反共的人”。王昇后来认为他失宠、贬职，是因为蒋经国健康大坏，“偏执、妄想”，加上若干“有影响力人物”的阴谋中伤。但是，第一次贬职还不是结局，蒋经国又派孙运璇通知王昇，派他到巴拉圭担任“大使”——恐怕是台湾能派去的最遥远的地方了！
王昇履任前，蒋经国召见他话别。他说，王昇最好“离开台湾做一阵子‘大使’”，否则，“可能成为派系的焦点”。王昇声称，他直率地向蒋经国说：“你应该了解我的……别用自己的拳打自己的头！”蒋经国没有理会他的粗鲁无礼，他告诉王昇：“我一度当过东北外交部特派员，对我是一大历练。”他又加了一句颇有玄机、深奥难解的话——“一个人不下游泳池，就永远不会游泳”。
注释：
[1] 钱复1996年5月1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8。
[2] 本书作者1980年年和1981年在福州、厦门亲眼目睹这种景象。原书注13。
[3] 康宁祥1995年9月1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4。
[4] 熊丸1996年5月31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9。
[5] 谢东闵1996年6月4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0。
[6] 李洁明1996年8月15日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1。
[7] 高英茂1995年9月4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7。
[8] 本书作者1998年5月28日在华府，访问了黑格这个时期的一位亲信助理，承他见告。原书注29。
[9] 见葛乐士未出版之回忆录，第130—131页。钱复和宋楚瑜1981年7月18日对葛乐士描述这封信的内容。原书注30。
[10] 葛乐士未出版之回忆录，第130—131页。钱复和宋楚瑜告诉葛乐士，里根捎给蒋经国的讯息，是蒋经国对FX战斗机销售问题采取审慎、耐心态度的关键因素。原书注31。
[11] 蒋经国这段时间的观点，是本书作者综合对他身边老、少亲信多次访谈得到的结论。它也符合“美国在台协会”的分析。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1980年2月21日第00846号电文。原书注32。
[12] 李洁明1996年8月15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34。
[13] 李洁明通晓中文，曾以中央情报局官员身份在台北任职多年；1970年代中期布什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办事处主任时，李洁明是中情局北京站站长，身份公开。原书注35。
[14] 吉伯特（Steven P. Gibert）、卡本德（William M. Carpenter）《美国与海岛中国：文献史》（American and the Island China : A Documentary History ），第39页，两位作者对几位主要当事人的访谈。这个说法亦符合涉及该谈判事宜的美国外交官（包括本书作者）所听到的背景故事之说法。原书注41。
[15] 黑格《警告、现实主义，里根与外交政策》（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第194—215页，以及高德柏（Sherwood Goldberg）1998年5月27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2。
[16] 李洁明1996年8月15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5。
[17] 张旭成《1982年的台湾：岛外外交挫败、岛内要求改革》（Taiwan in 1982 : Diplomatic Setback Abroad and Demands for Reforms at Home），载1983年1月号《亚洲观察》第38—39页。原书注47。
[18] 本书作者1995—1997年在华府访问了许多此时涉及台湾事务的“美国在台协会”官员。原书注50。
[19]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人权及国际组织小组，1981年6月30日及10月6日召开“台湾在美特务及陈（文成）教授之死”听证会记录，第69—73页。原书注55。
[20] 温哈熊1996年5月17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56。
[21] 姜必宁1996年6月5日、李洁明1996年8月15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都有同样的说法。原书注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