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六章 转战太行（1935～1945）

1935年8月1日，正当毛泽东和张国焘在四川的一个偏僻地方为会师后的红军部队到什么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而争论时，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宣言。自从1934年夏秋设在上海的党的中继站被国民党军警发现后，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之间的电台联系就中断了。此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张国焘对这件事都一无所知。直到这年的11月底，也就是他们到达陕西六周以后，毛泽东才从林彪的堂兄、从莫斯科派回国内寻找中共前方领导人并汇报远方事态进展情况的林育英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对林育英来说，找到毛泽东等人就像他通过蒙古沙漠一样幸运。张国焘知道这件事还要晚些，是毛泽东通过设在保安与中央联系的电台有选择地告诉了他这件事。

王明之所以在莫斯科发表抗日宣言，是因为苏联对日采取了新政策。当时，斯大林出于对日本陆海军扩张政策野心的担忧，确定了苏联在远东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蒋介石的中国和日本建立反苏反共联盟。这就要求苏联和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关系（两国从1932年起就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要求中国停止内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希望中国共产党放弃自1927年以来建立独立政府的要求、大大地修改其社会政策，停止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个人的不断攻击与斥骂。

毛泽东本人甚至比斯大林更热衷于推动中国人联合抗日，他认为，唯有在全国统一战线的构架内才能更有效地对付日本人的进攻。但他十分反感蒋介石，既不喜欢他的为人，也不喜欢他的政策，因此，他想找到一个既能建立统一战线，但又不是以蒋介石作为统一战线的唯一领袖的方法。他选择的策略是，自下而上地建立统一战线。他再次提出了1933年l月中共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的宣言，即中共愿和一切武装力量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并要求国民党部队停止进攻苏区，给予他们“民主权利”和武装苏区民众。

毛泽东很快就采取了行动。1935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一个贫瘠的小村庄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了一个政治决议，决议着重表明：

……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几天后，毛泽东在党的一次会议上说，“日本侵略”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现在使“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参加到反日斗争”中去成为可能。但他仍然把蒋介石视为敌人，把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和日本“征服中国”的政策联系在一起。

这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1936年，中共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向外宣传这一纲领。同时，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艰苦工作，为重建在长征中受到巨大损失的党和军队的力量而努力。他们采取了三个军事行动：巩固陕北根据地；和听命于蒋介石进攻陕北的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说服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向北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这三个行动都取得了成功，但在执行第三个军事行动过程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红四方面军在西征新疆时损失了三分之二。1936年7月，张国焘开始率领二、四方面军向北进军，但是他并不愿意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因此对于这一损失，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但是，作为改组后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也负有责任，至少他对西征的战略目的是默认的。从军事上看，西征使一度辉煌的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从政治上看，张国焘本人的名声和权力彻底丧失了，当他最终回到延安时，受到了公开的批评。

不久，共产党人就与“围剿”他们的地方军的指挥官缔结了互不侵犯的协定。这些地方军首领的背景和经历给了他们以很大的帮助。杨虎城就是其中之一。1927年当共产党人在冯玉祥部活动时，杨虎城是冯玉祥的助手。另一个就是张学良，他是1928年被日本人炸死的满洲军阀张作霖的儿子。他和他军队中的大多数部下一样，要求抗日，不愿“剿共”。经过在延安和西安的谈判，1936年春双方订立互不侵犯的协定，并建立了贸易和电台的联系。

1936年，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但他的首要目标仍然是要消灭共产党。因此他对张、杨的行为极为恼火。这年的初秋，他派遣部分中央军进驻西北。12月，他又亲自飞抵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出兵“剿共”，并威胁张、杨，如不出兵“剿共”，就把他们的部队调往中原，远离他们的地盘。结果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

蒋介石下榻于西安东部临潼依山而建的温泉—华清池。12月9日，由学生带领的示威队伍向临潼进发，要求停止内战，全民抗日。张学良告诉示威者，他本人同情他们，并公开向他们允诺：“在一周内给予明确答复。”三天后，张学良的军队根据他的命令捉拿了蒋介石。据说蒋介石是听到士兵在外面敲门时，穿着睡衣逃到山顶的一个小亭子里，后来如同一名囚犯被押到西安。

中国共产党从没有说过要对这起事变负责，他们事先并不知道此事。总之，从他们的反应来看，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对这件事表示震惊。一开始，他们在保安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庆祝他们的头号敌人被捉，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都谈到要处死蒋介石。然而，几天后，他们变得冷静了，并准备释放蒋，以换取蒋消除对共产党的敌意，共同抗日，这一转变与莫斯科的压力有关（莫斯科方面可通过电台和保安联系），但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张学良的行动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机会。

12月16日，周恩来乘坐张学良提供的私人飞机飞抵西安。圣诞节那天，蒋介石被释放了。蒋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文字，但为了促使张学良尽快放他走，他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承诺（杨虎城怕蒋日后报复，并不赞成这样做）。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去了南京，并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他立刻被捕并被判处十年监禁。杨虎城也受到迫害。1937年初，蒋介石解散了他的军队，他再也没有指挥权了。

共产党迅速采取行动以巩固周恩来通过外交手段取得的胜利。1937年2月，毛泽东等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放弃武装反蒋，苏区、红军与国统区、国民党军队合为一体，以换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积极开始准备抗日战争。这些建议没有被接受，却开启了双方的正式谈判。在此后的4个月中，周恩来和蒋介石进行了5次会谈，并达成了协议。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共双方达成了几项正式协议。这样，共产党同意停止武装反蒋，停止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番号并使之在中央政府的指挥之下，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时，国民党也允许共产党在几个城市设立办事处，可发行全国性报纸，指定代表参加国民党的咨询机构。他们也同意给共产党相当大的补贴。根据这些协议，陕北根据地变成中华民国的陕甘宁边区并拥有自己的自治政府，红军变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新四军是由长征开始后留在江西的幸存的一部分部队组成的）。

邓小平在长征快要结束时生了一场病，而且病得很厉害。据说他患了严重的伤寒，当他到达陕西时，已病得不能骑马或走路了。病好后，他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他的这个职务是在1936年红一军团到达陕西后由毛泽东和彭德怀指定的。这是提拔，也是他在此后16年一直从事的工作。他的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以后的16年中，他的名字传遍全党和全军，显示出他有资格成为一名国家的领导人。

在这段时期，邓小平既是一个政治军人，同时又是一个军人政治家。作为一个政治军人，他的工作是确保军队响应政治教育和训练。作为一个军人政治家，他的工作是确保党能了解军队的实际，而不会对军队提出的要求太多或太少。后来，这项工作都由受过正规训练的专业军官负责。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项工作通常是由党内级别很高的干部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曾在某一时期担任过红军的政委。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认为这一工作所扮演的双重角色非常适合他。他丰富的经验使得他成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他的性格又使得他很适合军队生活。

在红军和八路军这样一种政治军事体系中，从军到师，每一级都是由政委和政治部组成的。在部队的每一级中，政委在党内排列的地位明显高于军事指挥官，政委也拥有较大的权力，政委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和指示。除非是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否则军事指挥官的命令必须在政委的联署下才能生效。

作为政治军人，政委的职责范围很广，从部队所有党员的“政治意识”、政治觉悟到整个部队的士气与福利，都由政委负责。他不但要组织部队的运动会，还要对党员们说明党的决议和指示的重要性。他也要负责安排大多数文盲士兵的文化基础教育。在军队之外他有责任争取群众的信任和支持。1937年以前，地主始终是作为阶级敌人来对待的，即使有时会留一小块土地给他们耕种，以自食其力，而没收分发他们的浮财包括房子则是正当的行动。然而，军队不可能单靠强征来维持，他们必须和一般农民维持良好关系，这样才会有人愿意卖给他们一些牲口、粮食或补给品。在红军势力尚不稳固的地区，这项民众工作尤为重要。有些农民害怕与共产党合作，因为他们担心会遭致卷土重来的地主、国民党军队和官员的报复。

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中日战争持续了8年。战争之初，共产党仅有一块根据地，且远在西北荒凉的黄土高原上。战争结束时，他们建立了19块根据地，是原来陕甘宁根据地的12倍之多，而且拥有近1亿的人口。就像当年江西根据地那样，这些新的根据地也有核心与外围之分，每一块根据地都至少有一个核心区由共产党控制。在华北，西起陕甘宁东至山东半岛的顶端，12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当时，只有两块根据地是完全孤立的：一块是远处南方海南岛的山区；另一块在香港和广州之间的珠江三角洲一带。

军队和党力量壮大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根据地的发展。1937年底，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兵力大约有5万人，到1945年春，已经增加到将近90万人。1937年，中共党员大约有4万人，而且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1945年春已经扩大为120万人，并且遍布全国各地。

当时，所有新的根据地，全部的或部分的，都处于敌后。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开始时采取的一项战略。1937年，几位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主张八路军以完整的师或旅与国民党军队密切配合，对日军进行运动战。新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竭力反对这种主张。在1937年8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坚持认为，日军总的来说比红军与之战斗了10年的国民党军队更难对付。采取运动战会使弱小的八路军过早地暴露自己以至被日寇消灭。主张展开运动战的一些人则担心，单纯进行游击战会招致别人对共产党的责难，会说共产党要求抗日的全部勇气只表现在语言上，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建立他们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毛泽东主张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但“基本上”应以游击战为主。

建立根据地的过程是很艰苦的，而且经受了许多挫折。开始根据地只能建立在山区，但后来在华北平原的许多地方也建立了根据地。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创建根据地首先是建立稳固的军事控制。一旦部队站稳脚跟，党就着手把新占领的地区变为根据地。接着通常是建立一个新的地方政权机构。这一机构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建立一个村一级或更高一级的协商和执行委员会。为维护自己的政权，党通过鼓励党员参加选举，确保执行委员会成员中的多数都能执行党支部的指示，下一步通常要做的是改善当地穷人的命运，主要是削减地方权势人物的财富和权力。在此期间，颁布了三个文件：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减租条例要求减租25%，这个比率曾经是孙中山的誓言。在存粮耗尽的春荒之时，不仅利息被大大地削减了，最后连许多贫农赖以生存的借贷也被停止了，但是有时税的分量却大大地累进了。

共产党在根据地从没有忽视社会鼓动和爱国宣传。日军的入侵，使中国民众有序的安宁生活直接或间接地遭到了破坏。共产党成功地获得民众支持的关键是，保证人民过上有序的安宁的生活，并且和人民大众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就连许多日本人和国民党人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在华北，有四个由一块或几块根据地组成的边区，这些地跨二至四个省份的边区，有他们自己的政府及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参议会。在通常情况下，党员在这些机构中占多数，但也不是完全如此。地方参议会的权力和地位高于一般的行政官员。蒋介石唯一承认其合法存在的陕甘宁边区，是个例外。

邓小平没有参加那次制定战略战术的会议，但在会议结束的当天，他就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这样，1937年秋天，他被派往位于山西东北部遍布佛教、喇嘛寺庙的五台山。他到那儿时，由林彪指挥的一一五师在一个狭窄谷道伏击和重创了日本侵略军一个师的辎重补给部队，这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虽然没有俘虏，没有缴获很多武器，却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声望。

1938年1月，邓小平接替一位病重的同志，出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在一二九师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这个师大约有一万三千兵力，主要是由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余部组成。因此该师的士气可能要比八路军其他两个师低。

一二九师的师长是刘伯承，和邓小平同乡，也是四川人，是个终身职业军人。他生于1892年，比邓小平大12岁。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参加共产党之前，是个川军军官。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他被中共派往苏联，在红军学院学习了三年。长征时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在战术问题上，他没有和其他指挥员特别是林彪、彭德怀发生争论。他一只眼睛失明，所以总是戴着一副眼镜。他是军人中的军人，深受部下爱戴，他似乎有自己的处事原则，不愿过问政治。他和邓小平合作得很好。多少年后邓小平在官方出版的他的传记中说，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这一点也不错，“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邓小平到一二九师时，该师已深入到太行山区。太行山位于山西东南部，“山高势险”，“易守难攻”。事实上日本人并没有企图进攻太行山。1937年11月攻占省会太原后，日本人集中设防于从北、南、东通往太原的铁路线。依托山区，刘邓开始建立根据地，并考虑如何处理日军侵略后山西省的形势。当时，省主席已经跑了，地方政府也已瓦解，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则到处是国民党军队的逃兵。

在此后的两年中，即1938年和1939年，刘邓致力于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避免同日军遭遇。他们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并且在山西的中部山区创建了另一块根据地。随后又在日本人控制的平汉铁路以东的华北平原上建立了两块根据地。在各个根据地，他们招募和训练了两种后备军：一种是脱产的地方部队，只在当地活动；另一种是半脱产的民兵，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这些地方武装也为一二九师提供了兵源。

1940年，刘邓发动攻势，先是抗击国民党军，然后抗击日本侵略军。这年3月，他们抗击了进犯太行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这些军队奉蒋介石之命试图在除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以外的许多地方重建国民党政权。刘邓击退了他们，然后又击退了配合中央军行动的地方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这些胜利在边区内外给他们在政治上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刘邓的胜利鼓舞了在山西的所有共产党指挥员抗击日军侵略的信心和勇气。不管有没有在延安的毛泽东的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他们都制定了攻击华北铁路沿线日军据点的计划，并且封锁和分割了日军占领的铁路线。这个攻击计划在8月底开始实施，持续了三个多月。开始时共产党投入了22个团，大约4万人的兵力，后来当战役规模扩大到包括进攻其他日本驻军，以及日军开始发动反攻时，中国共产党投入的兵力增加了5倍，有105个团，总兵力达到20多万人。

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带来的结果是双面的，它导致山西、河北日军的通信中断了几个星期，中共部队占领了多个城镇，使得全国的民心、士气为之一振，因为自从1938年秋日本人占领汉口和广州后，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和华南一直处于守势，一些城镇沦陷、失守的坏消息接连不断，充斥一时。另一方面，百团大战也把八路军的实力暴露给了日军，日军必然要报复；同时也把自己暴露给了国民党，使国民党了解到共产党在根据地和军队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延安的毛泽东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公开宣传这一战役时，反应不佳。据说，他对这次战役行动大为不满。关于此役，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彭德怀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比原计划提前10天下达了战斗命令，因此没有征得延安方面的同意。这一做法令毛泽东很生气。毛泽东认为像彭德怀以及其他有关人包括邓小平在内，在战役第一阶段取得成功后扩大战役规模，投入20万兵力实施中心进攻是过于鲁莽。彭德怀还写道，当他们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毛泽东发给他一封贺电。但这封贺电可能是庆贺他们第一阶段取得的胜利。5年后的1945年夏天，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彭德怀还是因此事受到了批评。今天对百团大战是肯定的。在官方出版的邓小平的传记中关于此战役有两句话：1938年，邓小平（左一）和朱德（左三）、刘伯承（中）一起研究作战计划。

同年8月起，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所部38个团（未包括地方部队）参加“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529次，给日、伪军很大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

不过，接下去的第一句话却是：“1941年华北敌后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将侵华重点转到敌后。”文中并没有把这种转变归咎于这次战役，但也没有作其他任何解释。

百团大战以后的两年，对华北所有的根据地来说的确是最困难的两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并没有减少他们在中国的军队，反而决定要消灭根据地内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在“杀光、烧光、抢光”的军令下，日军在扫荡地区一次待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不管你是共产党人还是普通老百姓，一律格杀勿论。日军在这些地区进行多次大屠杀，把田里的庄稼放火烧掉，储藏的食物不是被毁就是被抢，到了1942年底，华北平原地区的根据地，包括一二九师创建的两块，已经没有共产党控制的任何武装了。在山区，共产党在“百团大战”中占领的许多城镇也丢失了。

正是在山西东部荒凉的山区过着艰苦生活的这个时期，最先构成了邓小平成熟形象的清晰画面。他的一些演说与文章，开始出现在中共公布的档案记录中。从他留学法国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许多有关他的轶闻故事。

邓小平的个子不高，大约在他前往法国留学时，就已经不再长高了。他身高只有5英尺，他后来说这是因为他在法国吃不饱的缘故。但更确切地说是因为遗传。他的父亲个子就不高，他的子女也都不高。邓小平还不到中年就长得很粗壮了，他脖子虽短，肩却很宽，脸盘宽而方，有坚毅的下颏和一双比大多数中国人更为深邃的眼睛。

和许多个子不高的人一样，邓小平动作敏捷，精力旺盛，身体也很好，除了在长征结束时患过一次伤寒外，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即使在广西和山西那些地方病流行的地区长时间生活，他也从未生过病。从某个时期开始，他烟瘾很大，这一点他不像周恩来而像毛泽东。但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抽烟给他的身体带来什么副作用。

邓小平脾气不好，经常发怒。虽然他很早就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气，但并没有太大效果，而且有时候，他还故意让自己的怒气表现出来。后来，他成为国家领导人后，他的同事和属下都很害怕他发脾气。由于天生的坏脾气，邓小平也天生没有耐性，但他总是在采取行动之前，作一番审慎的思考。而且只有在下级对某些决策拖着不办时，他才会公开表示不满。

邓小平天资聪明。他在晚年的讲话和谈话中谈到教育问题时，曾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在16岁时就中断学业表示遗憾。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和军事分析家。不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他的报告都很清楚，有条理。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收有9篇他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虽然看起来平铺直叙、有些平淡，但却很有说服力。这表明邓小平思想坚定，能很好地抓住论点，处理和解决问题不墨守成规。他重视事实和数字，并且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贸易税收方面的专家，而这些是他从未涉及过的。但是，对于一二九师在1941年开辟的根据地，以及他和刘伯承在这些根据地上所建立的边区政府的生存，却是生死攸关的。他处理所有经济工作的原则是：“限制过去残酷剥削的程度……但鼓励资本主义生产，这在目前对发展国民经济是有益的。”他的这段话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没有委婉其词；第二，他在“有益的”前面加上“目前”这个词，这就清楚地说明共产主义并不会永远容忍资本主义。

1943年初，日军对根据地的压力开始减轻。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向外发展，除了恢复老的革命根据地之外，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特别是在山东。邓小平在指导开辟这一地区的进程中担负了重要责任。1943年下半年，华北根据地的三位高级指挥员彭德怀、刘伯承和聂荣臻奉命回延安，邓小平接替彭德怀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同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日常工作，指挥大约30万正规军和数量相当的地方部队。

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代号为“一号作战”(1)的攻势。它主要有两个企图：打通贯穿中国南北和西南的重要铁路交通线，以减轻日军对海上交通的依赖。美国这时对日军海上交通的攻击已经愈来愈频繁；占领西南的机场，因为美国飞虎队飞机对该机场的利用越来越多。4月，日军的攻势从河南开始，夏秋间又延续到湖南、广西。在美国陈纳德将军第14航空大队的支持下，中国军队在湖南一些地方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其他地方没有抵抗。到了11月，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被肃清了。机场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的军队损失惨重，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惨遭屠杀。日军这场攻势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暴露出，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已大为降低。同时，它的中央政府也已经变得腐败和内讧不断。这对蒋介石的个人威望也构成了很大的打击，尤其是在国内，国民的信心也同样受到巨大的打击。到1944年底，正如劳埃德·依特曼教授所说，中国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国家：“经济产品贫乏，通货膨胀加剧，在日本人面前军队倒霉，政府腐败，政治不满充满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攻势期间，共产党集中力量巩固他们在华北和华东的根据地。他们没有发起进攻以减轻蒋介石军队的压力，但也谨防攻势会波及到国民党势力已崩溃的地区，例如河南。邓小平的主要任务是在华北根据地打击日军的一些非主要性进攻，在根据地内坚持实施既定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特别是减租减息。到1945年春，他指挥下的正规军人数已经发展到近50万人(2)，他成为这一方土地上的头面人物。

在1945年夏天之前，邓小平仅回过延安两次：一次是1938年9月参加中央扩大会议（他还不是中央委员），另一次是1939年7月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不久，他第三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叫浦琼英（后来改名卓琳），是云南著名的实业家、火腿大王浦在廷的女儿。1937年她作为北平的一名学生从北平来到延安。她比邓小平小12岁。现在他们相伴已经54年。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妻子不一样，她从来没有要求在政治舞台上发展。她只是专心待在家里，照顾她的丈夫，养育她在1940年到1952年为邓小平所生的5个子女。她年轻时身材苗条，有着一张瓜子脸，中年就发福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婚姻中，他们的婚姻比其他人的时间要长，而且是最幸福的婚姻之一。

在邓小平留在太行山的这段时期，毛泽东从集体领导中的一员变成了党的领袖。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大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核心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毛泽东的“思想”，被尊奉为党的指导一切工作的新的准绳。他既获得了一个正式的权位同时又获得了思想上的崇高地位，这是连斯大林也望尘莫及的。

毛泽东的正式崛起只不过是扩大了他的权力和声望。早在1936年初，他在书记处排在洛甫、博古、周恩来之后时，他的权力就比他们任何人都大。他作为党的实际领导人会见了埃德加·斯诺。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没有得到国际的认可，他不可能走得更远。因此，1937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对毛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王稼祥曾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表态支持毛泽东，后来他去了莫斯科治病。王稼祥这次回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称毛为“中国人民的领袖”。

虽然季米特洛夫肯定了毛的地位，但在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这一年里，毛的日子并不好过。1937年11月，在莫斯科的三个政治局委员王明、康生、陈云回到了中国。1938年11月延安第一次召开的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主要反映了他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的主张。通过王明等回国这一年来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发现他和王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他们的主要的分歧在于：在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是应保持相对独立性呢，还是一味地妥协退让？王明的口号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王明能说会道而且狂妄自负。1931年在上海时，他撰写和散发了一本小册子《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表明了留苏派的完整的政治纲领，并且成为当时控制中央局的博古和洛甫的参考手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回到莫斯科后，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认为完全有权力以党的名义发表1935年的《八一宣言》，号召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战线。

由于这一原因，在王明回来后大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成为“少数派，有时完全被孤立”。后来形势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王明政治上的幼稚。他没有待在延安，在这里他既可以影响其他领导人又可以和莫斯科保持联系，而是选择了在1938年夏去武汉，卷入和国民党将领以及政客们辩论关于能不能组织民众像西班牙共和国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城市问题。当他回到延安后发觉，他在政治局中已经没有发言的权利。政治局请他在随即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主旨报告，但是后来又拒绝他讲而由毛泽东替代他作报告。

这样，王明这颗明星很快就黯淡下去了。在随后召开的纠正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中央委员会上，他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撰写了许多文章在党报上发表。但是这一职务后又被周恩来以适当理由所取代。后来他成为非常活跃的自由撰稿人。在1945年和1956年党的代表大会上，他重新入选中央委员会，但其地位已经很低了。60年代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公开批判。可能是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他逃往苏联，饱受背井离乡之苦，70年代在莫斯科去世。

毛泽东在其地位的合法性和政治权力牢固之后，开始着手加强理论地位。在这个领域，此时他在党内的影响仍然很大，这也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毛泽东最重要的一点是分析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阶段和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的前社会主义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至1918年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第二个阶段其社会特征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要求建立“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制度，他称第二个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并着手给其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下了恰如其分的定义。正是在这个框架内，后来制定了进一步的政策建议，特别是在1945年他建议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和1949年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府。

在谈到党和社会的问题时，毛泽东协调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他的这一理论框架的核心是群众路线，正如他所写的：

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群众路线有两个根源：中国千年的传统和非中国的卢梭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传统。毛泽东在综合这几种观点时强调党的作用，并使之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但是，他坚定地把群众观点看作是党在实际工作中制定政策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把民粹主义遵循的要素揉进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之中。

毛泽东为了清除王明的观点在党内的影响，代之以自己的观点，1942年2月在延安发动了“整风运动”，这一运动在此后的两年中遍及各个根据地。他选择了三种特殊的思想方法和行为予以批评，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他的思想中，这第一、二个问题都有双重表现。例如主观主义就体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这次运动期间，主要批判了教条主义。运动正式结束时没有人被点名。直到1945年，王明、博古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被认定为教条主义。

整风运动是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1943年夏开始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口号下进行的，这和20世纪30年代初期留苏派在各根据地进行的清洗是不同的。但是，冗长的会议常常陷于非常紧张和不愉快之中，被称为“斗争会”。1937年战争爆发后有几个文化人从上海和其他城市聚集延安。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在最后都承认犯有错误。但有一个作家写了讽刺杂文批评了延安的说教者，而遭逮捕。他被投进监狱，几年以后被秘密处死。对于他的死，康生要负责任。康生曾在苏联受过特种训练，和毛泽东1939年结婚的第三任妻子江青熟识多年。在整风运动期间，当康生企图把党员在抢救运动中的缺点写进档案时，毛泽东制止了。在25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给予了康生很大的权利。

自从1939年回延安后，邓小平直到1945年6月才再次回到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这时，他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在44名委员及33位候补委员中他排在第28位。或许因为他没有亲自参加七大，因而无法让与会代表深刻地了解他。因此中央委员会的这项排名，与他1943年以后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以及他随后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与毛泽东对他才能的评价以及与他的同伴相比，也是不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