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日，伴随着隆隆的鼓乐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50年代，每年5月1日和10月1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习惯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从东到西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沿用这一惯例，邓小平和他的亲密同事们，这天也在天安门检阅了游行群众。游行共进行了三个小时。游行队伍前面是各个不同兵种组成的男女方阵，最后是载有弹道导弹的卡车，中间是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队伍。队伍有大有小，人们大多都围绕在造型生动的彩车周围，徐徐地经过广场。由200多人组成的军乐队奏响了国歌，紧接着是各种革命进行曲。广场上，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方阵里反复展示各种图案，由图案构造显示出当时的一些口号。游行结束时，成千上万只气球腾空而起。整个游行进程十分规范，有条不紊，远远超过50年代的情景。那天的北京，天空晴朗。整个队伍的秩序、色彩，与摄人心魄的声音相汇合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国外观光者们的心，给人以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的印象。
邓小平检阅三军部队。
像毛泽东当年一样，邓小平在游行开始前也发表简短的演说。随后，他打破惯例，站在敞篷车上，检阅即将游行的部队。他身穿军装，向所检阅的每一支部队敬礼。部队中不断响起“首长好”的声音。刚过完80岁生日才六个星期的邓小平，站在缓行的设有扶手的汽车上约15分钟。他的精力和气魄，与后来发生在这里的许多事一样，令观光者终身难忘。
在讲话中，邓小平充满了信心，或者说是必胜的信心。关于中国的情况，他讲道：
35年前，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宣告：我们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35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我们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
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对于国家未来的前途，他也同样充满信心。他说：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
并且邓小平很骄傲地提到和英国就香港问题所达成的协议，他同时宣称“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祖国迟早总是要和平统一的”。不过，他还提醒：“现在国际局势严重恶化”，并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他还说，和平统一的政策是众所周知和不会改变的，“并且正在深入全体炎黄子孙的心坎”。这最后一句，充分表现出了邓小平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这比以前在任何场合中所讲的还要突出。
邓小平这种自信的心理是有道理的。1984年，粮食大面积地获得丰收，总产量超过4亿吨，创历史的最高纪录。国内工业产值，超过197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零售价格在缓慢上升，但速度比70年代要小一些。社会上无明显的政治麻烦，也没有任何不满情绪。尽管邓小平也提出严峻的国际形势，但人们也并不担心中国会受到苏联或其他国家的袭击。两年来，众多的海外评论和文章都指出，在世界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的中国，已经是充满希望的国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英协议的签订，深受海内外的普遍赞扬。邓小平重申，中国主张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中国说话是算数的。这也是为了排除居住在香港领土上500多万居民对未来的疑虑而必须做的。
邓小平本人似乎也更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在游行过程中，当一队大学生经过天安门时，他们突然打开了一条自制的标语，上面写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大学生们以这种朴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们的感情和对邓小平的认可。这种事在毛泽东时代从来没有过。许多人通过这件事会想到，如果学生们都满意的话，那么，从社会总体来看，不可能会存在不满情绪。
国庆35周年庆典盛况，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来讲，都是一个顶点。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社会上便出现了明显的不安迹象。一些老干部开始对经济改革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对作家、艺术家和出版社失去控制表示不满。学生示威运动再度出现。高级领导人贪污腐化的一系列丑闻被公之于世。新的经济改革措施导致了国民经济出现过热的现象。
对改革成果持否定态度的人批评说，不应该在农村废除国家统购制度，由于统购制度的废除，使许多农户从粮食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他们坚决反对缩小计划经济的范围，并大胆地断言，社会主义需要把计划经济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些人对在自由的知识界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的方式及其价值持否定态度的现象表示不安。然而，对于众多的批评，邓小平没有作直接的答复。他在讲话中明确地表示，改革绝不能停止，更不能改变方向。并说，他坚信党有能力解决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所有问题。他说：“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在党的代表会议召开的同一个月，学生在北京举行示威抗议。他们的人数很少，而且，活动范围局限在大学校园内。但这些示威活动的出现显示出，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大致平静无声的学生们，现在再度出现不安的情绪。这也显示出，学生们再度对政治感到兴趣。
学生们在抗议活动中抱怨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前途，说他们被迫在拥挤、不舒适的环境中生活与工作，而且，他们很多人在毕业后将被分派从事一些待遇低且无法发挥他们才能的工作。他们也抱怨外国尤其是日本的经济侵略，和一些高级领导人和他们的家人所享受的特权，以及高干们的贪污腐化。
腐败行为确实相当普遍与严重。1985年上半年，官方曾发表一篇社论，表示对这一弊病的担忧。此文或许受到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论详细地披露了几个重大的典型案件。这些典型案件大多发生在海南一带。海南属于广东的一个海岛，在那里，许多官员都参与了一种倒卖外国进口产品的活动。他们将国家计划内的进口产品转卖给内地官员，然后由内地官员再转卖给用户，从中牟取暴利。他们利用官方的外汇配给，获取大量的外汇收入。所涉及的货币总量以及产品的数目十分巨大。1984年1月和1985年5月之间进口汽车的总数为9万辆，摩托车12万辆，电视机近300万台，立体收音机25万台，总价值约6亿美元。最后，这些进口物品的绝大多数都流入了内地。
1987年，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的题词。
在党的上层机构中发现了这类丑闻，引起对建立“经济特区”构想的抨击，逼得最积极推动此构想的邓小平不得不出面宣称，中国大陆最大的经济特区—位于香港边界的深圳经济特区，只是实验性的。然而，最令老百姓不满的是，政府对涉及这类案件的领导人的惩罚并不那么严厉，最多只不过是降级而已。
到了1985年年底，城市居民最关心的，已经不是贪污，而是通货膨胀。他们时刻谈论着这个问题，甚至超过了腐败问题。出现通货膨胀是由于1984年农产品收购制度的重大调整，使1985年城市商品零售价格迅速上涨。官方最终公布的零售价格的通货膨胀率为9%。但是实际的商品价格，包括肉类和蔬菜的上涨比率比官方公布的高得多。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当时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有些国内外学者建议，宜采用固定价格制来扭转和节制国内经济运行。
1986年的政治麻烦就更多了。胡耀邦及其党内领导层中的支持者发起了加速经济改革和全面开放的运动，引起了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的不满。要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胡耀邦加速经济改革，以及在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争论是不容易的。因为加速改革以胡耀邦的失势而告终，他在这一年来的讲话也未被编入官方的文献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情逐渐清楚了。在一段时间内，胡耀邦主张在政治生活中增加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对于这一点，在邓小平所提拔的人选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持有这种特殊的见解。
1986年年初起，中央就开始讨论起草一份对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决议，胡耀邦这个三人小组就力争要使这一决议在语调上呈现出自由主义的味道。然而，9月份通过的文件却是一个放开和限制条文都有的混合物。它使读者不明白，究竟要放开多大的程度，是否可以宣传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在各种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和报刊杂志上，他们一再辩称，西方经济理念可以被引用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而且很有帮助；在一个控制思想的国家里，光是引进西方科技是没有用的；现在应该是明确划分艺术与宣传界线，并允许艺术自由发展的时候了。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两位作家刘宾雁和王若望（他们曾经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这时主张，文学和艺术对真实生活的描绘与从苏联引进的所谓“社会现实主义原则”无关。
在政治上，最大胆的行为出自方励之。他是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安徽省合肥市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他开始给大学生们灌输人权思想。他的讲话被制作成录音带，在各大学轮回播放。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权利。政治权是人民赋予政府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思想。
邓小平对这类言论采取了两种反应。一方面，他反复强调1985年以来所实行的路线，反复强调对中国政治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次才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谈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他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
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另一方面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谈话，他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而很少涉及民主与法律问题。1986年6月，在一次正式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他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他说，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11月，他设计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11月初，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经过整个夏秋之间的思考之后，他强调，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9月，他在与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谈话时，明确表示不考虑西方的模式。他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邓小平关于自由化与改革的这些看法，并未被广为宣传。这一点使人十分不解。其后果是，至少有一部分人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不管党中央对思想和文化的决议怎么说，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中，是要放松党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不少人认为或希望，党已不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1983年～1984年冬，反“精神污染”的迅速搁浅说明，那些老革命宣传家已是一股失去效能的政治力量。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大学生们再一次活动起来。先是合肥方励之的那个大学爆发了示威游行，很快，上海、北京和其他地方的20所大学纷纷响应。他们大多数的要求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关，但也有很多的要求与政治有关。他们表示强烈不满的是，他们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学生代表，在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时，受到上级的歧视，并遭拒绝。很快，许多学生开始用大字报的方式（现在是不合法的），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并在大字报和小字报中揭露官方对国民所采用的民主选举活动的敌意，认为这一做法是有违真正民主的。
1986年9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讲话，强调在决议中写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性。
一开始，邓小平对这次学生游行没有发表任何讲话。三个星期以后，12月30日，邓小平才作出了明确的指示，他不赞成学生游行。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严格执行关于游行示威的新规定，并主张将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开除出党（“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邓小平再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批判。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
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由于学生们被禁止在公开场所抗议示威，所以不管游行队伍走到哪儿，都会被警察包围。只要他们一发表演讲，就会被武警以卡车或汽车送回校园。1987年1月初，学生们放弃了他们煽动性的活动，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到头来他们的一些头头被逮捕审问或处罚。凡是上街参与游行的学生都留下了心灵的痛苦。而且这样的学生人数，远比邓小平所分析的要多得多。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按正常方式被开除了党籍。方励之离开了合肥，调到北京天文台一个技术部门工作。
在政治上，学生运动所造成的最大影响，是胡耀邦被迫下台。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领导人批评胡对这次事件没有采取得力措施，胡耀邦因此被迫在1月中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自我批评，并自动辞去总书记一职。他在会上的谈话全文并未对外公布，但根据另一份文件的记载，他在会上承认犯了一连串的错误。他被允许暂时保留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但他却在会后不再公开露面，也中断和外国友人的联络。根据1989年的一项传言，他搬出中南海的办公住地，住到外面的一栋四合院建筑里，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清史。赵紫阳获选代理总书记，这可能是邓小平提议的，也可能是邓的支持。
1985年6月军委扩大会议期间，邓小平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一一向他介绍。邓小平看到这些年富力强的同志，高兴地说：“好啊，年轻化了。”
胡耀邦的下台，完全破坏了邓小平对他之后党和政府人事的全盘安排。自从1982年9月的十二大以来，国内外都一致认为，胡耀邦将一直担任总书记，而邓小平和他的那些年老领导同志们将逐渐减少他们的政治活动。现在，邓小平必须再找个接班人，可是这次合适的人选并不多。老一代的领导人年纪太大，而年轻一代中，赵紫阳缺乏在党中央工作的资历，而且他和胡耀邦曾一起工作过，所以，他很可能得不到那些年迈领导人的信任。当时担任第一副总理的李鹏，年龄不到60岁，有很好的行政资历，但他也缺乏党务工作经验。
邓小平本人也经常向外宾谈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这两种改革的目的，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他的语气充满信心，好像他已经摆脱前年冬天的那场惊吓，也没有显示出智力老化的迹象。相反的，他在思想理论领域里还获得很多新的突破，是他在过去几年当中所比不上的。他这时已经82岁，在接见外宾时，经常表现出怡然自得的神情，令很多外宾留下深刻印象。
他的谈话主旨是：
改革一定不能缩水，也不能向后退。政治改革是必须的，目的在清除经济改革的障碍；经济改革也是非进行不可，如此才能加速开发中国的生产能力（生产力）；而开发国家生产力正是消除贫穷（这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的不二法门。在阐释他的这一思想时，他没有忘记攻击资本主义。
例如1987年4月，他在接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一名高级干部艾丰索·古耶拉（Alfonso Guerra）时，就对他发表了这样的一席谈话。他说，如果中国全盘西化，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因为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十亿人摆脱贫穷，并获得繁荣；如果在中国大陆实行资本主义，则可能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会致富，其余百分之九十多的人口仍将永远一贫如洗。他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大多数的人将起来进行革命，所以，唯有实施社会主义而不是实行资本主义，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
邓小平也经常说明他为什么反对西方民主，他的主要论点并不是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的，西方式民主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说，如果在中国实施西方式民主，将会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过激的政治运动。他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史特凡·科洛塞克（Stefan Korosec）时，对这一点阐释得最有力量。
他说：
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事实上，就是独裁式的资本主义民主，而不再是多党选举或是三权分立制。我们可不可以实行这种制度？……我们的制度是在党领导下的全国人大和人民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点是，当中央领导作成决定后，可以立即执行，不会受到任何其他部门的干预。
1987年10月底举行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三大）是一件大事。邓小平在会前就已经示意，他不想再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所以他的名字并未被列入候选人名单中。另外多位年老领导人也是一样，包括陈云和彭真。由于不再是中央委员，所以，邓小平也就没有资格被中委会选举进入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但是，他还是再度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据说，邓小平本来也想从军委会主席一职上退下来，但到最后关头才被劝说留任（中共党章规定，军委会主席至少一定是中央副主席，因此，中委会特别修改这条规定，才能任命邓小平出任军委会主席）。事实上，邓小平再度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幕后的原因是，军委会的那些老一辈军人不欢迎没有军事背景的人出任他们的主席，而邓小平本人又不愿让军方人士出任这个职位。
另有三位资深老干部也获选出任重要的职位：陈云成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出任副主任，杨尚昆则成为军委会常务副主席。杨尚昆这个职位是新设的，从而使赵紫阳出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是邓小平坚持的）。
根据政治局常委会的建议，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全会中做出决定：邓小平虽然已经退出中央委员会，但他的党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中共官员在1987年秋天一再向外宾强调，邓小平仍然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而且在十三大结束后所出版的邓小平官方传记中，也清楚记载了中委会的这项决定。
在1988年当中，很少有人谈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或是精神污染等问题。当时，在党和政府的秘密会议上，以及一般社会大众所最常谈到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原料和消费品物价仍然快速上涨。
当时担任代总理的李鹏，在向“全国人大”提出的报告中承认，这个问题相当严重。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当前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所面对的最重大问题是，物价的过度上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甚至已经降低某些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他说，物价改革正按照既定计划“一步一步”进行，但他也提到增加供应与抑制需求的一些措施，同时也宣布一些主要物品的价格上限。他没有提出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是多少，但大家都知道，很多消费品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20%。
物价飞涨使人们争先恐后抢购物品，以免物价上涨得太快，而供货商看到这种情形，也开始囤积商品。这种情形造成恶性循环，物价愈涨愈凶。到了那年夏末，抢购消费品已经成为上海等大城市每天常见的市景，银行也开始出现抢兑人潮。
党采取两项步骤对付这项危机。8月间，政治局决定，虽然应该继续进行“价格解放”政策，但财政与金融政策应该紧缩。9月间，中央委员会冻结物价改革，并且通过决议，把“改善经济环境和矫正经济秩序”列为1989年和1990年的施政指导方针。
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并不清楚。
1989年春天，席卷中国大陆各大城市—不仅只有北京而已—并因而动摇全国基础的一项大运动发生了。
导致1989年学生运动的一项事件，是事先不可能预料到的：胡耀邦在4月初参加政治局的一项会议时，突然心脏病发作，一个星期后，在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了。
到了4月15日傍晚，北大学生已经在校园的树上挂上白色花环，并在墙上贴上大字报。第二天，其他大专院校也群起效法。
4月17日星期一，几百名学生从北京西北郊区的大学区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拉开悼念胡耀邦的布条。
胡耀邦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时间是4月22日，正好是他去世后一周。包括邓小平在内，大部分的党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追悼大会。赵紫阳宣读对胡耀邦的悼念文，高度赞扬了胡耀邦的功绩，丝毫未提及胡耀邦所犯的错误或缺点，也没有提到造成他下台的原因。
在人民大会堂外面，将近十万名学生在广场上或站或坐，每当有参加追悼会的官员到达或离去时，他们就高喊口号，但其余时间则很安静。这些学生都是在前一天晚上排着整齐的队伍抵达广场，并获得追悼大会主办单位的保证，只要他们在追悼大会进行期间留在广场内，就不会对他们采取行动。但他们并未获准进入人民大会堂向胡耀邦遗体告别。
邓小平可能花了好几天时间思考“学运”的问题。4 月25日，他明确地对学生运动表态，而他的态度也就成为官方对“学运”立场的基础。当天，李鹏和杨尚昆（他这时是国家主席和军委会常务副主席）一起到邓小平家中，向邓小平报告政治局前一天晚上开会的情形。
政治局这次会议的情况显得相当神秘。赵紫阳前往朝鲜进行正式访问，因此，这次会议就由排名第二的李鹏召开与主持。
邓小平在听完李鹏的报告后，表示他同意政治局所作的决定，并且进一步提出他自己的看法：这次学运不是普通的学生闹事事件，而是一次政治动乱，目的在制造混乱，以便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人民日报》在4月26日发表一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文中引用邓小平的几句话。社论中说，如果允许“一小撮人”继续利用民众对胡耀邦去世的哀思来闹事，将使全国陷入混乱中，并将毁掉人民的希望。
从5月15日到18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时，情况更是糟糕。原先安排好的接待计划，包括在天安门广场对戈尔巴乔夫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都被迫取消。戈尔巴乔夫不但没有在礼车引导下，坐车风风光光地行经街道两旁挂满两国国旗、忙碌但和平的北京市，相反的，他必须在重重军队的保护下，坐车穿过虽然友善、但显然已不受官方控制的混乱人群。
在天安门广场上，为了欢迎戈尔巴乔夫而悬挂的他的画像，早已被学生取下，改而挂上胡耀邦的画像，并有一大群学生对着他的车队挥舞长布条，布条上的文字内容是欢迎他以改革和开放的创始人身份来访，并且质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里？
1989年6月，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见了两次面，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一次在接待戈尔巴乔夫的晚宴上。两人相谈甚欢。但两人一定也对当时的混乱情况表示遗憾，邓小平一定也对未能好好接待这位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继承人，表示抱歉。但更令邓小平感到惊讶的，一定是这个事实：全世界的新闻媒体代表（包括几百名新闻记者和几十名摄影记者）所感兴趣的，竟然是露宿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下的那一群对政治表达不满的学生和他们的所有活动，而不是大会堂内的活动；吸引他们注意力的竟然是学生们的标语和布条，而不是意义如此重大的他和戈尔巴乔夫的握手。
5月上旬，学运的规模愈来愈大，而且气氛愈来愈激烈。学生成立一个正式组织，每天发行报纸，并在5月13日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
赵紫阳，在5月19日清晨四点前往天安门广场探视学生，并对学生说，他“来晚了”，请求学生原谅，从那时候起，赵紫阳就不再公开露面。根据一项官方说法，赵紫阳拒绝参加当天举行的中央与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而李鹏则在会上宣布，将采取坚定的行动对付一切动乱，揭露“极少数人”的政治阴谋。这项官方说法说：“因此，他（赵紫阳）公开显示和党脱离。”
北京在5月20日早晨宣布实施戒严，国务院的戒严命令是由李鹏签署的。接着又很快颁布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禁止游行、示威、罢市、罢课与罢工；第二道命令授权军队和安全部门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处理状况；第三道命令禁止所有新闻记者（中国或外国记者都包括在内）在未获官方许可下进入戒严地区报道或摄影。这些命令所显示的意思相当明显—党和政府已经下定决心结束学运，驱散学生。但在这个阶段，对政府来说，比较不确定的是，要是“学运”真的解散了—这时候，学生内部一些领导人的立场已经开始出现分裂，同时，也有一些学生父母哀求学生们回家，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呼吁学生结束抗争。
军队终于在6月3日晚上至4日凌晨这段时间进入北京。
6月9日，邓小平在电视上露面，这也是他自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电视的新闻报告中显示，邓小平在戒严部队指挥部，向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讲话。这时，戒严部队已经控制北京城内所有重要建筑物和重要路口。
邓小平首先对在冲突中死去的军人、武警与公安警察的“烈士”，表示“沉痛哀悼”，对受伤的官兵与警察表示慰问。接着，他要求在场所有的人起立替“这些烈士”默哀。
邓小平接着对戒严部队的这些军级以上干部指出，这场风波迟早都会发生。他说：“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是大小的问题。”
邓小平接着又指出，党的这些年轻战士们完成了他们的任务，而且“在生命危险面前，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面对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说，这些军人证明了，军队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邓小平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完全谈到他的政治与经济计划，好像他是在某项工作会议上向一群党或政府官员谈话，而不是向一群参加战斗的军人讲话。他很详细地回顾了中共自1978年以来的政治历史。他提出了好几个问题，然后自己一一加以解答，最后则问到，党的十三大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是所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指“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当然，他的答案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些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没有错。
邓小平后面这一部分的讲话内容，并没有引起国外人士的太多注意。然而，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敏锐的政治头脑仍然在活动中，并且正在严密提防可能降临在他身上的两项危险：他的很多同志可能把造成“学运”的原因，归咎于他的改革政策；赵紫阳的失势，可能使得这一战略容易受到他人的攻击。这也同时显示出，邓小平的政治方法并没有改变，他仍然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但当时全世界都不知道，他的这项谈话竟然藏着这么多的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