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2年，约翰·库切在伦敦开始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希望远离南非，“南非是一个不好的开始，是个不利因素”。1他的祖国通过了阴谋破坏法（the Sabotage Act），目的是限制黑人的政治活动，阻止英语校园的学生与学者参与涉嫌煽动叛乱或颠覆国家的活动。这一法案给司法当局无限的权力，比如：可以不经审判拘留犯罪嫌疑人，对其进行审讯并施以酷刑。不少被拘留人是库切早就认识的开普敦大学的同学。许多人被审讯、羞辱、折磨和单独关押，有些人，像乔迪·德莱弗，则永久地离开了南非。
库切回到这个他一直想与其断绝关系的南非后不久，特别是在1976年索韦托起义（Soweto Uprising）(1)爆发，黑人城镇的反抗更加激烈的情况下，警方的安保措施更加升级。海外电视台播放着警方粗暴地对待逃散学生群体的画面，有时他们表现出的虐待狂式的快感和凶残远远超越了维持秩序所必要的程度。2学生们不想再继续忍受种族隔离的压迫，他们罢课、破坏公共建筑、在街上游行，甚至组织逗留行动。玛丽·本森写道：“在16个月的混乱中，记录的死亡人数有600多，但人们认为应该已经接近千人。死者中，只有两人不是黑人。其中大部分是被警察开枪打死的在校学生。近4000人受伤，还有数千人被拘留，有一些人一关就是5年禁闭，还有一些学生，父母再也没见到他们。”3安全态势的恶化也导致了18个组织和3家报纸被禁，47名黑人领袖和7名白人持异见人士被扣留或禁足。安全机构记录至少有64名被拘留者在身体和心理受到虐待之后死亡。
在那些可疑的死亡案例中，最为特别的是1977年9月12日的史蒂夫·比科案。他是东开普省一位有影响力的黑人觉醒运动领导者，他的死亡激起了世界公愤。当局针对他是因为他们认为比科与1976年索韦托起义有关系。1977年8月的一个晚上，安全警察在伊丽莎白港附近设置路障拦住了他的车，并将他带到审查室问话。比科之前曾经被捕过，可以应对警方对他的审讯。安全警察后来发表声明称，比科曾殴打一名警员，并在随后的争斗中头部撞墙。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陷入昏迷，头部在攻击中受到致命损伤。审讯人员声称，他们觉得他是假装受伤。他们把他铐起来，让他赤裸着身体，昏卧在牢房的垫子上三天，周围到处是他的尿液。警方命令前来检查比科身体的医生保持沉默，不可以说出他们所看到的景象。他仍然赤裸着被戴上手铐，塞入路虎车的后座，在没有任何医疗报告的情况下，被送到1000公里外比勒陀利亚的一所监狱医院。到达那里的第二天，他就去世了，生前没有得到任何医疗救治。4后来，在拘留所给比科做检查的三名医生承认，他们曾提供虚假证据。行政长官认定比科的死亡原因是头部受伤，可能是在与伊丽莎白港办事处安全警察的争斗中受伤。在当时现有证据的基础上，比科的死亡不能归咎于任何人的疏忽或犯罪行为。5
南非政府不顾国际抗议试图伪造医疗报告来掩盖这一事件。警务部长吉米·克鲁格（Jimmy Kruger）极力否认警察串通一气。他说比科是在绝食后死亡的，他的死亡令他难过。他威胁关闭《兰德每日邮报》，因为他们发布了事件的真实过程。威胁非常严重，编辑迫于压力，不得不刊登了道歉启事。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谴责声一片。伦敦《泰晤士报》在头版头条写道：“比科事件之后，吉米·克鲁格先生这样的行为在任何一个坚持文明规范的国家看来都是一种耻辱，他应该立刻被革职。”在南非，南非荷兰裔评论员也表示强烈谴责。记者瑞琪·范瑞宁（Rykie van Reenen）写道，她曾经与比科进行过一次长谈，在她看来，比科是一位建设者，而不是一个破坏者，他希望通过社区服务提升黑人的地位。他给她留下的是“一个新式黑人的形象，他正试图尽他所能，带着无畏的献身精神，准备为自己和人民承担更大的责任”。让她感到不安的是，“像他那样的声音从我们国家的批判性对话中消失了”。6
由比科死亡事件引发的最尖锐的表达是，审问者与被审问者的对抗演化成了黑格尔哲学主仆关系中最令人骇然的形式。报纸前主编唐纳德·伍兹（Donald Woods）曾在史蒂夫·比科死亡案中做证，他后来写了一篇关于这次审讯质询的文章，第一次将酷刑室的黑暗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这些人，这些南非白人民族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与产物，第一次从他们的警察局和小审讯室中现形。这一次，他们要对一件事情负责了。这些人表现出极端的偏执。他们一直被教导着要时刻牢记并维护他们权力的神圣，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无辜的人——无法进行不同的思维或行动。最要命的是，他们的职业给了他们表现偏执性格的机会。多年以来，他们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小黑屋中，不受任何干扰地将他们所能想象到的所有折磨行为发挥到极致。他们有法律的隐形批准，政府给予了他们极高的地位，因为他们是“保护国家免受颠覆”的人。7
库切没有在公开场合回应比科的死亡，但在1977年9月20日写给希拉·罗伯茨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与怀疑，他认为政府将竭力掩盖暴行：
比科的死亡给大家心头蒙上阴影。病理学家大概会出报告说，他是被谋杀的。我猜测政府会厚颜无耻地否认，拒绝组织进一步查询或进行某种拙劣的掩盖，如来一个“内部”质询。他们才不会管人们是怎么想的。
库切对比科案以及其他被拘留人员，如艾哈迈德·提姆（Ahmed Timol，1971年）和尼尔·阿杰特（Neil Aggett，1982年）死亡事件的触动可以从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写的两篇重要文章中看出。一篇是收入《双重视角》中的《进入小黑屋》（Into the Dark Chamber，1986），另一篇是收入《冒犯》中的《布莱顿·布莱顿巴赫与镜中的读者》（Breyten Breytenbach and the Reader in the Mirror，1991）。在第二篇文章中，库切指出像约翰·沃斯特这样的安全警察会对拘留期间的死亡案件编出各种各样的谎话，比如疑犯踩到“一块肥皂”滑倒了，实际上，在极权主义语言实践中，这是“死于酷刑”的隐语。这些谎言证明了某些人对真相无耻的蔑视。在《双重视角》中，库切引用了克里斯托弗·范维克（Christopher van Wyk）的诗歌《拘留》（In Detention）来显示人们是如何操控真相的：
他从九楼跌下
他上吊自杀
他洗澡时滑倒在一块肥皂上
他上吊自杀
他洗澡时滑倒在一块肥皂上
他从九楼跌下
他洗澡时上吊自杀
他从九楼滑下
他从九楼上吊
他洗澡时在九楼滑倒
他滑倒时，倒在一块肥皂上
他从九楼上吊
他滑倒时，被从九楼冲下
他洗澡时，在一块肥皂上上吊8
当法院责成那些施暴者离开自己的暗室，像在纽伦堡审判中，或在耶路撒冷受审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2)那样讲述他们的行为时，这些被指控者的渺小与他们所犯罪行的巨大是如此不成比例，这让库切感到震惊。他发现在审查史蒂夫·比科和尼尔·阿杰特之死的两个案件中存在同样的悖论，其间，“安全警察从小黑屋中出来了片刻，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9
因为一套腐败的法律，在约翰·沃斯特广场的刑讯室里的折磨取决于施刑者的怜悯。在《双重视角》里的一篇文章中，库切谈到西弗·塞巴拉、末甘尼·沃利·塞罗特（Mongane Wally Serote）和亚历克斯·拉古玛的作品。因为酷刑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体会到，所以这些作家就必须使用他们的想象力来描绘种种折磨。库切写道：“黑暗的、外人不得进入的禁室本质上是小说幻想的起源。在制造这些卑劣行为、增加其神秘的过程中，国家本身在不知不觉中为小说的再现创造了先决条件。”10布莱顿·布莱顿巴赫从监狱里出来之后写了一篇题为《一位白化恐怖主义者的真情告白》（“The True Confessions of an Albino Terrorist”，1984）的文章，描述了审讯过程，那时折磨者与被折磨者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如此亲近，又最具破坏性：
审讯者从外表到行为看起来都很正常。他过着普通的家庭生活……这些人不是怪物：他们知道，自己被强大的力量包容与接受。他们甚至天真地认为自己是被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暗中支持的。他们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所做的“肮脏的工作”是必要的……囚犯最终将坦白……囚犯终于知道自己是被当成一种工具利用了、被人冷酷且熟练地操纵了，他也知道了自己的弱点。糟糕的，甚至更糟糕的是，最终他把折磨他的人看成了一个祭司，甚至一个朋友……你们两个，违法者和受害者（合作者！小提琴手！），被联结到了一起，也许是永远地联结到一起，通过你们所看到的卑劣，通过悲哀地了解人类所能做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罪的。11
库切在《冒犯》里的一篇文章中详细研读了《给屠夫的海外来信》（Letter from Abroad to Butcher）这首诗歌，他认为这是布莱顿·布莱顿巴赫的“重要诗歌”之一。布莱顿巴赫将该诗“献给”了“巴尔萨泽”——约翰·沃斯特的第二个名字。所写内容是关于他在牢房中，对囚犯与“屠夫”行为的思考。该诗收录在诗集《隐秘》（Skryt）中。该诗集在荷兰出版，但在南非被查禁。在这首诗中，囚犯所说的语言具有戏剧性的发展：从“囚犯说”到“宣称”，再到“承认”。它描述了囚犯最初意识到恶化与腐败的迹象（“第一次飞跃”）所感受到的痛苦，当“他的梦想被粉碎”，他准备着走向死亡之路；他准备着“到地下去抖动/喂食昆虫”。死神降临时，他想起政治犯提姆“从天堂的第十层上翻滚/到街上拯救那里站满的人群”，然后犯人直接询问“屠夫”在折磨他人时是否也会显露真实情感：
而你，屠夫
你负责国家的安全
当夜幕开始降临，
囚犯
发出凄惨的号叫
就像生孩子羊水破了一样，
你有何感想？
看着血腥的人形，
恐惧而战栗
他残喘着，在你的双手之间
行将死亡，
你不觉得卑贱吗？
当你那曾抚摸你自己妻子私处的双手，
触碰着死去的躯体，
你喉咙下的心肝就不颤抖吗？12
关于“你自己妻子的私处”，库切认为：
布莱顿巴赫应该写“隐私部位”。暴露在公众目光下的不只是酷刑室不被人所知的秘密，不仅仅是（假定的）沃斯特自己感到的反感（这里具有复杂讽刺意味的是：布莱顿巴赫断言沃斯特是有良知的，他敢肯定沃斯特不敢否认），还有沃斯特婚床的秘密（根据公众禁忌，这部分是不可以暴露在公众目光之下的）。这首诗攻击手法低劣，挖苦的不是沃斯特，而是他毫无防范能力的妻子的隐私部位。这有辱男性的荣誉，鉴于事主的年龄（1972年时，巴尔萨泽和迪尼已经50多岁了），这绝对是一种冒犯。该诗的过分之处在于它太突出隐私。13
值得注意的是，库切在《冒犯》中关于布莱顿巴赫的文章里相当关注《给屠夫的海外来信》这首诗歌。就如同在《双重视角》中的《进入小黑屋》一文中，他全文引用克里斯托弗·范维克《拘留》中的内容。他很着迷于《一位白化恐怖主义者的真情告白》一文，因为该文章再现了安全警察的精神状态。他们可能会在早上离开餐桌前，亲吻自己的孩子并与之告别，然后开车到办公室去作恶。14在《进入小黑屋》中，库切也提及了他自己的小说《等待野蛮人》。该作品1980年出版，讲述的就是酷刑室给一个有良知的人带来的冲击。虽然这两篇文章都是在小说出版后刊登的，但它们可以被有效地用来帮助理解《等待野蛮人》以及该作品成型的影响因素。库切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经常互相影响与渗透。尽管库切在小说的空间和时间设定上尽量虚化，但他还是会考虑让南非成为背景的可能性，比如小说中乔尔上校在给地方治安官的囚犯死亡报告中所使用的数据就来自南非官方对比科的折磨，以及关于他死亡原因所用的谎言。报告的写作加之其他小细节，比如重复“囚犯”这一字眼，是典型的安全警察的写作风格。报告中的谎言与克里斯托弗·范维克在他诗中所暗示的一样：
在审讯过程中，囚犯的供词显然漏洞百出。这些漏洞百出的供词被揭穿后，囚犯变得狂怒起来并且攻击进行案件调查的长官。接着在发生扭打的过程中，囚犯重重地撞在了墙上。经抢救无效死亡。15
小说中，当地方治安官后来检查尸体时，发现犯人嘴唇是肿的，牙齿被打碎，一个血淋淋的眼眶里完全是空的，这样的伤害让人联想起比科所受的酷刑。
《给屠夫的海外来信》中犯人问行刑者的问题在小说中又一次被地方治安官问及乔尔：如果一个犯人说了真相，但是发现不被相信，他会怎么办？在这种情形下，审讯者要承担什么（道德上的）责任？乔尔说，从犯人说话的“声调”里，他一定可以推断出这个人说的是不是真话。他还必须尝试通过施加压力来获取真相。带着一种安全人员训练有素的无情，乔尔说：
……首先是说谎，然后才是强制手段，再后来，又是说谎，于是再施压，崩溃，再施压，然后才是真话。这就是你得到真相的方式。16
在考虑乔尔的战略战术时，地方治安官问自己，在秘密折磨犯人的时候，折磨者本身在经历什么样的情感历程？与布莱顿巴赫有关“屠夫”的诗中做出的回应一样，治安官在想：
作为一个新手，一个学徒，他不过是被叫来拧拧钳子扳扳螺丝或是其他什么别人也在做的事儿，而他却擅自闯入了禁地，不知他在那一刻是否会有点儿不寒而栗？我发现自己对他的好奇太多，想知道他是否有一个闭门自省的洗罪仪式，以使他自己能回到其他人中间与别人一起共同进餐。在那一刻他非常仔细地洗了自己的双手吗？他所有的衣服都换吗？还是局里造出了一种新人，不管洁净也好还是不洁净也好他们都能够心安理得地过下去？17
在小说的结尾处，当治安官受尽折磨，重新成为自由人的时候，他问乔尔的助手迈德尔，他如何在完成那些罪恶的任务之后回家与朋友和家人待在一起，还能吃东西：
如果这问题太放肆的话得请你包涵点，但我实在忍不住要问一下：我想知道，你事后——就是做完理人的活儿之后——你是怎么吃东西的？这是我对行刑者和这类从业人员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等等！再听我说一句，我是诚心向你讨教，这问题弄得我好苦，可我不敢冒犯你，不敢问你——你心里对此肯定很清楚。你觉得干完这事后对吃东西没什么影响吗？我想象过大概你们得洗一下手，但一般的洗好像还不够吧，可能还得要一个牧师来帮一下忙，弄一个清洗仪式吧？类似净化灵魂似的——这是我脑子里想象出来的。还有，回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里是否觉得别扭？比方说一家人坐在一起或是和同事们一起吃饭？18
二
1977年8月，库切访问加拿大，参加在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人文学科电脑化国际会议。作为一个曾在英国工作过的程序员，他多年来对此一直保持着兴趣。在回程途中，他在布法罗停留了几日，见了一些他以前的同事。1977年9月20日，从加拿大返回南非后不久，库切开始了《等待野蛮人》的创作。在这本小说最早的版本中，他将故事背景放在了南非，特别是开普敦。但是后来他放弃了这样的想法，而采用了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空背景。该书的早期版本也是在开普敦大学的考试用纸上撰写的，记录日期从1977年9月20日至1978年3月28日。一个月后，在1978年4月28日，他开始了第二个版本的创作，并于1978年10月28日完成。接着，他又利用1978年11月1日至1979年4月8日的时间创作了第三个版本。在这个版本开始的时候，他还待在开普敦，但在写作过程中，他已经到了美国，先是在得克萨斯大学，然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学。
在接受大卫·阿特维尔的采访时，库切是这样评论此次访问的：
我1979年从开普敦大学休假，进行《等待野蛮人》的创作，同时重新拾起语言学。虽然在开普敦曾断断续续地教过语法与文体学，但我已经跟不上语言学新的发展了。我在得克萨斯大学语言学系待了一个学期，旁听了劳里·卡尔图宁（Lauri Karttunen）关于句法学的研讨课，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尽量寻找自己在这门学科中的定位。语言学分支的发展如此之快，以至没有人能期望掌握超过一或两个分支的研究。得克萨斯大学之后，我又去伯克利分校待了三个月……这是一段孤独时光，但成效很大。19
在奥斯汀期间，库切写完了3篇关于句法学的论文，主要是关于英语中被动语态的修辞性问题以及无主句的修辞作用。这些文章都被收录到《双重视角》中。其间，他继续创作《等待野蛮人》。1979年4月和5月间，他用红色字迹编辑了手稿。1979年6月1日，他完成了打字稿，并用黑色墨水笔加入了一些进一步的修订。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的校对稿与该小说其他版本一起存放在得克萨斯大学的哈里·兰塞姆中心）只有几处黑色笔的更正。
与《内陆深处》的小节编号方式不同，小说《等待野蛮人》按时间顺序分为六个章节。但是在拉万出版社的版本中，分割更多，并用较短的星号做标识（在以后的版本中，因为排版的原因，出版商用空白取代了星号）。
这部小说的故事时间跨度一年多，通过季节的变换来标识。相比较而言，它的“实验”性略逊于先前的两部小说。《幽暗之地》包含不同身份的库切；《内陆深处》的场景可以说是重复的，时间也是紊乱的。《等待野蛮人》的背景设置与前两部小说不同，既没有一个可识别的世界，也无法确定事件发生的时期。小说背景是含混的，一方面有盐田和沙漠；另一方面有湖泊和白雪覆盖的高山。城堡以及马匹和刀剑的设置让人想起罗马帝国，但浩瀚无垠的大地又让人想起中亚草原或南非卡鲁。酷刑和暴力的主题，让人依稀想起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或共产党人统治下的苏联，另外，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南非局势与这一主题的平行联系也是不可能被忽视的，特别是“紧急时期权力”，与20世纪80年代及早先的南非如此类似。1982年8月31日的《新闻周刊》中引述了库切对彼得·扬哈斯本所说的话：“我想创造的人物与背景不属于当代任何情况。但是，熟悉南非的人可能会觉得是在说南非。”在接受记者乔安娜·斯科特采访时，库切说，创作《等待野蛮人》的挑战不是来自“描述一个陌生的环境，而是在于构建一个他自己从未见过也不存在的环境”20，而对于这一点，在小说创作的整个过程中，他都不曾忘记。在接受大卫·阿特维尔的采访时，库切说：“如何描述野蛮人的土地是对我想象力的挑战。”21因此，这部小说中的虚构事件显然植根于非现实，不能“直接”追踪到包括南非在内的任何特定国家。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许多评论家将该小说称为寓言体的小说，从中可以看到故事与其他国家和事件的相关性。如果宽泛松散地使用这个词，我们可以说《等待野蛮人》是关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暴行的一个寓言版本。22
故事的讲述者没有名字，他在帝国的边缘区域做治安行政官。作为帝国的官员，他维持治安与法律；但同时他也是一个老人，希望在边境上和平地生活，尽管有些不情愿，但还是要履行他的职责，等待着退休，拿退休金。他的业余生活是安静地阅读经典作品，破译他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木简上的怪异文字。为了放松，他也会到小客栈二楼去召妓。
在小说的开始，凶残的乔尔上校来到边境小镇，他是从帝国首都国防部第三局来的绝情官僚，这个安全警察有些像盖世太保或克格勃。23他的特点是易怒，戴着的暗色眼镜不仅挡住了他的眼睛，也遮盖了他的邪恶本质。乔尔是堕落的政治制度下扭曲人性的原型，但是治安官从他那不透明的眼镜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表明他也受到了这个腐烂体系的影响。乔尔声称野蛮人正准备反抗。他发起了对他们的突袭，然后抓回来一群游牧民，审问并折磨他们。优柔寡断的治安官不希望涉足这些调查，于是对帝国来客和他们的手段敬而远之，尽管后来受良心的谴责，他被强迫承认，作为帝国的仆人，他自己与那些人一样是有罪的。在小说的结尾处，他说：
但我并非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是冷冰冰的乔尔的对立面——一个宽容的欢爱制造者；我是帝国的一个谎言——帝国处于宽松时期的谎言；而他（乔尔）却是真相——帝国在凛冽的寒风吹起时表露的一个真相。我们正好是帝国规则的正反两面。24
库切的这部小说与约瑟夫·康拉德和卡夫卡的作品之间存在互文性。就像《黑暗之心》中的青年库尔兹一样，行政长官相信开明、自由的政府，爱上了一个有色人种，结果被怀疑脑袋出了问题。与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在流放地》（“In the Penal Colony”）这一故事互文则更清晰，比如卡夫卡笔下地方官的暴虐。25库切小说的标题让人想起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但是该小说首先是来自康斯坦丁·卡瓦菲的同名诗——《等待野蛮人》，该诗的结尾与小说有很强的呼应：
夜幕已经降临，野蛮人还没有来。
有些人已经抵达前方，
并说不再有任何野蛮人。
而现在，没了野蛮人，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人曾经是一种解决方案。
在小说的结尾处，帝国的士兵追踪野蛮人来到帝国的边界之外，但最后士兵们丢盔弃甲地返回来，说敌人引诱他们进入沙漠，然后就消失了。乔尔和他的手下等待着野蛮人，结果什么都没等来。他们所预期的野蛮人并没有出现，因为野蛮人是他们自己想象的内容，就像南非白人一直恐惧的“黑人的危险”。这些人不会带来什么“解决方案”，因为他们从来就不会出现。角色互换，真正的野蛮人是乔尔上校领导下的帝国士兵。
随着故事的展开，治安官开始对受害者感到同情，特别是一个女孩，她在遭受酷刑的过程中断了腿，眼睛半盲。当上校离开哨所之后，治安官将女孩带到自己的房子里和他睡在一张床上。他照顾她，每天晚上给她涂抹杏仁油，并帮她洗脚。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仪式和忏悔，他希望这样可以洗净他给自己假定的罪行与同谋。治安官与女孩之间只发生了一次关系，而她仍然是一言不发，保持着神秘，甚至像一场幻觉。治安官与她的关系不同于他与客栈妓女的关系，在那里他花钱买性，还伴随着谎言。后来，在两名士兵的伴随与引领下，他开始了一项穿越沙漠的艰巨旅程，希望将女孩带回到族人那里。这部分让人想起南非早期的开拓者记录的故事，但库切仍成功地将故事限定在虚构的世界里。
回到边境军营——“文明的黑暗之花”26，治安官发现，他不在的时候，军队已经与野蛮人交战。他被抓起来，因为他涉嫌与敌人谈判，被控犯有叛国罪，受到监禁、折磨和羞辱。他被“推进不公开的紧急审判庭，一个呆板的小个子上校在那儿主持，他的助手向我宣读我的罪状，还有两个下级军官权作陪审推事，为使整个把戏看上去像是一种合法程序”。27他的情况很有讽刺性：他曾是殖民秩序的一部分，现在却被标记为帝国境内的敌人。在库切的前两部小说中出现的主仆二元对立，在本书中通过角色的逆转，变成了一件特别复杂的事情：比如，治安官与乔尔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手下迈德尔），还有治安官与女孩的关系。用德里克·阿特里奇的话来说，治安官的情况是“孤独的个体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提出了关于文明与人性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28监禁期间，治安官开始有了略微的反思：“如果什么人在遥远的将来对我们的生活有兴趣作一番探究，以帝国前哨基地的视角来看这个老人，也会觉得他内心并不是一个野蛮人。”29后来，他告诉乔尔：“你是敌人，你挑起了战争，你给第三局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替罪羊——这事情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是一年前你把第一批蓬头垢面的野蛮人带到这里时就开始了。历史将证明我说得没错！”30然而，对于乔尔来说历史不过是个小玩意，因为他所在的帝国与历史的进程背道而驰，是要密谋反对历史的。这个帝国至高无上的规则，也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南非所执行的，那就是：“如何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避免分崩离析。”31
《等待野蛮人》展现了库切最漂亮清爽的文风。作品所表现的文体的灵活性让他从容地从剧情高点过渡到适合人物性格的对话部分。支撑着屋顶的立柱垮塌了，芦苇和黏土合成的屋顶上，男人从窟窿里掉下来，他骂骂咧咧的话语反映了一个士兵的粗糙：
“该死！”他骂道，“该死！该死！该死！该死！”他的同伴都哄然大笑。“有什么好笑的！”他叫道，“我他妈的大拇指给弄伤了！”他两手夹在膝盖中间。“真他妈痛！”他抡起一脚踢在草棚上，我又听见里面泥灰脱落的声音。“我们本来应当把他们一个个排在墙根，和他们的同伙一道毙了！32
当治安官在被拘留期间遭到传讯时，乔尔上校要求他解释其所拥有的木简上文字的意思，认为其中包含来自一种未知语言的隐含信息。实际上治安官也不知道木简上文字的含义，但是，在一个重要段落中，治安官利用这个机会向审讯者展示了一些挑衅的可能，其中微妙地涉及乔尔新近折磨犯人的暴行。正如库切的小说不包含直接、简单或单一的政治“信息”一样，治安官推测的“翻译”，提供了对木简上文字进行不同解释的可能：内务记录，帝国未来的攻击计划或是帝国最近几年的历史。在这些五花八门的选择背后，知情的读者会发现“含混的七种类型”，库切是一位精通文学理论与文本细读的学者，当然也熟悉这一点。治安官的解释在玩味含混以及文本各层次的可能性解读，他并不是要得出一个单一、特定的明确含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下面一片怎么说。看，这只有一个字符，是野蛮人的字符：战争。这字符也有另外的含义，就是：复仇。如果你把它倒过来看，也许可以读作：正义。内中的深意无从知晓。这是野蛮人智慧的一部分。
“其余的木片说的是一回事。”我把那只不带伤的手伸进箱子里搅了一下。“只是一种寓意，这些东西可以用许多种方式来读。或者说每一片木简都可以用许多方式来读。合在一起可以看作是一部家庭日志，也可以看作是一份战争计划；横过来可以读作帝国最后时日的一段历史——我说的是旧的帝国。专家学者在研究古代野蛮人遗迹时众说纷纭……”33
在一系列相关场景中，有一群孩子反复出现，有时是在现实中，有时是在治安官的梦里。他们建立防御的堡垒、城堡或者整座城市：这意味着一个社会制度。在小说的结尾，这些孩子重新出现，但是这是在一个重要桥段出现之后发生的。这时，治安官已经恢复了他先前的合法地位，也重新开始写作了。但是，他没有任何进展。这个哨所最后几年的史册记录并不是他想要的记录，因为他已经成为历史之外的存在。他想等到冬天，当真正的野蛮人来到小镇大门口，他会向大家告别，卸下公职，然后开始说真话。但这个时候，他再次看到广场上的儿童。与早期看到的情形不同，他们并没有在建造一个堡垒或一座城堡，而是在堆一个雪人。当他看到这一点时，他感到“莫名其妙的喜悦”。尽管他注意到那个雪人堆得很笨拙，但是并没有指出来让他们扫兴：
他们忙着自己手上的事儿都顾不上瞥我一眼。硕大溜圆的身子已经堆起来了，这会儿他们在滚一个雪球要做雪人的脑袋。
“谁去找点什么来做嘴巴、鼻子和眼睛。”他们里边一个挑头的孩子说。
我想起雪人还得要有两条胳膊，但我不想掺和他们的事儿。
他们把脑袋安在雪人的肩上，又用小卵石给雪人安上了眼睛、耳朵和嘴巴。有个孩子还给雪人戴上他自己的帽子。
真是个不差的雪人。
这不是我梦里所见。就像如今经历的许多事情让我感到很麻木；就像一个迷路很久的人，却还硬着头皮沿着这条可能走向乌有之乡的路一直走下去。34
虽然雪人没有胳膊，但是治安官不干预，因为，按照加拉格赫尔的观点，手臂的另一个负面含义是武器。35相反，他为孩子们的创作而感到莫名的高兴，因为孩子们的创作暗示着下一代蕴含的希望。尽管根据最后一句，那希望不会为他带来曙光。这种试探性的让下一代充满希望的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因为库切将此书献给了他的两个孩子——尼古拉斯和吉塞拉。
与《内陆深处》一样，有无数的人急着要将《等待野蛮人》拍成电影，其中包括詹姆斯·波利，他想带上马内·范伦斯堡和穆尼因·李Moonyeenn Lee），与导演切斯特·登特合作。弗朗西斯·杰拉尔德也很感兴趣。但库切让他在美国的新代理彼得·兰姆派克（Peter Lampack）与那三个曾向他寻求电影版权的人士联系。兰姆派克决定将版权给维兰德·舒尔茨-凯尔（Wieland Schulz-Keil），因为他打算请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饰演治安官。库切在1984年10月26日写信给舒尔茨-凯尔，认为尼科尔森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演员，但他继续解释了他眼中治安官的性格特点：
很难将尼科尔森从他曾经饰演的角色中剥离出去。我只想说，要演好治安官，尼科尔森将不得不放弃他的那种（我会称之为）狡猾和颠覆性的幽默，在其他角色中，这是他的标志性特质……一般来说，我觉得欧洲人会比美国人更容易进入角色。饰演这个角色一方面需要智慧与自我怀疑的能力，另一方面，还需要一种真正的责任担当感。而且前者不能颠覆后者。这也就是说，他需要有两方面的综合，而不是从一种情绪转换到另一种情绪。这真是不容易。
最终，这部电影不了了之，可能是因为舒尔茨·凯尔无法筹集到必要的资金。在2005年，《等待野蛮人》以另外一种形式再现于一家德国剧院。埃尔福特歌剧院（Theater Erfurt）将其改编为歌剧，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作曲，克里斯托弗·汉普顿（Christopher Hampton）作词。该歌剧也在阿姆斯特丹和奥斯汀上演。2007年1月，在库切曾经求学过的奥斯汀，该剧被改编成影射当时伊拉克局势的寓言。这是一个具有挑衅性的行为，因为当时的总统乔治·布什曾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
三
1979年7月24日，库切将《等待野蛮人》的手稿从伯克利分校寄给纽约詹姆斯·布朗公司的经纪人大卫·斯图尔特·赫尔。库切提醒赫尔，他已经收到了哈珀罗出版社克科罗娜·麦克赫姆的信，问他是否有新的作品准备出版。该公司在美国出版了《内陆深处》。他推断，他们也可能对这份新的书稿感兴趣。他也给伦敦的经纪人穆雷·波林格发了一个副本，后者帮助代理了库切第二本小说在法国的销售权。
显然，波林格几乎立即成功地向塞克沃伯格出版社推销了该书稿，因为库切在1979年10月8日返回开普敦时，就收到了该出版社汤姆·罗森塔尔的一封信。他将《等待野蛮人》描述为“一本具有毁灭性的力量”的小说。同时他还提到了库切“无比清晰”的散文风格：
你所描述的是一个噩梦般的世界，治安官这个人物塑造得如此真实、写得如此恰到好处，让人觉得这个可怜的人儿就在身边。
对于南非市场，罗森塔尔安排迈克·柯克伍德以拉万出版社的名义发行1000本精装本和2000本平装本。1980年10月16日，英国版问世，几个月之后在1981年，南非版也问世了。1980年11月2日，库切写信给柯克伍德，说到塞克沃伯格版本的封面上，一个叫马丁·西摩-史密斯（Martin Seymour-Smith）的人称库切是“过去十年中南非出现的最好的小说家”。对此，库切写道：
他们没有让我看封面，所以我没有办法。但是在您的版本中，要是将这个放在封面上，我们就都显得太愚蠢了。
11月29日，库切告诉穆雷·波林格，对于法国出版商莫里斯·纳多Maurice Nadeau）购买了《内陆深处》的版权两年了还没出版，他很是不满意。他还说，自己正在进行第四本小说的创作，他希望在1982年上半年完成。
英国大多数的评论都盛赞库切的这本新小说，但是彼得·刘易斯在1980年11月7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文章称，尽管该小说有“扣人心弦的叙述和道德洞察力”，但是在丹·雅各布森发表过《约瑟夫·贝兹的忏悔》（The Confessions of Josef Baisz）之后，它并没有为传统政治寓言带来任何实质性贡献，人物过于定型化。伯纳德·莱文（Bernard Levin）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坚持《等待野蛮人》的重要性。他热情洋溢地评价这本新书，并将库切定义为国际舞台上的作家。莱文认为库切是一位“有分量、有深度，优于常人的艺术家”。他继续说：
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是一个暗喻，但是它直接指向一个（库切所在的）国家，在那里“人们声称有比个人体面还重要的考量”。但是在这种表象之下，它超越了时间、空间、人名，甚至宇宙。库切先生看到了所有社会的黑暗之心。接着有一点会逐渐变得清晰：实际上库切不是在讲政治，他在探究我们每个人内心潜伏的兽性，这种兽性根本不需要集体刺激就会转身撕裂我们……似乎，我们每个人都在等待野蛮人。如果库切是正确的，我们不用等待很久。
莱文指出，库切唤醒了卡夫卡那具有欺骗性和难以捉摸的焦虑，但是治安官人性的削减要比约瑟夫·K.的命运更进一步。当治安官将自己与乔尔上校比较时，他说：“我是帝国的一个谎言——帝国处于宽松时期的谎言；而他却是真相——帝国在寒风吹起时表露的一个真相。”
莱文还认为：
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作家愿意袒露自己的后背，用自己手中的棍棒打自己，宣称自己是人类苦难的一部分，也是让人类遭受苦难之源的一部分。
我认为没有几个作者能像他这样，在人的内心中唤起这么一个荒凉的旷野，而野蛮人正坚持不懈地向这个荒原挺进。这本书像先知的《旧约》。先知已经看到火雨即将来临，即便是那些发出警告的人也无路可逃。这个先知明白尽管“在遥远的帝国前哨，有一个人，他的内心并不是一个野蛮人”，但是这既是重要又是徒劳的。在读库切的书稿时，耳边都是凄风苦雨。最让人觉得痛苦的是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人类永远不能成功地关上潘多拉盒子，而凄风苦雨正是从那里出来的。
1982年4月21日，在接受《开普阿格斯报》的采访时，库切被问及如何看待莱文的评价。他说莱文高度赞扬他的小说，并认为该小说超越了南非的悲惨困境，这让他有点不知所措。莱文认为库切小说“超越时间、空间、人名，甚至宇宙”的观点，促使库切强调国内批评家应更严肃地对待国内成果，不应该等待那些成果被海外发现。至于莱文的好评，库切认为像“宇宙”“超越”这样的字眼对于他来说太大了。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写作而已。对于他的写作是否是被种族隔离的“悲惨困境”所触发的问题，他回答说，没有人在开始写作前就有深思熟虑的动机，一个人写什么取决于他对自己写作动机的探究与发现。
当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的《等待野蛮人》运抵开普敦码头的时候，像对待《内陆深处》一样，海关官员将其查封，然后将样书送到指定的委员会审查。1981年，一位热心的警察G.J.皮泽（G.J.Petzer）少校将拉万版的《等待野蛮人》提交委员会审查，但是被退回，因为审查机构说他们已在审查这本书。雷金纳德·莱顿（Reginald Lighton）是开普敦审查委员会的一员，负责审查这本书。在报告中，他指出，一些场景诸如迈德尔当场宣读对治安官的指控——从无能到叛国罪；尤其是当治安官说，他们将用法律手段对付他，因为这样对他们适合，他们还会采取其他方法。这些都可以解释为在影射政治动乱。另外，莱顿认为迈德尔这个人物有问题，他可以在为帝国服务的同时通过犯罪来谋生。尽管此书的背景不是当代南非，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不能令莱顿满意。不过，他认为，小说的背景是不明确的，干燥地区中的绿洲位于赤道以北，而不是南非附近。因此，他强调，尽管某些地方有相似性，但是小说在背景上没有明确表示发生在南非。在他的总结中，他认为迈德尔和乔尔可以被理解为代表着“国家资深思想家的傲慢专制——带着狭隘的思想和冷酷”。36即便酷刑的手段与南非密切相关（鉴于比科的死亡情况），但是莱顿在他的报告中努力地强调该小说的普适性题材。他补充说：“虽然这本书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但是它缺乏号召力。它的读者可能将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有辨别能力的少数人。小说中没有多少’冒犯性’的词语，所用语言在上下文中都是正常的。所以并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该小说不宜阅读。”因此，该书最终得以在南非发行。37
令库切不安的是，1980年12月12日的《每日经济新闻》与1981年3月26日的《阿格斯报》都转载了伯纳德·莱文的书评。在拉万版的小说出版前，《纳塔尔目击》（The Natal Witness）就宣称这本书让“库切先生走到南非杰出文学人物的前列”。《纳塔尔水星报》（Natal Mercury）在1981年2月5日发表的书评中声称：“我怀疑自己是否读过比这本书更强有力的作品。”在1981年2月6日的《金融邮报》（Financial Mail）中，彼得·威廉认为很多人会将此书作为一个南非寓言来解读：“小说文字优美精当，人物和地点被有意地、技巧性地赋予了普适性，它让读者沉思文明本身的意义，思考在面临内部的或是外部的威胁，以及野蛮入侵时它是何等脆弱。”
威廉在书评结尾处高度赞扬小说对读者的影响：
奇特的风景，有点像非洲，又有点像想象中的国家；行为与思想几乎没有干扰时间的流淌；语言清晰明朗——读者在读过小说之后，还会品味这些内容。
与此相比，切瑞·克莱顿在1981年3月8日的《兰德每日邮报》上对该书的赞誉还是相对节制的。在她看来，库切是一个冷静的知识分子型作家，尽管在当时的文坛有一些大胆抗议的简单文本有时会被给予过度的赞誉，但是她还是很欢迎库切的作品可以纠正这种文坛现象。与此不同，吉恩·马夸德表示钦佩他“具有迷惑性的散文风格”以及“在一个超越时间的背景下呼唤人们注意残酷与痛苦”。
从美国经纪人大卫·斯图尔特·赫尔那里38，库切得知《等待野蛮人》的书稿已经提交给哈珀罗出版社、霍顿·米夫林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维京出版社（Viking）、道布尔迪出版社（Doubleday），另外还有企鹅出版公司。而企鹅出版公司不仅希望买下新书，还希望补发《内陆深处》。
赫尔并没有在他的信中解释为什么手稿会被提交给这么多的出版商。但是在1981年11月20日发行的《出版商周刊》的一篇文章中，乔安·戴维斯（Joann Davis）讲述了当时的情形。当时，赫尔在与企鹅出版社的凯瑟琳·科特共进午餐，讨论物业和在美国购买房子的事情。在谈话中，他告诉科特英国出版了《等待野蛮人》，他说：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书稿很好，但是一些美国出版商却都拒绝出版。作者在国外已经获得三个文学大奖，但美国这里没有人对他感兴趣。
英国和美国出版商的不同反应引起了科特的兴趣，她同意在接下来的假期里，带上一本英国版的《等待野蛮人》。“这真不是一本适合在海滩上阅读的书，”她后来对《出版商周刊》说，“但是，我仍然把它带上了，我要自己感受一下。”科特在采访中指出，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库切，但她被这个南非人的作品打动了：
说起来都是陈词滥调了，但我觉得这本书给我的深刻印象是，它能让读者看到人灵魂中的黑暗处，并可以用一种感性的方式理解政治局势带来的道德困境。我还真不知道有多少作家可以不用过多辞，就能塑造一个能够从深层次审视自己信仰与道德的人物。
尽管还是在度假期间，但是科特通知赫尔，她将非常愿意出版《等待野蛮人》，他应该不遗余力地帮她拿到版权。距离前一封信没有几天，1981年5月6日，赫尔给库切带来了来自企鹅出版社的好消息。他们已决定接受《等待野蛮人》和《内陆深处》两部作品，将出版平装本，并为此提供7500美元预付款。赫尔建议库切接受这一开价。尽管哈珀罗出版社拥有《内陆深处》的重印权，但他会与其协商，修改版权，因为他们出版的精装本已经绝版。
从大卫·赫尔处拿到库切签名的合同之后，科特在1981年11月6日写信给库切，说企鹅出版社将在1982年4月出版《等待野蛮人》，她和很多同事都为此感到非常兴奋。她继续说：
这是一本非凡的小说，不仅仅是因为您写作的质量和精当，以及您想象力的强度，更是因为它让我做出了某种“情感上的飞跃”——以一种非智力的方式来了解选择其令人敬畏的本质。
正如您所知道的，小说将以质朴的平装本形式面世。这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大的读者群。这是企鹅出版社首次以这种方式出版一本小说，这必将吸引更多人对此书的注意……
我还想让您知道，我们已经提前印刷了一些试读本，以帮助宣传和推广。我也将其发给了一些人让他们做一些可以引述的评价。下面是纳丁·戈迪默、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和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分别给我们的回应：
J.M.库切的眼光触及神经中心。他的发现要远远超出大多数人对自己已有的理解范畴。他才华横溢地用作家所掌握的张力与优雅来传递了这一发现。
这是一本非常优秀、具有原创性的图书，也是一本非常有勇气的图书。
这是一本惊人的书。我希望它在我的头脑里再停留长一点的时间。
科特总结说：“当然，我肯定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将让您知道一切进展如何。”
美国版的《等待野蛮人》在1982年4月面世，首印3万册。由于企鹅出版社在该书出版之前，已经做了广泛宣传，将试读本发给了许多期刊，很多编辑也开始对库切产生了兴趣。1981年11月6日，大卫·赫尔告诉库切，他收到了很多电话询问库切是否有短篇小说可以发表在他们的杂志上。有一个电话来自《纽约客》——“这个国家最难打进去的市场”。哈珀杂志社的梅利莎·鲍曼（Melissa Baumann）在1981年12月2日写信给库切，她说《等待野蛮人》是一本精彩的书，很早之前就应该在美国出版。她询问是否可以从小说中摘一部分放到她的杂志上发表。如果不行，她想知道，库切是否能提交一篇短篇小说作品，比如《南非来信》，或鉴于南非日益增长的右翼运动写一篇关于当代南非文学的文章。在1981年12月20日的回信中，库切说，他很乐意让她发表该书的部分摘录。他继续说：
至于您所建议的另一种可能，我恐怕目前没有什么适合的短篇。用一封《南非来信》来讲述一下马雷（Marais）、特雷布兰奇（Terre’blanche）和他们的追随者，将是有趣的，但是我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报纸上所读到的。我觉得一个人需要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才能写出那样一篇文章。至于说南非文坛，实际上，目前是相当沉闷的——至少，我的印象是这样。此事容我再思考一下，几个星期后再与您联系。
这次库切没有立即跟进“南非来信”这个议题，但是这一事件很可能给他日后要写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灵感。
1982年4月26日，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在《纽约时报》上称《等待野蛮人》是一个“沉重但令人钦佩的故事”。作品“强有力的叙述不仅控诉了库切所在国家种族隔离的意识形态的愚蠢，也控诉了我们周遭的愚蠢，它的表述特别具有破坏性”。乔治·斯坦纳是一位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与哲学家，代表作品有《悲剧之死》（The Death of Tragedy,1961）和《语言与沉默》（Language and Silence,1966）等作品。1982年12月2日，他在《纽约书评》上的一篇评论中先提出了黑格尔关于主仆关系的概念作序曲。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库切小说中治安官与女孩之间的恋情的描写：
这里精美地展现了黑格尔关于主仆之间的模棱两可性——服从者如何掌控自己的主人。治安官对黑女孩所遭遇的痛苦既感到痴迷，又感到道义上的谴责。他清洗和揉捏她那被伤害的脚，寻找暴虐伤害的根源。库切先生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最初对酷刑一无所知的男人是如何在他人身上寻求忍受与恢复的生机……库切先生非常成功地诠释了这种爱，以及认为解放可能带来的徒劳。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非常重视《等待野蛮人》：在1982年4月19日版的封面页上，欧文·豪（Irving Howe）也发表了一篇书评。豪在书评开头讲述了作家所在地南非的局势，他认为每天都在发生的、到处都存在的种族冲突的喧嚣占据了作家的心灵，左右着他的创作。库切在《等待野蛮人》中发现了一个让环境与作者之间充满张力的叙事策略，他将故事设置在一个假想的帝国，没有确定的时间，但同时又可以被认出是一个南非的“普适”版本。这种方法使他能够与自己的作品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而不至于被当今时代的混乱与丑恶所淹没。与斯坦纳的观点一样，豪也认为治安官与野蛮人女孩的关系是小说中最出彩的一部分。他对故事的总结性介绍相当精辟。在书评的结尾处，他指出尽管他认为《等待野蛮人》是一部“杰出的小说”，但是其运用想象帝国的策略可能会无的放矢。他提到了莱文的评论：
其中一个可能是失去具体历史地点和时间所能提供的紧迫性和痛楚。创建一个“普遍化”的帝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对于那些老到的读者来说，现代主义的信条已经成为令人厌倦的公理，所以这种带有强烈政治和社会影涉的叙述会被“架空”为对人类生存条件的非常贫瘠的反思。库切先生的美国出版商对伯纳德·莱文所写书评的引用好像也帮助我说明了这一点。伯纳德·莱文说：“库切先生看到了所有社会的黑暗之心。接着有一点会逐渐变得清晰：实际上库切不是在讲政治，他在探究我们每个人内心潜伏的兽性……”
这深刻的评价蕴含着我们时代的精神，但是请原谅我这么说，这种深刻的评价也是肤浅的。我们为什么要假设《等待野蛮人》这本小说不是在“讲政治”呢？难道这是小说的一种美德吗？小说当然是在指涉政治：难道乔尔上校和治安官不代表两种不同的政治类别吗？政治并不像莱文先生所暗示的那样，像表象那样琐碎，是生活中的糟粕；政治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活动，构建着我们共同生存的方式。如果说库切的小说没有政治，那简直像是拔掉了它的牙齿。
“黑暗之心”无处不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潜伏着”兽性也很可能是真的。但是诉诸这种普遍的罪恶可能偏离了库切先生所描绘的，特别是至少可以部分正的社会错误。所以这种说法不仅会误导人们的注意力，还会鼓励读者在寻找自己内心的野兽的时候产生一种保守默许的情绪和社会被动性。
我不觉得这会是库切先生的意图，或者更为重要的，它是小说本身所要确保的内容。诚然，帝国是抽象的、永恒的、无处不在的，但是通过帝国的纱幕，《等待野蛮人》呈现了我们政治的某一个片刻，一种不公。正是这种历史直接性给小说带来了新颖的推力，以及您所希望的，更大的“普适”的价值。
《等待野蛮人》给库切带来极大赞誉。他的一些好朋友通过电报、信件或电话向他表示祝贺。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南非政治家丹尼斯·沃拉尔（Dennis Worrall）的信。丹尼斯·沃拉尔在信中表达了他对小说的钦佩：“我刚才带着极大的兴趣和愉悦读完了您写的《等待野蛮人》，觉得有必要向您表示祝贺。”沃拉尔问库切是否可以推荐一篇相关书评。库切将欧文·豪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上的文章发给了他。库切认为这篇书评“至少涉及小说的一些核心问题”。库切的旧同事约翰·巴特也从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来了贺信：“恭喜您，《等待野蛮人》在这个国家受到了高度瞩目。再次祝贺您写成了这本书，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这些瞩目。我们在霍普金斯大学已经将其放入20世纪小说这门课程的教学之中。”巴特询问库切是否会在1984年春天回到布法罗，并想知道他能否来巴尔的摩给他们创意写作课的学生做一个公开演讲。库切回复说，春季学期他确实会在布法罗，在此期间，他将讲授一门有关现实主义（或别的什么内容）的课程，他希望去巴尔的摩拜访乔纳森·克鲁。因此，他很乐意给巴特创意写作的学生讲一讲。
英国企鹅出版社决定仿效美国的姊妹公司，也出版该书的平装本。小说翻译权也出售给了许多国家的出版商，有法国、瑞典、丹麦、德国和荷兰，后来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和语言地区。尤其是在荷兰，库切积累了一个极其庞大的读者群。最初，他的书由安博出版社发行，后来由寇斯出版社发行。后者将库切的早期小说重新出了一套很漂亮的版本。荷兰语版本的《等待野蛮人》受到空前的好评。在1983年6月24日的《人民报》上，埃纳·詹森（Ena Jansen）认为《等待野蛮人》是因其精准描述与反思的融合而引人入胜：
对风景和人的描述是非常具体的，但是对于原始场景的展现有时很奇怪，它强调的是对于人生无法摆脱命运的深深的忧郁，以及一个孤独个体的抵抗。小说的主题具有普遍性：关注那些在任何时候都不希望成为专制政权同谋的人物。
1983年6月24日，在《新鹿特丹商报》（NRC Handelsblad）的文化副刊上，弗兰斯·凯伦敦克（Frans Kellendonk）认为库切的创作运用了“一种非比寻常的朴实且不羁的方式”，《等待野蛮人》所包含的是“隐含的、寓言化的”信息：
如果将库切的作品过于局限地与他祖国的悲剧相联系，那是错误的。他所描述的种族隔离是非政治的，是存在主义的。种族是一种迷信，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都是错误的陈述。它实际上在讲述承认与尊重真正的差异，这是文化的问题。人只有在保持不同的情况下，才是平等的。
在1984年1月28日的《自由荷兰》（Vrij Nederland）上，艾德·纽伊斯（Aad Nuis）评价了库切前4本小说的英语版，认为《等待野蛮人》是最杰出的一部作品——尽管现实是被剥离的，但小说的叙事采取了传统的方式，与《内陆深处》有所不同。在小说开始时，来自帝国的乔尔上校是新的野蛮人，他对人类文明所产生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的野蛮人都更为巨大。纽伊斯认为，与以往的小说不同，这部小说里有自由化的治安官与作者本人的呼应，这有助于“人物的丰富”：
对于南非局势的批判，这本书不仅是谨慎的，也是具有权威性的。它的力量恰恰就在于这样的一个事实：统治集团的善意（作者本人也属于其中）被无情地放置在想象的聚光灯下。南非的名字并没有被提及，这一方面是自我保护的问题，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小说的影响范围因此而更为广泛。
《等待野蛮人》的出版使库切获得了国际声誉。除了小说的内在质量之外，小说的出版时机也是十分恰当的，因为随着很多关于南非状况书籍的出版，国际社会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愤慨不断升级。《等待野蛮人》入选《纽约时报》1982年的最佳图书。根据他们的观点，这本小说在国际话语层面，发出了一个关于80年代酷刑的强大且感人的声音”。
随着库切受到日益关注，在出版《等待野蛮人》的当年，企鹅出版公司还补充发行了《内陆深处》。该书在1977年已经由哈珀罗出版社在美国出版，书名为《来自内陆深处》。1982年库切的成功也促使他在英国和美国的出版商发行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该书之前只有南非版。早在1978年4月，雷米尔·A.约翰逊（Lemuel A.Johnson）就已在《非洲图书出版录》（The African Book Publishing Record）中评价过拉万版的《幽暗之地》，认为雅各·库切在格雷特河区域的长途跋涉“既是巴洛克式的、噩梦般的远行，也是一次对种族差异、文化不平衡，以及扩张’信仰所引发困境的深刻探究”。
在1983年1月23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维多利亚·格伦（Victoria Glendinning）表示了对《幽暗之地》的赞赏：
作品散发出一丝康拉德、纳博科夫、戈尔丁，以及《蚊子海岸》The Mosquito Coast）作者保罗·泰鲁（Paul Theroux）的风采。但他与他们又完全不同，他发出的是一种严酷的、引人注目的新的声音。与他的角色一样，库切有着“一种探索的气质”，他带领读者一起去感受那些不那么让人舒服的片段。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读他的书。
四
随着《等待野蛮人》的出版，以及在其他国家的销售，库切开始收获国际奖项。他获得了来自苏格兰的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该奖项是英国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奖项之一，1919年由A & C布莱克出版公司发起，以纪念他们的合伙人詹姆斯·泰特·布莱克先生。奖项由爱丁堡大学负责管理。在爱丁堡大学的A.D.S.福勒（A.D.S.Fowler）对库切的介绍中，他将其描述为过去十年南非最好的小说家。库切在英格兰获得了杰弗里·费伯纪念奖（Geoffrey Faber Memorial Prize），该奖项设立于1963年，以纪念费伯出版社的创始人和首任主席——杰弗里·费伯。该奖项隔年颁发，面向英联邦国家未满40岁作者的诗集或小说。
像1978年的《内陆深处》一样，《等待野蛮人》获得了1979年的CNA奖。评审团的成员有南非大学英语系的D.R.比顿（D.R.Beeton）教授、阿格斯印刷及出版公司的查尔斯·巴里（Charles Barry）、约翰内斯堡的一位著名作家塞尔玛·古奇（Thelma Gutsche）博士。1980年4月23日，颁奖仪式在约翰内斯堡奥克兰公园的乡村俱乐部举行。
这一次库切所做的公开演讲是他做过的最重要的演讲之一。他在演讲中提出了什么是“民族文学”这个问题，以及是否可以在南非用英语讨论民族文学。库切从他的写作生涯开始就对自己的南非起源有着非常含混的感觉。在出版《幽暗之地》时，他曾反对拉万出版社给他钉上南非作家的标签。《幽暗之地》所包含的两部分故事分别发生在美国和南非，但是该书的封面是19世纪非洲画家托马斯·贝恩斯（Thomas Baines）的水彩画，描绘的是殖民时代南非的风景，有牛车和远山。图书简介称赞这本书“可能是第一本真正重要的南非小说”。如果人们还记得，库切在完成开普敦大学的学业后，曾计划永久地离开南非，逃脱殖民地并定居大都市。他关于什么是民族文学的观点对于了解他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作家的任务，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想要把库切对于什么是民族文学的理解放在更大的南非文学的背景下，就应该注意到1936年3月，N.P.范维克·洛从阿非利堪斯语作家的角度在斯泰伦博斯所做的相关讲座。在这个讲座中，范维克·洛反对之前一直主导阿非利堪斯语文学的那种“随意的本地现实主义”，尤其是它的各种散文变体。按照他的观点，这样所形成的是一种殖民地的、“片面”的不能包含完整人性的文学。39
在接受CNA奖时，库切说，一年一度的CNA颁奖是南非文化日历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因为他们描绘着（英语和阿非利堪斯语的）南非文学的发展。无论委员会是否意识到，但是至少他们在不自觉地发挥着如下的作用：
记录着南非作家与评论界不断变化的口味与关注点。尽管他们也是凡人，选择可能也会出错，但是仍然记录着南非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增多的重要图书的出现。
库切还表示，颁奖委员会的决定可以被看作一个更大的公共项目：定义南非的民族文学——现实中实际有两种南非文学：一种是英语的，另一种是阿非利堪斯语的。在他的演讲中，阿非利堪斯语文学属于外围，因为他要谈论的是英语的南非文学（包括黑人的英语写作），他想问一问将其看成民族文学或者正在兴起的民族文学，是否是一个好且正确的想法？正是在这一方面，业已成型的关于英语和阿非利堪斯语文学的理解方式特别引人注目：
在20世纪70年代，阿非利堪斯语作家与阿非利堪斯语当权派之间的战斗可以被看作一场关于在南非的民族传统中书写什么的战役；而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与南非英语当权派之间的战争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但是，如果说现在讨论南非英语写作是否构成了民族文学的问题似乎是纯粹的学术问题，那么在南非的未来，情形将有所变化，因为英语将很可能是压倒性的主要文学语言。关于什么是民族文学的问题，有一个更为激进的观点，且为阿非利堪人所赞同：民族文学体现着民族的期望，从普遍意义上讲是民族斗争的一部分，关于生存、独立、统一、霸权等等。种种迹象表明，南非文学在英语范畴内所面临的这种压力在未来将会更大。
我今晚想问的问题非常简单，但是又很激进：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理由，将从非洲走出来又在国内销售的英语作品称为民族文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将其视为民族文学的动机，是否只是出于政治目的，希望作家把精力投入到为国家本身服务上？
库切说，他并不想纠缠更大的诸如作家的任务这样的问题，也不希望讨论民族和国家是否相同的问题。他希望将问题限制在更小的层面，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将一部用英语写成的南非文学作品称为民族文学是不是一个错误称呼？在他看来，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脑海里每天要思考的是如何将内容与形式联系到一起的问题。内容很容易，只要一个作家拥有必要的激情、想象力和一些其他素质就可以。但是没有形式，内容就不能独立存在。人的所言、所想与所感是由表达所需要的形式来限定的。不论是文学的，还是语言的，这些形式都是不容易改变的，也不可能总是发明新的形式。库切惊奇地发现，为了表达新事物而需要的重要形式上的改变并不经常会发生在文明的边缘，它们通常会发生在一个文明的文化中心，库切将其称为“大都市”——尽管20世纪后期，通信网络的发展使得大都市不必被限制在一个单一的定义化的位置上。就南非的位置而言，库切说：“与占世界文明主导地位的西欧以及北美相比较，它们是大都市，而南非是外省，南非的文学是外省文学。”
库切正是希望逃脱这个“外省”，所以他先去了英国。从他1974年发表文学作品以来，他也不希望被特别称为南非作家。但是，他对什么是外省文学的想法也是复杂含混的：
如果我可以说，我们不是在建立一个新的民族文学，而是在建设一个业已形成的外省文学，那么在我看来，最有建设性的行为——无疑比哀叹我们的外省命运、谋划着逃到大都市要更具建设性——是恢复重建外省的概念，让外省作家的命运变成作家可以毫无耻辱感地拥抱的命运。外省主义通常带着落后、自以为是、市侩的内涵，还带着自卑的烙印。但我不觉得真有必要如此。外省文学不一定就是渺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就是外省的，但同样是重要的。外省主义还有许多其他可以培养的地方，例如，普通人生活的文化与历史连续性，对地域、手艺和持重的尊敬。
库切认为做一个外省艺术家并不是很容易，特别是有的时候，他与大都市文化传统的联系使他与乡土风俗发生冲突，比如南非作家每天都在经历着文字审查制度。还有一点也是不易接受的，比如南非作家可能认为自己发明了一种新的形式，但是实际上只是大都市里已发生过的行为的重复。大都市的批评者们吹着号角呼吁外省艺术家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真正“南非”的东西，而不是单一模仿欧洲或美国的形式，外省艺术家必须学会适应这些。库切说：“这样的要求来自一些天真、悠闲、典型的大都市群体对异国情调的向往。我们没有必要重视它。”库切在结论中说了这样一个想法（几年后，他将在另一个重要演讲中进一步详细阐述）：
我记得一个英国同事说：“在南非当一名作家真好！其他一切都可能是错误的，但至少你有一个伟大的主题在你眼前！”也许情况的确如此。南非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主题，但是好的主题不能产生伟大的小说。大规模的压迫与剥削、大规模的反压迫与反剥削——这些肯定不是一个新的主题……我今天晚上的建议是，南非作家必须要学会谦虚，明白他的历史命运，以及他所在社会的命运是没有什么特殊的，除了国旗、国歌以及其他的国家装饰，他与大都市的关系，就像其他用英语写作的非洲作家一样，与70年前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
《等待野蛮人》获得CNA奖之后，南非学生联盟（SASPU）的一本杂志刊登了一篇梅南·杜普莱西斯（Menán du Plessis）所写的书评。她当时还是一名学生，后来成为知名小说家。她不仅批评该作品缺乏与南非当时惨烈现实的政治相关性，还猛烈攻击作者的人格：“正如CNA奖本身所表示出来的，这本书将被热切地同化为它（依稀）谴责的系统。到最后，它既不是一本令人不安的书，也不会挑战任何的东西。库切是一个很精细的作家。但是很遗憾，他不是一个有胆量的作家。”在之后的一篇文章中，她却又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并勾勒出让她做出这个判断的环境。40审查人员从书中找不到什么具有冒犯性的内容，该书又得到了保守派的大奖，让那些希望从书中读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生感到失望。然而，现在，她对库切这本书的观点变化了：“（库切）的精细和胆量是不矛盾的。如果读者没有感觉到他强烈而灼热的直接挑战，我恐怕要说，那不是库切的错。”
五
20世纪80年代库切仍然是一位活跃的译者、评论家，偶尔也是一个演讲者。1981年10月，他受邀请到德班参加南非教师工会会议。然而，当他得知除了要朗读自己作品以外，还要谈一谈“作者对于主题和技巧的观点”，并要按问题清单回答一些提问时，他表示反对。他写信给工会的副主席M.F.卡塞姆（M.F.Cassim），说其中有三个问题需要他谈论自己的作品，而这是他不希望做的事情。他接着说道：
我发现接受报纸访谈是件痛苦的事情，所以尽量不接受任何访谈；我觉得对着一大群听众来谈论我自己的作品是更痛苦的事情。（不用依赖写作谋生的一个好处就是一个人不用特意去“推销”自己的作品）。因此，我们能不能更泛泛地谈一点南非写作的现状呢？
1981年12月，休曼卢梭出版社的库斯·休曼请库切将威尔玛·斯托肯斯托姆（Wilma Stockenström）的阿非利堪斯语小说《猴面包树之旅》Die Kremetartekspedisie）翻译成英语。这本小说与库切的《内陆深处》有一定的相似性：主人公曾经是一个女奴，她所说的语言就是某些声音以及不常见句法的组合，与《内陆深处》的玛格达很像；小说不确定的背景环境又会让人想到《等待野蛮人》，尽管库切写的主要是沙漠地区，而斯托肯斯托姆写的是热带区域。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小说都是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
库切被斯托肯斯托姆的小说所打动，他立即准备进行翻译。他写信向斯托肯斯托姆询问小说中一些关于植物和树木名称的翻译。41库切的翻译除了有南非版以外，还由费伯出版社拿到英国发行，之后此书又在其他几个国家发行。在意大利，它被评为当年最佳非意大利语小说。
瑞亚·范德若维拉（Ria Vanderauwera）是荷兰安特卫普大学的一名女博士生，她在做荷兰小说的英国与美国版翻译研究时曾写信给库切询问他的翻译原则与方法。在1981年6月3日的回信中，库切说，理论上，他更强调忠实于原文，而不是追求目标语的流利表达，但是他发现在散文翻译中，他可以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
我不会将一本19世纪的小说随便翻译成像20世纪的作品一样的英语。另一方面，我不会刻意模仿19世纪后期英语用词和语法的特点。我的总体目标是让读者对我翻译所用的英语视而不见。
由于文化差异，有时原文在目标语中没有完全的对应物，译者就面临着一个问题：
比如：衣服和厨具的用语，以及专有词汇（如银行和金融）。只有在高度学术化的翻译中，译者才可以用大量的注脚。我所做的是大多数翻译通常会做的：将其翻译成我认为目标语文化中相对而言对等的词语。在社会文化相似的情况下，这一原则所造成的误译程度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在社会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当然，这一原则（通常被称为所谓的“创造性”翻译）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通过翻译《猴面包树之旅》，库切与库斯·休曼有了联系。当时库斯·休曼在与费伯出版社联系一个新项目，时任格拉罕敦的罗德斯大学阿非利堪斯语及荷兰语教授的安德烈·布林克也有参与其中。受费伯出版社的罗伯特·麦克拉姆（Robert McCrum）的邀请，库切和布林克着手编撰自1976年以来南非文学的选集。库切负责从英语作品中选择，布林克负责阿非利堪斯语部分（然后由作者或译者将其翻译成英语）。编者选择了反映当代南非的故事和诗歌，没有考虑审查制度所规定的一切限制。因为其中的一个供稿人马兹斯·库涅内（Mazisi Kunene）居住在美国，违反南非有关压制共产主义的法律条款而不能在南非被提及，所以休曼卢梭公司不打算在南非出版该书。1986年8月4日，在写给迈克·柯克伍德（Mike Kirkwood）的信中，库切写道：“您可能已经听说，休曼卢梭已经停止了他们与费伯出版社合作出版南非版的安排，主要是因为担心会被应急条例法案起诉（这本书里有马兹斯·库涅内写的一些诗）。”这本文集最终确定的书名是“分离的土地”（A Land Apart），1986年由费伯出版社发行，荷兰版书名是“我们的耐心有限”Ons geduld heeft zijn grenzen，1987），书中的序由库切和布林克撰写。总的来说，这本书的反响很好。在1986年8月29日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上，大卫·考特称该书“生动再现了当代南非写作的非凡活力，其灵感来自日常生活的怪诞”。
20世纪80年代库切写的评论既关注南非英语文学，也关注阿非利堪斯语文学。他对理查德·里夫的《书写黑人》（Writing Black，1981）和阿索尔·富加德的《1960—1977年笔记》（Notebooks 1960–77，1984）这两本书的评论最显著之处在于他描述了这两本书是如何帮助他理顺他自己与南非关系的问题。在对《书写黑人》的评论中，他对理查德·里夫的生平做了评价，尽管该书是单方面的、有选择性的，但是它反映了一个南非黑人的愿望：不希望自己生活在任何种族隔离的社会，希望有朝一日“黑人写作”这样的字眼会消失。库切对自传的评价很有趣，因为后来他自己也写了自传性的作品：“写自传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入自我辩解的程序。”他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长期查禁对一位作家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于作家来说，如果让他远离自己真正的读者，撤销他的公民权，这会令人沮丧，让他不能正常工作，创作灵感也会被耗尽。去加拿大访问期间，赖夫发现那里有一群来自南非的有色人种，他们处于一种中下阶级的心理状态，尽量保留一丝南非的痕迹：晚上吃南非的咖喱肉末，试着说点阿非利堪斯语。流亡，除了带来贫困以外，还让人失去根基，丧失创造力。除了这些以外，库切发现赖夫的书有些肤浅，过多集中于他的海外旅行，对于他自己在南非的作家生涯却讲述得太少。
阿索尔·富加德的《1960—1977年笔记》对于库切来说是“自我意识的内在体验和外在创新意识的记录……是一位有智慧和良心的人的自传。他在大多数作家选择（或被迫）流亡国外的时候，仍然坚守在南非”。面对着一个明显在用无情手段对付臣民（或者部分臣民）的政府，富加德仍然揭示了居住在这个可爱国家的那些臣民心中那丝丝的爱意。对于富加德来说，生命的尊严，尤其是黑人生活的尊严受到影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库切写道：
富加德与南非白人关系很近，他知道恃强凌弱是南非白人在自己文化圈里的一个行为特色。这种做法也许是因为他们错误地研读了圣经（过于强调权威与卑微）。儿童屈膝于家长，学生屈膝于教师，年幼的屈膝于年老的（后来的屈膝于先来的），这种卑躬屈膝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脸丢尽了，这就是大多数南非白人生活经历的一部分，而且现在还存在反对自由化的作用力，并受到军队的保护，渗透到大多数的白人家庭之中。在地球上有很多专制的社会，但南非白人社会的这种阉割，还在特别明目张胆地发挥着作用。
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心态催生了白人至上主义的想法。
20世纪80年代南非出版的小说中，有一本受到库切的高度评价，那就是卡雷尔·肖曼（Karel Schoeman）的《另一个国家》（Another Country）。42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荷兰人维萨里的故事。他患有肺结核，便前往南非布隆方丹，希望在干燥的气候里找到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结果却根本没有治愈的可能。寄居在这陌生的、最初还充满敌意的国家，他最终发现南非的风景永远扎根在自己心中，并认识到，在人们文明的外表下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精神的自我。库切发现这本小说几乎没有任何戏剧性的事件，只是在讲维萨里眼中看到的日常生活和社交场合。这部小说的“结构像乐章一样和谐，前面缓慢、庄严的负重就是准备着为恰当的结尾做必要的铺垫”。在库切看来，小说的高潮部分发生在一天晚上，维萨里被迫守在年轻且粗鲁的荷兰人盖默斯（和他一样有肺病的人）床边，结果盖默斯最后死在了他的怀里。在与两个德国人——舍夫勒和他的妹妹阿黛尔交谈时，维萨里一直在问一个问题：欧洲文化在南非处于什么位置。对库切来说，这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他在《等待野蛮人》获CNA奖的颁奖演讲中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库切认为，欧洲意识与非洲现实、非洲的意义以及如何获知非洲意义之间缺乏重叠。他写道：“很明显，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一旦你接受了将会死在非洲的事实，那就有了生活在非洲的可能性。但是，读者在阅读中不会将这样的主题记在心中。读者所感觉到的是交响乐般的进程，从疑问和异化阶段，再到和解与接受阶段。”库切接着提到了肖曼的高级艺术，“其优点在于它是一种将艺术隐藏起来的艺术……我想不出还有哪部阿非利堪斯语作品，在最后几页会如此冷静与宏伟”。1985年12月，当他被《每周邮报》（Weekly Mail）邀请提名当年最佳图书，库切选择的是《另一个国家》：“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读过的最优美的作品之一。”
那些年是库切最专注于文学批评的时期，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被他称为“南非文字文化”。其中最早的发表于1980年出版的《非洲英语文学》中，这些文章最终收录在1989年的《白人写作》中，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和瑞迪克斯（负责南非市场）联合出版。与理查德·赖夫的《书写黑人》相对应，库切这本书的特点是“关注那些不再是欧洲人，也还没有成为非洲人的群体”43。这本书由七篇文章组成，主题包括关于“悠闲南非”、“风景如画、伟岸崇高的南非风情”、南非在诗歌中的表现方式、波林·史密斯和艾伦·佩顿对语言的使用、萨拉·格特鲁德·米林小说中描绘的种族退化，以及农场小说（plaasroman这个阿非利堪斯语词语正是库切在研读C.M.范登西弗以及其他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将其国际化的，后来其他批评家也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探究，关于C.M.范登西弗农场小说的论文让他获得南部非洲英语学会颁发的托马斯·普林格尔奖的二等奖）。
库切在《白人写作》中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当欧洲人在非洲南端定居之后，这里的文学从来没有出现花园神话、重返伊甸园等类似的字眼。非洲与美国也不同，到达美国的探险者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认识了一群生活在原有纯真”状态的土著人。44非洲是已知旧世界的一部分，“居住在此的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有时让人好奇或厌恶，但从来没有让人感到钦佩”。4519世纪，英国人探索南非内陆的时候，他们发现当地人和南非布尔人处于野蛮状态，懒惰且愚蠢。在田园小说中，农场是展现人们所熟悉的封建价值观的堡垒，由一个善良的族长统治，是一个白人的世界，黑人或有色人种的劳动者大部分处于外围，抑或为了喜剧效果而出现。所以在奥立弗·施赖纳的小说中，农场是殖民地南非的一个缩影，一个与大自然抗衡的小社会，“是烟波浩渺之中，微不足道的一点”46；在波林·史密斯的作品中，农场是英格兰乡村秩序在南非的移植。在C.M.范登西弗的作品中，乡村价值观与“邪恶”的城市相对，先驱遗留下来的遗产，即便债权人（那些找不到传统或祖先的人）希望得到它，也必须要对它继续保护。
另一方面，这片土地有时是空无的、安静的、苍老的，只有石头和阳光，充满敌意，贫瘠不堪。J.H.皮尔尼夫（J.H.Pierneef）的作品里就有对“空旷的平原、荒芜的山脉、高耸的天空”的描绘。47库切提出的问题是，欧洲后裔是否有一种可以谈论非洲的语言——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在他所研究的诗人中（不论是英语诗人还是阿非利堪斯语诗人），他也从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了这个问题。
库切后来在对19世纪英国南非诗人托马斯·普林格尔（Thomas Pringle）的研究中也用了同样的笔调：“普林格尔在将故事变成诗时，只是把他所用的材料纳入了当时当地占主导地位的现成诗歌形式范畴之下，这种做法谈不上有多少创意。”48在《读南非风景》（“Reading the South African Landscape”）这篇论文中，库切更进了一步。他说：“南非白人诗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这片土地是否讲一种通用的语言，欧洲人在非洲是否有在家的感觉。”或者说，“是不是像欧洲语言一样，非洲本土语言也未能与景观保持和谐。”49有没有一种语言，让欧洲人或麻烦的殖民者后裔可以用来对话非洲？对此，库切创建了一个意象：孤独的诗人尝试用英语与非洲对话，他们说的“芳草丘陵与沼泽地，橡树与水仙花，罗宾鸟与獾子”50，让人想起一个完全不同的自然世界。库切写道：“真正的南非景观是岩石，而不是树叶。”51这时候，他想到的是卡鲁，是他的祖父库切的百鸟喷泉农庄，而不是开普半岛。在开普半岛的冬雨会让人陷入“绿叶梦”中，让人想起潮湿的萨里景观。关于施赖纳《非洲农场的故事》，库切谈到“非洲岩石般的真相”，52南非是一个苛刻而不富庶的母亲，有一种史前的危险力量时刻威胁着要从历史中爆发出来，正如罗伊·坎贝尔在《环绕开普》（Rounding the Cape）中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