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几年里，J.M.库切还经常受邀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访问。他把几次邀请安排在一次行程中，避免从澳大利亚出发的重复长途航班，让时间不至于过度细碎。2004年4月和5月，他与多萝西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行访问，多萝西做了几场讲座，约翰则指导创意写作的学生。6月和7月，他们前往意大利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之后在法国进行了一次自行车旅行。2005年3月，他在爱尔兰的戈尔韦国际文学节上朗读了自己作品的选段；他和多萝西曾计划前往法国乡村度假，在那里与吉塞拉会面，但她被卷入一起严重事故中，不能加入他们的行列。2005年11月，他们前往塔斯马尼亚，库切在若干学校里朗读了自己的作品，他们游览了大半个岛屿。他们在2007年12月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客人访问了日本，并在2011年1月，作为嘉宾出席了印度斋浦尔文学节。2011年6月，他在约克大学中央大厅朗读了未发表的作品选段，时值首届思想节，其间还举办了关于塞缪尔·贝克特的专题会议。2011年9月，他还出席了加拿大的金士顿作家节。
2006年6月，他访问了约克，大卫·阿特维尔已在那里成为德里克的同事，后者的著作《J.M.库切与阅读伦理》（J.M.Coetzee and the Ethics of Reading）2005年初面世了。6月晚些时候，他在华沙为诸多读者和崇拜者们签名，并在苏联捐赠的华沙文化科学宫朗读了他的著作选段。他写信给安吉拉·鲍恩（Angela Bowne）说：“波兰非常有趣。我签了两次书，和许多波兰人说话，虽然每个人只有15秒钟。我觉得他们非常有吸引力，尤其是女性。我也参观了我的曾祖父1844年出生的地方（他成了一个福音派传教士，所以他最后到了非洲）。”在6月剩下的时间里，他和多萝西都在法国骑自行车旅行，在距卡尔卡松约50公里的他女儿的房子里过夜。
库切在文学方面仍然活跃，维护作者的权利，并在出版商的要求下推广青年作家的作品，提携青年作家。2004年4月，他与其他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起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释放被监禁的缅甸作家。2007年8月，他对彼得·魏斯基金会呼吁打破对津巴布韦反人类罪行的沉默表示支持。他担任了南非PEN文学奖的评委，挑选了2005年发表的部分短篇小说，写上简介，以《非洲指南针——南部非洲的新写作》（African Compass — New Writing from Southern Africa）为名出版。2006年，以《非洲之路》（African Road）为题的类似选集也邀请他最终决定入选者。2008年，他成为表彰创新南非语散文创作的JRR奖的评委，这表明他一直对南非语文学持有兴趣。同年，他还担任了一个新的SA PEN英语短篇小说文学奖的终审评委。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我自己的经历，作品受到文学奖项的认可对作家来说大有裨益，让人备受鼓舞，我很高兴能够参与到帮助其他作者的事情中。”
2009年，库切担任了约翰·巴顿奖（John Button Prize）的评委，该奖项奖金为2万澳元，用以纪念一位前工业部长，主要授予上一年度发表的关于政治或公共政策的最佳非小说作品。2005年，哈罗德·品特获诺贝尔文学奖，库切受邀发表意见时，他表达了对品特作品的欣赏：“哈罗德·品特教我们如何聆听词语间的沉默，这些沉默有着如此丰富的意义，有时又如此具有威胁性。他对当代戏剧和电影中的对话的影响是无形且无法估量的。他获诺贝尔奖实至名归。”
库切在2004年12月当选为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并于9月27日在南非荣获马篷古布韦国家勋章（the National Order of Mapungubwe）金质奖章，此奖项表彰他对文学的突出贡献，为南非在世界文坛赢得一席之地。库切从阿德莱德飞往比勒陀利亚，从总统塔博·姆贝基手中亲自接过该奖项。颁奖仪式从各个方面来讲都十分周到雅致。
2007年，库切与其他著名作家合作了“第一章系列”（The First Chapter Series），由橡树出版社（Oak Tree Press）以罕见的豪华版本出版，帮助身患艾滋病的南非儿童。2008年，库切和戈迪默加入了为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辩护的作家行列，后者被控在共产主义政权统治期间帮助过捷克斯洛伐克警察。他还支持了一份作家请愿书，反对非国大政府不顾其盟友南非工会大会的反对，力图在议会通过媒体立法草案，这件事明显表现出库切对南非的持续兴趣。
现在，库切拒绝了大量如潮水般涌来的邀请，不仅包括在海外大学讲学，同时也包括出席文学节、发表论文，或像他过去那样为特定版本写导言。在这一点上，他确实也有网开一面的时候。他接受了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的邀请，为一套塞缪尔·贝克特作品全集的第四卷即最后一卷写导言。他还为法文版的亨德里克·维特布伊（Hendrik Witbooi）书信集写了简介。但企鹅出版社邀请他为劳伦斯的一部小说写导言时，他拒绝了，2004年1月7日，他在写给企鹅出版社的劳拉·巴伯（Laura Barber）的信中说：
诺贝尔奖公布以来，您可以想象，我收到了各种邀请：讲学、写短评、接受采访、写导言、写专栏等等。我所面临的困境是：在诸多小项目上消耗了精力，而长远来看，这无甚益处。
您邀我写的劳伦斯导言当然不算小项目。此外，我们在我获诺贝尔奖之前就讨论过这件事。不过，我恐怕必须拒绝。完成这件事需要进行大量的阅读和研究，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希望您能理解。
此外，2004年5月，他拒绝了墨西哥总统亲自发出的参加国际艺术节的尊贵邀请。即使是伊娃·寇斯的丈夫克里斯托夫·布赫瓦尔德Christoph Buchwald）邀请他选出最喜爱的一百首荷兰诗歌编成选集这样更诱人的邀请也遭到了拒绝：“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但我觉得我必须拒绝。我知道自己有些强迫症，如果没有把荷兰中世纪至今的所有诗歌都读上一遍，我会觉得这件事没有做好，我只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
库切在2003年底终止了与芝加哥大学以及乔纳森·李尔的宝贵合作。2004年11月8日，他写信给关系密切的塞尔维亚语翻译说：“合作七年之后，我略带遗憾地终止了与芝加哥的合作。我喜欢这所大学，我喜欢我的同事，但有太多的因素需要平衡考虑：我不喜欢大城市，我不再需要那笔酬金，也不喜欢美国的政治格局。”事实上，乔治·W.布什领导下的“政治格局”，以及从阿德莱德飞往纽约的疲惫而又漫长的旅程，近年来作为原因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拒信中。虽然他赞赏PEN为美国读者开阔眼界的尝试，但他不准备在2005年4月作为他们的嘉宾访问纽约市。他写道：
从我所居住的阿德莱德前往纽约，需要大约30个小时的空中旅行。我快65岁了。我也从来不在飞机上睡觉。30个小时的旅程，带着时差在纽约每天工作10或11个小时，接着30个小时的回程，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害怕。我的身体再也受不了这样高强度的运作 了。
我还得说，为了进入美国的堡垒中，人们必须经受官僚主义的故意刁难，这样的场景现在已经不能再容忍了。
在接受2005年斯坦福大学春季学期（4月和5月）的邀请后，他告诉他们，如果乔治·W.布什在2004年11月再次当选连任，他就不会去，这明确体现了他对美国政治局势的感受。对2005—2006年秋季学期前往圣何塞州立大学讲学的邀请，他也以类似的方式回应。他说，如果不用立即决定，他会慎重考虑这件事。然而，他补充道：
我必须坦率地告诉您，我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11月总统选举的结果以及选举后出现的政策变化趋势，如果有变化的话。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想回到仍在布什和切尼领导下的美国。这不是做出某种政治声明的问题，而是选择住在一个不能很好地实行法治的国家，特别是对外国人来说，就有点愚蠢了。
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军警虐囚事件尤其使库切感到震惊。2004年6月14日，访问斯坦福大学后，他写信给朱莉亚·克里斯特瓦：
我前两个月在美国，在斯坦福大学。我觉得这次访问令人不安。首先，美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像一个被小心翼翼守卫着的堡垒。其次，我接触到的每个人几乎都心情阴郁。在阿布格莱布丑闻爆发后，更是充满了羞耻感。
在我看来，真正的危机将在11月出现在我们所有人面前，不只是美国人。如果乔治·布什和他的团队再度当选，我们将有充分的理由担忧他们会利用未来的四年来试图改变世界的面貌。而有些美国人则没有这些担心，或虽然担心但还不足以促使他们出来投票，我该如何和他们交往呢？
2006年1月，他谢绝了在2007年或2008年访问达特茅斯学院的邀请：
请允许我解释原因，我希望您能理解。我与美国的联系可以追溯到40多年前。我在美国度过了11年；我的思想基本在美国的大学成型。我对这个国家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所以无法不注意到在目前的行政管理之下，它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安、沮丧的地方。
我希望，2008年的选民将授权促成方向的改变。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了，如果2008年后您还愿意发来邀请，我保证会进行最慎重的考虑。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库切经历过南非政府的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所以在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提出反恐立法计划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强烈反对。在堪培拉国家图书馆的一次朗读会上，库切说：“我曾经认为，那些制定（南非）法律、有效中止了法治的人是道德上的野蛮人。现在我知道了，他们只是超前于时代的先锋。”2006年4月10日，他在悉尼代表PEN给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的执行董事写了一封抗议信：
现在，以伊斯兰的名义策划并实施的自杀性爆炸和其他谋杀行为，会对整个西方还是只对公民个人的安全造成威胁，只有历史才能做出裁决。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其最亲密盟友做出的回应，包括牺牲部分公民自由和中止法治在某些方面的进程的做法，落实得如此匆忙，而没有进行大量的公开辩论，这将在未来几年成为国家的耻辱。
推进或者被解释为推进恐怖主义思想的表达行为，都被新的法律视为犯罪。但审查制度的历史一再表明，一旦法律落实到纸面上，就会出现巧妙而意想不到的新用途。
那些受委托审查新的安全立法的人应该花时间仔细考虑，就自由民主的根本问题在国家和知识分子间划出一道裂痕，是否真的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
库切对美国的政治事件如此反感，以至于他采取了最极端的行动，拒绝了哈佛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2004年7月26日，他在给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教授的信中说：
感谢您6月22日的来信，通知我管理会投票决定授予我文学博士荣誉学位。我感到非常荣幸。
您要我确认是否能出席2005年6月9日的学位授予典礼。
我很遗憾，我目前不具备这样做的立场，一直到11月都没有。坦诚说——这很难启齿——我已经决定，在政权变更、回归法治之前，不会返回到美国。
我与哈佛的良好关系可追溯到1991年，在那里我有很多好朋友，想到出于绝非学校造成的原因而拒绝给您带来不便，并影响到哈佛大学，我感到非常难过。
并非所有的拒绝都基于政治因素。大约一年之后，布鲁塞尔大学希望授予库切名誉博士学位，他因为从澳大利亚到欧洲的长途飞行带来的疲惫和不便而拒绝，尤其是仅仅为了一次短暂的访问，还是在欧洲寒冷的冬季。
某些时候，库切拒绝演讲的邀请仅仅是因为在漫长的学术生涯后，他正在享受退休生活，不愿牺牲退休后的种种好处。当地的阿德莱德大学邀请他进行一场讲座，作为一个系列讲座的一部分，库切在2005年10月拒绝了这一邀请，这次（显然不准确的）理由是，他一直不擅长演讲：“2002年，我从学术生活中退休，我答应自己，将永远不再做讲座，迄今为止，我遵守了自己的诺言。我没有当讲师的天赋，并且，与天生的讲师不同，我话一说出口就立马质疑自己说得对不对。因此，您能原谅我吗？”
库切拒绝的另一个重复出现的原因是他单纯地不喜欢记者。一名澳大利亚记者从一篇讨论“自我否定的概念”的文章着手，邀请库切就这个问题接受采访，库切的回答中肯而隐晦：“抱歉，关于自我否定，我没有任何想法值得印成铅字并名垂千古。”2005年，人们邀请他为纳尔逊·曼德拉撰写颂词，以便在政治家去世的时候派上用场。考虑到这位卓越的公共人物的精神和影响，他的拒绝同样简洁：“为一位仍然在世的人写讣告，而且是一位我希望能长寿的人，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有人想拍一部反映他人生的纪录片，也被拒绝了。“谢谢您的好意，为我和我的作品拍摄纪录片，”他写道，“但我想不出比参加这样一个项目更痛苦的事了。我恐怕不是什么好题材。我的生活至今毫无波澜，我也绝不具有一个演员的风采或能力。”他在阿德莱德的生活是那样宁静，他写信给他的塞尔维亚语翻译说：“我这里有什么新闻？我的生活是如此安静，需要绞尽脑汁去想称得上新闻的事情。昨晚我参加了一个圣诞晚会，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女人，是个德国移民，她说自己曾在澳大利亚的学校教德文，但现在已经放弃了，野马也不能把她拉回来。澳大利亚的孩子对学习外语毫无兴趣，她说，他们离国外的东西太远了。”
有时，他也愿意回答某位记者的问题，如重要的阿拉伯语文化季刊尼兹瓦》（Nizwa）的记者阿迪卜·卡迈勒（Adeeb Kamal）就通过邮件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是有史以来库切首次接受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采访。不过，他也事先告诫卡迈勒说：“在回答您的问题时——我希望您能原谅我这么说——我遵循这样的原则，您准备问题时花费了多少心思和精力，我在回答时就投入同样多的心思和精力。”
1.人生中哪些重大而深刻的时刻激励您写作？——我只是希望能写好，处理好笔下的题材。
2.您为什么写作？——我不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3.您是否满意自己的成功或孤立？——我不是孤立的。我怀疑相对而言，我已经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更出名）。
4.在这个充满冲突的世界中，您认为什么是作家的责任？——作家有许多种。不存在所有作家共同承担的某种责任，除了都应该全力写好作品。
5.您并不享受盛名，为什么呢？——盛名将由未来决定。目前最多是个名人。
6.知道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您有什么想法和感受？——我感到怀疑。
7.您现在生活在阿德莱德，为什么？它是一种流亡吗？——我住在阿德莱德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城市。住在阿德莱德也不是流亡的一种形式。阿德莱德是我的家。
8.有哪些重要的书籍，影响了您的生活和创意写作，尤其在小时候读到的书？——我已经脱离了儿童读物的影响。我当了30年文学教授，直到从学术生活中退休。我阅读、研究、与学生讨论并撰写论文的许多书都滋养了我自己的创作，太多了我无法一一列举。
9.您喜欢哪些阿拉伯书籍？——我很遗憾地说，除了纳吉布·马哈富兹的小说和阿多尼斯的诗，我对阿拉伯文学一无所知。
10.作者瑞安·马兰这样描述您：“一个有着几近僧侣般自律和奉献精神的人。他不喝酒，不抽烟，也不吃肉。他长期骑自行车来保持体态，每天上午花费至少一个小时用于写作，从不间断。一位与他共事十多年的同事说只有一次看到他笑。”这是一种夸张吗？——我和瑞安·马兰只见过一次。他不了解我，没有资格谈论我的性格。
11.对想翻译您小说的译者，特别是阿拉伯语译者，您有什么建议吗？——注意用词和句子形态。
二
2002年11月的一天，正是他每年访问芝加哥的时候，库切沿着大学校园边上长达数公里的湖岸骑车。严寒刺骨，湖水部分冻结，强风将水吹到了路上。自行车打滑了一下，库切摔下自行车，摔断了锁骨。一连好几个月，每一个动作都很痛苦，他的胳膊用吊带绑了一个多月。2003年1月，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锁骨正慢慢好转，但左臂仍然不能运动自如。进行包括写作在内的所有事情都比以前要慢一些，写信也只能用一只手在键盘上敲字。1
很难说这起事件是否直接引发了库切在阿德莱德定居后的第一部小说《慢人》的创作灵感，但它肯定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从2004年7月13日开始创作这本书，并于2004年12月完成了最后的书稿，即使考虑到他现在已经从学术生涯中退休，也拒绝了很多邀请，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创作，这对他来说也是相当短的时间。手稿包括不下25个版本的文字，这表明他一定工作得极为刻苦。有人问及标题的含义，他在2005年2月4日回答道：“除了慢的主要意思（如慢慢骑车的用法）之外，我心里有以下含义：一、’理解力方面的慢’’领会意思的慢’，即不是很有悟性；二、不是很聪明、愚蠢的委婉语；三、尼采所说’我是一名慢阅读的老师’中，‘慢’所包含的好的方面。”
小说的开头极具戏剧性。保罗·雷蒙特原本是一个来自法国的移民，离异，退休摄影师，喜欢收集关于澳大利亚矿工的珍贵老照片，在阿德莱德麦吉尔路上被一辆驶来的汽车撞得摔下了自行车：
从右面来的猛然一击撞上了他，那么剧烈，令人毛骨悚然，又那么疼痛，活像遭了一下电击，把他从自行车上撞飞了。放松！当他在空中飞掠的时候（在空中最轻松舒适地飞掠），他告诉自己，的确，他能感到自己的四肢听话地松弛着。像只猫一样，他告诉自己：打个滚儿，然后跳起身来四脚着地，准备迎接即将发生的一切。那个不同寻常的词儿柔软或敏捷也从地平线上冒出来。2
雷蒙特受了重伤，右腿从膝盖以下被截肢。他康复出院后，在公寓里需要家庭护理。第一位看护让他难以忍受：她把便盆叫作“尿壶”，把阴茎称为“雀雀”，所以他要求换一名看护。他过去行动自如，现在却不得不依赖他人，这使他痛苦地意识到年老的苦难和孤独，身体的脆弱，以及医疗护理的局限性。他发现截肢后生活十分困难；尽管医生和护士强烈建议他安装假肢，但他对此深恶痛绝。
换了几个护工后，雷蒙特决定留下克罗地亚移民玛丽亚娜·乔希奇，她能专业处理伤口，把他看作一个成年人，协助他上厕所而不使他感到尴尬。一天，玛丽亚娜带来了自己的小女儿刘巴。后来，她又谈起儿子德拉格，虽然无力支付学费，他仍想进入堪培拉雄伟的威灵顿学院学习，以获得加入澳大利亚国防军的资格。德拉格的父亲给了他一辆摩托车，她担心德拉格年轻鲁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安排他去拜访雷蒙特，让雷蒙特和他谈谈，让他知道车祸之后自行车会变成什么样，以让他知道骑摩托车的危险。玛丽亚娜孩子们的来访让雷蒙特想起自己膝下犹虚。他对乔希奇一家人的关心，他对玛丽亚娜与日俱增的爱意——他也对玛丽亚娜承认了这一点，促使他为德拉格支付学费。即使那个男孩偷走了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并以一张拙劣的仿品取而代之，他也没有停止这项资助。当乔希奇的另一个女儿布兰卡被控以商店行窃的罪名，他也乐意为她说情。
为表现雷蒙特对一个已婚妇女“不恰当”的爱以及他对孩子们的无私关怀之间的二重性，库切采用了一个源于柏拉图的比喻。在柏拉图那里，人类是一辆由两匹马拉动的战车：一匹白色，一匹黑色，分别代表理性与激情。雷蒙特还记得自己曾拥有的一本书，封面上描写道：
“一辆由两匹骏马拉着的战车。一匹黑马长着闪光的眼睛和扩张的鼻孔，代表着卑下的欲望；而另一匹比较平静样子的白马，代表着不太容易鉴别的更高尚的情感。站在这辆战车上，紧握着缰绳的，是一个有着半赤裸的躯干和希腊式鼻子的年轻男子，一条束发带围在他的眉际，可能代表着自身，也就是所谓的自我。”3
玛丽亚娜知道他对她的感情后，起初不再来雷蒙特的公寓。这时，在第13章的开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拜访了他，前者是库切上一本书的主角，一名受邀就不同主题进行系列演讲的澳大利亚小说家。她搬进了他的公寓。很快，人们发现她知道雷蒙特和乔希奇一家的过去——她像古希腊戏剧中的合唱团一样无所不知。她相信应该追随直觉，一半是操纵者（把失明的玛丽亚娜送上他的床），一半又是仙女：尽管雷蒙特有时会被她的多管闲事和对自己个人生活和过去的了解所激怒，他仍把她看作“一种生命的力量，守护天使，或传教的圣母玛利亚”4。克里斯托弗·霍普认为她既是“导师”，又是“折磨者”；肖恩·德瓦尔（Shaun de Waal）说，库切“在这一元素中，不仅很好地处理了雷蒙特对玛丽亚娜不恰当的激情’的张力，还详细说明了看护的负担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心理困境，它通常不以爱为基础，却会引发爱意。”5德瓦尔还指出，从他最早的小说开始，主仆关系就一直是库切小说的最主要议题，虽然在这里角色互换了。
尽管许多评论家认为，《慢人》的第一部分非常令人满意，显示了库切的最高水平，但又有很多人认为，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突兀出现中止了小说开头扣人心弦的现实主义，并让小说陷入哲学的怀疑中。阿尼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认为，伊丽莎白·科斯特洛闯入雷蒙特的故事，通过创建一个新的虚构的情况，破坏了事件的小说性。通过重复（变化了一个字）小说的第一句话，并说他只是她创作中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她实际上成为保罗故事的作者。她是老年直言不讳的面具，是他自己衰老的同伴。“科斯特洛，”肖恩·德瓦尔写道，“是一个反向缪斯：不是激发艺术家灵感的审美对象，而是厌恶和愤怒的主题，她进入文本，敦促笔下的人物过上更加自信和精彩的生活。”6亚当·基尔希（Adam Kirsch）在书评中坦率地批评道，他认为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问题“提出得很费力”，不如小说第一部分保罗和玛丽亚娜的关系那样吸引人。“库切先生最终把《慢人》，”他写道，“这本原本大有前途的小说写脱轨了。”然而，前12章雷蒙特的受难故事是那样扣人心弦，自然而然地机智有趣，使人很容易相信这个故事。7在这部小说中，库切的语言获得了新的节奏，充分融合了“典型的”澳大利亚英语（“no wor- ries”不用谢），以及体现在雷蒙特的法式曲折用词中的更正式的东西。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克罗地亚人玛丽亚娜的话语：“很快……一种带着斯拉夫语的流畅的澳大利亚英语，在使用冠词时不太准确。”8这些语言习惯有时令人捧腹，如有一次她非常自豪地谈起自己的丈夫，他在克罗地亚是著名专家，在澳大利亚却沦为一个普通的机械师：
“在克罗地亚，您知道，雷蒙特先生，我丈夫是那种，有名的人。您不相信我吗？在所有的报纸上都有他的照片。米罗斯拉夫·乔希奇和机械鸭子。在电视上。”在空中她用两个手指模仿走路的动作——“许多机械鸭子的照片。他是唯一能使机械鸭子走动的人，使它能够像你们描述的那样呱呱叫，”她拍着自己的胸口——“还吃别的东西。很古老，很古老的鸭子。从瑞典来的。1680年从瑞典来到杜布罗夫尼克。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它。这时候，米罗斯拉夫·乔希奇完全把它好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是克罗地亚的著名人物。但是在这里，”——她双眼仰望长天——“谁在乎呀？在澳大利亚没有人听说过机械鸭子。不知道那是什么。米罗斯拉夫·乔希奇，没有人听说过他。只是个汽车工人而已。一文不值，汽车工人。”9
报纸上的评论往往是负面的，但学者们关于《慢人》更具思想性的评论文章弥补了这一点，如麦克·马雷（Mike Marais）、C.肯尼斯·佩罗（C.Kenneth Pellow）、德里克·阿特里奇和大卫·阿特维尔。阿特维尔认为，小说最主要讨论了身体的脆弱和老化，看护是其副主题，同时也关注了作家及其创作之间的关系。“保罗·雷蒙特，”他写道，“由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创造出来，但他也抗拒她；事实上，她坚持他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按自己的欲望行事，用她的话说就是’利用凡人的肉体’，她的坚持似乎隐喻了成功的叙事所依赖的某种负面能力。伊丽莎白既是捕食者，又是寄生虫，但她坚持保罗要负起责任。”10唐纳德·鲍尔斯（Don- ald Powers）指出，小说更深层的副主题是玛丽亚娜和雷蒙特都拥有的移民经历，以及移民和写作的关系。11
朋友和同事们的个人回应总体来说是正面的。瑞典文学院的瓦斯特博格在2005年2月11日的信中祝贺库切，据他所知，瑞典语翻译版的小说将与英国版几乎同时面世。他认为这个消息“非常令人兴奋——也让人松了口气，你不是那种过度看重诺贝尔奖，以至陷入终身沉默的老古董”。乔纳森·李尔在2005年10月28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这本书让他“既高兴又感动”：“博爱、化身、救赎，我们必须由内而外在这样的现实中生存——在人类的处境中，不带半点多愁善感。”
《慢人》获得2005年的布克奖提名，但没能进一步入围。然而，它被《环球邮报》称为2005年度最好的书之一。此外，此书在英国、美国和荷兰的销售情况非常不错。
三
在澳大利亚，库切从一开始就很关注动物权利这一具有公共意义的问题。他与澳大利亚人道主义研究协会、英国的牛津动物伦理中心保持密切联系。12他也特别活跃于布赖恩·谢尔曼（Brian Sherman）发起的名为“无声”的澳大利亚组织中，该组织2004年就邀请库切担任了职务。无声组织致力于推动尊重、同情地对待动物，提高公众对动物艰难境况的意识。在必要的情况下，它也进行干预，以减轻动物的痛苦。
2007年2月22日，以“无声：我感觉故我在”为题的艺术展览在谢尔曼画廊开幕。为此，库切写了一篇讲话，与《动物的生命》中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演讲相呼应。他首先指出，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关系存在严重缺失。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在20世纪表现为动物养殖的产业化。食品行业使得活生生的动物沦为供人类食用的产品。无声组织致力于打击这种大规模的产业化，同时也没有忽略其他称得上残忍的做法，如在实验中使用动物，以及野生动物或毛皮贸易。有的人知道在工厂化养殖场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们认为，这些做法是有道理的，而且没有必要进行任何更改。还有人一想到农场和屠宰场是如何对待动物的，就感到毛骨悚然，但自顾自生活，避免这样的想法，而且不让孩子们知道杀戮的存在。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在库切看来，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现象，像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一样，他毫不犹豫地将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相联系：
将动物转化为产品单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自那时起，我们就收到了大规模的警告，仅以某种单位看待、对待人类同胞的做法是深刻关系到全人类的错误。这个警告如此响亮而明确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你不可能忽视它。20世纪中叶，一群掌权的德国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采用工业化畜牧场的方式（这一方式在芝加哥已得到试验和完善）来屠杀——或者按他们的说法“处理”——人类。
当然，知道这一点时，我们惊恐地大声疾呼：“多么可怕的罪行，像对待牛一样对待人类！如果我们能事先知道就好了！”但更准确地说，我们的呼声应该是：“多么可怕的罪行，像对待工业生产过程中的部件一样对待人类！”这一呼声后还应附上补充说明：“多么可怕的罪行，想想吧，像对待工业生产过程中的部件一样对待任何鲜活的生命！”
库切继续道，无声组织为了动物们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奋斗，它的长远目标是消除农场上毁灭动物们的工厂。“它试图说服的，”他说，“是广大公众，他们知道或不知道世界上正发生着一些不好的事情，一些臭气熏天的事情。这些事情如此臭不可闻，以致大多数人不用多费口舌就被说服了。问题在于，如何说服人们采取行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加入无声组织后的几年里，特别是通过访谈、公开声明和出版物，库切为动物权利的斗争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动物之死》（The Death of the Animal，2009）中，他与马修·卡拉寇（Matthew Calarco）、哈兰·B.米勒（Harlain B.Miller）、加里·沃尔夫（Cary Wolfe）等人一起，参与了该书主编宝拉·卡拉寇（Paola Calarco）主导的对话。在导言中，她将非人类”这一概念延伸到相当广泛的程度，使得“动物”这一略显狭隘的分类都变得毫无意义。13
2004年5月，接受《公报》（The Bulletin）记者安妮·萨斯坎德采访时，库切对把动物加工成食品的机械处理过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当被问及他是否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时，他回答说：“当然，我不吃肉。吃肉是一种令人厌恶的习惯。我30年前改掉了这一习惯。天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久才改变。或许是因为之前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人类行为。”当被问及动物是否有感情时，他的反应有些激烈：“这样的问题我很不耐烦，就好像动物必须通过哲学系编造的某种测试才可以获准生存似的。”现代经济以食品供应的机械化为基础，他说：“如果食品供应包括美其名曰动物产品的那些东西（就好像猪和牛勤奋地操控着香肠机似的），那么把动物变成食物的流程一定是机械化的。事实上，不仅是动物的死亡，甚至还包括他们的生活，从受孕开始，都是机械化的。”对于这一行业错在哪里，库切回答道：
答案是：一切。首先，它是不洁的。任何一个体面的人都不希望与它产生联系。如果你需要证据，想一想在现实中，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掩饰屠宰场的存在，并谢绝公众访问。想想行业内对“死”字的忌讳。即使我们不再处于一个宗教社会，不洁物的氛围仍然存在，不洁物当然与那些以杀生为生的人相联系。
至于素食主义，很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想要嚼死肉，但同样很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人们会想要吸食大麻。然而他们这样做了。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渴望。你不能在不引起革命的情况下禁止它。
然而，一场人类态度的完全革命也不会带来神奇的解决方案：
如果我不再吃肉，只会使食品产业做出一点微小的调整，每年少“生产”六只鸡、半只火鸡、两只羊羔，诸如此类。也就是说，少了六只鸡出生又可怜地活上六个星期，然后头被砍掉。如果这，六只鸡从来没有出生，世界会变得更好吗？当这六只鸡回顾他们短暂的一生时，会认为生活是幸还是不幸？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甚至没有一种方式能够提出这些问题而不令人发笑。
人类驯养动物以供宰杀的共同决定，导致了动物种群规模异常，而且现在没有办法补救。如果奇迹出现，全人类突然都变成素食主义者，我们手头将留下数十亿原本要被宰杀的动物，“农民”不再因为照看动物而合理获利，并且当务之急是给动物们绝育，防止他们带来更多不必要的后代。这就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糟糕的世界。
当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邀请库切成为主席团一员时，库切拒绝了这一邀请：
您的邀请让我感到荣幸，但我恐怕不得不拒绝。您可能知道，我确实投身于动物事业。但对我来说，最好把精力花在协助自己完全认同的组织和团体上，同时那些组织和团体得离家更近。
就个人而言（请不要认为这是对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批评，我赞美其成就），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停止以宰杀为目的的蓄养动物的行为，或者至少让人们对此有所疑虑。
曾有人问库切，他是蛋奶素食主义者还是严守素食主义者。他的回答体现出对标签化的一贯不耐烦：
不，我不是严守素食主义者。事实上，我不喜欢“蛋奶素食主义者”和“严守素食主义者”的说法，这听起来像是某种信仰或哲学。我不吃死去的动物，但我吃鸡蛋（虽然越来越少）和奶酪，也穿皮衣。我无法提供自己行为的合理根据，但我也怀疑把原因作为衡量所有行为的标准是否合理。
当有记者问他是否偶尔会禁食时，库切回答道：“我从来没有自愿禁食过，但我确实觉得吃得越少，感觉越好。有一种轻盈的感觉。”当问及他为什么要帮助动物时，他的回答尖锐而幽默：“他们在我们之前就出现在了地球上。我们是他们的客人。我希望能说服人们像识趣的客人那样行事。”
四
库切的下一部小说《凶年纪事》在2007年出版。依照惯例，先以荷兰语翻译版出版，几个月后，由哈维尔·塞克（塞克沃伯格新的版权名）在伦敦发行英文原版。
小说的主角是一位举世崇敬、获奖众多的72岁作家，他身患帕金森氏症，人们只知道他名字的首字母缩写JC。他出生在南非，但常年定居在澳大利亚悉尼，住在底楼的一套公寓里。他正在为一家德国出版社创作《危言》丛书中的一本，六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作家将自主选择有争议性的话题并陈述观点，对今天这个出了问题的世界各抒己见。JC的作品由31篇文章组成，长短不一，涉及的主题有国家的起源、民主、恐怖主义（尤其是“伊斯兰恐怖主义”以及乔治·W.布什和托尼·布莱尔对此的反应）和备受争议的拘留营，例如关塔那摩湾的那个。JC尖锐地描写了囚犯在这一设施中所遭受的折磨和屈辱：
在有些人眼里那就是一出名为“关塔那摩，关塔那摩！”的芭蕾舞剧。只见一队囚徒，脚踝处用铁链拴在一起，手上戴着厚厚的毡制手套，耳旁插着羽毛，脑袋上扣着黑色帽兜，在逼迫下绝望地舞动身肢。他们四周布满身穿橄榄绿军装的看守，那帮家伙有着恶魔般的精力，一个个乐不可支，手里挥动着捅牛棒和电警棍。他们的棍棒一捅到囚徒身上，囚徒便惊跳起来；他们把囚犯摔到地上，用电警棍捅人家肛门，囚徒的身体随之就抽搐不停。在某个角落里，一个踩高跷的人戴着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面具，一会儿在讲台上写字，一会儿又狂喜地跳着小步舞。14
JC对其他方面也存在强烈的看法，如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活（并对当时的总理约翰·霍华德投去了锐利的一瞥），以及因为现代社会什么都能出错而产生的民族羞耻感。后者直接把他带到了南非：“我自己这一代南非白人，以及我们的下一代，也许还得再加上一代人，都将背负着他们那些罪愆的耻辱名声。”15
还有其他事项也受到了JC的严格审视，如大学迫于经济压力堕落地开始进行商业运作；恋童癖，提到了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洛丽塔》；屠宰动物以为人类提供食物；以及各种不相关的主题，如竞争、数学问题、概率、侵略和掠夺、哈罗德·品特、音乐、旅游、小说以及作为总结的身后之事。
熟悉库切的生活、作品以及他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对紧要问题看法的读者，会忍不住寻找库切和《凶年纪事》中JC的共同之处。像《男孩》和《青春》一样，《凶年纪事》可以解读成自传。小说中的部分细节与我们所知道的库切的生活相一致，但绝不是全部。小说的主角，和库切一样，是《等待野蛮人》以及一本关于审查的书的作者，但他住在悉尼，不在阿德莱德，出生于1934年，而不像库切那样生于1940年。
此外，JC写的散文被巧妙地放置在一个虚构的叙事框架中，整体形成一本小说，虽然是一本偏离大多数读者一般期望的小说。一天，JC在生活的街区遇到了菲律宾裔年轻女子安雅，她和投资顾问男友艾伦合住在顶楼的公寓里。从第一次见面开始，JC就迷上了这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她认为他来自南美并称他为C先生：
我第一眼瞥见她是在洗衣房里。那是一个宁静的春日，挨近中午时分，我坐在那儿，看着洗衣机转动着，这让人眼前一亮的女人进来了。说她让人眼前一亮，是因为我根本没料到会瞧见这般奇幻的景象；乍见之下她那身宽松的番茄红直筒连衣裙简直太亮丽了。16
安雅卖弄风情，摆动臀部挑逗JC，从一开始就迷住了他，这在下列描述中表露无遗：“她在前门迅捷地一闪而过穿着闪闪发亮的勾勒出近乎完美的臀部线条的白色休闲裤。上帝，在我死之前应允我一个心愿吧，我喃喃地说；可是随即被这特定愿望带来的羞耻感压倒了，我缩回了。”17
C先生的帕金森病使他无法打字，他用很高的报酬雇用安雅为他转录德国出版社的《危言》，他总是先用颤抖的手写下来，或者口述用录音机录下来。和《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慢人》一样，主角因为年龄和疾病而虚弱，开始失去对事物的控制力。正如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有儿子协助，保罗·雷蒙特有玛丽亚娜，JC依靠着安雅在孤独和疾病中活下去，除了打印稿件，安雅有时也帮忙整理房间。在许多方面，小说中主角的自画像并不讨人喜欢。和《慢人》中的雷蒙特与《耻》中的戴维·卢里一样，JC被一个年轻女人迷住了，虽然在他这儿不存在任何亲密关系的可能性。
逐渐发展的情感因为艾伦而变得更加复杂，艾伦反对安雅协助作家，并怀疑作家只是利用这项工作来掩盖他的色情野心。然而，艾伦可以说是个白领罪犯，他在C先生的电脑上安装了软件，以便利用C的投资为自己谋利。这一阴谋最终导致艾伦与安雅的关系破裂，在JC公寓里一次灾难性的晚餐中，艾伦醉酒、无礼的行为则加快了这一天的到来。
与标题带来的期望相反，《凶年纪事》与普通的日记相比毫无共同之处，与笛福的《大疫年日记》，或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等文学日记也毫不相同。本书的亮点在于对文学惯用套路的运用自如：永恒的三角关系奠定冲突的基础；一位年长男性对一位年轻女性的迷恋；年轻男人从年长男人那里弄钱的秘密阴谋；以及最后的临终忏悔，以典故终结：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化用了《哈姆雷特》中赫瑞修的结束陈词：“亲爱的王子，晚安/天使飞翔高歌，愿你安息。”然而，这本书不同寻常的结构将老掉牙的套路写出了新意。每一页都包含了2个（之后是3个）不同的文本或层次，在印刷上就由水平线区分开，有时微妙地相互联系。最上面的部分是JC的文章，下面的部分则写给自己或安雅。后来安雅加入第3层中的文字，有时与艾伦进行交谈。安雅往往负责故事的喜剧效果，而且有时会批判C先生的作品。在她的怂恿下，他在《危言》之后创作了《随札》，表达了一些较温和的意见，更柔和或者说更个人化地谈论了许多内容，包括他的父亲、“公众情绪”、“政治的喧嚣与骚动”、“色欲人生”、“一个故事的想法”、“经典”、“写作生涯”和“说厌倦”等等。该系列以对巴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颂词结束。
尽管本书乍看像一盘表达对时事和其他问题观点的大杂烩，但交织的文本和拱形的结构组成了引人入胜的故事。基本上，《凶年纪事》是一个随笔和小说的混合体。传统小说的元素，如人物、背景和情节等，都服从于超小说的方法。小说的情节主要体现在安雅对雇主的反应以及艾伦针对C先生财产的设局。小说的布局使得读者无法保持被动，而必须决定如何阅读这本书，因为每一页上都有不同的声音和层次。就像《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一样（但《伊》采用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这里库切将非虚构的内容嵌入虚构的形式中。年华老去的作家向安雅承认，他已经无法坚持写完一本小说了：“要写一部小说你得像阿特拉斯那样，在你工作期间，得把整个世界扛在肩上，要扛上几个月甚至几年。就我如今这个状况来说已经吃不消了。”18在第二组的一篇散文中C先生写道，早前，他还是文学教授时，曾幻想过自己是一个小说家，而不是教师。现在，批评家们试图证明他实际上从来就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客串小说的学究”。19他接着列举了一切不言自明的差异，这让人不由自主地将JC和库切相联系：
如今，在公开场合下，我扮演的角色是所谓的知名人物（那种没人能一下子想得起来的知名人物），这类显赫角色被人从哪个储藏柜里找了出来，掸去灰尘，把他们拉到某个文化场合（美术馆新大厅的揭幕式啦，艺术家的颁奖典礼啦）扯上几句，然后再搁回橱柜里。对于半个世纪前抖掉脚下乡野的尘土离家而去，以波西米亚式的人生姿态朝上流社会进发的人来说，这真是一出恰如其分的喜剧，也注定了其外省人的命数。20
詹姆斯·伍德在评论《凶年纪事》时说，小说采用了一种“大胆的形式”。“C先生的文章，”他继续道，“在每一页上都或多或少占了大头，但文章下方的文字，和电视屏幕上的流动新闻一样，读起来就像C先生和安雅写下的短记录，为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发展提供了连续的解说，并承载了小说的情节，虽然没什么意思。”21小说的手稿仍属作者所有，从中可以看出，库切最初写的只有“散文”（《危言》和《随札》），然后才写了下面的部分。总体的排版布局与佛兰德作家路易斯·保罗·布恩Louis Paul Boon）的小说《小步舞曲》（Menuet，1948）存在相似之处，其中3个叙述者的连续叙述都伴随着一系列的新闻报道，出现在每一页的最下方，并与主要的文本相照应。埃里克·保罗·迈尔杰克（Eric Paul Meljac）将《凶年纪事》与加布里埃尔·乔西普维奇（Gabriel Josipovici）的短篇小说《脱衣舞娘墨比尔斯：拓扑练习》（Mobius the stripper:A topological exercise）相联系。在这个故事中，乔西普维奇也使用了水平线来划分页面：上半部分讲述了“脱衣舞娘”的故事，下半部分则是由作家记录了墨比尔斯的故事。杰夫·西蒙（Jeff Simon）提到了另一部类似的小说，他将库切的小说与纳博科夫复杂的《微暗的火》相比较，库切在学术生涯早期曾就后者写过文章：“正如《微暗的火》第一部分是虚构的诗人约翰·谢德创作的长篇‘虚构’诗，然后是一个小说中的小说虚构的人物查尔斯·金波特极度疯狂的学术评论，《凶年纪事》在每一页上都出现了对应的数个声音。”22
尽管有些评论家自《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出版起就不欣赏库切小说的发展方向，《凶年纪事》还是收到了良好的舆论评价。克里斯托弗·泰勒在2007年9月1日的《卫报》上表示钦佩库切的幽默和对技巧的运用自如：“这比他的其他作品都要有趣，虽然有时有点学究气，最后则出人意料地让人动容、让人惊讶又不是很突兀，带着库切的读者们熟悉的那种克制。”贾斯汀·卡特赖特在2007年9月2日的《星期日独立报》上写满了对这本书的溢美之词，尽管他在虚构事件和作家生活间直接画上等号的做法可能不太恰当：“这本书充满启示，既有精彩的散文，又有微妙感人的近似爱情故事，还是一本自传，一本对约翰·库切内心深处的关注和信仰的非凡记录。在安雅身上逐渐显露出来的忠诚和正派中，库切似乎非常遗憾地暗示了他自己在生活中忽视了爱和温暖。”
在2007年12月23日的《芝加哥太阳时报》上，维克拉姆·乔瑞（Vikram Johri）写道：“在同一页上同时展开三条线索，这一迷人的想法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欣赏库切的天才。顶部是一项真正的学术工程，在其研究领域高屋建瓴。中间是一名已经失去天赋的作家孤独的漫谈。而底部则是青春热情的独白，满是常与之相伴的傲慢。”他接着写道：“因此，必须要问：库切擅长的是什么？他为什么写作？其散文体现的不满让我们认识到他沉默的意愿和追求宁静的本能。然而，《凶年纪事》是一本响亮的书，同时具有生命的热情活力和死亡衰弱无力的前景。这是他作品中比较平易近人的一部，标志着库切的天赋，轻轻松松就能让庸人为深刻的思想所吸引，让人欣羡不已。”2007年12月30日的《波士顿环球报》上，克莱尔·梅苏德（Claire Messud）表示十分喜爱小说的结局，安雅超越了她最初的浅薄，成长为一个复杂而富有同情心的个体：“她和JC最后一起达到的奇异的平和在库切的小说中或许是首次出现：它可能不是很有趣，但它丰富而充满爱意，已经非常接近于大团圆结局。”大卫·马库斯（David Marcus）在2009年冬季版《异议》中将《凶年纪事》称作库切最明确的政治小说：“库切所捕捉的焦虑不满不仅存在于自己的’晚期’风格中，也为许多同时期的知识分子所共有。这个时代被政治失败所淹没——身处其中的’愤怒和耻辱是如此之强烈，’约翰·C.写道，‘以至于所有的计算、所有的谨慎都不堪重负，所以人们必须采取行动，也就是说，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这本小说对我们来说显得过于紧张，有时让人精疲力竭，这是我们异化、反对教条的自身所带来的后果。”
2008年6月，《凶年纪事》获M-NET文学奖英语小说奖。2009年10月，迈克尔·泰托尔斯泰德（Michael Titlestad）在《南非和美国研究》Safundi:The Journal of South African and American Studie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表明，最初评委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困扰部分评委的是：该小说是否可以独立于库切的全部作品单独进行评判，以及库切作为澳大利亚公民（虽然他仍持有南非护照）是否可以参评。另外，以澳大利亚为背景、讨论澳大利亚问题的《凶年纪事》，是否真的可以被视为一部“南非”小说。
然而，这些严格来说与小说的纯粹文学评估毫不相干的因素，不过是个人仇恨（“但他太冷酷了！”）的烟幕弹。泰托尔斯泰德写道：
这种反感的原因很难捉摸（毕竟，他是南非最伟大的文学资产）。他的移民或许是敌意产生的主要原因。南非人很容易感觉遭到背叛。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观点，通过南非的苦难历史（在象征意义上、经济上或政治上）获利的人，至少应该坚持到底……仇恨的另一个原因是，众所周知，库切拒绝参加任何类似文学名人文化的活动……事实上，他是赞助商的噩梦：无论其哲学上或心理上的动机，他缺席颁奖典礼本身就是对权威经济整体的一种批判。
不管怎样，泰托尔斯泰德无法容忍因为这样非文学的原因而忽视一部重要作品，一番劝说后，《凶年纪事》还是获得了M-NET奖。然而，库切没有前往南非领取奖金。仪式当晚，库切美国出版商的南非代表代领了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