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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步曲2: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瞿秋白的复出和再度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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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车站,两个中国男子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俩急于回国,照理说是应当乘东去的列车,但他俩一反往日的路线,取道德国回去。

两名中国男子,一个叫“斯特拉霍夫”,一个叫“伍豪”,亦即瞿秋白和周恩来。他们心急如焚,要赶回去,制止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

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不光是他俩着急,共产国际执委会也着急了。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与他俩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由于这份决议是在1930年7月23日作出的,又称“七月决议”。

他俩带着“七月决议”,踏上归程。

为了避免万一的意外使两人同时被捕,在德国,周恩来先走一步,这样,他于8月19日先回到上海。8月26日,瞿秋白也来到他阔别两年多的上海。

瞿秋白和周恩来给头脑正热的李立三带来了清凉剂——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七月决议”,来了个急刹车,结束了“立三路线”。

紧接着,9月24日至28日,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贯彻共产国际“七月决议”。

现存的会议记录上称,此会是在“避暑的庐山”上召开的。其实那是隐语。所谓“庐山”,是指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豪华洋楼,真的有点“庐山”气派。

会议是由瞿秋白主持的。关于这一点,列席会议的聂荣臻(他当时在中共特科工作,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回忆道:“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做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

在会上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是“特生”,即向忠发,他承认。中央政治局“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这“个别”两字,自然是为他自己掩饰。

“少山”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少山”,即周恩来。

“之夫”作了大会结论。“之夫”,亦即瞿秋白,取义于“杨之华之夫”,杨之华是他的妻子。

“柏山”承认了“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柏山”,亦即李立三。

会议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保持原有的阵势,只是补选关向应代替已去世的苏兆征。七位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

政治局三常委改成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众多的文献上均这样记载,但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称三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也就是原先的“三驾马车”中的李立三,换成了瞿秋白。

瞿秋白复出了,有了错误的教训,又有了两年的冷静反思,瞿秋白比过去显得成熟。不过,大抵由于瞿秋白有过类似于李立三的“左”倾经历,他对李立三的批评是温和的,只是说他“犯有‘左’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而不是说他犯了路线错误。对李立三的处理也是温和的,只是撤销他的常委职务,仍保持政治局委员职务。

大会结束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肯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柏山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评中显明的正确地指出了自己的错误,它的来源及其对于这些错误的责任”。信中还斥责了“共产主义的叛徒”和“党内的右倾分子”,称他们“总是竭力的利用政治局和柏山同志的这些错误,来进攻党的整个路线,把党的路线拿来和国际的路线对立”。

可是,风云变幻莫测。1930年10月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发出的新的指令,突然升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调子,等于在政治上宣判李立三“死刑”:

“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

“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条路线底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产生了他的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

这封题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经过秘密交通线传递,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收到。瞿秋白看了信,全身发凉!他敏感地意识到,这封信将会带来一场政治风暴,因为在收到等之前,他已风闻,有人在说瞿秋白“庇护”李立三,六届三中全会是搞“调和”。

对李立三批判的升级,意味着他将面临新的批判……

按照那时的“惯例”:犯了错误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要前往莫斯科检查。陈独秀是如此,只不过他坚决拒绝了;瞿秋白是如此;蔡和森也是如此如今,轮到了李立三。

在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中,就已经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作检讨。瞿秋白以“工作需要”为理由,请共产国际准许李立三“暂不去国际”。

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一到,李立三再也无法拖延了。那时,他的妻子正临产。他深知共产国际不会轻饶他,此行不知何日方归,妻又从事地下工作,将来很难照料孩子。他写下条子,把未出生的孩子预嘱交给一个老工人。就这样,1930年12月5日,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远途。

李立三这一去,在苏联竟检查了十五年!他甚至被押上军事法庭,投入监狱……

对李立三批判的升级,马上把回国不久的瞿秋白牵涉进去。

风暴来得那么的迅猛:就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送抵上海中共中央秘密机关的翌日11月17日,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便送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此信是由两人联名写的。那是两个小伙子,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领导了中共党内推倒瞿秋白的运动。此后,他俩竟夺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成为中共新领袖。

这两名年轻人,一个名唤陈韶玉,另一个叫秦邦宪。后来,他们以他们的化名——王明和博古载入中国共产党党史。

王明、博古跟瞿秋白有过怎样的矛盾?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他们,怎么能够一下子攫取中共领导权?这得从头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