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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步曲2: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卢福坦想当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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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手中的权力不断膨胀。总书记向忠发挂名不干事,直至被捕、叛变。照理,王明取向忠发而代之,早已不成问题。可是,此时王明却另打主意——溜!他不愿呆在上海,筹划着重回莫斯科。

那是接二连三的人头落地,使王明心惊胆战。在敌人的刺刀下的上海干秘密工作,毕竟时时刻刻都存在着丧生的危险。

除了顾顺章、向忠发落入敌人之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十天——1月17日及18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公安局、英租界闸北捕房突然大规模出动,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二七五号,中山旅社六号房间、三马路(今汉口路)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等处,密捕了共产党干部三十多人,内中有十位是中共省、市委书记,包括何盂雄、林育南等,也包括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电频、殷夫等。2月7日,其中的二十四人饮弹于上海龙华刑场!

这次大搜捕,据查是《红旗日报》交通唐虞(又名王掘夫、唐禹)告密。但当时王克全则说是“中央告密”(见《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1931年2月22日)。此处“中央”即指王明——因为被捕者大多数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反对王明的人。但究竟是谁,迄今仍未最后查清。

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使王明丧魂落魄。他和妻子孟庆树躲进上海郊区的疗养院,惶惶不可终日。

向忠发之死,造成中共中央总书记空缺。谁来出任中共中央新的总书记呢?

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三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已死,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留在上海的只有周恩来。

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周恩来外,只有王明和卢福坦。

看来,新的总书记,要在周恩来、王明和卢福坦三人中选择。

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周恩来。周恩来在党内具有很高的威信,有很好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富有组织才华。可是,他向来谦逊,六届三中全会本应由他主持,他却把瞿秋白推了上去。显然,此时此际,他不会出任总书记,更何况他早已觉察壬明咄咄逼人,野心勃勃。

最可能的人选,自然是王明。虽说此时米夫已经返回苏联,但米夫扶植王明上台之意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明明白白表露由来。王明本人也早想成为总书记。不过,当上总书记,就务必留在国内领导中国共产党。向忠发被捕才两天就毙命——尽管他跪在地上向敌人求饶,也无济于事。这不能不使王明顾虑重重。何况他有过被捕的经历,尝过铁牢的滋味。就连营救他出狱的赤色职工国际驻上海代表、瑞士人牛兰也在向忠发被捕前一周入狱。

这么一来,周恩来不想当,王明不敢当,剩下的人选便是卢福坦了。

卢福坦此人,实在知名度太差,现今的读者几乎很少听说过这一名字。他当时在中共党内的知名度也很差,以至在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员名单上,他被写成“鲁福坦”!

此时,卢福坦却十分“勇敢”,明确表示想当总书记!

卢福坦是何等人物?他是山东淄博市人,工人出身。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他作为山东省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正遇上过分强调工人成分,于是他不仅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下子进入中共高层。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成了政治局委员。

王明跟卢福坦没有很深的关系,他不愿让此人出任总书记。他早已选好了接班人——博古!博古跟他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同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回国后一起反对过立三路线,一起反对过瞿秋白……博古成了他最亲密、最可信任的伙伴。

不过,即便在米夫、王明控制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博古也未能得以进入中央委员之列。因博古的党内地位比卢福坦要低得多。一下子使博古成为总书记,显然不负众望。

王明的最后抉择是让总书记空缺,而指定博古负总的责任。这样,一邑他有机会从苏联回国,便可担任总书记。

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原始记录,有关当事人的谈话,透露了当年如何“婉拒”了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的要求:

张闻天于1943年12月16日在自述材料中说,王明、周恩来决定离开上海时,提出新中央的名单,“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所以我记得当时特别提到无总书记问题。”

周恩来干1943年11月2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谈及:“在分配工作时,曾向卢福坦解释不设总书记。”

由王明提出,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六人组成,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其中常委三人,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由博古负总责。

这么一来,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博古和张闻天,一下子擢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常委,而且排名于原政治局委员卢福坦之前!

博古于1943年11月1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这么谈及他成为“负总责”的经过:向忠发被捕后,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博古“到酒店开会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就这样,在那不知名的酒店里的四人聚会,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权力的移交——交给了博古,而不是交给“想当总书记的卢福坦”。

张闻天的后来的自述以及周恩来、博古后来的谈话,不仅说明了当时如何“婉拒”了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的要求,而且说明了从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其中央“无总书记”、“不设总书记”。

直至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才重设总书记。

电就是说,从1931年6月至1956年9月这二十五年零三个月的漫长岁月,中共中央“无总书记”、“不设总书记”。

当本书——《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初版本出版后,1993年第6期《上海党史研究》发表了吴景平对本书的书评《以文现史的佳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的成功尝试和若干不足之娃》。吴景平在书评中对本书提出不同看法:

中共是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后,才决定不设总书记的,在此之前设有总书记,并由张闻天担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钱听涛则同意笔者的意见,对吴景平的文章表示不同看法。他写了《张闻天担任过党的总书记吗——兼谈1931年至七大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演变情况》一文,指出:

《上海党史研完》1993年第6期发表的吴景平为叶永烈所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所写的书评中提到:“中共是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后,才决定不设总书记的,在此之前设有总书记,井由张闻天担任。”笔者认为上述说法是不确切的……

1931年4月,6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周恩来被迫将赴江西苏区,王明则将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9月下旬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补选博古、张闻天、康生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陈云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再加原政治局委员卢福坦和另一个牵竹声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来再设总书记。

1931年10月18日,随着黄浦江上一艘日本轮船汽笛长鸣,徐徐起航,王明和他的妻子孟庆树,以及吴克坚、卢镜如,离开了上海。

王明于同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那天,赶到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从此,他在那安全的“红色保险箱”里,和米夫一起遥控着中国共产党。

就在王明离沪后一个月,暮色笼罩着上海滩,华灯初上,从海宁路与山西路交叉口的一家烟纸杂货店里,走出两名男子。他们跳上两辆人力车,直奔黄浦江畔的十六铺码头。其中一个男子,穿对襟哗叽中式短上衣、蓝色哔叽中式裤子,广东工人模样,车上放一只手提箱。另一男子为他送行,送他登上一艘小火轮。

那广东工人模样的男子,便是周恩来。他朝广东汕头进发,特意打扮成广东工人。临行时,邓颖超在那杂货铺楼上。只是为了不引人注目,没有下楼送行。

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江西中央苏区。这使命和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前往鄂豫皖苏区一样,是为了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周恩来取道汕头,沿着一条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他一上船,一个绰号叫“小广东”的地下交通员便跟他接上了头。

死了向忠发,走了王明、张国焘、周恩来,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便由博古负总责,张闻天和卢福坦成为他的副手。在这里要特别指出,“负总责”与“总负责”,只是两个字颠倒了一下,含义不完全相同:“负总责”只是表明肩负的责任,而“总负责”除了包含“负总责”的意思之外,还多一层意思,是一种职务的名称。早些时候的中共党史书籍中大都写作“总负责”,现在都改用“负总责”一词。

后来,博古于1933年1月19日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张闻天比他早几天到达那里,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便由卢福坦任负总责。

卢福坦出任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三个多月——因为在1933年4月(也有人说是2月,如中统特务庄祖方的回忆),他就落进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手中。

当年的中统上海行动区副区长陈蔚如(又名陈俊德),后来在其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中,这么写及卢福坦被捕后的情景:

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卢福坦于1933年4月被密捕后,临时关押在小东门东方旅馆内,这里环境比较好,不像在上海市警察局里面那样阴森、恐怖。根据卢福坦在中共党内的所史和地位,其意志应该是比较坚定的,可是在劝降特务和他谈话之后,他很快表示愿意自首,井为中统上海区对中共江苏省委的连续破坏提供了很多情报,成为可耻的叛徒特务。

卢福坦这么快就叛变,连中统特务也感到意外!

由于卢福坦提供了线索,位于上海北四川路天潼路的中共江苏省委处于中统特务的监视之中。两个不满十八岁的中统特务蒋某和吴某在马路上踢皮球,故意把皮球踢进三楼的房间中。

借口进屋捡皮球,他们侦察了中共江苏省委机关,紧接着,便来了一个大搜捕……

卢福坦叛变后,居然摇身一变,加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担任中统徐州特区行动股股长、上海区情报行动股股长。

上海解放后,卢福坦被捕。1969年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