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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步曲2: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黄洋界上炮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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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8月30日,是决定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日子。

在一口气占领了井冈山北麓山下的永新、莲花、宁冈三座县城之后,探知井冈山空虚,湘赣两省“会剿”部队联手,调集了四个团,黑压压地从北面朝井冈山涌来。

消息传来,三十一团一营的两个连于8月29日急行军上山,守卫井冈山。

井冈山有五大哨口,即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敌军集结在黄洋界哨口下面。这样,红军把黄洋界之外的四个哨口交给王佐部队把守,把三十一团一营那两个连,调到黄洋界。

黄洋界海拔一千三百四十三米,两山对峙,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正面,山岩陡峭。站在黄洋界,一眼可以望见山脚下的小村庄。四个团的敌军,正聚集在那里,而上面的红军,只有两个连!

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何挺颖亲自在哨口指挥。朱云卿才二十一岁,何挺颖二十三岁,一个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一个在上海大学受过培训。

红军的弹药很少,每人才三至五发子弹。朱云卿和何挺颖一商量,想出几条妙计:

第一,动员山上军民,每人至少削二十枚竹钉。这种竹钉,本是当地“老表”用来打野兽的。井冈山翠竹遍野,有的是竹子。“老表”们用竹子削成尖尖的竹钉,用火烤过,用陈尿泡过,又锋利又有毒,野兽踩上去,脚会长脓腐烂。眼下,在黄洋界上山的二十里山路上,撒满这种竹钉,令人望而生畏,成了一道特殊的防线。

第二,把山上的树木砍下来,堆在路口,设置障碍,又是一道防线。

第三,在必经之路上挖了壕沟,又是一道障碍。

第四,加固哨口已有的工事。

第五,动员男女老少上黄洋界,作为“疑兵”。战斗时听口令,或者在铁桶里放鞭炮,冒充机枪声;或者呐喊“冲呀”、“杀呀”,以壮声势,使敌人摸不透山上到底有多少兵。贺子珍、伍若兰都参加了这支呐喊的“疑兵”。

如此布置停当,红军便“恭候”在黄洋界哨口。

8月的天气,江西如同火炉,井冈山上却如深秋。8月30日清晨,云雾弥漫。待旭日升起,云散雾消,便看见山下的羊肠小道上,蠕动着一连串黑点。敌兵开始向山上发起进攻了。

小道只容得单人独行,敌兵以“鱼贯式”长蛇阵前进。一边往上面走,一边乒乒乓乓放枪。山上却沉默着。朱云卿在等待着敌军进入射程范围。子弹是那么的少,一颗子弹要当两颗用。他把第一连布置在阵地上,另一个连第三连后备待命。

敌军在机枪掩护下前进。

终于进入射程范围,朱团长这才喊了一声打,枪声和鞭炮声混合在一起,敌人弄不清楚山上到底有多少兵。

敌军不断地逼近,一次又一次发起冲击。从上午打到中午,打到下午,还在那里发起冲击。

这时,红军的枪声变得稀少,子弹已所剩无几,只得不断往下滚石头。

在这关键的时候,连长谭希同、班长刘荣辉和贺敏学等人,把一门追击炮扛了上来。这门追击炮有毛病,本来放在茨坪的军械所修理。战斗急用,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扛上黄洋界。

这门炮,一共只三发炮弹。

下午4时光景,架好了炮。第一发,哑炮。第二发,还是打不响。眼看着,只剩最后一发炮弹了。

突然,山上一声巨响,追击炮“发言”了!炮弹不偏不倚,竞命中敌军指挥所。

山上一片欢呼,冲杀声响成一片;山下乱作一团,仓皇夺路逃跑。

当夜色笼罩井冈山,红军们已饿得肚子咕咕叫,因为在清早雾散前吃过一顿早餐后,还没吃过饭呢。他们未敢撤离阵地,生怕敌军夜袭或明日再度发起进攻。

翌日雾消,山下竟空无人影——敌军已连夜撤退了!

敌军撤退的原因,全然在于那一声炮响。他们知道,红军的四个团中,只有战斗力最强的二十八团才有炮。那一声炮响,表明二十八团已经赶到山上,还是赶紧溜吧!

两个连打退四个团,顿时在井冈山传为美谈。会哼几句京戏的,用《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腔,填上新词,编一曲《空山计》:

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介石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经验少;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幸,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你既来就把山采进,为何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腹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虹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众三军。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

这段《空山计》,竟成了红军中的保留节目。

毛泽东得知此事,在1928年秋写下《西江月·井冈山》一词: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毛泽东的词,是黄洋界那次传奇式的保卫战的生动写照。

在千钧一发之际,井冈山总算保住了,红军的“老家”总算保住了。

毛泽东在8月23日,终于在桂东县城与朱德再度会合,决定重返井冈山。毛泽东把杜修经、龚楚留在当地,组成湘南特委。

9月13日,红军攻克遂川县城,当场击毙了那叛变的营长袁崇垒。

“八月失败”,使毛泽东部队蒙受沉重的损失。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透露了他对杜修经这样“钦差大臣”的恼怒:“希望你们派人束,但不要派不懂事的学生娃子像杜修经这样的人来。”

杜修经此人后来在1929年冬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解放后,担任湖南常德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1985年8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湖南省政协常委。

步入暮年,杜修经回忆往事,对他“不懂事”时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心情依然是沉重的:

正当革命胜利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却破坏了这一事业,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难以数计,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半个多世纪后的夸天,在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重忆“八月失败”的经过及其先后,我仍是内疚之深,寝食不安!

杨开明对“八月失败”,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后来,在1929年1月,他代表前委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随后任湘鄂赣特派员。年底,他在汉口被捕,在狱中坚持不吐实言。1930年2月22日,他被押往湖南长沙市识字岭刑场。行刑前,他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何键”、“中国共产党万岁”。当刺刀刺进他的腰部,他仍高呼口号,直至刺刀刺进他的口中,鲜血涌喷,这才离开人世。

黄洋界的智守者朱云卿、何挺颖,原本都是很有希望的将才。但是何挺颖1929年初便战死于上余县,时年二十有四。朱云卿在1930年8月升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翌年5月因病被进往江西吉安东固后方医院治疗,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而杀害,死时也是二十四岁,跟何挺颖一样。

那位一口气跑了一百二十里,送毛泽东的急信到酃县的江华,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的庭长。当时江华是中共湖南茶陵县委书记。江华记得,他送信到酃县的一个大庙里,军委书记陈毅正在主持会议,他把毛泽东的信交给了陈毅。

江华曾回忆:

我记得在全国解放后,1958年的时候,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起这次失败的事,我曾说,对“八月失败”的详情不了解,当时陈毅同志是军委书记,是否他应负责?毛泽东同志讲,陈毅同志有个检讨,事先写了信给他,事后也写了信给他,不能怪他。

江华从1928年12月起调任红四军前委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