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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步曲2: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独立房子”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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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的到来,使博古大大地忙碌了一番。

在博古看来,李德不仅是红都瑞金的第一位外宾,而且是上级机关共产国际派来的“要员”。为了给李德安排住所,博古花费了一番工夫。

那时,由于特务告密,叶坪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猛烈轰炸,五百公斤以至一千公斤的炸弹从天而下,原先设在那里的中央政府机关、中革军委机关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3年4月迁往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沙洲坝。于是,沙洲坝成了中央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群集之处,虽说这里只是几个小村庄罢了——下肖(又称“夏肖”)、元太屋、老茶亭、白屋子。党团机关在下肖,政府机关在元太屋,军队机关在白屋子,而在老茶亭正兴建中央政府大礼堂。

博古为李德选“宾馆”时,看了许多房子都不中意,最后选中一片稻田中央的一座庙,许多著作上都说是专门为李德建的“独立房子”,经本书作者实地踏勘、采访,并非如此。这座庙用当地话来说,属“四线三间”建筑,“四线”指房子四周四根线,“三间”是指中为客堂,左、右两耳房。博古看中这座庙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稻田中央,外人莫入,容易警卫;二是这房子正好在下肖、元太屋、白屋子三村中央,几乎等距离,不过二三百米,跟党、政、军机关联系都方便。这座孤屋,后来被人们称为“独立房子”。

虽说是一座庙,经过大扫除,刷上石灰水,在客堂间正中挂上军事地图,倒还算像样。同时博古为李德配备了两名翻译,一位叫伍修权,一位叫王智涛。他们与李德同住。

二十五岁的伍修权,是湖北武汉人。1922年,十四岁的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上五年级时,级任(即今日的班主任)便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翌年,经陈潭秋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伍修权被选送苏联学习,带队的便是杨明斋。在莫斯科,伍修权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又到步兵学校学习。这样,他既懂俄语,又懂军事知识,所以博古选中他当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在1931年回国,带着几块白手绢进入中央苏区。那白手绢用秘密药水显影之后,上面出现字迹——那就是他的介绍信。

王智涛比伍修权年长两岁。他是河北人。1925年,十九岁的他去苏联留学,在基辅“卡米聂夫”混成军事干部学校学习。1927年,到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同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兼授军事课,又去高级步兵学校、列宁学校担任军事教学工作六年。

王智涛在苏联前后八年,俄语流利,又懂军事科学。1931年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春天,他从苏联敖德萨出发,在海上漂流了四十多天,到达上海,与上海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不久,就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到瑞金,受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接见。这时,他被派去当李德的翻译,自然也是非常恰当的人选。

另外,博古还给李德配备了炊事员、警卫员。

李德进入瑞金,成了“独立房子”的主人。虽说瑞金的条件远不如上海,不过,他对博古的周到的安排还是深感满意的。特别是他一到那里,居然马上喝到咖啡。自然,那咖啡是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他也为能够抽到“金鼠牌”、“哈德门”、“三炮台”香烟感到惬意。之前最使他苦恼的是,一路上吃山芋,肚子一直咕噜咕噜怪叫。现在“独立房子”的炊事员,虽说从未做过面包,但居然也能用面粉、肉酱做成烤肉饼,使他饱餐了一顿红都“土面包”。脱去紫红色的长袍,穿上套头的列宁装,穿上马裤,李德变得十分潇洒。只是连续多日爬山,脚发炎了,肿得厉害。好在博古关照他初来乍到,尽量让他躲在“独立房子”里,以免个子如此高大、蓝眼金发的“洋人”在这见识甚少的瑞金乡下突然出现而引起轰动。

就在李德到达瑞金的当天晚上,博古和张闻天便来和他作了长谈。由于博古、张闻天都能操熟练的俄语,张闻天还会讲英语,因此跟李德交谈,不用翻译。博古、张闻天在上海时,就跟李德常常见面,老朋友重逢,自然格外兴奋。

博古说李德的到来是“及时雨”。因为蒋介石请来了德国顾问赛克特,正在挥师南下,进行第五次“围剿”,而李德的到来,给博古撑了腰——博古不懂军事,正需要这样一位来自德国的红色顾问,跟赛克特对抗。

其实,在博古的心目中,李德岂止是顾问,而是要他成为红军的主帅!虽说,博古也很清楚,共产国际对于李德的职权作过明确的指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总顾问是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李德只是总顾问领导下的一位军事顾问。施特恩将军因故不能前往中央苏区,便把李德派来了。如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记述的那样:

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即阿瑟·尤尔特,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引者注)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的行期推迟到秋天……

这就是说,李德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而且要接受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可是,李德刚到瑞金,博古、张闻天跟他的长谈,便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撂在了一边。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如此回忆: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

李德,一下子就要“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这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的权力,猛然间大大膨胀起来……

李德是个化名,“姓李的德国人”的意思。他还有一个化名,叫“华夫”,“中国的男子汉”的意思。据说,他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父亲是会计,母亲是教师。父亲早逝,母亲无力抚养五个孩子,就把他送进了孤儿院。不过,他跟伍修权却曾说起自己是奥地利人。他的本名,据说叫奥托·布劳恩,他在德国用过“瓦格尔”的化名。

跟赛克特相比,李德在军事上的资历要浅薄很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十四岁的李德应征入伍,成为奥匈帝国军队中一名小兵,而当时的赛克特已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两年后,李德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不久,“十月革命”爆发,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开始他革命的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成为骑兵团的参谋长,参加过街垒战。1919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他曾两度被捕。1924年,他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就在这一年,他成了新郎,跟奥尔加·贝纳里奥结婚。

1926年9月20日,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其妻三个月后获释,而李德被摩托囚车送入莫阿比特监狱之后,受到了严密的监视。那是一幢五角星状的大楼,四周用五米高的围墙团团围住,岗哨密布。每天,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做着用钢丝穿珠子的单调的工作,而他却还能利用空余时间学会了俄语和英语。如此度过十八个月,他居然成功地越狱。德国警察到处张贴悬赏五千马克缉拿李德的布告,但他已秘密地逃往苏联。

1929年春,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三年后的1932年春,他毕业了。就在这时,他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通知,把他派往中国,在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担任一名顾问。于是,他带了一份奥地利护照,登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东北来到上海,住进外滩外白渡桥北堍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

李德被选中派往中国,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待垒战的经验,而当时中共王明路线正在搞“夺取中心城市”,很需要“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讲英语、俄语,便于在中国工作;三是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就这样,这位日耳曼人,成了瑞金沙洲坝那“独立房子”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