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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步曲2: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崽卖爷田心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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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的群山之中,只有在潇潇春雨浇洒之后,那红土下才会骤然钻出嫩嫩的笋尖。1934年初,尚是寒风呼号的时节,江西却冒出五千多座水泥钢骨的“冬笋”。蒋介石采用赛克特的建议。实行堡垒政策,这五千多座碉堡把中央苏区团团围住。用陈诚的话来说,他们建碉堡是给池塘筑坝,然后“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

最早提出“碉堡政策”的是国民党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1929年,鲁涤平向蒋介石传达了金汉鼎的建议,未受蒋重视。后来,戴岳写了《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又一次提出“碉堡政策”。后来担任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课长的柳维坦也向蒋介石鼓吹“碉堡政策”。赛克特肯定了“碉堡政策”,蒋介石便下令实行。于是,碉楼、堡垒、桥头堡、护路堡、圩寨等,一时在江西“遍地开花”。

蒋介石在消灭了十九路军之后,在1934年2月,调集四路大军,一边筑碉堡,一边徐徐紧缩包围圈:

东路军,蒋鼎文为总司令,由闽北向闽西推进。

北路军,主力,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由北线向赣南推进,正面进攻中央苏区。

西路军,何键为总司令,由湖南向西推进。

南路军,陈济棠为总司令,由广东朝北推进。

前方吃紧,瑞金沙洲坝那“独立房子”,变得异常繁忙。此时的李德,已经独揽红军指挥大权,由顾问而成为统帅。

他的翻译伍修权如此回忆当年情景:

“我们当时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我们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由他在军委或政治局上将李德的建议提出讨论并付诸实行……”

“博古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中央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

李德来到“独立房子”不久,便博得一个“雅号”,曰“图上指挥家”。他成天价围着客堂间里的大地图转来转去,一边抽着烟,一边用红蓝钢笔勾勾画画,然后用尺子量着距离,规定着部队行军的进度——他不管那里是山是河,反正按距离计算行军的进度。他甚至就连一挺机关枪该放在哪里,一门迫击炮应布置在什么地方,都按照地图作了规定。殊不知,他用的那些地图,全是国民党部队“供应”的,好多地图不准确!

据云,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曾从国民党一位团长那里弄到一整箱军用地图,交给了郭化若,运到瑞金。

李德是一位“街垒专家”。他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所学的,是正规军打阵地战的战术。据曾经担任他的翻译的王智涛(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告诉笔者,李德去瑞金的四所军事大学讲课,均由他翻译。这四所学校是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杨步兵学校”,以彭湃、杨殷名字命名)、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以黄公略名字命名)、特科学校。王智涛的印象中,李德讲军事课程是内行的——当然所讲的全是苏联军事学院的正规课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写及:“李德无疑是个具有过人才能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南京的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

李德的悲剧是,他在莫斯科并没有学习过游击战术的课程,而他来到中国之后又对中国的国情、军情、民情所知甚少。他用下“国际象棋”的经验来下“中国象棋”,这不能不跌跤!

两个日耳曼人赛克特和李德,以中国的江西省为“棋盘”,对弈起来。

赛克特,熟悉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第一帝国、十九世纪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第二帝国,并效命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一一第三帝国。

李德,熟悉马克思的第一国际、恩格斯的第二国际,并投身于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

一方“棋手”来自第三帝国,一方“棋手”来自第三国际。

双方交战,争夺的焦点是广昌。

广昌在黎川之南,宁都之北,县城坐落在群山之中、盱江左岸。广昌是中央苏区北部的大门。照毛泽东的以往的打法,那会放弃广昌,甚至会放弃瑞金,诱敌深入而歼之。如今,军权握在李德手里,李德打的是阵地战,在广昌严阵以待,死守广昌。一个非夺广昌不可,一个非守广昌不可,于是一场空前酷烈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在广昌爆发。

1934年4月21日,《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下达了。

命令指出:“敌人已尽力采用一切方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

命令指出:我们的战斗的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

命令高呼:“高举光荣的红旗向着伟大的胜利前进。胜利万岁!”

文末的联合署名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博古

军委主席 朱德

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

广昌城里,刷着这样的大字标语:“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决不放弃苏区寸土!”

蒋介石和北路军总指挥陈诚调集了十一个师,沿着盱江,一边建碉堡,一边缓缓向广昌推进,实行“进得一步,即守一步”,“稳稳推进,步步为营”。

红军呢?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李德为总司令,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博古和李德调集了红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死守广昌。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红军在广昌也建造堡垒,只是没有水泥钢筋,用的是木头架子,垒上泥土,如此而已。

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在广昌前线设立司令部。德国顾问赛克特也不顾高龄,亲临前线司令部,坐镇指挥。

赛克特,用的是德国军队的战斗条令;李德,用的是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一场正规化的大战,一触即发。

毛泽东被远远甩在后方,无权过问军事。彭德怀看这势头不对,“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彭德怀的话,博古和李德根本听不进去。

蒋介石的部队,采用的全然是新的战术。三四十架飞机先轮番轰炸,再用德国进口的普伏式山炮、野炮和一〇二口径的重迫击炮轰击,然后步兵徐徐推进,每天只进一两公里,马上开始构筑工事。站稳脚跟之后,第二天重复着昨日的“操作程序”。

决战从4月10日开始,清早,国民党军队的炸弹、炮弹雨点般朝广昌北大门甘竹倾泻,一下子就炸死、炸伤几百名红军。因为红军的“土堡垒”不经炸,所以死伤惨重。一位战士发牢骚道:“不知捣啥鬼呵!我们一夜不睡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武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呵!”

到了下午,看看炸得差不多了,国民党军队以营方阵组成集团冲锋队形,黑压压地攻过来,红军大量减员,弹药又不够,打得非常艰难。

如此激烈地争夺了五天,甘竹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红军被迫退守广昌城北的长生桥。那里是一片不太宽的开阔地。双方僵持了十天。红军终于守不住,只得朝广昌县城退去,广昌县城没有城墙,难以坚守。

4月27日,是战斗惨烈的一天。国民党军队央攻广昌县城。彭德怀这样描述当时的激战:

从上午8时至9时开始至下午4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

当日约8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

彭德怀去的时候,把一套旧军装放在包里,作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他预料可能他会被带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因为他有一肚子的气,再也无法忍下去了。

三军团的政委,本来一直是滕代远,此时患病,由杨尚昆代政委。杨尚昆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1月,他和张闻天结伴回国。他们经西伯利亚,回到上海。1933年2月杨尚昆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局党校副校长、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此刻,他作为政委,跟彭德怀一起来到前方总司令部。

李德、博古找彭德怀、杨尚昆,本想安排他们明天走后的工作。没谈几句,直性子的彭德怀便开始“放炮”!他历数李德的指挥错误,斥责他是“主观主义”、“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伍修权把他的话一句句译成俄语给李德听,李德绷紧了脸。

彭德怀越讲,火气越大,他骂起李德来,用一句湖南的土话:“崽卖爷田心不痛!”

可是,李德竟没有反应!彭德怀估计是伍修权没有翻译那句话(据伍修权说当时他听不懂这句土话),就请在场的杨尚昆翻译。杨尚昆照实译了:“儿子卖掉父亲的田心不痛!”

这下子李德火了,咆哮着说:“封建!封建!”

李德挖苦彭德怀,说中革军委改选时,没有继续选他当副主席,他不满意!

彭德怀反正豁出去了,他骂李德是“下流无耻”!

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来,还是头一回受到这样的当面顶撞。他是个火暴脾气的人。照理,他会像对待萧劲光一样对待彭德怀。但大抵由于他自己在广昌吃了败仗,不敢那么傲慢神气了;也可能是由于他考虑到彭德怀是举足轻重的红军将领。他居然只是骂了一通彭德怀“右倾”了事。

在广昌已经败得一塌糊涂,博古和李德不得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第二天撤出战斗。

就这样,从4月10日至28日,广昌战役历时十七天,红军伤亡五千五百多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仍以广昌失守告终。国民党军队这次借助于碉堡,借助于飞机、大炮,伤亡大为减少,只死六百余人、伤一千八百余人,不及红军的一半。

广昌之败,红军上上下下对博古、李德怨声载道。那时,流传最广的一句话说:“毛主席从来不是这么打的!”有些红军战士干脆说:“毛大帅从来不是这么打的!”他们怀念在“毛大帅”指挥下,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那些“笑谈凯歌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