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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步曲2: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飞渡天险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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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红军行动神速,入黔之后势如破竹,连取剑河、黄平、台拱、余庆等十多座县城。1934年岁末之日,已到达乌江不远的瓮安县小镇猴场。猴场林木繁茂,乃猴子出没之地,故名猴场。

在猴场,毛泽东被安排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和三间朝南的屋子。这是长征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似乎在表明,毛泽东的地位已经明显上升,虽说他的职务依旧,未曾调整。

当中央纵队抵达猴场时,先头部队在团长耿飕和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已经急行军前往乌江江边,着手抢渡乌江天险。

就在这节骨眼上,又发生新的风波:博古、李德对湘江之败,犹心有余悸。听说乌江比湘江险峻得多,主张不过乌江,再度提出与二、六军团会合。

为了解决这番新的波动,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开会,史称“猴场会议”。这一回,不费太多气力,就驳回了博古、李德的意见。会议通过了重要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的精神——《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一开头,就写得很明确:

由于我野战军即将通过乌江,垮进我们12月18日政治局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遵义地带,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因此,政治局关于在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特有以下新的决定……

新的决定共七条。内中有一条:“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条,实际上就是宣告了“三人团”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结束。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使毛泽东有了过问军事的机会和权力,虽说这时的军权尚未完全掌握在他手中。不过,红军已经在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行动:渡乌江,取遵义,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

红军前锋一到乌江边,就传来敌情报告:在三个渡口,即江界河渡口、袁家渡、孙家渡,都有侯之担部队驻守,而且还筑了碉堡。前两个渡口各有两团兵马,孙家渡则驻了一个团和一个机炮营。

看来,侯之担摆开阵势,确实要跟红军干一仗!

那时,渡乌江要靠“蜈蚣筏”。那是用竹木编成的长筏,在湍急的江水中似蜈蚣般游动,得了“蜈蚣筏”之名。“侯家军”早已把“蜈蚣筏”全都拴在北岸。

侯之担十分得意,以为“官兵勤劳不懈,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红军抵达江边,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布置红军上山砍竹,又向老乡借门板、木头,自己动手扎“蜈蚣筏”。

元旦凌晨4点,十八名红军战士在江边喝下烧酒,跃入江中。这时,“侯家军”尚在睡梦之中。红军战士如水中蛟龙,只用了十多分钟,便泅过凉入骨髓的乌江,攀上对岸的峭壁。

泅渡成功之后,“蜈蚣筏”开始强渡。“侯家军”发觉了,江面上响起哒哒的机枪声。

这时,泅渡过江的十八名战士发起了攻势。红军的迫击炮又隔江而轰。“蜈蚣筏”载着一连战士,顺利过了江。

“双枪兵”实在不经打,才一个多小时,便留下几十具尸体,溃逃了!

红军利用“蜈蚣筏”渡江,渡过了一团人,在对岸站稳了脚跟。

刘伯承急调工兵营来到江边,下达了架浮桥的命令。因为没有浮桥,大军难以迅速过江。

“架桥的全部器材只有黄竹、门板、木材、绳索。我们用三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上两根枕木。枕木上连接三四个桥桁,桥桁上铺门板,门板上又系横木,组成一节一节的门桥。”

就用这样的土办法,花费三十六个小时,浩浩乌江上便架起一座崭新的浮桥。天险乌江,被踩在红军脚下。

蒋介石接到王家烈的电报,知道红军已经突破乌江,大骂侯之担“剿共不力”,命他“戴罪立功”!蒋介石也深为自己白白布置了“口袋”,红军不来钻,感到惋惜。不过,蒋介石毕竟诡计多端,他命令薛岳率中央军星夜兼程,奔赴贵阳——其理由是为了“保卫贵阳”,实际上想借此一举夺取贵阳,端掉王家烈的老巢!

这时,“小诸葛”白崇禧也不甘落后,同样觊觎贵阳,借口“追剿”红军,命桂军入黔,直奔贵阳。

蒋介石急了,发了电报给白崇禧,“制止桂军前进”!

于是,薛岳的中央军,加速了前进步伐,沿贵龙大道直取贵阳。

薛岳部队在道旁张贴大字标语:“不问匪窜方向如何,本军总以入贵阳为目的!”也就是说,不论红军朝什么地方打,中央军“总以人贵阳为目的”!

王家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眼睁睁看着中央军开进了贵阳城,做了贵州的“太主席”。

王家烈变得颇为狼狈:

中央军反客为主,我出城进城均受他们盘查,处境异常难堪……

1935年4月6日,王家烈被迫下台,从此贵州落入蒋介石之手,贵州军阀统治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