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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步曲2: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邓拓编选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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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又一年的“七一”,对于毛泽东的宣传在逐渐升温:

1942年的“七一”,《晋察冀日报》发表号召“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

1943年的“七一”,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并加以论述。

1944年的“七一”,红缎子封面上烫着五个金色大字的《毛泽东选集》出版了!

著作是思想的载体。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呼声日益强烈之际,毛泽东的著作也就日益受到人们注目。

最初,毛泽东的著作零零散散地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或者作为党内文件印行,或者单篇印成小册子。

最为“豪华”的,要算是遵义会议之后,共产国际曾在莫斯科印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用红绸封面精印。

在延安,印行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单行本。

毛泽东的最初的选集是延安印行的《毛泽东救国言论选》,当然那只是收入毛泽东一小部分著作。1942年出过《毛泽东言论选集》,也只是收入他的《论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五篇著作。

邓拓自从1942年“七一”发表了那篇关于“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之后,就立下宏愿,即为毛泽东编一本比较完整的选集。

1944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聂荣臻和副书记程子华、刘澜涛决定委托邓拓编选,由《晋察冀日报》出版《毛泽东选集》。经向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王稼祥)请示,获得了同意。

这样,邓拓就着手编选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挑起这一重任的邓拓,那时三十二岁。他是福建福州人氏,本名邓子健。1929年,他人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翌年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两度被捕。

1937年春,邓子健终于出狱。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西方有巨人,吾将往从之。”于是他前往中国西部,寻觅“巨人”,进入了晋察冀红色区域。从此,他将“开拓新的生活”,因此改名邓拓。

邓拓有着倚马可待的文才。他进入红区,负责主持《抗敌报》。此报在1940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改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便成为社长兼总编(后来张春桥成为副总编)。报社社长驻河北阜平城南庄附近马兰村,后来邓拓取谐音“马南邨”为笔名,为《北京晚报》写专栏文章《燕山夜话》。

邓拓曾写过一首诗《勖报社诸同志》,记述当年办《晋察冀日报》的勃勃雄风:

笔阵开边塞,

长年钩剪风。

启明星在望,

抗敌气如虹。

发奋挥毛剑,

奔腾起万雄。

文旗随战鼓,

浩荡入关东。

邓拓敬仰“巨人”毛泽东,悉心收集毛泽东散见于各报刊的著作。正因为这样,当他受命编选《毛泽东选集》,很快就选出了毛泽东的二十九篇文章,约五十万字,分成五卷;第一卷五篇,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论著;第二卷十一篇,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著;第三卷三篇,关于战争与军事的论著;第四卷三篇,关于财政经济的论著;第五卷七篇,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著,在当时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晋察冀日报》印刷厂精心排印出了《毛泽东选集》。邓拓亲自担任校对。

此书第一版印平装本四千册。另外,还印了一百册精装本,用红缎或蓝缎作封面,烫上金字,颇有气派。

《毛泽东选集》的首页,用铜版精印毛泽东在延安的近照,下印一行字:“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

邓拓为《毛泽东选集》写了《编者的话》:

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

一切干部,一切党员虚心和细心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这是异常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选集》在1944年5月定稿付排,“七一”时就出书了。

《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四千册不胫而走,不断重印。

1947年3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主编新版《毛泽东选集》,共六卷,六十余万言,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发行。前面曾提及的收入遵义会议决议的《毛泽东选集》,则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1948年出版的另一种版本。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使人们对于毛泽东思想有了全面的系统的认识。这样,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又进了一步。此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最主要的宣传者,不是王稼祥,不是邓拓,而是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