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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步曲:红色的起点》斯托诺维奇在广州找错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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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共产主义之火在中国的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逐一点燃之际,中国南方第一大城市广州。也出现了共产主义的“幽灵”。

广州是当时中国的一片热土。共产党的种子,最容易在那里萌芽。因为那里是孙中山的大本营,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当维经斯基率领那个“记者团”抵达北京之后,便兵分几路:他自己率“主力”前往上海;马马耶夫夫妇和鲍立维去了武汉;那位从哈尔滨奉命赶往北京的大胡子、俄共(布)党员斯托诺维奇,则在上海住了几个月之后,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

热浪在广州澎湃,只有傍晚时一场豪雨骤降,才使人舒了一口气。1920年9月,在寒带长大的斯托诺维奇新来乍到广州,真不习惯。对于满街戴着尖顶斗笠的广州人,对于人行道上便于遮雨的骑楼,他感到非常新奇。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改了名字,叫Минор,即米诺尔。他与另一位俄共(布)党员Песлиh,即佩尔林,一起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此外,还有那位既会讲法语又懂中文的越南人。斯托诺维奇用法语与那位越南人交谈。

斯托诺维奇此行的目的,是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组织。不过,他的公开身份是“远东共和国”记者。这个苏俄在远东临时建立的缓冲国,给人以“中立”的印象,也就使人们难以想到他会是俄共(布)党员。

他和佩尔林在广州市中心永汉北租下了“光光”眼镜店二楼(今广州北京路太平餐馆对面)。

他真的干起了记者行当。在那里办起了“俄华通讯社”。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四处活动,寻找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便着手在那里组织共产党。不过,他不像维经斯基那么顺利,因为维经斯基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钊,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扎根串联”那“根”都“扎”得很准。

也讲是缺乏工作经验,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在广州所“串联”的,没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的英语教师黄尊生、谭祖荫,国文教师刘石心,当过漳州教育局局长的梁冰弦(他的原先的秘书便是刘石心),在报馆当校对的梁一余,他的弟弟、雅号“生意佬”的梁雨川,还有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区声白。这七位,全是无政府主义者。

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细细探究起来,是因为来广州时找错了“向导”。陪同他们来广州的,是广东台山籍的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黄凌霜是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曾加入过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又退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很自然的,黄凌霜引见的是广州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

在那个时代,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行,都举起了反军阀之旗,都要求民主。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组织共产党,使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的计划落空了。

当事者谭祖荫在1981年的回忆,十分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情形:

两个俄国人(引者注:指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同我们每周开一次会,多数在“光光”二楼开,有一次在黄尊生家开。我们开会是汇报本星期宣传的经过,下一步应如何做。会上使用英语,一般由区声白当记录,区当时在岭南大学教书,有时他来不了,就由我当记录。黄尊生的英语好,由他当翻译,梁冰弦和我也会听、讲英语。当时两个俄国人知道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讲的是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事情,并由波金(引注者:即佩尔林)用英文起草向工人宣传的提纲,内容主要是揭露工人如何受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不合理、不平等,要起来斗争,也讲到关于社会主义的道理,然后由区声白、黄尊生翻译成中文,由黄尊生、刘石心去协同和机器厂工人俱乐部作宣传。这个俱乐部不大,可坐三四十人,我去过一二次,只是旁听,没讲什么。梁冰弦不常去,区声白没去过。记得有一次是讲工人受资本家压迫、剥削,听众有三四十个工人。工人没有发言,因为听完时间已经很晚,就散会了,也没有组织工会。此宣传活动是半公开的,没有准备组织工人罢工。后来才有机器工会,但我没有参与。我后来只当教师,不问政治。当时两个俄国人没有和我们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我们与共产党不同,各走各路,自己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如果提出组织就会马上反对,我们不要头头,谁要做头头,马上有人反对。1980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说,两个俄国人和我们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已经组织了广东共产党,是广东最早的共产党员,这是误会了。当时确实是没有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是不主张受什么组织、纪律约束的。[1]

由于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这样,广州的共产党组织,最初没有建立起来。

说实在的,两个不懂汉语的俄国人,对广州又是人地生疏,在那里找错了对象也是在所难免的。何况,陪他们来到广州的那位黄凌霜,是来自李大钊身边——就连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时,也曾吸收了黄凌霜!

[1]《谭祖荫的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