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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步曲:红色的起点》查清中共“一大”开幕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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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指出,就人的记忆力而论,最弱的是数字记忆,其中包括对于电话号码、门牌号、编号以及对于日期的记忆。

也正因为人们对于日期的记忆最弱,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曾成为历史之谜。

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1921年召开的,众多的当事者对年份倒是记得清楚的。至于是哪个月召开的,记忆开始模糊。而究竟是哪一天开的,则完全陷入了记忆的模糊区之中。

除了记忆之误以外,中国人当时习惯于阴历,更加重了这个历史之谜的复杂性。

毛泽东在1936年对斯诺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毛泽东所说的“5月”,很可能指的是阴历。

董必武在1937年则对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说:“1921年7月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张国焘在1953年写道:“1921年5月我遇见毛,那时他被邀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第一次会议……”

至于陈潭秋在1936年那篇用俄文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不论译成“7月底”或“7月下半月”、“7月下旬”,总是表明在7月15日之后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也就提到日程上来。陈潭秋的文章,便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而作。可是,说不清一个具体的日期,毕竟给纪念活动带来困难。

“这样吧,就用7月的头一天作为纪念日。”1938年5月,当越来越多的人向当时在延安的两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党的生日时,毛泽东跟董必武商量之后,定下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

不久,毛泽东在5月26日至6月3日召开的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

在如今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所收《论持久战》没有这句话,开头的话是“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7月7日,快要到了”,但在1938年7月1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第43、44期合刊,仍可查到这句话。

1940年在重庆出版、由许涤新和乔冠华主编的《群众》周刊第4卷18期,发表社论《庆祝中国共产党十九周年纪念》,指出: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日。”

1941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肯定了“七一”为中国共产党诞辰:

“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1]

从此,7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每年“七一”,各地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

1960年,当韦慕庭见到那尘封已久的陈公博在1924年写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感到困惑。韦慕庭写道:

现在中国共产党把7月1日作为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该党建立的日子来纪念。但对这次大会实际上何时举行来说,这是很不可靠的。有的说是5月,有的说是7月。陈公博写他的论文时,仅在他参加了这次大会的两年半以后,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举行”。

韦慕庭为陈公博的论文写了长长的绪言,内中专门写了一节《大会的日期》,引用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还有英国、美国,苏联各种文献,对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进行了一番详尽的考证。韦慕庭得出结论,认为陈公博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在1921年7月20日开始,到7月30日结束,“近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起止日期”。

只是“近乎”而已。至于精确的日期,这位美国的教授无法确定。

韦慕庭的绪言在美国发表,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国内地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们并不知道韦慕庭的考证。

北京。革命博物馆。李俊臣在工作之余,正在那里通读《新青年》。

1961年,当李俊臣读着《新青年》第9卷第3号时,对其中陈公博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产生了很大兴趣。

虽说此文是1921年8月的文章,发表已四十年了,不知有多少人读过它。可是,文中的“密码”,一直没有被破译。当李俊臣读此文时,才辨出文中的“暗语”。

陈公博写道:

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7月14日启程赴沪。……

乍一看,这是一篇普通的旅游见闻罢了,四十年来谁都这么以为。然而,李俊臣却联想到中国共产党“一大”,顿时眼前一亮:

那:“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之类,纯属遮眼掩耳之语,而“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那“学社”是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那句“结束我未完的手续”,分明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

此文记述了“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那“两个外国教授”被侦探“误认”为“俄国共产党”——其实指的便是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至于那位被访的朋友,文中说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中有“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这“李先生”不就是李汉俊吗?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绝,此文正是一篇最早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文章,是陈公博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刚刚结束时写的!只是因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不便点明中国共产党“一大”,这才拐弯抹角,故意指桑为槐。不过,文章毕竟记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一些重要史实。由于此文写于中国共产党“一大”刚刚结束之际,可以排除那种时隔多年的记忆错误。

李俊臣当时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写道:“我认为,这是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参考资料,颇具史料价值。”

这篇文章表明,陈公博离开广州的日期是7月14日,抵沪是7月21日。抵沪的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即7月2日。如此这般,可以推知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在7月22日或稍后……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馆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

当然,也有人提出异议,因为第9卷第3号的《新青年》标明“广州1921年7月1日发行”,所载文章怎么可能是记述在7月1日之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呢?

不过,考证了当时《新青年》的出版情况,误期是经常的,这期《新青年》实际是在8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这一异议。

以后,从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查到一篇极为重要的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者没有署名。从文中提及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指共产主义小组)进“去年”成立,而文章又记述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经过,表明此文是1921年下半年写的。从文章中谈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这样的语气来看,作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极可能是出自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开头部分,就很明确点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这里,非常清楚地点出了“7月23日”这个日子。报告是在1921年下半年写的,对于“7月23日”不会有记忆上的错误。

不过,仔细推敲一下,又产生新的疑问:因为代表们“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并不一定意味着大会在当天开幕。

陈公博是7月21日抵沪。很可能,在7月23日抵沪的是周佛海——因为当时上海与日本之间通信靠船运,从日本来沪也只能坐船,颇费时日。何况。他不在东京,而在交通不甚便利的鹿儿岛。

不过,这份报告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大”开幕之日绝不可能早于7月23日。

详细探讨这一重要课题的是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邵维正。他在198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

邵维正的论文,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证,即:(一)从代表行踪来看。(二)从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来看。(三)从当时的文字记载来看。

他的论文最后推定: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开幕。

董必武在1971年8月4日谈中国共产党“一大”时,曾说:“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那(哪)个说得到的。”[2]

邵维正的论文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受到了胡乔木的赞许,并荣立二等功。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为邵维正的论文,加了如下编者按:

本文作者依据国内外大量史料,并亲自进行了多次访问,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作了深入研究和考证。此文以确凿的第一手资料和有说服力的分析,论证“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十三人,从而解决了有关“一大”的两个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

关于邵维正的最重要的论证,本书将在后面述及。

不过,现在虽然已经查清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开幕,但是考虑到多年来已经习惯于在“七一”纪念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因此有关庆祝活动仍照旧在“七一”举行。

[1]转引自邵维正:《“七一”的由来》,载《“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2]《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36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