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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步曲3:毛泽东与蒋介石》蒋掌枪杆子、毛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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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已是三下广州了:头一回是去开中共“三大”,第二回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这一回则是急匆匆逃亡广州。他到达广州时,已经是1925年10月初。

广州街头的孙中山像,披上了黑纱。画像两侧,则挂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像一口洪钟坠地,1925年3月12日9时25分,身患肝癌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发出震惊华夏的巨响。临终前夕,自知不起,孙中山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汪精卫笔录,孙中山签名——这便是著名的《总理遗嘱》。

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俨然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1925年7月,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此外,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这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成为国民党的“四巨头”。此时,蒋介石尚未显山露水,只是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军校校长以及广州市卫戍司令。

一个月后,一声枪响,打破了刚刚形成的国民党“四巨头”格局。

那是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50分,一辆小轿车驶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驼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岁相仿的妇女陪同下刚刚下车,枪声骤响,那男子饮弹而倒,鲜血喷涌。急送医院,才一个多小时,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此人便是“四巨头”之一的廖仲恺。那妇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

廖仲恺乃孙中山的倚柱,是国民党内左派领袖。用当时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罗亦农的话来说:“廖仲恺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刺客的子弹,使“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

一名受伤的刺客,当场被捕,据传与胡汉民有瓜葛。

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党、政、军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赋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胡汉民受廖案牵连,被排斥在外。于是,形成了汪、许、蒋“三巨头”局面,蒋介石头一回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之中。

经审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谋,其中有的是胡汉民旧部下,也有的僚属许崇智。

于是,8月25日,蒋介石下令,拘捕胡汉民。

于是,9月19日深夜,蒋介石派兵包围许崇智司令部,迫使许崇智去沪“养病”。许崇智身为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强马壮,称雄广东。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一声枪响,死了廖仲恺,抓了胡汉民,走了许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头”少了三个。“渔翁”蒋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许崇智的部队归于自己手下,成为国民党内手握重兵的最有实力的人物——蒋介石在这次政治大格斗中,头一回显示了他具备商人的精明和军人的铁腕。

正是在此时此际,毛泽东来到广州。两手空空,没有一兵一卒,毛泽东手中只有一支笔。跟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一介书生,无权无势。

虽说毛泽东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不过,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于是,他来到那刚刚响过枪声的地方——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住了下来。

毛泽东擅长写作,自然最宜于做宣传工作。倒也凑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正空缺,便安排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可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原本推定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戴季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戴季陶此人,亦乃一笔杆子,曾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孙中山病重期间,戴季陶侍立于病榻左右。据其自云,孙中山在病中反思一生道路,对戴季陶不时谈及自己的所闻所见。于是,戴季陶也就得到孙中山学说的“真传”,遂易名“戴传贤”。孙中山故后,戴季陶闭门两月,奋笔疾书,写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著,俨然成了孙中山学说的“正宗”继承者、捍卫者、发展者。然而,两书一出,舆论哗然。有人讽之为:“孔子传之于孙中山,孙中山再传之于戴季陶。”寥寥一语,弄得戴季陶哭笑不得!

戴季陶一度是左翼人士,曾参与中共的创立。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便出自他的笔下。不过,他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声称,孙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便不能加入别党。此后,他由左翼倒向右翼。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他曾反对过联俄联共。

1925年11月23日,坐落在北京远郊的西山碧云寺,忽地出现一群衣冠楚楚的客人。明朝马汝骥曾诗云:“西山台殿数百十,侈丽无过碧云寺。”碧云寺乃西山明珠,平日游人常来,自1925年3月之后,游人倍增——因为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后,灵柩暂停于此(1929年后移葬南京中山陵)。

于是,这群衣冠楚楚的人物,也选择此处开会,以表示对孙中山的“忠诚”。

来人之中,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候补执委林森、居正、邹鲁、覃振、叶楚伧、石青阳、石瑛、邵元冲、茅祖权、傅汝霖,还有已经退出中共的沈定一,以及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这是国民党右翼人士的大集会。他们自称这是“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他们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相抗衡,另行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由于会议在西山召开,史称“西山会议”;这批头头脑脑,也就成了“西山会议派”。

戴季陶理所当然支持“西山会议派”,欣然北上,欲与邹鲁、林森等共赴西山。事出意外,一位国民党右翼元老冯自由(原名冯懋龙)却听了误传,说戴季陶乃中共党员,于是派人对他拳打脚踢,弄得戴季陶好难堪!这位孙中山“嫡传”弟子颇为扫兴,狼狈离京赴沪——不过,他列名于西山会议的通电之中,依然是“西山会议派”的一分子。

戴季陶正陷于风波之中,何况他已站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对立面了,当然他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成了虚设,毛泽东也就代理了中央宣传部部长之职。

一时间,蒋介石掌握枪杆子,毛泽东则掌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