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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步曲3:毛泽东与蒋介石》鲜血染红了皖南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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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的皖南格外冷,先下霜,后下雪。

就在这冷飕飕的空气中,新四军的干部和战士们正忙着收拾行装。毕竟在这里住了两年半了,一下子要行动,大有熟土难离之感。军部通知,每人随身物品不得超过二十市斤,坛坛罐罐全要扔掉。

元旦,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准备开拔。

1月3日,毛、朱电复叶、项:“你们全部坚决开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就在毛、朱电报到达之际,蒋介石给叶挺的电报也到达了:“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就已令各军掩护。”

既然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命令都已下达,叶挺、项英也就在1月3日下午3点光景下达行动命令:明天下午5点吃饭,6点半出发。

就这样,1月4日,在苍茫的夜色之中,迎着扑面寒风,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分三路纵队,从云岭出发,踏上了悲凉的征途。连日大雨,道路泥泞,行军颇为艰难。

就在这时,蒋介石“令各军掩护”。对于叶挺来说,不论是负责“掩护”的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还是“顶头上司”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都是有着校友之谊——当年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由校友“掩护”,安心,放心!

大雨使青弋江江水猛涨,原来可以徒步过江,眼下不得不架起浮桥。

5日,依然大雨,新四军各路纵队在平静中渡过青弋江,下午3时分别到达指定地点。部队因已很疲劳,原地休息,准备朝泾县茂林地区前进。

6日晨7时许,突然响起了枪声。那是新四军的一个便衣侦察班进入下长村时,负责“掩护”的国民党四十师一个连,射来了子弹,打响了皖南事变的第一枪!

这枪声,意味着友军变成了敌军!

就在6日,蒋介石下达了给顾祝同的密令,要对新四军“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

就在6日,顾祝同下达了给上官云相的密令:“仰贵总司令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务期于原京赣铁路以西地区,彻底加以肃清。”

就在6日,上官云相下达了给所属各部的命令:“主力于明(7)日拂晓开始围剿茂林、铜山徐一带匪军。”

就在6日,蒋介石一顾祝同一上官云相,下达了对新四军的总攻击令。

也就在6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潘村开会,决定按原计划行军,当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通过各岭,午前会集星潭,待机行动。

7日拂晓,新四军中路纵队前卫营,越过丕岭,进入纸棚村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国民党四十师一二〇团向新四军前卫营发起了猛攻。皖南事变此时正式爆发!

毛泽东闻讯,迅即电告叶挺、项英:“茂林不宜久留,即议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

这样,蒋介石称新四军为“匪军”,毛泽东则称上官云相部队为“顽军”。

新四军寡不敌众,陷入重围。惨烈的战斗开始了。

1月8日,顾祝同给上官云相下令,限十二个小时内全歼新四军。此电报原件现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文如下:

匪军经我各部围剿穷蹙一点,消灭在即,为期能干短时间彻底肃清,毋使漏网起见,希即督励所部,协同友军切取联系,努力进剿,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歼之,勿使逃窜为要。

上官云相要大干一场了!据他的总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武之莱后来透露,早在一个月前,上官云相便让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闻援窃取了新四军兵力部署图,为“围剿”新四军做了详细准备。

如今,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茂林一带,重峦叠幛,悬崖峭壁,山中往往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新四军近万人受困山中。炮弹打得岩石开花,树枝横飞,尸体遍地,真如《新四军军歌》所唱,“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皖南的枪声昼夜不绝,延安的毛泽东昼夜不眠,重庆的周恩来日夜奔走呼号,蒋介石避见周恩来,顾祝同避接周恩来电话……

就在这危机万分的时刻,9日毛泽东忽接叶挺电报:“项英、国平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这一电报,使毛泽东极为不安,在这紧要关头,项英和袁国平怎么可以连招呼都不打,突然出走?

直至1月10日,项英和袁国平才回到部队。关于项英此行,一般被说成“率一小部武装绕小道而出,试图突围”,为他遮掩,打了“埋伏”。其实,这遮掩之词,也经不起推敲。作为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的项英,即便“试图突围”,怎么只“率一小部武装”呢?怎么不与军长叶挺打招呼呢?如果“试图突围”成功,那也就是项英和这“一小部武装”突围出去了……

现存于北京中央档案馆的项英1月10日致中共中央电报,解开了谜底。在这份电报中,项英承认自己是“临时动摇”,“影响甚坏”,请求“中央处罚”。同时,他也表示了从此之后“坚决与部队共存亡的决心”。

项英的电报全文如下:

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及同志(××同我走),至9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及赶队到时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其中提到的希夷,即叶挺。

另外,李一氓去世之后,他的回忆录得以发表,其中首次公布了他在1941年3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全文。他是新四军秘书长,皖南事变的幸存者。这份写于皖南事变后一个多月的电报,真实反映了项英的出走。其中也牵涉到李一氓自己,不过李一氓还是尊重历史事实,未加遮掩。原文如下:

晚10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人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

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行数十步后,袁始说他们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语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印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反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法救出几个干部,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电文不清)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前进。

我一个人转回后,因找张元培、胡立教及军法处、秘书处的人未找着,首先遇见李步新(皖南特委书记),我告诉他说老项他们走了,后走到河边祠堂叶之指挥所。当时我想告诉他这个消息,但又觉得太突然,刺激太甚。我想留下与叶一块,但又觉得项袁周党军政都是负责的,我没有与叶共存亡的责任,即或算开小差吧,也是奉命的。遂决定不告诉叶,仍然退出。找着张、胡、扬(帆)(军法处)等,并与李步新的地方党同志共三十余人,也就离开了队伍。过了一晚,11日下午,在石井坑的谷道中,我们下山吃饭,遇见第五团全团撤退出来,向石井坑出去,大家遂决定不管其他队伍在哪里,我们决定随第五团打游击。12日后出至坑口才晓得,军部也都打到石井坑来了。

项袁周他们也在附近山上,跟在第五团以后,下来与军部会合。

我承认我当时没有坚决反对项袁等的动摇,只是简单不满意、不与他们同行动而已。

我受了他们的影响,没有到最后时机,便脱离部队,这是我的错误。

李一氓回忆此事时,心情颇为沉痛。他说:

虽然时间很短,从黄昏到夜半,不超过十个钟头,但总是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后来华中局向中央报告,要给我一个口头警告的处分,我二话没说,决然接受下来。所以1942年以后,党内多次填表,在处分一个栏目上,我总是规规矩矩地写上皖南事变口头警告。至今想起来,不知为什么当时会错走这一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可能还差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