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茂Yoshida Shigeru 1878.9.22—1967.10.20)
出任五届内阁首相：
第45届(1946.5.22—1947.5.24)
第48—51届(1948.10.15—1954.12.10)
吉田茂(1878—1967)是日本著名外交家和政治家，公认的亲美派领袖，在战后改革与经济恢复时期，五次组阁，执政七年之久，是对战后日本社会发展起过重大影响的人物。
1878年9月22日，吉田茂出生在东京都涩谷区神山町。生父竹内纲是土佐藩武士，明治初期自由民权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曾当选为第一、二次众议院议员。生母身世不明，据传是个艺伎。竹内纲有14个子女，吉田茂是第五子。在吉田呱呱坠地之前，竹内便与其亲友吉田健三郎指腹为盟，约定若生男孩，便过继给吉田家。吉田茂生下第九天，便过继给吉田健三郎作养子。吉田健三郎早年游学欧美，做过横滨英国怡和洋行职员，时为横滨一带有名的大贸易商。吉田九岁时，养父暴病而死，留给他50万日元巨额家产，这是其一生挥霍不尽的财富。
吉田茂的养母士子，出身书香世家，有较好的汉学修养，吉田自小受其良好的教育和薰陶。少年时代，吉田就读于私塾、学塾，打下了扎实的汉学基础。1899年，吉田进入培养皇族与贵族子弟的学习院学习，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系，1906年毕业后，经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合格，被派到奉天(今沈阳)担任见习领事官，开始了外交生涯。
吉田身材矮小，貌不惊人，却娶得名门闺秀雪子为妻。这位比他小10岁的雪子，便是赫赫有名的明治功臣、“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孙女、深受天皇宠信的当朝重臣牧野伸显的长女。据说大媒竟是一位常与牧野下围棋的女棋手。
富裕的家境，优越的学历，还有牧野这样一位岳父作靠山，这一切使吉田茂成了时代的宠儿。从1912年8月起，历任驻中国安东(今丹东)领事、济南领事、天津总领事、沈阳总领事、田中义一内阁外务次官，成为日本外交界的显要人物，可谓青云直上，春风得意。
吉田茂是个积极的殖民扩张主义者，在干涉中国内政、扩大日本在华权益方面不遗余力。他建议政府为段祺瑞政府提供1000万日元贷款，培植亲日势力；在郭(松龄)军反奉时，一再催促政府出兵干涉，致郭兵败身亡；参加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为田中义一政府制订“满蒙积极政策”出谋划策；力主向山东出兵，阻止北伐战争和中国的统一。
日英美亲善是近代以来日本政府长期推行的国策，日本得惠于这项国策，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断向大陆扩张势力，攫取了巨大权益。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慢性萧条和经济危机，国际国内法西斯运动的兴起，日本统治阶级特别是军部首脑中，要求打破美英垄断世界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重新分割世界的主张逐渐得势，从而把日本推向为争夺在东亚的霸权而不惜与美英决裂的道路。
吉田茂的岳父牧野伸显，是朝廷中亲美派的代表，其政治主张对吉田有决定性影响。多年从事外交的经验，以及作为随员参加巴黎和会的切身感受，也使吉田较为客观地认识到美英的强大力量。正因如此，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军部势力的强大和亲美势力的衰弱，吉田茂在政治上遭到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排斥。田中内阁下台后，吉田改任驻意大利大使，此间作为日本代表，参加国际联盟理事会关于“九一八” 事变的会议，当时建议政府通过与美英等国的讨价还价，换取国际联盟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委任统治”的承认，但是未被采纳。广田弘毅组阁时，因军部的指名反对，未当上外相而屈就驻英国大使，在任期间，反对日本与德国签订“日德防共协定”，但意见未被政府采纳。1938年，吉田因军部反对，辞掉现职赋闲。
此后直到日本战败的六、七年时间里，在野的吉田茂在部分重臣的支持下，秘密或半公开地进行反军反战活动，精心制订对美谈判方案，竭力避免对美英开战，还参与策划了推翻东条英机军人独裁政权的政变，策动近卫文麿呈递主张停战媾和的奏文。对吉田的这些活动，军部主战派十分恼怒，1945年4月15日，吉田茂与殖田、岩渊等一起被宪兵队逮捕。
吉田茂被拘45天，1945年5月3日获释。由于与牧野的特殊关系，狱中的吉田受到了“优厚待遇”。然而这段经历，却使吉田成为战前“反军反战”的英雄，战后执掌国家政柄的资本。不过，据审讯记录，吉田入狱后的思想是有变化的。起初他认为：“无论谁这样说，如果日本不与英美友好，就绝不是繁荣之国。因此，与英美的战争必须早日结束。即使与英美的战争失败了，国体也绝不会毁灭，但如果国内赤化，那就只有灭亡。”然而后来他在供词又说：“由于我考虑不周，诽谤军队，说了根本不该说的话，对此请予谅解。今后要清洗思想，以一个国民的身份，协助进行这场战争。”这两段自白，清楚地再现了吉田为什么反战，以及他是一位怎样的反军“英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前被冷遇的吉田茂，一下子成为美国对日占领当局宠信的红人，连任东久迩、币原内阁外相，担当日本政府与占领当局沟通的主角。
1946年4月战后首届大选后，币原喜内阁辞职。为争夺下届首相席位，各党派间斗争激烈，新内阁难产，出现了战后史上长达一个月的政治空白期。由于议会第一大党自由党总裁鸠山一郎被突然解除公职，自由党群龙无首，无法执掌政权。吉田茂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推为该党总裁，于1946年5月22日组成第一次吉田内阁的。
吉田内阁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根据占领当局的指令，继续前内阁已开始的战后民主改革，缓解日趋恶化的社会经济形势。1946年11月3日，内阁颁布了以主权在民、放弃战争、保障人权为基本内容的战后日本宪法，规定于下一年5月3日起实施。同年10月，开始实施旨在彻底废除农村寄生地主制的第二次农地改革，直到1950年7月最后完成。1947年，公布了禁止垄断法，开始解散三井、三菱等10余家大财阀的总公司，对其企业和资本实行了分割。为制止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政府还成立了以首相为总裁的经济安定本部，同时争取美国政府提供紧急粮食援助。
但是，在战后改革中，与其说吉田茂是占领当局改革政策的积极合作者，不如说是消极的执行者。对新宪法和刑法的制订，以及解散财阀等，吉田一再表现出抵触和迫不得已执行的态度。反之，对战后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毫不掩饰敌视立场。当工人开展反解雇、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时，他通过元旦广播讲话，诬蔑工会会员是破坏社会秩序的“不逞之徒”，和占领当局沆瀣一气，勒令工人放弃全国规模的“二一大罢工”。
吉田茂在经济问题上可说是门外汉，但是在经济重建问题上却发挥了政治家所能发挥的决策作用，大胆地制订了一项重大的产业发展计划。在普通人看来，受到战争严重破坏的日本，应该首先恢复轻工业生产，而不具备发展重工业的现实条件。然而吉田根据专家的意见，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1946年底，他接受著名经济学家有泽广已等人的建议，制订了“倾斜生产方式”的重大决策，即优先发展煤炭、钢铁、化肥、海陆运输等产业，以此为突破口，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通过自然淘汰过程，使日本重新获得国际竞争力。为实施这一政策，吉田政府颁布了临时物资供需调整法和复兴金融公库法，设立了复兴金融金库，从原材料和资金供给方面入手，重点扶持重点产业企业。结果，1947年煤炭、钢铁产量大幅度提高，经济复兴看到了曙光。
第一次吉田内阁存在仅一年。1947年4月，根据新宪法进行的众议院选举揭晓，吉田的自由党降为议会第二大党。按照议会政治的规定，吉田茂只好把政权交给议会多数党，5月20日宣布辞职。
吉田茂下野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国际形势变化很快。在欧洲，围绕德国、波兰问题，美苏之间的对立公开化，美国向苏联发起“冷战”。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给予发动内战的美蒋势力以沉重打击，已经转入全面反攻。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展开。为此，美国重新制订了新的全球战略，决定改变对日政策，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堡垒和反共防波堤。为实现这一目的，有必要在日本寻找一个最能与美国密切合作的强有力的人物，来组织一个亲美政府。这个人便是吉田茂。
1948年10月至1954年12月，吉田茂在美军占领当局支持下连续四次组阁，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吉田时代”。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和维护日美关系，是“吉田时代”推行各项内外政策的基石。吉田茂认为：“战败后的整个占领时期，日本的对内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对美关系支配，这既是事实，也是必然的。”
关于经济问题，美国调整对日政策后，认为有必要使日本重新回到国际自由经济体系中来，于是在1948年底提出《稳定经济九原则》，次年2月派遣底特律银行总裁约瑟夫·道奇以公使身份来日，具体指导日本的经济整顿。道奇提出的主要建议是，低工资、低米价，平衡预算，实行通货紧缩，开展整顿国营企业和裁减中小企业工人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合理化运动，调整产业结构和补助金政策，制订1美元折合360日元的统一汇率等。吉田茂认为这些建议与日本政府的想法相当“近似”，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建议，立即全盘接受，付诸实施。
正当日本政府按照“道奇计划”进行整顿，经济萧条之际，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侵朝的“军事特需”给日本经济注入一支强心剂。大批工厂恢复生产，积压的物资销售一空，企业收益骤增，财阀开始复活，国际收支赤字变黑，紧缺的外汇存量增加，战后经济复兴完成。
战败使日本失去了中国这个战前最大的海外市场，而经济复兴又离不开这个市场。对共产主义持敌视态度的吉田茂，不愿与新中国打交道，把视线转向东南亚。他利用当地各国资金和技术上的困难，以战争赔偿为诱饵，开发援助为名，向东南亚地区输出资本，扩大了日本的市场。吉田茂选择东南亚为日本经济扩张的方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他曾直言不讳地声称：“促进东南亚的繁荣是与共产主义抗衡的最根本方法”。
道奇计划促进了日本经济复兴，但却是以损害劳动大众的利益为前提的。大规模裁减国营企业职工，实行低薪制，直接危害了民众的生活，引起下层群众的反抗和斗争。吉田内阁无视民众的正当要求，先后制订“限制团体令”，修改《劳动组合法》和《劳资调整法》，采取高压政策。吉田茂对日本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民主势力，更是持否定态度。既然美国对日占领当局已经撕下“民主”的面纱，吉田便公然采取镇压行动。1949年7至8月，政府利用下山(国铁总裁下山定则被暗杀)、三鹰(三鹰站电车脱轨)、松川(松川附近列车颠覆)三事件，诬陷共产党和工会搞破坏，逮捕了许多共产党员。朝鲜战争爆发后，又按照占领当局旨意，大搞“清共”，将12000名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清除出政府机关和企业。1952年的“五一节流血事件”中，命令警察大打出手，死伤群众近千人，同时以此为借口，炮制反动的《防止破坏活动法案》，使民主运动进入低潮。
战后日本重建军备最先是由美国提出的。对此，吉田茂有不同见解。他认为：发展军备如同“让瘦马拉重载”，“重建日本经济，需要投入很多国家财政资金，没有更多的余力发展军备”。 他相信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日本不会受到外来威胁，可以在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缝隙中专心恢复经济。反之，经济不发展，重建军备也 “无济于事”。吉田虽然对重建军备态度不很积极，但与美国的主张并不存在根本分歧，并且尽量满足了美国的要求。1950年8月建立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厅，1954年6月制订自卫队法和防卫厅设置法，7月，正式成立防卫厅和陆海空三军自卫队，军备重建正式起步。
1951年9月，吉田茂率领日本代表团出席了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在美国操纵下，会议在日本侵略战争最大受害国中国未参加的情况下，片面签订“旧金山和约”，日本恢复独立国地位。同时，“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日本被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
吉田执政期间，追随美国的反华反共政策，不顾中国政府严正抗议，于1952年4月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缔结“和约”，还声言不与中国有政治、经济往来，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设置了障碍。
吉田平素爱穿白袜子，雪茄不离嘴，一副官僚气派，其“个人独裁”和“专横”在战后首相中是不多见的。1953年2月国会讨论政府预算时，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怒骂向他提问的社会党议员西村荣一“混蛋”，受到弹劾。但是，在培植和驾驭亲信上，吉田却颇有独到之功。执政七年多时间里，亲手提拔为各省大臣职务的亲信多达79人，被舆论讥为开设“吉田学校”，其堪称得意的门生中，有后来担任首相的佐藤荣作和池田勇人等。吉田还善于在党内和弟子中间制造纠纷，玩弄政治平衡，使之依附自己。下台后相当长时间里自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根源皆可追溯到吉田茂，这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特殊政治遗产。
原自由党总裁鸠山一郎恢复公职后，加剧了自由党内的分裂。政府动用司法指挥权包庇造船贿赂事件中的自由党议员，更使吉田茂失去了民心。1954年12月，吉田茂终于辞职下野。
吉田茂在野期间，担任过众议院议员，自民党顾问、皇学馆大学总长，还先后访问了美国、联邦德国、英国及台湾。晚年专事著述，发表《十年回忆》、《激荡的百年史》等。
吉田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结尾写道：“日本人是富于冒险精神的国民，而且他们的眼界决不会限于日本这个范围。”“对于今天的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抱有理想，并且到广阔的世界中去寻求舞台。”
1967年10月20日，吉田茂死于心肌梗塞，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