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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功臣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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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是清代历史上一位传奇人物,多年来,借助小说、评书、戏曲、影视剧等新旧传媒方式,不说家喻户晓,也算是大众红人。既然写作对象是位有雄厚“群众基础”的历史人物,本书作为一本历史普及读物,完成起来就要轻松愉快得多,毕竟边批判文学、影视形象,边介绍历史知识,既能讲得生动有趣,又容易让读者感同身受。

年羹尧生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雍正三年(1725)被雍正帝下旨赐自尽,去世时年仅四十七岁。他的人生巅峰期是雍正元年(1723)、雍正二年(1724),当时年仅四十五六岁的他,头衔是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在这两年中,年羹尧专阃西北,兵权在握,在西北的冰原大漠中屡战屡捷,将试图割据自立的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远逐,平定了雍正皇帝即位后的第一场大规模边疆叛乱。此后,他的威望、权力都达到极致,与朝中掌握财政大权的怡亲王允祥,掌握人事大权的吏部尚书、国舅隆科多并列成为政坛三巨头。

可惜好景不长,携战胜之威的年大将军只风光了大半年,弥天大祸的阴影就一步步向他逼近。而他呢,先是后知后觉,继而手足无措,直到身陷缧绁、命丧黄泉。从位极人臣到身死名裂,不过一年时间。在他败象大露但还心存侥幸的雍正三年三月,他门下一个叫汪景祺的清客秀才,写了一篇名为《功臣不可为》的文章,以古讽今,叙说年羹尧的委屈。其文曰:

鸟尽弓藏,古今同慨。论者或谓功高不赏,挟震主之威,不能善自韬晦,故鲜有以功名终者。予曰不然。天步艰难,干戈鼎沸,粮饷挽输于外,库帑耗竭于中。其时节钺重臣,为国奋身,不顾万死一生,昼食不甘味,夜卧不贴席,孤军累卵,出入锋镝之间,或身历戎行,或运筹帷幄,虽父母妻子亦弃之如遗。幸而告厥成功,九重不致旰食,举酬勋之典,受殊爵之荣,位极人臣,威拟王者,又可所苦而反乎?横加猜疑,致成嫌隙。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抚驭乖方,君臣两负。呜呼!千古之豪杰英雄所为槌心而泣血者也!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忽有奇才异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其横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于是而疑心生焉矣。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而畏心生焉矣。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挂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生焉矣。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晟思慕魏征,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心生焉矣。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

郭子仪以酒色自晦,仅能保首领以殁。李光弼遂至拥兵不朝,几失臣节,下之未有不麾军犯阙者矣。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遂奏留田承嗣三节度。刘巨容追黄巢,几获之而纵其去,曰:“国家喜负人,不如留之以为富贵之资。”而唐社遂屋,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杀道济而长城坏,害萧懿而东昏亡,洪武戮开国诸臣如屠羊豕,靖难兵起,而金川不守,可胜慨哉!可胜慨哉!

三月十七日

文章的大概意思是说:鸟尽弓藏,是自古以来的常态。历代评论者崇尚君主,无不批评功臣功高震主,不知道收敛韬晦。其实功臣下场悲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因,而是君主的缘故。那些猜忌功臣的君主本身才具平庸、性情怯懦,见到边疆烽火、贼寇狼烟,就吓得魂飞魄散。当豪杰大将平定叛军后,做君主的先是喜出望外,对功臣待如上宾。但转念一想:敌人这样凶悍,尚能被此人消灭,万一他哪天起了当皇帝的心,反叛于我,还不是探囊取物?有此一念,疑心顿起。再拿起功劳簿一看:斩首几十万、拓地几千里、招抚多少部落、俘虏多少人口。好家伙!这么大本事的人睡在我卧榻之侧,那还得了!于是庸主由猜疑而畏惧,越发对功臣警惕起来。另外,功臣既然建立奇功、荣膺高爵,自然免不了有小人逾越礼数、阿谀奉承。而功臣在外建功之际,又多与在朝中的实权派人物有所冲突,比如管人事的嫌他肆意举荐、滥赏冒功;管钱物的骂他报销违规、私藏缴获。总之,办大事的人,哪有不落下一堆小把柄的?争宠者随便挑出几个挑拨构陷,就足够触君主之怒了。功臣自谓是国家柱石、受恩深重,讲话也比一般大臣更直率一些。忠言逆耳,君主自然更不爱听,心生厌烦。几下里凑起来,功臣便让君主又疑又畏又怒又厌,他还能有个好结果吗?历史上种种事例都昭示着,君主暴虐猜忌,或者逼迫功臣养寇自重,或者因为屠戮功臣自毁长城,这样的国家没有不败亡的呀!

这篇文章与汪景祺的多篇杂文一道刊刻付梓,取名《读书堂西征随笔》,并送到年羹尧手中。不过,年羹尧对这部书的重视程度并不太高。他在预感到自己可能被抄家前,将所有重要书信、书籍付之一炬,让负责抄家的官员在抄检他的内室、书房时一无所获,直至抄到“粗重家伙”和乱纸堆时,才发现了两本《读书堂西征随笔》。抄家官员翻到《功臣不可为》等篇目后,如获至宝,称其“甚属悖逆”,感到“不胜惊骇”,随后将该书收缴入宫。雍正帝看过此书后,气贯瞳仁,破口大骂,下旨将汪景祺本人枭首示众,妻儿等近亲属发配黑龙江。虽然雍正帝自称,他诛杀汪景祺的原因是汪书中有大量诽谤诋毁其父康熙皇帝的内容,而非这篇转着圈骂自己才庸、意怯、猜忌、暴虐的《功臣不可为》。但完全可以想见,正在处理年羹尧案的雍正皇帝看到这篇文章时,要有多么的气急败坏、咬牙切齿。

汪景祺是杭州的世家大族官二代,他父亲汪霖在康熙年间官至户部侍郎,按理说职务也很不低了。不过汪景祺本人虽然文笔犀利如刀,但应试能力不行,屡试不第,四十多岁才考中举人,一直没有做官,只以入幕做清客为生。说他恃才傲物、刻薄尖酸,确乎不假。但要论这篇文章,却并非完全是偏激之见,而有一定道理。

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功臣,大多产生于军事活动当中,即军功。建立军功的类型很多:有开基立业型,比如韩信、张良;有乱世争雄型,比如白起、蒙恬;有开疆拓土型,比如卫青、霍去病;有力挽狂澜型,比如郭子仪、李光弼。此外还有抵御外敌侵扰、平定政敌叛乱、镇压民众反抗等各式各样,视具体情况而有所分别。

建立军功者早期以武将为主,宋以后则多以文御武,特别是明清承平以后,多以文官掌兵权,如明朝的于谦、王守仁、袁崇焕、洪承畴,清朝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都是如此。年羹尧以进士翰林起家,作战时以川陕总督为本职,虽然加以“大将军”头衔,但亦在文官掌兵之列。

战国、秦汉以后,在军事活动中建立大功业者,多被奖以爵位,如列侯、国公等等。爵位区别于一般职官的最大特点是可以由子孙世袭,所以大功臣多能通过军功进入贵族阶级,获得高于一般文武官僚的政治地位,对王朝具有“与国同休、带砺山河”的强烈政治认同感。而相对于建立军功者,在日常政务中表现突出的文官(包括和平时期的武官),最多只能获得职务上的提拔,担任政府运行的高级“职业经理人”,在一定的任期内执政,而不能获得爵位、进阶贵族,甚至成为政权的“持股人”。“爵以赏功、职以任能”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逻辑之一。

一方面,军功贵族待遇优厚,是王朝的特权阶层;但另一方面,大功臣横遭猜忌、下场悲惨,也确实是历代王朝的普遍现象。大功臣中能够善始善终者,多以拼命自我压抑为代价,郭子仪、曾国藩,都是其代表人物。

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有功臣本身的问题。比如战争环境下对于统帅、将领的要求,与和平环境下对于文武官员的要求很不一样。战争状态中的军事长官,必须拥有绝对权威,必须具备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面对战机,要杀伐决断,甚至孤注一掷;管理部下,要奖惩严明,甚至一言生死。这样的人,其行事作风在和平时期的官场上必定不会讨人喜欢,通常会给人留下无视秩序、飞扬跋扈的印象。

此外,战争环境的残酷艰辛,很容易让统帅和部属、士兵之间建立极其密切的关系。所谓袍泽之谊、战友情义,是其他形式的感情无法比拟的,而一旦战争结束,这种感情也将随即转化为根联固结的利益关系。因此,全面战争,比如改朝换代之类,往往同时出现大批功臣,形成多个既息息相关又互相倾轧的“功臣集团”“勋贵集团”。战争结束后,这些大小功臣,以及他们为数众多的生死袍泽、子弟亲属,凭借功劳迅速占据国家权力的最高层,随之而来的是分割大量社会经济资源。这必然给国家的重建和常态下的政治运行带来很多麻烦,也必然与有志有力、争取独裁的君主,以及负责日常行政管理的文官们产生大量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君主与官僚联合,剥夺功臣集团的权力,几乎成为历朝历代“国初斗争”的常态。

更有甚者,历史上确实多次出现功臣坐大的现象:或臣强主弱、抢班夺权,如曹孟德;或割据一方、扯旗造反,如吴三桂,等等。不论哪一种,造成的后果都非常严重。在这样的前车之鉴下,有野心有实力的大功臣,无疑会被皇权视为重大威胁。

有鉴于此,君主们一旦认为功臣或有不臣之心、或有不臣之力,往往就要对其削职夺权,甚至大开杀戒。当然,判定功臣“不臣”之后,到底是止于削职夺权,还是真的大开杀戒,就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君主的个人风格密切相关了。有些君主气度较为恢宏,对功臣问题的处理就更温和一些,譬如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就颇为人所称道;而有些君主刻忌雄猜,手段就要激烈得多,譬如朱元璋的重刑滥杀、屠戮无遗类,就大为人所诟病。

至于汪景祺所说的,君主自己庸常怯懦、阴私猜忌,加之旁人构陷,而纯粹冤杀功臣的情况,也不少见。譬如周亚夫、岳飞、于谦之死,都是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千百年来令人扼腕叹息。

雍正杀年羹尧,也体现了他猜忌刻薄、反复无常的一方面——笔者猜想,如果同样的事情放在康熙皇帝身上,年羹尧至少不会有性命之虞。但另一方面,年羹尧的问题又很复杂,他除了个性跋扈、掌握军权、代表川陕地区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外,还具有外戚身份,可能会对以后的皇权稳定交接产生负面影响。而这一点是此前的研究者较少关注的。

那么,作为“功臣不可为”的代表性人物,年羹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发迹和败亡所为何由?他和康熙、雍正二帝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容笔者慢慢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