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坐在我的私人诊室里心无旁骛地看病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几个月后，也就是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进驻奥地利。那个政治上风云变幻的夜晚，我正在替我的同事做一个题为“焦虑不安是一种时代现象”的演讲，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突然，大门被撞开，一名纳粹冲锋队队员全副武装地站在门口——他也许是许士尼格[1]派来的？我心想。很显然，这名冲锋队队员是来捣乱的，他想迫使我中断演讲。
我对自己说：一切都有可能！继续讲下去，让他忘记自己是来这儿干什么的！要转移他的注意力！于是我盯着他的脸，一直说个不停。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直到半个小时之后我的演讲结束才缓过神来，这真是我的一生中一场雄辩风生的精彩演出！
我匆忙往家赶，布拉特大街上已经站满了欢呼雀跃、摇旗呐喊的游行人群。回到家，我看到母亲在哭泣，广播里许士尼格正在向民众发表告别演说，一股不可名状的悲伤氛围弥漫开来。
说起我的演说才能，我又想起一件事：几年之后，我已是维也纳总医院神经科主任了，有一次我请同事们来家里吃饭，席间我妻子坚持把我的一位同事灌醉，目的仅仅是想从他嘴里知道大家给我起了什么外号。最后他终于说漏了嘴，告诉我们大家私下里喊我“疯子戈培尔”。我和妻子都觉得这个外号不错，上帝送给每一种动物一样御敌武器，像爪子、犄角、刺、毒汁之类的，而他送给我的就是演说才能。每当我结束演讲，进入自由讨论环节，我就变得很难对付。那些攻击我的人，听了我的回答后就笑不出来了——他转而成了观众嘲笑的对象。
自从希特勒的军队进驻之后，一切事情都变得异常艰难，我拿不到出国签证。此时，我突然接到去罗特席尔德医院神经科住院部工作的邀请，我接受了邀请，不管怎么说，这个职位多少会给我的父母一点庇护，保护他们不被送进集中营受苦。
在罗特席尔德医院的那些日子，尽管时局维艰，我还是能够正常从事我的医疗工作。有一段时间，医院里每天都要接到10例以上的自杀病例，由此可见，那时候居住在维也纳的犹太人是多么惶惶不可终日！每当内科医生特别是多纳特教授对某个病人已经无计可施，而将其转诊到我这里时，我一般会采用注射兴奋剂的方式进行救治，我会先将兴奋剂静脉注射到体内，如果仍不起作用，则选择脑池内注射。战争中期，我还将这些经验写成论文，经国家社会主义医生公会里的犹太负责人的批准，在瑞士的《医学艺术》（Ars Medici）杂志发表。
在此期间，我想到了一种枕骨下脑池穿刺的技术，通过这种技术能够消除当时刚引起我注意的一类典型危险源。后来，我进一步提出，在每次脑池内注射不起作用的时候，都可以进行颅骨穿刺，将药液直接滴入脑侧室，同时在枕骨下穿刺将液体从第四室导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药物更加快速地通过中脑水管，从而使药效更快发挥出来。已经停止呼吸和脉搏的病人，如果对他们采用这种方法施救，他们的生命可以延续两天。
不过要注意的是，上面说的这种颅部手术我仅仅从书本上（主要是从那本丹迪[2]写的医学教科书）看到过，罗特席尔德医院的外科主任医生赖希拒绝做这种手术，而舍恩鲍尔教授和他的助手做手术时，我更是连站在一旁观看都不行。
那时候，我对颅部手术进行了深入的钻研，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站在手术台前独立完成一台手术。罗特席尔德医院的手术室管理员——他之前曾长年与舍恩鲍尔合作，在听说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外科手术时，感到十分难以置信。
我的助手拉帕波特医生对于我努力挽回自杀者生命的做法并不赞成，后来有一天，她接到了被遣送至集中营的命令，便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接着她就被送到我的手中，被我救活了——然后她被送进集中营。
我尊重一个人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定，可是我也希望人们能够尊重我的原则，那就是：尽我所能，救死扶伤。只有一次我违背了我的原则，那是一对年老的夫妇，他们第二次自杀后被送到罗特席尔德医院，当时妻子已经离开人世了，而丈夫生命垂危。别人问我，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还要去救他。我最后没有对他施救，因为我问自己，如果我把这位老先生救活，只是为了让他去参加妻子的葬礼——那么我能否承担得起这份责任？
类似的情况还有，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很快就会死去，而以后的日子必须饱受病痛折磨，这个时候，病痛反而变成了一个机会、实现自我的最后一个可能性，而他能够且必须小心翼翼地抓住这个机会。可这种在极端情况下实现自我的英雄主义只能通过一样东西获得，那就是他自己。与这类似的，有的人声称，他宁愿去集中营，也不去做纳粹的走狗。话是没错，可是这种话只有那些用自己的行动证实自己的人才有资格说，那些老早就躲到国外去过安逸生活的人还是不要说了。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再回过头来对他人的做法评头论足，终归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维也纳的犹太医生里上演的悲剧间或还掺杂着悲喜剧的因素，大量犹太医生被解雇或者遭到驱逐，医院里随之补充进来一批年轻的纳粹医生，他们因为缺少经验而闹出不少笑话。有一次，一位女性病人被送到医院，接收她的年轻医生宣布病人已经死亡，大家便把她送进解剖室。可是没过多久她就转醒过来，还大喊大叫起来，于是大家不得不把她转到内科病房，并将她锁在床上。我想，把一个病人从解剖室转到内科病房这种事情，并不是很常见吧？！
我还有一个病人遇到的情况也挺有意思的，他是一名严重的癫痫病患者，通过药物治疗他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随之却又引发了狂躁症。他的居住地位于维也纳的第2区——利奥波德城，有大量犹太人聚居在此，而这位新晋狂躁症患者经常站在他家附近的罗腾施特恩街中央对希特勒破口大骂。于是我连忙取消了对他的用药，这样一来他的癫痫病又开始发作了，不过相对于他咒骂希特勒可能带来的杀身之祸，现在这样他至少不会丢了性命。
[1] 库尔特·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 1897—1977），奥地利政治家、法学家，曾担任奥地利总理， 1938年3月11日被纳粹赶下台。——译者注
[2] 丹迪（Dandy），美国脑外科医生，曾在现代脑外科创始人库欣手下工作，出版过一部脑外科的权威著作。——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