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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尔自传:活出生命的意义》关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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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口才很好,却并不善于将自己的想法付诸纸面,因为这一点,我牺牲良多。尽管我酷爱登山,却不得不在无数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枯坐在家中写字台旁,凝神打磨我的书稿。

好在有我的妻子陪在我身边,帮我分担这一切。可以说,为了我的事业顺利起航,艾丽所付出的牺牲甚至更甚于我——牺牲与自制。她不仅是我的得力助手,还在写作中向我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我在用头脑写作,而她却是用心,或者就像雅各布·内德勒曼教授有一次特别诗意的表述,在整个演讲旅行中她始终如影随形地陪伴着我,“就像伴随着光的那片温暖。”

在我写书的过程中,有时候一页的内容我要推翻重写10次,有时候一句概念性的表述要花费3个钟头。每次我口授写作,便一头扎进我的书里,全然忘记周围的一切,再抬起头来,已不知今夕是何年,所以也会有这样的情景:我躺在床上,旁边放着我的口授录音机,我手里拿着话筒,滔滔不绝地口授,对于艾丽的提醒——我们必须半个小时内赶到火车站无动于衷。艾丽轻手轻脚地进来,再次提醒我要抓紧时间,那时我还完全沉浸在口授写作中,于是我说:“艾丽,逗号,请帮我放洗澡水,叹号!”直到艾丽抑制不住放声大笑,我才反应过来我刚才在用口授的语气跟她说话呢。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很喜欢圣·埃克苏佩里说的一句话:“完美不是指再没有东西能增加进去了,而是指再也不能拿走一样东西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也取决于一个理论的系统特征,以及它应用于医疗实践的方法意识。我的许多听众和读者对我说,他们其实已经在无意识地使用意义治疗了,从这儿可以看出意义治疗的有效性,同时也说明,将一项技术——比如矛盾意向法,置入一个系统中,使其成为系统下的一种方法,是多么正确而重要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意义治疗理论具有优先地位,而从实践方面来说,则早已有人走到了前面——早在1939年我在《瑞士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档案》上发表论文第一次描述这一技术之前,就已经有人将其应用到治疗中了。在《实用心理治疗学》一书中,我详细介绍了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当然这其中亦不乏未成体系、勿论方法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