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帝国总理时，《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这本书问世了。该书盛赞被希特勒称为家园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是柏林，而是上萨尔茨堡山区和邻近的贝希特斯加登小镇。在该书的想象世界里，首都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距离大得无以复加。书中配有22幅卡尔·舒施特-温克尔霍夫创作的插图，图中描绘了原生态的自然风光，简朴的木屋，身穿传统服装的村民，温暖舒适的室内环境，慢节奏的山区生活。由杰出的登山家、攀缘与滑雪方面的畅销书作家瓦尔特·施密特昆茨撰写的后记，更增强了超越时间之地的感觉，称那里的巍巍群山为“永恒的基座”。该书具有明显的艺术品质，平面设计散发出浓郁的民间艺术气息，采用较厚的乳白色纸张，颇具贝希特斯加登远近闻名的手工制作特色。长方形小开本不禁使人想起艺术家的素描本和明信片纪念册。作为一种图书种类，《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把游记同宣传融为一体，因为书中文字和插图的中心内容就是瓦氏小木屋，而它是刚刚建立的第三帝国赫赫有名的山中宅邸。
1933年，德国还在慢慢了解这位在十年之内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国家领导人的人物。海因里希·霍夫曼1932年出版的《不为人知的希特勒》探讨了这位元首在不同情境下的个人经历，包括在上萨尔茨堡的放松休闲时光。舒施特-温克尔霍夫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则把关注的焦点缩聚在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区的私家生活上，除了带着读者一起领略山区风光以外，还让读者近距离地观看那座瓦氏小木屋。舒施特-温克尔霍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读者呈现这些景观，因为他曾经是希特勒的邻居。他的父亲就是紧挨着瓦氏小木屋的土耳其小旅店老板。希特勒自从1923年首次逗留上萨尔茨堡以后就经常光顾那家小旅店，向那里的客人发表演讲。据施密特昆茨披露，希特勒那时给年轻的舒施特-温克尔霍夫（当时他是一位登山爱好者和画家）当导师，并鼓励他背起行囊向东进发。舒施特-温克尔霍夫的第一本书《白山黑帐篷：波斯旅途散记》出版于1932年。这位年轻人回到上萨尔茨堡以后，又萌发了再写一本游记的想法（这次离家更近一些）。他获准走进瓦氏小木屋，并为几个房间（包括最隐秘的总理卧室）画了素描。
这本游记一开始就描绘出贝希特斯加登峡谷和周围高山的一系列景观，从而使读者将小木屋置于具体的地形地貌当中，体验一下希特勒本人亲眼所见的景物。例如，其中有幅风景插图描绘了贝希特斯加登镇的风光。读者知道，当年希特勒在去往当地他经常光顾的霍施伦泽小旅店时沿途就能看到贝希特斯加登镇。霍施伦泽是一家风景优美的山区小旅店，离希特勒住宅大约一个小时的步行距离。舒施特-温克尔霍夫一走进瓦氏小木屋就为插图中的景物设定了构图框架，使读者觉得跟着艺术家的脚步看到了德国总理最隐秘的生活场景，就像书中插图中从希特勒的卧室窗户和阳台捕捉到的景物一样（见图44）。该书营造的亲密感觉体现在好几个方面：此书的小幅开本（便于拿在手中），书中插图的内容，尤其是小木屋内部的景物，还有想象中的凝视目光，通过艺术家将读者同德国总理联系在了一起。
图44 卡尔·舒施特-温克尔霍夫手绘，描绘从瓦氏小木屋内希特勒卧室窗前看到的室外景观。
选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一书（慕尼黑出版社，1933）图10.
也许因为舒施特-温克尔霍夫画插图而不是照相，所以才获准展现小木屋内最私密的空间：楼上希特勒的卧室。这是德国读者唯一一次有幸得以目睹这一场景。插图说明文字只有简短一句“人民总理的卧室”。在插图中我们看到了一张金属架单人床、一个上面摆放着台灯和一瓶鲜花的床头柜、一块地毯、两幅挂在墙上的带框肖像画，还有透过玻璃门看到的阳台以及对面的巍巍群山（见图45）。据施密特昆茨描述，带框的肖像画中人物是希特勒元首“敬爱的母亲”和慕尼黑派著名画家路德维希·冯·赫特里希描绘的耶稣受难场景。上述选择看似颇有头脑：在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地区人们几乎想不出可以挂在一个单身汉的床头上更合适的两张画了。卧室尽管极为简朴低调，但是室内的装饰点缀和床上摆放的又厚又舒适的羽绒被使得卧室里并没有一点苦行僧的感觉。卧室的简朴感也在舒施特-温克尔霍夫对一楼客厅的描写当中显得淡化了一些。这间客厅洋溢着巴伐利亚式的温暖舒适氛围，室内摆放着大型花砖火炉，乡村实木家具；深凹的窗台上养着一些室内盆栽植物，另外还养了几笼虎皮鹦鹉（见图46）。舒施特-温克尔霍夫似乎相当中意动物，他用了两页纸的篇幅再现了希特勒的狗和鸟（见图47）。
图45 卡尔·舒施特-温克尔霍夫手绘画《人民总理的卧室》，描绘瓦氏小木屋中的希特勒卧室。
选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1933）图11.
除了为我们再现小木屋里的所见所感之外，舒施特-温克尔霍夫还在书中画了一页他标注为“邻居们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伟大邻居’的住宅”的插图（见图48）。图中描绘的是四位住在瓦氏小木屋附近的邻居：土耳其旅馆老板卡尔·舒施特（舒施特-温克尔霍夫的父亲），立着一把铁锹，身穿一件背心，系着一件长围裙；波登农场佃户“波登佬豪叟”，靠赶牛车运货为生；弗雷丁农场上了年纪的约瑟夫·拉斯普；还有当地的一位林务员。除了转过背去的林务员以外，其余三位邻居都站在那里目光直视艺术家（和读者）。而艺术家如画题所示，占据着希特勒住宅或希特勒本人的位置。这样读者就被置于同希特勒邻居的目光交流之中，使人感觉到在“伟人”和普通邻居之间存在着的那种密切联系。这四位邻居的画像尽管各具特色，同时也体现出当地居民很接地气的一些普遍特点。希特勒选择与他们为邻，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反过来又把自己作为大地之子的一些品格投射在这位“人民总理”身上。在后记中，施密特昆茨突出强调了在邻居们、希特勒和那片土地之间存在着的不可割舍的天然联系：“希特勒住宅深深地嵌入第二故乡的泥土里，带着兄弟般的归属情义坐落在波登农场和弗雷丁农场之间，情深意长，无法想象没有它的情形。邻居们把总理视为萨尔茨堡人，当作自己人，而他就像他们一样同这片自由的德国土地永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书中最后一页插图描绘的是希特勒小木屋住宅上扩建的车库和客房（1933年5月至6月施工建成）。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聚焦于传统生活方式的插图叙事，乍一看显得有些令人吃惊。舒施特-温克尔霍夫没有展示现代建筑设备和卡车，而是描绘一头公牛和一匹马拉着木轮货车，车上载满大石头。四周石匠和劳工手里拿着镐和铁锨，拎着水桶。看不到黑色奔驰汽车要进车库，也看不到外地来的纳粹党客人要入住客房。书中的插图部分就这样以令人感到安慰的情调结束了，对于体现在这些强壮男人和动物身上的乡村生活方式的代代相传脉络和优势力量深信不疑。尽管书中承认确实有过一些改变——瓦氏小木屋的扩建恰好同希特勒掌权同时进行，因而代表着一个新的政治时代的来临——然而上萨尔茨堡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摆脱了时间的影响，自有一番洞天。施密特昆茨坚持认为，虽然住宅有些变化，但是选择它并把它布置装修成栖身之家的精神依旧，不可侵犯，就像四周的巍巍群山一样，就像草地、森林和那片土地一样。换句话说，即使小木屋的外观有所改变，但是希特勒和那片土地依然如故，丝毫未改。
图46 卡尔·舒施特-温克尔霍夫手绘，描绘瓦氏小木屋内希特勒的起居室。
选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1933）图14.
图47 卡尔·舒施特-温克尔霍夫手绘，再现希特勒的爱犬趴在瓦氏小木屋外的一个木牌旁歇脚时的情形。木牌上写着：“猛犬咬人！勿进！”
选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1933）图4.
图48 卡尔·舒施特-温克尔霍夫手绘，上面标有说明文字“邻居们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伟大邻居’的住宅”。
选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1933）图13.
书中把希特勒同那片土地的一些永恒特点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他虽然没有出现在舒施特-温克尔霍夫的书中——艺术家登门造访时这位“伟大邻居”没有在家——同时他又无处不在。施密特昆茨声称，希特勒同上萨尔茨堡（“在它的岸边他那颗躁动不安的心终于抛下了锚”）之间的特殊联系建立于1923年，当时他同“纳粹党的主要干将和开拓者”迪特里希·埃卡特、安东·德莱克斯勒和赫曼·伊瑟尔初次来到那里。“在贝希特斯加登活动的那些日子，”他写道，“把阿道夫·希特勒同那些巍巍群山，同那片土地密切联系在一起，那里后来便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对于希特勒而言，施密特昆茨解释说，那片宁静的土地连同巍巍群山和远方奥地利的景致，绝非逃避乱世之地，而是酝酿思想并使之成熟的地方。因此，那片土地也被视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几乎就像另一位“主要干将和开拓者”一样，为铺就通向第三帝国的道路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将元首和那片土地进一步融合在一起，施密特昆茨暗示有关那些巍巍群山的神话传说同第三帝国的兴起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尤其是他特别强调同翁特斯伯格有关的两个传说。翁特斯伯格巍峨的山峰正对着希特勒住宅的正面（后来便成为透过大厅窗户看到的一大景观）。第一个神话传说（如第四章所述）讲述的是查理曼大帝的故事。查理曼大帝于公元800年征服并统一了西欧和中欧广袤的疆域，复兴了西罗马帝国的帝王传统。据说，查理曼大帝中了魔法以后，在皇室家族的簇拥陪伴下，沉睡在翁特斯伯格深山之中。只有当德国的宿敌大兵压境，国家危在旦夕之时，他才会从沉睡中醒来。每当出现这种国家危情时，渡鸦便不再绕着山头盘旋，国王的胡须增长三倍，盘绕着他坐立而睡的大理石桌。他一醒来就要发动人类最后一场残酷的大决战，血流成河，堆骨如山。这一传说在德国各地流传，经常把12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红胡子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说成是那位沉睡的帝王，把图林根州的屈夫霍伊瑟说成是他的沉睡之地（在有些版本的传说中，如前所述，也把巴巴罗萨同翁特斯伯格联系在一起）。第二个传说承接第一传说，从其根源来说也有大自然特色。传说那场决战的地点是萨尔茨堡附近瓦尔斯村外的旷野，地处翁特斯伯格的阴影中。皇帝要把他的盾牌挂在一棵高大枯萎的老梨树上，使之长出树叶。在皇帝盾牌的纹章之下，施密特昆茨写道：“德国人众志成城，联合起来打败所有敌人。越过被打败的敌军，德国大教堂的钟声将响彻千年帝国。”这最后一个润饰的细节反映出上述德国神话传说如何被融入了纳粹党的说辞之中，希特勒上台执政则被说成是实现了民间预言。
在将元首同阿尔卑斯山地形地貌的自然与象征力量联系起来的造势宣传中，瓦氏小木屋是重要的精神归宿。它不仅被描述为希特勒的家园，而且还被视为希特勒经常凝神眺望窗外、从大自然中汲取力量的地方。在阐发小木屋的意义时，施密特昆茨描述了从窗户和阳台看到的景观，增加了读者对屋内居住者的认同感，而且还通过视线把小木屋同周围壮丽的自然景观联系在一起。同时他又把关注焦点向室内移去，移到壁炉边简朴的舒适生活上，将中世纪帝王和最后的决战统统丢在了室外。施密特昆茨认为是希特勒的姐姐安吉拉一手操持着温暖舒适的家。他不止一次提到她亲手制作的“抹着黄油的厚面包片”是让希特勒和孩子们无法抗拒的美味。施密特昆茨通过描述希特勒如何在大山里睡眠良好（与首都不同），描述爱戴元首的儿童（他们的爱戴之情得到了元首的回报），描述希特勒的忠诚爱犬，暗示着有益健康的家庭生活状态。施密特昆茨笔下展现出的希特勒私家生活以上细节及其他细节到1933年似乎已经成为固定套式：素食主义者，不吸烟，不喝酒，由藏书体现出的文化素养，休闲时间很少，强烈的工作责任感，从大自然获取灵感和力量，喜爱儿童，喜爱狗。20世纪30年代，以上种种优点成为纳粹官方描述希特勒私家生活的关键内容，变化不大，其宣传要点已经由约瑟夫·戈培尔、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和海因里希·霍夫曼在1932年确立完成。
对于施密特昆茨来说，希特勒私家生活了不起的地方就是缺乏了不起的精彩可陈之处。“希特勒的住宅，”他写道，“愤世嫉俗者们想方设法要把它说成是豪华‘王宫’。其实它里面既没有隐藏秘密，也没有什么值得看的东西。”但是施密特昆茨认为，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日常特点，吸引着朝圣者前来观看希特勒的住宅。希特勒在1933年1月成为帝国总理以后不久，前往上萨尔茨堡的朝圣之旅就开始了。欣喜若狂的人群看到元首，甚至同他握手时的情景也被霍夫曼的照相机镜头捕捉下来，日后变成了更加有利可图的商品。这些非常有名的照片遮掩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希特勒不在那里居住时，人们也满怀热望前来观看希特勒的住宅。瓦氏小木屋被当作象征元首其人的圣地。那些一心要同元首亲密接触的朝拜者们发现，只要他们走进他的住宅就可以如愿以偿：
现在他们知道，这就是元首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他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睡在楼上朝向西南的窗户里面；他的写字台在一楼的凸窗后面；是的，那些就是帝国总理非常喜爱的德国牧羊犬！马克，那条黑犬，性情凶猛，训练有素，守护着主人的宅院，好像真正知道要保护的是谁。沃尔夫生性顽皮，活泼有趣。布隆达是那条毛色浅淡的母犬。前来观看的人明察秋毫，看到了那个汩汩流淌的喷泉，喷头雕刻得妙趣横生；他们还看到窗前和阳台上盛开的鲜花，并且知道：从这个恰到好处的位置，元首用他那双闪烁着欣喜神采的眼睛眺望体悟着那片宏伟壮丽的巍巍群山。对于有些旁观者来说，也许正是这样的深沉思绪才使他们第一次幡然醒悟，领略到那种灿烂荣耀的境界。
施密特昆茨由此断言，前去参谒瓦氏小木屋的朝圣之旅可以提升精神境界，而且朝圣之旅本身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亲眼看到希特勒，而是学会像希特勒那样看世界。施密特昆茨本人对舒施特-温克尔霍夫插图所做的阐述解说同样自始至终引导着读者，提示他们观看什么，感悟什么。通过引起共鸣的视角，朝圣者代表读者进入希特勒私人的主观世界，置身于他的家屋空间，吃着他的黄油面包，爱着他的宠物，面向窗外凝视那片巍巍群山，领略着它们的宏伟壮观，汲取着它们的无穷力量。瓦氏小木屋及其纯朴生活情趣不仅用文字和插图展示出来，而且还体现在让人感到亲切的图书版式开本上。读者同瓦氏小木屋及其纯朴生活美感的接触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与苏珊·桑塔格在她那篇很有影响的《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一文所分析的感受大有不同。尤其是她指出1935年莱妮·瑞芬斯塔尔拍摄的记录纽伦堡纳粹集会的影片《意志的胜利》赞扬了那些狂喜而被规训的民众，他们精力旺盛，让自己服从于元首的意志。相比之下，《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一书中所引发的对瓦氏小木屋的感受是一种更为理智、更具个性的体验：设身处地、主客相融地看待希特勒的私下其人（正如他的住宅所体现的那样）。通过这样的认同感，走进希特勒超然之境的核心所在。从一定意义上说，瓦氏小木屋的旁观者和纽伦堡纳粹集会的参与者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认为元首至高无上。但是一方仿佛穿着希特勒的鞋子，感同身受，主客融合；另一方则好像是被鞋子踩在下面，骨筋折断，却乐此不疲。
瓦氏小木屋的朝圣者们也许从各自的漫长旅程中受益匪浅，茅塞顿开，但是他们的到来却使小木屋的居住者及其邻居日益感到烦恼不堪。朝圣热潮每天吸引多达5000名游客驱车驶向总理车道，阻塞附近道路，使当地各方生意不堪重负。如果恰逢希特勒暂住在此处，热情的人群要等上好几个小时，齐声高喊：“我们要见元首！”有些情绪高涨的人还拆下元首住宅围栏中的尖木桩，留作“文物”。希特勒想方设法要拉开自己同喧闹游客之间的距离，另外也需要为自己的警卫人员找个安身休息之所。于是他要求邻居土耳其小旅馆老板卡尔·舒施特把邻近的一处地产卖给他（见图48）。舒施特以替六个孩子着想为理由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是主动提出让希特勒免费使用那片土地。舒施特支持过早年的纳粹党，而且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是一名纳粹党员，还与希特勒本人相识十年。但是舒施特很快就发现，只要有人挡路，以前的忠诚对元首来说一钱不值。
在舒施特拒绝希特勒要求之后一个月，他被控侮辱了经常光顾他的小旅馆喝醉酒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士兵。这件事情引发了纳粹党贝希特斯加登支部成员的抗议抵制行动。他们堵住旅馆门口，赶走客人和员工，只把家属留在里面，当他们想要离开时，早就在瓦氏小木屋附近等待着的那些朝圣者就向他们扔石块，吐口水。纳粹当局以卡尔·舒施特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为名，对他实施“保护性拘押”，监禁两周，希特勒同时完全拒绝和邻居们接触。随着旅馆经济状况陷入了亏欠，舒施特开始寻找买主。当本地官员明确表示旅馆营业执照不能重新办理时，买主开出的条件全部作废。希特勒那位烤面包的姐姐安吉拉·劳巴尔对邻居所处的困境毫不同情，只是由此遇到的种种不便使她愤愤不平。最后她把情况反映给马丁·鲍曼，后者迫使舒施特卖掉房地产。等他们全家于1933年11月离开后，鲍曼又把旅馆改成希特勒党卫军警卫的兵营。舒施特一家人不准在贝希特斯加登地区附近任何地方重新定居；家中的男性成年人被迫签订一份协议，不得向外界透露他们曾经是希特勒的邻居，不得透露他们遭到驱逐一事。当舒施特向他新结识的邻居说出真相后（他们对一个不肯谈论自己过去的人产生了怀疑），他再次入狱。然而在贝希特斯加登周围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议论舒施特一家的遭遇，迫使镇上的纳粹党分部于1934年1月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布告，禁止继续议论“舒施特案”。那些拒不服从者遭到警告，要把他们划为国家的敌人，送往达豪集中营。心灰意冷的卡尔·舒施特为家人遭到灭顶之灾而自责，于1934年死于心脏病突发，终年58岁。那些踊跃购买《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一书的读者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本关于“伟大邻居”的图书很快变成了一部人间苦难故事。
土耳其小旅馆的得手并未使纳粹党止步不前。他们还要在上萨尔茨堡山上争取更多的空间，为希特勒日益增加的随从人员安排住处，为政府办公和接待外宾提供场所。随着纳粹政权的压迫机器不断造就出众多的受害者——仅在1933年上半年就有大约4.5万德国人被关押在集中营和非官方的刑讯中心——保护希特勒的需要也变得日益紧迫。在舒施特一家人遭到驱赶以后的那些年里，鲍曼对上萨尔茨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强迫原住民搬迁，为戒备森严的纳粹精英聚集地腾出地方。正如施密特昆茨所言，即使希特勒的邻居们将他看成自己人，显而易见他也没有对这种美好的情感予以回报。尽管有一些村民对收到的补偿金感到满意，自愿离开了，但是许多村民拒绝搬迁。有些村民的生意随着旅游业的升温刚刚开始兴隆。还有一些村民感到鲍曼所给的补偿金严重不足。另有一些村民就是不肯离开他们的住宅和农场，那常常是他们代代相传的家产。有些犯上作乱者遭到鲍曼严惩。在冬季，纳粹驱赶村民时喜欢用的手法就是掀掉里面还有人住的房屋屋顶——那些居民在冰天雪地里往往维持不了多久。在其他情况下，那些拒不服从的居民往往受到被送往达豪集中营的威胁。这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有实例为证：有位名叫约翰·布兰德内尔的年轻摄影师因为损失掉了店铺，竟斗胆直接向希特勒喊冤，被送往达豪集中营关押两年。到1937年，大部分原有居民均被赶走，房屋被拆除以正希特勒观瞻，或者满足新建纳粹精英社区的需要。在掠夺田产、驱赶居民的整个过程中，纳粹宣传机构还在继续赞美正被其逐步摧毁的上萨尔茨堡的生活方式，继续赞美那里的居民。
1935年，霍夫曼出版了一本赞颂希特勒山居生活的摄影集，通过书名展现出这位纳粹党人的私有化心态：《大山深处的希特勒》（见图41）。影集中收录的86幅照片记录了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住宅中和南巴伐利亚其他一些地方工作休闲的场景。席拉赫在摄影集的前言中写道，瓦氏小木屋“名扬世界”，已成为“元首坚定不移精神的象征”。时至今日，他写道，（小木屋）同样“未经改变的山墙依然面对着翁特斯伯格，就像居住者政治生涯刚刚起步时那样”。他承认这间住宅确实有所变化，增建了一些工作室，但当秘书们打字机的咔咔声和电话机的铃铃声全部停下时，依然可以感受到阿尔卑斯山那未曾改变的迷人的魅力。“晚上这幢山中宅邸坐落在浩瀚的星空下，元首站在那里，沉醉在月光融融的夜景之中，对几十年来眼前景观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席拉赫巧妙地运用了诉诸情感的形象化语言，并在施密特昆茨的引导下有意回避了如下事实：这幢住宅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经过1935年至1936年的改造扩建之后，已经成为希特勒巨大财富和权力的最好见证。
前往瓦氏小木屋的朝圣之旅在影集中占有突出的位置。霍夫曼的镜头捕捉到希特勒向聚集在住宅栅栏外面的人群挥手致意，同别人握手，在举起手臂的人群中行走的场景。不同于莱妮·瑞芬斯塔尔镜头下的那些受到约束的人群，霍夫曼摄影集中的朝圣者们簇拥在元首身旁，不停地向前推搡靠近，就想触摸一下元首。他们也不像瑞芬斯塔尔所喜欢的年轻强壮、理想化的那类人。在一张照片中，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举起手臂向希特勒敬礼，另一只手紧紧抓住自己的小提包；另一张照片中，希特勒握着一位老年妇女的手，她开怀大笑，露出了口中的龋齿（在随后拍摄的朝圣者照片中，霍夫曼把镜头对准了一群又一群金发少女）。霍夫曼摄影集中的这些人同瑞芬斯塔尔镜头下的那些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霍夫曼会在众人当中突出拍摄某一个人，比如同希特勒握手的人，或者受到特别瞩目的儿童。席拉赫解释说：“不时有人从人群里冲出来，通常是个小男孩，遇到一些烦心事。也许他爸爸失业了，妈妈生病了，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找希特勒求救。而希特勒的确出手相助。在这位小男孩清新面孔的背后，他那双明亮的眼睛看到了威胁这个小家庭的不幸命运。于是，希特勒作为忠诚可爱民众的父亲以实际行动给予安慰，所言甚少，就像以前千百次做过的那样。”
从朝圣人群当中挺身而出，有时也能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场面。霍夫曼1934年出版的摄影集《希特勒身边的年轻人》专门描绘希特勒同德国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影集当中收入了一张照片，再现了元首从人群中抱出一名儿童的情景。席拉赫在前言中解释说，1933年夏季的一天，当希特勒向簇拥至房前的朝圣者们问候时，一名儿童的声音从人群中清亮地响起，当众宣布那天是她的生日。从密集的人群中，“元首找出一位长着明亮蓝眼睛的金发小女孩”，并邀请她一起去喝茶。实际上这位小女孩的登门拜访是经过事先安排的，但是席拉赫仍然像照片中表现的那样讲述了那个美丽“童话故事”，就好像朝圣者们在瓦氏小木屋那里可能会偶然遇到的许多奇妙幸事一样。第一张照片在《幸运的生日女孩》这个标题下描绘一位面带微笑的小姑娘；第二张照片表现希特勒领着她沿车道走去，渐渐离开聚集的朝圣者人群，走向瓦氏小木屋（见图49）。附加的说明文字更突出了她享有的特殊地位：“从人群中走来”。接下来我们看到她在室内吃甜食（“生日宴席”），看到她与希特勒一起站在露天平台上，希特勒用双手捧着她的面庞。在第55张，即最后一张照片中，小女孩踮着脚站起来，以一个“长吻”感谢希特勒。
在瑞芬斯塔尔拍摄的文献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当中根本不会出现上述情景。虽然影片镜头记录了人群中的一张张脸、一个个声音，但是没有一时一刻单独挑选出一个人享受元首的特殊待遇。这部影片对观众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他或她对象征新统一国家的影片中密集人群的认同程度。在银幕上展现密集人群及其现场表现需要根据宏大场景进行特殊布局，就像纽伦堡纳粹集会的现场一样，有大型练兵场，有大型看台，也有体育场。与瑞芬斯塔尔的电影观众不同，霍夫曼影集的读者同舒施特-温克尔霍夫游记一样，被鼓励想象那种独特的激动狂喜——不是隐没在人群中，而是从人群中挺身走出（至少暂时如此）。元首私家生活的布局安排（在尺度规模上有个性，显亲密）成为其他独特体验的舞台。这两次同元首幻想中的初次相见（无论作为清一色民众的一员还是作为个人）以及各自的布局空间特点（一个规模巨大，另一个为私家布局）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开辟了通向元首的不同道路：诚如桑塔格所说，一个通过快乐的服帖顺从，丧失自我；另一个通过幻想中的认可与亲密，无论多么短暂。
图49 希特勒护送“幸运的生日女孩”到他的上萨尔茨堡私邸。
选自海因里希·霍夫曼摄影集《希特勒身边的年轻人》（柏林：现代史出版社，1934）。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席拉赫把瓦氏小木屋朝圣之旅看成是再次体现了国家统一，这种统一是希特勒通过推翻可恨的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而实现的。“阿道夫·希特勒同其民众之间的每日相见深刻反映出新德国的统一。因为向希特勒欢欣致意问候的广大民众本身就是新国家归属感的形象体现。我们看到来自西部的工人，他的旅途得到了‘快乐力量’组织的资助，他的身边站着来自东普鲁士的男孩子们，来自南巴伐利亚的农民们，此外还有官员、教师、学生和士兵。为了能够见到元首，他们一大早就启程，在上萨尔茨堡炎热的天气中站了七个小时或更长时间。最后在下午那个翘首以盼的时刻到来时，他们终于可以注视着元首的那双眼睛。对于他们当中有些人来说，元首就是他们近十年斗争的象征。”在上萨尔茨堡，民众和领袖相聚在一起，其真诚坦率的程度，席拉赫认为，超过了以前议会体制下的相同场面。霍夫曼发表在上一本影集和其他影集中的朝圣照片似乎在问：既然我们可以同领袖一道吃糕点，谁还需要民主制度？这使人想起据说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讲过的一句类似名言。
《大山深处的希特勒》继续打造着在1933年之前就已确立的
图50 希特勒在瓦氏小木屋露天平台上为“幸运的生日女孩”亲笔签名，前面的餐桌上放着一盒巴尔森饼干。
选自海因里希·霍夫曼摄影集《大山深处的希特勒》(1935).
元首喜爱儿童的神话。在霍夫曼拍摄的照片中，这种喜爱之情不仅表现在微笑中，也表现在身体接触上：希特勒不时地抚摸着儿童的脸庞，把一只手放在他们的肩膀上，而且还紧紧地拥抱他们。他非常慷慨地为他们签名，送给他们糖果，同他们亲切交谈（见图50）。如同对朝圣者们一样，瓦氏小木屋在希特勒接见德国儿童的活动中成为关注焦点。这种情景经常出现在露天平台上，而不是室内；阿尔卑斯山则为霍夫曼的拍摄镜头提供了宏伟壮观的自然背景。
研究希特勒亲属精神病问题的历史学家们认为，他选择不要自己的孩子可能是因为担心自己家族有缺陷的基因会传给孩子。但是霍夫曼具有神话魔力的镜头打消了这种疑虑，并把希特勒塑造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理想的雅利安种族的先辈。“你们传承着我们的血肉，传承着我们的精神”，在1933年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希特勒对汇聚一堂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这样宣称道。霍夫曼拍摄的照片也在重申着这一论断。《希特勒身边的年轻人》这部摄影集展示出完美人类的可信风貌：“德国部落有许多，”为表现不同男女儿童的拼贴照片的说明文字这样写道，“但是种族只有一个。”在有些情况下，霍夫曼对照片进行大幅度修饰润色，以使照片中的儿童看起来更加漂亮。1934年以后他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这不符合当代读者更具自然主义倾向的摄影欣赏趣味。但是他继续刻画那些与希特勒在一起而且身体特征又能反映纳粹当局种族理想的儿童形象。外貌就是一切。1933年有人向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告发说，那位在瓦氏小木屋里享用甜点并被搬上照片的金发蓝眼生日女孩有部分犹太血统。当时她的照片已印在明信片上首次发表。尽管这一情况得到保密，但此后她再也没能前往上萨尔茨堡。不过希特勒仍然批准在纳粹党对外宣传中继续使用她的照片，包括在《希特勒身边的年轻人》这部影集当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希特勒身边的年轻人》仍把她表现为希特勒喜爱的人物，雅利安人的典范。
无论在希特勒之前还是在希特勒之后，政治家们早就看出与儿童们在公共场合一起露面，或者展现出国父的形象有种种益处。但是希特勒及其宣传机构打造他同儿童具有特殊关系的煞费苦心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举动至少在外国新闻界看来也是极为罕见。在纳粹党力图通过优生学以及保健与教育等手段改善人种的计划中，儿童占据着核心地位。认为希特勒真正关心儿童这种信念为家长们树立了信心，他们愿意把自己孩子的幸福托付给国家。1936年，慕尼黑一家报纸刊发了一张希特勒同一名少女在瓦氏小木屋露天平台上聊天的照片，并且发问：“一个人得到孩子们的称赞和信任，还有比这更好的评价吗？”希特勒的未婚状态以及力图避免被影射为“怪异”单身汉的需要使上述宣传造势显得尤为重要。希特勒与儿童的合影在其任第三帝国元首时期的照片中最受欢迎，这一事实表明德国读者多么珍视这一神话。
希特勒与儿童亲密无间这一说法流传甚广，继续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其实我们非常清楚，多达数百万儿童死于安乐死计划，死于集中营和劳改营，死于希特勒统治下爆发的战争与饥荒。除了这一时期的宣传造势以外，几乎没有证据支持上述说辞。理查德·赖特是希特勒于20世纪20年代末追求过的16岁贝希特斯加登少女马利亚（米米）·赖特的侄子。他也曾是经常被邀请前往瓦氏小木屋做客的当地儿童之一。当时希特勒的副官尤利乌斯·绍布就是这些参观做客活动的发起人，理查德·赖特与此人有特殊关系。当被问到希特勒是否真的喜欢儿童时，赖特在私下里回忆道：“他表现得相当呆板，不太清楚该如何对待我们。”相比之下在照相机面前，“由于他善于表演，所以看上去好像喜欢孩子。”
希特勒同邻居以及当地其他人的近距离接触场景在《大山深处的希特勒》中占有突出位置。毫无疑问，这些拍摄场景也经过幕后的精心策划。但是此处更加使人吃惊的是，霍夫曼拍摄发表的把希特勒描绘成好邻居的那些照片很快就与事实相悖了。例如影集中收入了一张再现希特勒同农民邻居约瑟夫·拉斯普握手情景的照片。说明文字提到了元首“非常关怀体贴老年人”。早在1935年，希特勒就买下了这位78岁老人的房地产，但是合同赋予指定的家庭成员（包括拉斯普本人在内）终生居住权。可是到了1937年夏季，在违反合同的情况下，拉斯普及其家人被强迫搬迁，他们的房屋也被毁坏。拉斯普过后不久就去世了。20世纪40年代，霍夫曼继续把上述那张握手照片作为表现希特勒“关怀体贴老年人”的证据。同希特勒喜爱儿童的神话一样，希特勒同邻居关系甚好的谎言当时流传甚广，而且至今仍见诸一些历史书籍当中。
如果说那幢山中小木屋是希特勒同其追随者（不分长幼）交流谈心之地，那么它也是纳粹党有关希特勒面对大自然力量的宣传背景。影集《大山深处的希特勒》描绘了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徒步旅行时的情景，描绘了希特勒面对壮丽的日落景观和高耸入云的山峰而陷入沉思时的情景（见图51）。霍夫曼1932年出版的摄影集《不为人知的希特勒》展现了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休闲放松的愉快状态。与此不同，1935年出版的摄影集中所收入的照片表现的是与大自然更深入、更有目的性的接触。希特勒首席新闻官奥托·迪特里希在1934年出版的有关希特勒上台掌权过程的一本书里，把上萨尔茨堡描写为圣殿和灵感之源：“在宁静的上萨尔茨堡大山里，我们的领袖常常制订出最重要的计划，做出最伟大的决定，完善了事关重大的各种部署。”能够在大山里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希特勒自称如此），而不光是可以睡一夜好觉那样简单。希特勒在书中还被描绘成能够利用和引导浮现于周围的天地之元气。在为影集《大山深处的希特勒》所写的前言里席拉赫写道：“他在这里口述《我的奋斗》第二卷内容，仿佛这座大山恢宏壮丽的架构也再现于这部书的结构当中。这部书给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支持，带来了希望。”席拉赫因此认为，元首不仅仅置身于大山之中，大山也置身于元首之中，不断地融合，影响着元首言行的力量。
希特勒与上萨尔茨堡之间那种想象中的关联在现代德国文化中引发了很多丰富联想。18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家与作家率先对人类在威严崇高的深山大自然中的经历体验进行了探索研究。德国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雷德里希在其风景画中运用了孤独匿名人物背影表现手法，鼓励观画者通过与此人物心神合一，去想象感受由面对崇高的大自然而产生的极其强烈的情感。弗雷德里希是希特勒喜欢的艺术家之一。在霍夫曼所拍摄的一些照片中，希特勒或坐或站，同四周壮丽的大山景观进行无言的交流。此情此景使人想起弗雷德里希画中那孤独的人物背影。然而与他们不同，希特勒从不匿名。如果我们想要感受一下大山深处的情感震撼力，永远要通过希特勒。
图51 希特勒坐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奥伯湖边。
选自海因里希·霍夫曼摄影集《大山深处的希特勒》(1935).
德国观众不需要直接借助于18世纪绘画意象就可理解希特勒的思想。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期间，由阿诺德·弗朗克、莱妮·瑞芬斯塔尔和路易斯·特伦克等人拍摄的影片中展现出的对于巍巍高山尤其是阿尔卑斯山的迷恋情怀，为希特勒的宣传机构打造同阿尔卑斯山有关的希特勒个人形象提供了积极联想的丰富源泉。这些德国导演与奥地利导演把阿尔卑斯山描写成救治颓废文明的灵丹妙药，描写成充满天地元气、自然活力与英雄抗争之地。缠绵的爱情情节在令人惊叹的自然风光当中渐次展开，人类的情感也在其中不断映现，不断增强。在记录展现高山景观当中，摄像机镜头调用了浪漫派艺术意象（包括腓特烈绘画意象），以唤起充满神秘、压倒一切的崇高美感。那些雄奇神秘的巍巍高山在大自然当中颇有唯我独尊的浩大气势，召唤着顺从帖服，甚至死亡。1947年，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后来还有苏珊·桑塔格在上述那些自然与艺术元素当中察觉出法西斯心态的肇始苗头。虽然近期有关高山题材影片的学术研究表明这只是一种很有限的表现手法，但是其浪漫的理想主义，哀婉动人的情感特色以及对于超绝力量的强烈关注，这些都是纳粹党宣传机构在刻画阿尔卑斯山中的希特勒处于最佳状态时所体现出的显著特点。
同这些早期传统相比，纳粹党人并没有在大自然面前瑟瑟发抖，而是把它视为又一个被其征服的对象。元首，而非阿尔卑斯山，才是宣传赞美大山中的希特勒时的终极力量。在一处偏僻的山岩上傲然矗立着的别墅“鹰巢”，它的修建就是对上述态度的形象解说，尽管这处建筑并不向公众开放。贝格霍夫别墅大厅里那扇巨窗把翁特斯伯格收纳进希特勒的私家空间。那扇巨窗经常被摄入照片之中，成为当时最具象征意义的驾驭自然的照片（见图25）。对外发表的那扇巨窗照片中从来没有出现一个人物，因为窗框与远处的巍巍群山将使人物变得非常渺小。与浪漫风景画中有时出现的渺小人物不同，霍夫曼几乎从来都是以近角度在上萨尔茨堡山上拍摄希特勒室外照片，以便同周围的巍巍群山形成恰当的比例关系。在影集《大山深处的希特勒》中，希特勒与帝国总工程师弗里茨·托德特（此人负责监管阿尔卑斯山道路建筑）拍摄的照片更突出了元首重整山河的意志。这些照片还描绘希特勒将现代风尚带到了大山里，意在表明科学技术非但不会摧毁传统生活，反而能够服务于传统生活，促进传统生活。在1933年出版的《德国的觉醒》一书中以及一些明信片上（见图43），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亲手喂鹿的照片展现出希特勒另外一种温文尔雅而非机械冷漠的情怀。与再现希特勒与儿童的合影一样，这些照片意在暗示天真无邪的动物本能地感觉到希特勒具有天生值得信任的品质。
纳粹宣传机构在对外宣传展示上萨尔茨堡山上希特勒的私家生活形象时呈现出明显的地形地貌特性，而希特勒现身于大山深处对于德国空间而言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一打开《大山深处的希特勒》这部影集就可以看到一张展现贝希特斯加登山谷远景的照片，其说明文字这样写道：“贝希特斯加登，元首在数周刻苦工作后必去的休养目的地（Ziel）"。这便为读者确定了影集的观赏背景，同时也要让人意识到这广袤的空间是长期渴望回归的家园，是经过艰苦斗争之后安静休息、享受回报之地。"Ziel"一词不仅可以译为“目的地”，也可译为“目标”“雄心”和“结局”。在这部影集的其他照片当中，希特勒举目向窗外望去，凝视着开阔的自然空间（包括从瓦氏小木屋的阳台和露天平台处眺望前方，见图52）。希特勒的私家生活就这样同想象中的阿尔卑斯山的广袤空间联系在一起，这又进一步被表现为一切美好事物的源头：身心的恢复，养育多名健康金发儿童和忠诚宠物的私家生活，同务实的邻居们建立的温情关系，以及丰盛的食物、纯净的饮用水与清洁的空气等大自然的恩赐。简而言之，纳粹党宣传机构把希特勒的山中住宅置于纳粹生活空间概念之中，这在他们眼里就是种族乌托邦，值得用战争和种族屠杀的手段加以实现。当德国人购买了那些描述置身于这广袤自然空间中希特勒私家生活福祉的霍夫曼摄影集和明信片时，他们便有意无意地买进了一个由瓦氏小木屋体现的福地梦想。由此而论，前往瓦氏小木屋的朝圣之旅不仅仅可以视为向希特勒致敬，也可以视为体现了去往福地的美好心愿，即希特勒奉为牺牲与受苦最终报偿的富裕之地。瓦氏小木屋坐落于最富“德国特色”的地区——阿尔卑斯山中，赋予生活空间以具体的形式形状，使之成为一个具体可感、可以实现的目标。在帮助德国人树立争取生活空间的心愿这方面（想象中风景如画的小型家屋，四周充满自然的恩赐），希特勒的私家生活形象在纳粹宣传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
图52 希特勒从瓦氏小木屋的阳台上俯视着众多朝圣者。
选自海因里希·霍夫曼摄影集《大山深处的希特勒》(1935).
与左翼新闻报刊针对影集《不为人知的希特勒》的讽刺挖苦不同，1933年以后，纳粹党残酷压制言论自由，几乎没留下当时相关的任何出版物，使我们无法就德国读者针对影集《大山深处的希特勒》所做的反应进行评价。在戈培尔的严格控制下，德国新闻界参与打造了上萨尔茨堡神话。有关瓦氏小木屋的正面报道（经常配有霍夫曼拍摄的照片）在希特勒夺权之后很快见于各家报刊。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外国新闻界也在传播纳粹宣传内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些流亡国外的德国媒体发表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也属意料之中。1937年4月，流亡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民主党报纸《新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带刺铁丝网背后的元首》的文章，直接对希特勒亲近德国民众、德国民众爱戴希特勒的神话提出挑战。该文披露了在新近改造扩建过的贝格霍夫别墅四周采取的戒备森严的安保措施，其中包括在上萨尔茨堡山上扩建的禁区，禁止民用车辆靠近，竖起瞭望塔，拉起带刺铁丝网，设置巡逻士兵，150名纳粹党卫军士兵一天24小时守卫着希特勒。该文指出，一些同情纳粹的记者跟风发表的有关希特勒山中别墅的高度理想化的报道有意忽略以上事实及其内在含义。
这家流亡境外的德国报纸还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小木屋的大规模改造扩建上，而纳粹宣传机构则想方设法对此加以掩饰，强调巍巍群山或希特勒精神的永恒性质。1937年6月，巴黎流亡左翼出版物《巴黎每日新闻》刊登了一篇文章，将贝格霍夫别墅描述为“宫殿式豪宅”，其“宽大卧室”总共可以接纳”40位或更多”客人，室内摆放着“精美家具”，可同豪华旅馆相媲美。为了进一步剥去舒适温暖的私家生活外衣，记者指出以前是希特勒的姐姐为希特勒操持家务，现在这个任务则落在了“熟练酒店职员”的手中。文章还点评了戒备森严的保安措施，包括在大山周围修建的防空工事，在上萨尔茨堡山深处修建的防弹防毒气掩体。为继续凸显希特勒脱离民众的程度，记者称纳粹党人经常把一些少年儿童从贝希特斯加登带到贝格霍夫别墅，在希特勒“抚摸着他们的头时”同希特勒一起拍照，而希特勒本人却从未到镇上看望他的民众。文章最后指出：“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高山之巅统治着德国，就像坐镇喜马拉雅峰顶的达赖喇嘛那样遥不可及，无懈可击。”
虽然关于德国国内情况缺乏客观的媒体报道，但是有其他证据表明瓦氏小木屋以及小木屋中理想化的希特勒私家生活形象在德国读者当中极受欢迎。如前所述，霍夫曼出版的描绘希特勒“私下其人”的摄影集，包括《大山深处的希特勒》，取得了巨大商业成功，销量达数十万份，并多次再版。另外，霍夫曼还同那些有意通过他的照片推销产品的公司进行合作，从事有利可图的商业交易。如里姆茨玛烟草公司经销专门收藏霍夫曼所拍照片的纳粹收藏者影集。影集中收录了戈培尔和迪特里希等纳粹发言人撰写的文章，页面设计上包括安放照片的指定位置，而照片可通过印在里姆茨玛公司香烟盒上的礼品券获得。1936年烟草公司经销的影集《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生活照片》总共制作了约230万册，其中有一部分专门收藏瓦氏小木屋照片。这些大型影集以富丽的色彩装帧书面，上面饰有图片和烫金字体，“适于摆放在家中，就像家庭影集和旅游影集那样”。消费者把香烟盒礼品券交出去后收到邮寄的成盒照片，然后把照片摆放在适当的影集位置上，一本收藏影集就此完成。这个过程也突出了影集的私人性质（也很系统）。霍夫曼总共销售印有照片的明信片数百万张，那些照片有些曾收入他的影集中，而更多的照片却没有收入。元首的山中住宅在改建成贝格霍夫别墅前后似乎都是受到特别追捧的形象。这一形象就建立在霍夫曼和其他摄影师拍摄的印在明信片上的无数相关照片基础之上（见彩图1、11）。
把希特勒的私家生活照片和其他纳粹宣传图案用于商业销售，此事很快引起了纳粹当局的关注。纳粹党于1933年1月夺取政权之后，国内对希特勒的支持率直线上升，诱使许多德国生产商利用纳粹宣传图像标志提高产品竞争力。戈培尔迅速采取行动，规范整治到处充斥的含有纳粹主题的各类商品，并于1933年5月19日通过《国家标志保护法》。当地管理部门被授权收缴违规商品，处罚那些以有损尊严的方式利用纳粹标志销售产品的生产商和经销商。官方国家报纸《德国帝国日报》定期刊载违禁商品名单，包括商家名称和地址。多年来这样的违禁品包括上面饰有纳粹党徽的冲锋队食用的姜汁饼干、葡萄酒瓶、烟灰缸，上面印有“你好，希特勒”字样的妇女仿钻石胸针，以及播放纳粹国歌《旗帜高高飘扬》的闹钟。最初的司法措施后来很快发展成一场更加广泛的文化运动。连篇累牍的报刊文章就庸俗时尚可能对德国民众造成的伤害提出警告。20世纪初，德国工厂联合会在其设计改革运动中早已提出过上述观点。从1933年开始，政府与文化管理部门希望加强消费者教育，于是多次举办展览，展出各类印有纳粹标志的违禁商品和“没有品位”的类似产品，吸引了数十万观众，也引起国际关注。同当时针对德国艺术所发表的观点非常类似，针对庸俗产品所做的批评也运用医学隐喻揭示相应的威胁。有位纳粹发言人宣称“庸俗是腐蚀我们民族灵魂的精神可卡因”，并且谴责文化屈从于市场力量。
因为瓦氏小木屋（后来是贝格霍夫别墅）同元首密切相关，其商业用途也受到新立法的约束，由此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威胁到这幢住宅的“尊严”？在戈培尔看来，踢一个上面饰有纳粹党徽图案的皮球，或者用带有纳粹党徽图案的纸巾擦嘴，都是很成问题的，这不难理解。相比之下，就瓦氏小木屋而言，商品质量是决定批准商品设计方案的决定因素。因此饰有瓦氏小木屋图案的陶瓷装饰盘子往往获得批准，可以生产销售，但是赤褐色盘子则行不通。与此类似，用在天鹅绒垫子上的元首乡间别墅设计图案被视为“没有品位的产品”，遭到拒绝。对纳粹产品庸俗品质的担心并不仅限于瓦氏小木屋。新法解释指南强调要提高设计创意和实施标准，要拒绝所有“艺术水平低劣的”纳粹标志复制品。然而许多产品还是获得了批准，缘于纳粹党意识到这些大受欢迎的消费品会加强他们对广大公众想象力的控制。消费者随商品把这些象征标志带到家里，带到亲人中间，使之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于是儿童们玩着瓦氏小木屋实木玩具模型，把他们的零钱存入瓦氏小木屋复制品硬币银行里；带框的瓦氏小木屋彩色版画挂在起居室墙上；霍夫曼摄影集放在咖啡桌上；邮递员送来印有瓦氏小木屋照片的明信片。邮寄这些明信片的朋友有的在南方巴伐利亚度假，有的就想写句问候的话语。
在高档市场顾客那里，瓦氏小木屋的营销作用另当别论。《室内装饰》是一家1890年创刊的杂志，以促进室内设计新发展为己任。1938年2月，《室内装饰》在其封面上刊登了一幅贝格霍夫别墅的照片，并配发两篇阐述其修建过程的文章。1939年4月，生活杂志《优雅世界》（专门刊登家居装饰、时尚休闲方面的报道文章）以略微改动的形式重新刊发了上述两篇文章，并配发了一系列精彩的别墅室内照片。尽管上述两家杂志拥有不同的读者，但是有关贝格霍夫别墅的报道文章针对的是这样的高端读者：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读者，他们对设计感兴趣，也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聘请专业人员为自己建造新住宅，或者重新装修现有住宅。这两篇文章特别关注希特勒与其设计师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希特勒的室内装饰专家戈尔迪·特鲁斯特的作品。
作为客户，希特勒是住宅改造扩建工程的核心人物。读者了解到希特勒的愿望就是扩建旧宅，修建一个“大厅”，虽然此厅面积很大，很有气势，但是仍要保留诱人的家庭舒适感。希特勒的这一愿望成为室内设计的决定因素。通过具体的物质形式表现“元首的愿望”这一艰难而又很有意义的任务首先落在了设计师阿洛瓦·迪加诺身上。他巧妙地通过整体互锁结构将老屋新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该地区特有的传统宽大斜式屋顶将住宅的各个部分统一起来。文章还提到了窗户与墙壁表面的处理工艺，细节装饰材料的重复使用，还有地面和天花板高度的动态平衡以求整体协调之感。最后落成了一个安稳宁静却颇有气势的建筑物，避免了任何带有宫殿气息的元素，保留了山庄真实的本土特色。
在实现元首保留“家庭舒适感”愿望这方面，戈尔迪·特鲁斯特功劳最大。她的明确责任包括同装饰、颜色选择以及布料有关的所有环节。“真不知以何等有把握的品位，”那《室内装饰》杂志的撰稿人感叹道，“她设计完成了室内装饰，营造出特有的氛围和韵律，使所有的房间均适合居住。”文章详细阐述了戈尔迪采用的创造色彩和谐效果的方法，特别是她如何在房间里选用一个物件作为配色和对比变化的基准。在小起居室里那个被选中的物件是灰绿色瓷砖烤炉，在大厅里是一张17世纪法国哥白林挂毯。颜色在房间里重复使用，使整个住宅里都呈现出色彩和谐的效果。文章作者还指出，家具外观的基本简约样式成就了一种统一整体住宅的视觉语言。当读者们了解到戈尔迪如何巧妙地把色彩同外观形式结合在一起终于使元首拥有了梦想家园时，这无疑使读者对戈尔迪的专业水平赞叹不已，同时也突出了室内装饰的复杂性。通过重点阐述戈尔迪和迪加诺如何克服了装饰过程中所遇到的建筑与美学上的巨大挑战，上述两篇文章非常认可聘请专业人员承揽住宅改造装饰工程。另外，这两篇文章所展现的合作设计的正面形象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
为了深入了解迪加诺和戈尔迪是如何工作的，文章鼓励读者去思考贝格霍夫别墅最重要的设计特点。文章重点阐述了宜居的空间、谨慎的用料、简洁清晰的设计以及执行质量等方面的问题。同样值得称道的是，通过阳台、窗户和露台把室内装饰同室外自然景观有机融合在一起。这一点在《优雅世界》杂志上所刊登的生动彩色照片中进一步得到了形象化展示。所有这些原则自19世纪末以来均在设计改革运动中得到了提倡，其中包括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所谓国际化风格运动。后者提倡使用现代工业材料，比如钢筋混凝土建筑材料。与此不同，描述贝格霍夫的文章强调使用传统本土材料，比如产自附近翁特斯伯格，用于修建元首室外楼梯和露台的红石。尽管贝格霍夫别墅建筑工程中使用了新技术和工业产品，文章忽略了这一事实，把阐述重点放在了自然“真实”的装饰细节上。再者，贝格霍夫别墅重视复杂色彩搭配，使用高档编织品和毛绒面料，突出实木材料在内部装饰中的作用，凡此种种体现出对于色彩富丽、“更加温暖”的家居环境的向往。这些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纳粹德国对于工业美学和现代主义方法所做出的反响。但是与此同时，文章中所提倡的设计价值观也反映出欧美等国更加广泛的发展趋势，即向更具商业接受性、“更柔和”的现代设计方向发展。顺应这一发展潮流的设计师们愿意满足客户需求，把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融合在一起，优先考虑舒适度，巧妙运用特色装饰。因此，上述两家杂志向富裕的读者们传递如何打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有品位的住宅（如贝格霍夫别墅所示）这样的信息，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对于鼎盛时期的现代主义所做出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应，因为鼎盛时期的现代主义也继承了过去的改革运动传统，继承了德国境外更加广泛的美学风格发展趋势。
在纳粹党为教育德国大众提高审美水平和生活品位方面所做的各种努力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措施见于慕尼黑的德国艺术馆。一年一度的伟大德国艺术展始于1937年，展出各种思想意识正确、获得国家批准的雕塑和绘画作品，每年吸引数十万观众，也引起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如今名气较小的是在冬季举行的德国农业与应用艺术展，同夏季举行的美术展相得益彰。广大公众和专业人员从设计展览会上了解一些国家级建筑与城市规划项目，经过官方认可的装饰艺术和室内设计方面的最新发展动态。除了收纳个人物品的橱柜以外，展会手工制品展区还展出室内全套家具，涉及客厅、餐厅、家庭办公室和儿童房间。优质展品通常采用手工技术与高档材料制作而成，价格不菲。但是这些展览大受欢迎。第一届展览从1938年1月持续到4月，吸引观众26万人，展出的产品售出三分之一。第二届展览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4月，吸引了更多观众——多达29.5万人。随着战争爆发，非战略建筑物受到限制，继续举办展览的计划搁浅。不过美术展览一直持续到1944年。
虽然纳粹党于1932年强迫关闭了设在德绍的包豪斯建筑设计学院，并且广而告之，但是在第三帝国时期，现代设计根本没有从德国住宅中销声匿迹。官方房产当局拒绝接受魏玛时期激进的现代风格，但是现代主义风格住房和室内装修仍然拥有私人市场。同样，商业公司与零售商为其客户提供了多种家居装饰选择方案，其中就包括现代主义风格。一些设计杂志，比如《室内装饰》《新潮流》以及《美丽家园》继续发表现代主义设计师（包括女性设计师）的作品，直至战争爆发。甚至在第三帝国官方出版物中人们也能发现包豪斯产品。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指导手册与设计杂志中出现的家庭室内装饰形象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保罗·特鲁斯特所设计的第一批纳粹建筑项目的影响，体现出纳粹政府对功能性古典主义的偏爱。纳粹“血与土地”的艺术形态也使得继承地区传统的乡土风格受到更大重视。此外，木材成为受人喜爱的设计材料，这种变化并非完全具有政治色彩。纳粹党人把德国木材视为与外来国际现代主义工业材料做斗争的本土“英雄”。1935年至1936年，随着希特勒开始全国备战，金属也成为稀缺材料。也许德国人更加喜欢购买20世纪30年代早期风靡一时的平板状金属家具。1935年至1936年期间，以重整军备为核心的经济使得设计师能够获得的材料不断减少。随着纳粹政府颁布更加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和美学目标，德国住宅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
在德国艺术馆举行的第一届建筑与应用艺术展览会上，人们在二楼手工制品的展区内看到了体现这种保守变化的家居设计实例。传统的手工织物、乡村风格的陶器、镶嵌饰品以及具有中世纪色彩的装饰产品琳琅满目。展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深受艺术装饰风格影响的现代设计方案。此外，还有许多具有保罗·特鲁斯特古典风格的设计产品。虽然保罗·特鲁斯特已经去世四年，在展览会上到处可以看到他的影响。位于一楼的建筑展第一和第二展厅把他的纳粹建筑设计项目摆在了最显耀的位置，凸显出他在纳粹建筑师中的核心地位。楼上的手工展品由戈尔迪·特鲁斯特陈列在像房间一样的开放式展区中，其中的整套餐厅与客厅家具展示了保罗·特鲁斯特的家具和装饰风格。同时展出的还有他妻子的设计实例。毫无疑问，展会上最为引人注目的要数他们夫妻二人联手创作的展品：在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的一个暗色餐桌上展示着他的遗孀为元首设计的整套餐具（见图53）。
图53 戈尔迪·特鲁斯特为元首设计的整套餐具，在1938年德国艺术馆举行的德国建筑与应用艺术展上公开展出。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
图中的餐桌和餐具呈现了元首家居生活的一个侧面，其展出目的是教育和提升广大公众的家居设计品位。这种高雅品位由元首御用设计师确立，由元首本人身体力行。图中瓷器由戈尔迪·特鲁斯特设计，委托德国历史最为悠久、名气也最大的陶瓷生产商尼姆芬伯格陶瓷公司制作。浅盘上饰有连环缠绕图案，颜色为金橘色，看上去好像编制产品。餐具的传统图案与色彩选择表明这是为贝格霍夫别墅设计的产品。由瓦尔特·弗伦茨在别墅餐厅拍摄的餐桌彩色照片证实了这一点。银器由F.H.旺丁格公司制作，上面带有希特勒姓名首字母和纳粹党鹰徽图案。玻璃餐具由弗朗茨·斯塔泽瓦尔茨·涅夫公司和设在茨维瑟尔的玻璃工艺学校制作。线轴蕾丝垫由联合手工艺作坊编织。所有这些生产厂家均位于慕尼黑或巴伐利亚，体现出戈尔迪一贯提携扶持巴伐利亚艺术家与商业公司的做派。
当然，希特勒使用的餐具并不是供出售的展品。即使人们无法把它带回家里，至少可在想象当中拥有它。如果说希特勒的餐厅家具和陶瓷餐具令大多数参观者望洋兴叹，但是那种使人感到亲切的摆设——餐桌只设了四个座位——使得展现希特勒家居生活的这一情景显得平易近人。这里摆放的桌子并不是王子或趾高气扬的百万富翁使用的桌子，而是普通人使用的桌子，似乎如希特勒的宣传机构反复申明的那样，“就像你和我一样”。戈尔迪·特鲁斯特制作的风格简朴、工艺精美的展品强调了希特勒在日常生活中情趣高雅、为人低调的宣传主题。如果观众想在展品中寻找有关希特勒人品的证据，他们很可能会想象着那位神秘山中居士邀请儿童享用茶点，关心邻居，抽出稀缺的空闲时间阅读艺术书籍。这肯定不是妄自尊大的独裁者使用的餐桌吧？
如果那些盘碟能够开口讲话，观众们就会听到另一个故事。尼姆芬伯格陶瓷公司由鲍姆兄弟于1938年从他们父亲阿尔伯特·鲍姆手中接管。1888年当阿尔伯特·鲍姆最初租得这家公司时，它早已处于长期衰落状态。他重新实行艺术高标准，恢复了公司声望。合作过的艺术家当中有保罗·特鲁斯特，他同公司从1908年即保持合作关系，直至去世。鲍氏三兄弟主管公司期间大获成功。他们把公司生产扩大到新领域，生产出价格便宜的“大众餐具”。但是到1938年，鲍氏兄弟生活陷入困境，因为他们的父亲是犹太人（皈依了天主教）。从1934年开始，鲍氏兄弟就面临着那些企图接管公司、见风使舵之辈的控告。在为戈尔迪·特鲁斯特战后受审所写的书面证词中，大哥弗里茨·鲍姆披露了戈尔迪（自1925年她同保罗·特鲁斯特结婚后弗里茨·鲍姆就认识她）如何为了他们兄弟三人去巴伐利亚首相路德维格·西伯特那里进行有力的干预。另一个威胁来自海因里希·希姆莱，他一心要把尼姆芬伯格陶瓷公司并入他主管的党卫军陶瓷工厂（设在达豪）。这家纳粹陶瓷工厂利用集中营劳工来生产昂贵的纳粹主题陶瓷用品。但是希姆莱犯了个错误，偏偏在戈尔迪也在场时走进了房间，要同希特勒商议此事。据鲍姆作证，由于戈尔迪的“有力干预”，终使希姆莱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鲍姆还指出，即使她知道他们的犹太人背景，她仍然“冒着极大风险”继续同他们的公司展开合作。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曾经接手的一个委托订单正是为希特勒生产餐具。
鲍氏兄弟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出现在1944年10月，当时他们被告知很快就会被送往图林根的一个矿区，那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个外围地点。他们兄弟几个将被迫在苛刻的条件下做苦工；许多在这个地区劳工营里工作的人，包括那些被强迫在地狱般的米特波-多拉矿区地下工作生活的苦工，都死于过度劳累、疾病和饥饿。弗里茨·鲍姆在证词中讲述了向政府各个部门申诉无果的情形，讲述了“在最后时刻”他们兄弟几个向戈尔迪·特鲁斯特求助的情形。经过“长时间磋商之后”，戈尔迪设法说服了慕尼黑与南巴伐利亚代理行政官保罗·吉斯勒，使他撤回了命令。“因此，”鲍姆写道，“特鲁斯特夫人拯救了我们，使我们没有被送到集中营里。”
正如上述审判文件所披露的那样，戈尔迪·特鲁斯特确实多次勇敢地保护了那些同她和她的丈夫有工作关系和私人交情的人士。但是在纳粹德国其他无数人没有任何同上层人物有关系的朋友。观众在德国艺术馆欣赏完希特勒的那些精美瓷器和水晶制品之后七个月，德国的犹太人教堂、犹太人店铺和犹太人住宅的玻璃都被打碎，全国的街道上都洒满了玻璃碎片。1938年11月9日夜晚，纳粹冲锋队在有组织有计划的暴乱当中把他们的仇恨发泄到全德国的犹太人身上，他们焚毁犹太教堂，把犹太人男男女女杀死在家里，在大街上公然殴打犹太人，把3万犹太人关进集中营，捣毁了数千家犹太人店铺和住宅。但是即使在被称为水晶之夜的11月大规模迫害屠杀犹太人事件为世人所知之后，希特勒宣传机构为其打造的正人君子光环仍然没有褪去。许多德国人拒绝谴责他们的元首，相信他最终会恢复秩序，结束在他们眼前发生的极其残酷的迫害行径。戈尔迪·特鲁斯特即是其中一员，即使面对朋友们的噩梦，却仍然相信自己曾帮助打造的温文尔雅的希特勒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