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不为钱财所役，将钱财用到发展自己的事业和人脉关系上，这是领袖者成就大事必须具有的一项素质，做大事者多有此气概。
——佚名
袁氏一生不爱财
袁世凯一生不看重钱财，在他眼中，钱财不过是实现自己愿望和目的的工具。
能够不为钱财所役，将钱财用到发展自己的事业和人脉关系上，这是领袖者成就大事必须具有的一项素质，成大事者多有此气概。
纵观秦朝末年，秦失其鹿而刘项争之。项羽虽然强大，但不知道做个散财童子的好处，结果，其部下纷纷投向对手刘邦。出身于布衣的刘邦，却深谙人们对钱财官爵的贪欲本性，视钱财如粪土，对部下慷慨好施，用钱财将天下英雄尽情网罗到他的队伍之中。结果，项羽越战越挫，而刘邦则越战越强，最后终于在垓下用金钱买下了项羽这颗价值昂贵的人头。
袁世凯熟悉世人的需要，更懂得晚清官场背后的游戏规则，重视敛财，却不为己用，这是他能够在清末民初纵横政坛的一个重要原因。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开府山东、总督北洋、入值中枢以来，从封疆大吏到朝中重臣，直至民国大总统，在政坛高层跃马驰骋了近20年，他要是想敛钱发财，机会有的是。但袁不好货、不谋私财是出了名的，他的北洋老友、朋友故旧、文臣武将多数都比他富有。据袁世凯后期的心腹幕僚，负责袁家经济事务的王锡彤回忆，袁去世前一个月，不知是否预感自己来日无多，曾将自己的家财向王做了交代，这件事，使王很是感慨。
5月1日，大总统传见。当时人们全都说大总统有病。等到见面后，面色略显清癯，好像没什么大病。因此询问他的病状，说是吃东西不慎而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案头放置着一纸清单，所有存款、股票等共约二百万元。（他）指着它对我说：“我的家产全都在这里了。请把你经管的公司的状况告诉我。”我略作报告，全不知此老的用意何在。……然而此老一生的宦囊，连股票统计实在只有二百万元左右，我是全都知道的。或者他自知病情不佳，故叫我来嘱托以为子孙打算吧。然而袁公的子女合计30余人，以二百万元分配给他们，无论如何，可以断言的是，十年后就会有贫穷者。总之，袁公自从担任大总统以来，（家产）实际上未曾再增加过一钱，其为国忘家之情，实在是不可以冤枉污蔑他的。世间所传袁公有数千万资产，污蔑之言也。
王锡彤是否有意维护袁世凯呢？袁世凯死后，其遗产由前往彰德送葬的老友徐世昌主持分配。徐世昌将全部田产股票现金分为30份，诸子各一份，未出嫁的女儿两人一份，姬妾无子女者一份，每份8万余元，合计共200余万元。由此可见，王锡彤说的全是实话、公道话。也正像他所预料的，袁氏死后，袁克定、袁克文等也都现出了膏粱子弟的本来面目，很快将家产挥霍一空。袁克文死时据说只在他桌上的笔筒中找到了20元，后事还是靠他在青帮中的弟子们凑钱办的。而袁克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依靠着政府每月20元的救济才可勉强维持生活。袁家子孙中，只有克文的第三子袁家骝和妻子吴健雄成为著名的科学家。袁世凯在世时声名显赫，身后却子孙飘零，家业萧条，其追求奋斗的历史，真让人觉得像是南柯一梦！
打通关节，运动权贵
袁世凯所以能成大事，短短10余年间就由一个不为人知的温处道迅速膨胀成为一个举世所知的民国大总统，确有别人所不及之处。就拿晚清来说，官场办事，必须用银子点灯笼，打亮来照道。混迹官场之人，谁不想趁机多捞一把。这个袁世凯偏偏与人不同，他不为自己及家庭拼命敛财，倒是将费心搜刮到手的白花花的银子，全又毫不吝惜地送了出去。就这一点，时下又有几人能做到？慈禧太后活着时还不是借祝寿等机会想方设法为自己多敛一点吗？
袁世凯善于利用“金钱效应”扩展自己的政治势力。
晚清社会，没有近代的法制和规章，儒家的道德破灭了，新的道德理念还没有树立起来，一切作为，都要靠所谓的人情和关系。当时，官场的腐败现象日趋表面化，卖官鬻爵、行贿受贿屡见不鲜，“银子”铺路已成为官场进取者必具的法宝之一。袁统率军队，靠的是私恩而非近代民族精神为凝聚力。同样，他搞政治，也是在交际请客、联络接纳和奔走趋奉上下功夫。他无意于在世风日下吏治腐败的社会中扮演自命清高一介不取的角色，而恰是在这样一个传统社会中，一个道德上的宵小之辈才能够在历次政海波潮之中事著先鞭，摇而不坠。袁世凯在早期实践中早已掌握了这种生存技能。他深知权力往往同利益连在一起，有权力即有金钱，利用金钱又可以换取更大的权力。因此，在发挥“金钱效应”上，袁世凯则无所不用其极。
早在小站练兵之前，袁世凯就以金钱孝敬荣禄，受到荣禄的提拔和庇护。在谄事荣禄的同时，袁世凯对庆亲王奕劻也一直按时馈赠，以金钱为媒介，袁世凯与奕劻一拍即合，从此奕劻成为北洋集团的重要后台。
袁世凯对于宫廷的供奉，可谓无微不至。早在两宫逃亡之时，袁世凯就一马当先，率先敬献贡品，输送银两，为各省督抚之冠。1900年8月29日送上白银26万两。三天后，即8月31日，又进献中秋贡品一大批，除博粉、恩面、凤尾菜、各项羊皮外，还另献绸缎160匹，袍褂料40套。不仅如此，他还把民绅募捐救灾的款子不讲来历用途，也一并呈送慈禧太后，并且建议慈禧太后向行在所在地山西富户借贷。他又电告各省督抚，请求他们赶紧将应该解送的京饷，尽快押赴行在，俨然以清廷的“粮台”自任。在任北洋大臣期间，袁世凯除照例进献金钱外，还通过贿赂宫内太监头目李莲英等了解慈禧的嗜好所需，诸如慈禧太后不喜欢中国古董，喜欢西洋玩意等。所以宫中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汽车，都是袁世凯进贡给慈禧太后的。在金钱的作用下，天津直隶总督署的电话可直达京师大内总管太监处，凡宫中一言一行，顷刻传于津沽，朝廷之喜怒威福，悉为袁世凯所揣测，他因此轻易地迎合流弊，取悦慈禧太后。有一次，慈禧偶然说翠饰以菠菜绿镯最佳，李莲英设法将此消息告诉了袁世凯。袁世凯遂购入一副敬献，色泽甚嘉，慈禧知是袁世凯所献，偶于召对之余提及，颇加奖许。
为了贿赂朝中权贵，袁世凯甚至还和北洋某些大员和商人集资开办了“临记洋行”，它的经理是直隶巡警道杨以德之弟杨以俭。“临记洋行”设在西交民巷东路北。这个洋行的重要“买卖”，就是在进行贸易的幌子下，专门是袁世凯集团联络走动北京权贵的机关。洋行每日与奕劻王府、皇宫内监、权贵通电话，报告有何种新货到行，征询有无购买之意，见机行事，为袁等北洋人物办理贿赂事宜。
通过金钱途径，袁世凯陆续使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内阁协理大臣那桐、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荫昌、太监总管李莲英、崔玉贵、张兰德、马宾廷等清廷内的重要角色都纳入自己的集团奥援范围内，致使形成了“太后方向用，亲贵与交欢”的极不正常的局面。许指严在《新华秘记》中记载道：“隆裕太后允下退位之诏，其内幕实出于某亲贵之劝逼。隆裕事后颇悔，然已无及矣，故哭泣数月即薧。而某亲贵者，乃受袁氏之运动金五十万，及许以永久管理皇室之特权，始不惜毅然为之者也。”载沣弟载涛在《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一文中也提到，“这种‘禅让’之局得以成功，可说是全由奕（劻）、那（桐）、张（兰德）三人之手”。因而，在袁世凯看来，金钱是百用百验的灵丹妙药，它可以化疏远为亲近，化异己者为同党，甚至化敌人为朋友。到辛亥革命后，他甚至用金钱来收买革命党人中的人物和其他各方势力。这种方式，成为袁世凯政治生涯中最基本的一项政治技能。
胡思敬在《大盗窃国记》一书中，在述及袁世凯为人豪爽、慷慨、大方时说：
世凯生平，滥交污取，俯视一切，不问家人生产。自其少时，即好为游荡。偶得数金，辄呼朋饮酒，顷刻而尽。后继得位，益顾盼恣睢。有炙手可热之势。每幸一姬，辄有犒赏。宴客必至珍错，杂以西餐，一席之费，不减中人十家之产……其横绝古今，为诸奸所不及者，敢用之财，视黄金直如土块……名利为天下所争趋，故小人皆乐为效。
袁世凯用金钱运动交结奕劻一事，很能说明问题。
胡思敬说：“奕劻初入政府，方窘乏不能自舒，世凯进贿动辄三四十万。”
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也说道：“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以前，袁世凯所最注意的，仅仅是一个荣禄。其时庆王（指奕劻）为外务部领袖，亦居重要地位，而世凯之所馈赠，并不能满庆王之欲。庆王曾对人发牢骚说：‘袁慰亭（袁世凯字慰亭）只认得荣仲华（荣禄），瞧不起咱们的。’但荣禄自辛丑回銮之后，体弱多病，时常请假，后因久病，竟不能入值，屡次奏请开缺，而那拉氏不许。但照病势推算，恐怕不能久于人世。于是庆王有入军机的消息，为袁世凯所闻，即派其办事能手杨士琦赉银十万两送给庆王。庆王见了十万两银子的一张银号的票子，初疑为眼花，仔细一看，可不是十万两吗？就对杨士琦说：‘慰亭太费事了，我怎么能收他的？’杨士琦回答得很巧妙，他说：‘袁宫保（指袁世凯）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侍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庆王听了就不再客气。不多几时，荣禄死了，庆王继任。入军机之后，杨士琦话说的并不含糊，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遇有庆王及福晋（满语称夫人为福晋）的生日，唱戏请客及一切费用，甚至庆王的儿子成婚、格格出嫁、庆王的孙子弥月周岁，所需开支，都由袁预先布置，不费王府一钱。那就完全依照外省的首府、首县伺候督抚的办法，而又过之。”
袁世凯先后向奕劻行贿多少，是无法统计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袁世凯向奕劻行贿的数目是极为巨大的。奕劻代替荣禄主持军机仅一年，就发生了御史弹劾奕劻案。此案说明了奕劻受贿数额的巨大，也从反面证明了袁世凯的出手大方。
以金钱为桥梁，袁世凯接通了奕劻这一中央政府的领衔人物。他在奕劻身上下注的巨额本钱，同时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奕劻虽贵为王爷，权势重为领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练兵大臣，但仍然不能免“名利”之俗，为之“争趋”，自然就不能不最终成为袁世凯夹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为其所利用、所驱策。
由于被袁世凯用金钱所收买，奕劻对袁世凯是有求必应，言听计从，几近傀儡。袁世凯向奕劻推荐的人大都得到了重用。有时，奕劻甚至主动让袁世凯推荐人才。
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指出：“弄到后来，庆王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世凯，表面上说请他保举人才，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而已。”
《凌霄一士随笔》中写道：“西后唯一宠臣荣禄死后，奕劻代为军机领袖，权势日盛。其人贪碌而好贷，袁世凯倾心结纳，馈遗甚丰，并与其子载振结昆弟交，奕劻奉为谋主，甘居傀儡。庆、袁之交既固，世凯遂遥制朝政，为有清一代权力最伟之直隶总督焉。东三省实行省制，主之者世凯，意在扩张势力，所谓大北洋主义也。丁未（1907年）三月，徐世昌简东三省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兼三省将军，地位冠于各督。奉、吉、黑三省巡抚则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四人皆出袁荐，东陲天府，悉为北洋附庸，固见世凯后眷之隆。而奕劻之为袁尽力，自尤匪鲜。”
在金钱力量的驱动下，奕劻完全为袁世凯所用。由于只要袁世凯向奕劻推荐谁，谁就可以被提拔重用，所以，一时间依附于袁世凯者门庭若市，袁世凯为了扩大自己的团体势力，对前来投靠者一概接纳。这是清末袁世凯势力迅速膨胀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奕劻看来，他与袁世凯的权钱交易还是很成功的。毕竟，奕劻早年家境贫寒，过怕了受穷的日子。入驻军机领袖后，奕劻在袁世凯的支持下迅速过上了真正的王公贵族的享乐生活。尽管有人骂他是第二个和珅，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乐此不疲。
就历史资料记载来看，奕劻至少在下列五个方面帮了袁世凯的大忙。
1．对袁世凯安插自己的亲信言听计从。结果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重要职位上，遍布了袁世凯集团的力量。这是造成后来袁世凯力量尾大不掉的一个重要原因。
2．支持袁世凯练军办校，造成了国家之兵为将有、将为袁有的局面。
3．与袁世凯联手，搞掉了一心保护大清江山的后清流势力如瞿鸿禨等辈。
4．以害怕北洋军起来造反为由，软中带硬地反对摄政王载沣杀掉袁世凯。
5．武昌起义发生后，全力说服清室让袁世凯出山收拾时局，甚至不惜把自己内阁总理大臣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那么，袁世凯打通关节、运动权贵的银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此批经费是袁世凯从练兵专用经费、北洋实业、增加税赋、发行公债以及地方财政动用而来的。
据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以后，还得到了两笔意外之财。一笔出自李鸿章。据梁士诒回忆：
我来到天津，住在总督衙门，有时也住在海关道衙门。在总督衙门与于晦若同居一室，甚相得。每月北洋编书局总办的车马费，全都由淮军银钱所送来。后来一想淮军裁撤已久，怎么还有银钱所的名自？当时只将车马费照收，不便详问。后来于徐颂阁师的宴席上见到王文韶，谈起李文忠（李鸿章，文忠是其谥号）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举出事例说：“当甲午之后，李文忠赴日议约，离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李）列册交代，有‘淮军钱银所’存银八百余万两。此系文忠带兵数十年，由‘截旷’、‘扣建’而积存者。如果是我王某人带兵，此款是否应当交出，尚且要费一番斟酌，然而文忠漠然置之。到后来既列作公款，我离任后，由荣仲华（荣禄，仲华是其字）而至袁慰亭（袁世凯，慰亭是其字），中经庚子之乱，此款独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练兵之需，气象雄阔，是受李文忠之荫也。”我于是恍然大悟淮军银钱所送车马费的缘故，愈加佩服李文忠的廉洁，（身）当甲午（兵败）乙未（马关签约）的诽谤，而文忠不发一言（辩解），其度量也非同寻常啊。
所谓“截旷”、“扣建”均为清代军队中的专门术语，军队发生缺额，需要募兵替补，称为“顶名吃粮”，但顶补的日期不相衔接，差额日期的军饷须逐日扣除，这部分扣下来的军饷就被称为“截旷”；清代通行阴历，士兵月饷以30天计算，遇到小月（只有29天）须扣减一天，小月又称“小建”，故因小月扣减下来的军饷就称为“扣建”。李鸿章任职北洋多年，积少成多，遂有了淮军银钱所这八百多万两的积累赢余。李氏本可以按当时官场对待陋规的惯常做法，把这笔灰色收入装入自家的腰包，但他把它作为公款列支，并将其全数移交给后任，难怪王文韶自叹不如，要称赞李鸿章“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了。北洋淮军银钱所这笔钱作为固定存款，利息应相当可观，以五厘的低息计算，每年也有40万两的收入。
另一笔意外之财，则是接收列强占领天津期间所经手的海关及杂税银两，数目也很可观。
9月，李文忠病故，清政府调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而以王文勤继李文忠办理和约善后事宜。10月，袁到北京，由庆亲王奕劻致电行在（并与）王文勤会奏，派袁会同新升任山东巡抚的周馥，接收天津联军所组织的都统衙门。唐绍仪以天津海关道资格充当提调。地面接收之后，获得都统衙门所积存的关税及杂税银500余万两，因此袁得以大肆挥霍。那一年，京师及行在各位官员，均得到袁、唐所赠送的大宗炭敬，因此颂扬之声载道。12月，袁于正定府办理沿途行宫，供张侈丽，直到北京，都是因为有了这笔钱手头阔绰的缘故。
所谓“炭敬”，即今天机关单位逢年节所发的红包一类的东西，在前清时，则是外官（地方官）或下属，送给要好或用得着的京官和上司，借以送人情、拉关系的手段。时逢庚子乱后，京官大都宦囊羞涩，拮据不堪，袁世凯的这笔炭敬起到了雪里送炭的作用，最能见情。联系到他在山东时带头捐资数千，为奉召前往行在（皇帝和太后驻跸之处——西安）的京官们提供川资的事情，充分表现出袁世凯圆熟的手段和练达的人情。反正是公家的钱，花在公家的人身上，争取在京城有一个好口碑和好的人际关系环境，以减少、化解来自京城的阻力，对于他在地方放手推行新政无疑是有利的。对于慈禧太后及庆亲王奕劻这类亲贵，投其所好就可以了。
笼络部下与结交朋友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了句大实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翻览几千年历史，触目惊心的事实可不赤裸裸就是这样吗？从某种程度上讲，一部几千年的中国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从上到下争权夺利的历史。孔夫子强调名。但一个人如果一旦有了名，其利不也就滚滚而来了吗？民以食为天，连老百姓都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挂在嘴边之上，那些满口讲铜臭话的人又能有几个是在倾吐他们的心里话呢？
袁世凯长期身处下层，懂得前来投奔他的人的真正需要，善于用金钱和地位笼络部属。对阮忠枢的金钱笼络就是典型的一例。
早在小站练兵时，有一天，阮忠枢对袁世凯讲，他在天津某妓院时认识了一个名叫小玉的妓女，两人感情甚好，想纳小玉为妾。袁世凯听后立即严厉驳斥，说这有碍军誉，干不得。阮忠枢只好作罢。过了不久，袁世凯说到天津办点公事，邀阮忠枢一同前往。下车后，阮随袁进入一个院中，看到屋子里铺设华丽，堂上红烛高烧，摆着丰盛的酒席。及至进入里屋，便见一个丫鬟一面喊着“新姑爷到啦”，一面扶出一个打扮俏丽的新娘。阮忠枢一时不知所以然，当新娘来到面前并发现她就是小玉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袁世凯得知阮的心思后，不动声色，秘密派人将小玉赎出，并为阮忠枢在天津置办了一份家产。等把事情办妥了，他便引阮忠枢一同前来。从此，阮忠枢对袁世凯更加死心塌地，一直到袁世凯身死，他都对袁忠贞不贰。
1907年，袁世凯被调升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当时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新调任进京的官员照例要逐一拜会京都的老资格官员，袁世凯自然深谙此道。一天，他来到一满族官员增崇（字寿臣）家拜访，增崇叫出自己的儿子察存耆见客。察存耆当时还是个孩子，他回忆自己见袁世凯的情形如下：
一进门，我走了几步，随即向前抢行到袁世凯跟前，认认真真地给袁世凯请了个安，叫一声“大爷”（“大爷”也是旗人中称呼比较亲近的人的敬语，对汉员则应当称“老伯”、“太世叔”等）。转瞬间，只见袁世凯闪电似的离了他的客位，也照样抢前几步，对我还安如礼，口中还连说“不敢、不敢”。他这样的举动，大出我意料之外。当时我父亲忙说：“小孩子，小孩子，大哥太客气了。”袁世凯紧紧拉着我的双手，连声说：“老弟好！老弟好！”半侧着脸用炯炯的目光看着我，同时又半侧着脸看着我父亲说：“老弟真英俊，真英俊。”又回过头对我父亲说：“让我们先谈一谈。”我父亲当然便不再言语。原来那时的习俗，尤其在官场里，若要同人家子侄说话，并不直接问本人，而要先向其长辈说明，再由其长辈命其好好回禀，然后才由其本人恭恭敬敬地一一作答。这时袁世凯便问我：“经书都读过了吧？”我说：“现在才读《周礼》，《易经》还未读。”袁世凯说：“读经是要慢慢地读的，不可太快。”又说：“老弟需要些什么书，我可以给送过来。”我当时想，我们旗人太不讲究读书，不可叫他小看了，我要显显我的志气，也给我父亲听一听，就回答说：“为将来考学堂，目前正预备学堂的各门功课。现用的教科书，只是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几种，似是有点不足。”袁世凯说：“好，好。明天我就给送过来。”他一面说一面看着我父亲，很郑重地对我父亲说：“世兄真聪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扰老弟用功。”于是我父亲对我说：“你回书房去吧。”我便退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