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旅程中，选择显得十分重要。选择得当，就能够规避风险，易于成功；反之，选择错误，轻则会影响自己眼前的事情，重则甚至会危及自己的生命。
——佚名
选择有学问
袁世凯宦海成功的一个重要秘诀，就是他很善于把握机会，不断进行正确的选择。在他眼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实力，打败敌手，至于世人心目中的什么道德标准、行为准则、真理追求等，是不会影响到他的做事原则的。
光绪或是慈禧，二者必选其一
甲午战败，使神州大地举国上下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战争失败带来的奇耻大辱，既深深地刺伤了炎黄子孙的民族感情，同时也进一步地唤起了国人的觉醒。由于甲午战争的惨败，列强对中国更是虎视眈眈，肆意妄为。它们纷纷动手，开始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在这种情形下，从1895年开始，一场旨在变法求强的维新运动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鼓动下，如雨后春笋，逐渐蓬勃壮大起来。甲午战争的失败，在朝廷中受到刺激最大的人便是光绪皇帝。他正值青春年少、血气方刚，希望通过变法，重振大清帝国昔日的威风，一雪前耻。由于得到光绪皇帝的大力支持，群臣中也有很多响应者，维新变法运动一时蔚然成为风气。
对于康有为等人的维新主张，袁世凯从内心深处是赞成的。他在朝鲜10余年，在与各国列强的角逐过程中，对于西方的事务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对于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袁世凯心有同感。
1895年6月，康有为任工部主事之后第二次上书，都察院和工部衙门都拒绝代转，袁世凯知道后，挺身而出，主动帮康有为设法从督办政务处转呈这份上书。这是袁世凯和维新派人士接触的开始，虽然最后由于督办政务处大臣荣禄的反对，袁世凯最后没有能够帮上这个忙，但袁世凯还是很早就和维新派人士有了交往。可见，袁世凯是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的，他的这种参与是出于投机还是真正赞同维新，这很难说，不过从他任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在任上积极推行新政的举动来看，袁世凯的这些行为还是出于真心赞同的。
两个月之后，维新派由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实际组织者是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主要目的是通过讲学，把欧美的新思想引进中国，以此解放思想，激励民气。
1895年8月，在强学会的开幕式上，维新派人士杨锐、文廷式等人发起募捐活动，这其中赫然就有袁世凯。文廷式当场认捐白银1000两，袁世凯也认捐白银500两，由于两人的倡议，参加者纷纷慷慨解囊，太原总兵聂士成认捐1000两，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王文韶各认捐500两，就连李鸿章也打算认捐2000两，加入强学会，只是康、梁等人考虑到当时李鸿章主持签订了《马关条约》，为时议所诟病，所以没有接受他的捐献。
帝党领袖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述了袁世凯在1895年2月对他的一次拜访。那天，袁世凯慷慨激昂地陈说，“极言非大变法不足以保全，非维新不足以济时艰”。同时，他还送给翁同龢一份西洋人绘制的瓜分中国的画报。
袁世凯的积极参与，使维新党人对他信任有加，康有为的门人张伯桢在《南海康先生传》里有这样一段话：
先师（康有为）默审将帅中，惟袁世凯素机警，又夙驻高丽，颇知外国事，曾与同办强学会，欲引为助，知其与荣禄厚，未必就范，惟舍此又无他路可行，于六月时，暗使徐仁录入其军幕，借观志向。袁世凯称倾向先师甚。先师遽信，亲荐于德宗，又为徐致靖草折荐之。又交谭嗣同递密奏，请结袁以备不测。上即降旨召见袁世凯。袁世凯于二十九日入京。是日，召见于颐和园。初一日，降旨嘉奖，以侍郎候补。
其时，维新运动在上海、长沙等地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天津的维新人士严复、夏曾佑、王修植等人创办《国闻报》，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在小站编练新军的袁世凯和严复等人来往密切。据严复说，戊戌政变之前，他和王修植、夏曾佑、王慎修等人创办《国闻报》的时候，几人常在王慎修家谈论，袁世凯每星期六会从小站赶来参加，袁世凯“值来复之先一日必至津，至必诣菀生（王修植）处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这几个人中间，严复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总办，《国闻报》的主编夏曾佑在育才馆任教，而王修植则是北洋大学的总办，袁世凯和这几位维新人士、饱学之士整夜纵谈时事，可见他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这段时间，袁世凯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在北京，和别人交谈的话题往往离不开维新变法和练兵事宜。
但问题是，维新运动表面上是一次救国自强运动，但它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却是帝党与后党的权力角逐。在翁同龢的努力下，帝党与维新党合流，共同进行变法，并企图借此从慈禧太后手中收回政权。
事实上，慈禧太后对变法维新并不反对。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中记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即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面对内忧外患，她也在想办法改变现状。作为大清国的实际掌权人，30多年来，她一直在尝试着变通的办法，办工厂、设电报、建海军、修铁路、造轮船、派人出国留学，但是，偌大的中国还是败于东邻小国日本的手中。对于大清国的危机，她与光绪皇帝同样着急。变革是必要的，但她担心的是，这帮主张变法的新进士人与一心想夺权的光绪皇帝一旦合伙变起“法”来，恐怕难以节制，到时局面不可收拾。
因此，当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时，慈禧点了头。当变法大步前行时，她也没有说话。只是由于朝中及地方督抚大员对推行新法多持冷淡观望态度，造成局面被动，最终导致血气方刚的光绪皇帝失去冷静，走入了禁区，使他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权力之争时，慈禧才无法容忍，开始进行干涉。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支持下，大刀阔斧，连续采取了几步激烈的措施。
第一步，七月十四日（8月30日），光绪发下一道重要谕旨，裁撤詹事府等六衙门及三省巡抚。主要内容：一是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闲散衙门，分别归并内阁及礼部、刑部办理。二是裁撤督抚同城之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三是裁撤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及向无盐场之盐道等。此谕旨显示了光绪皇帝对清王朝官制存在的问题所进行的改革。这项举措，触动了清政府中的利益集团，造成了极大的政坛震动与朝局的动荡不安。
第二步，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绪帝下诏罢免礼部堂官。礼部堂官属于二品大员，而变法伊始慈禧已将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收归己有。光绪皇帝此举分明是向慈禧挑战，慈禧自然不会甘心。
第三步，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绪皇帝又下谕旨，任命维新党人物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军机章京有“小军机”之称，地位十分重要。光绪帝此举在阴夺清廷中枢大权，撇开军机大臣，将中央行政大权操于己手。
第四步，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光绪帝下谕罢免李鸿章、敬信二人的总理衙门大臣职务，再一次向慈禧发起了挑战。
第五步，9月上旬，变法正进入最紧要关头，光绪皇帝又决定开设议院，但为康有为谏阻。于是他又决定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并决定延聘外国人与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做政治顾问，指导变法事宜。懋勤殿位于清皇宫内的乾清宫西，它原来是供清朝历代皇帝燕居念典的一处宫殿，但到同治后便被废弃不用。自从开设制度局、开议院等维新举措遭破产以来，经过康有为等维新士人一段时间的筹议与酝酿，又经谭嗣同、林旭极力推动，光绪皇帝到此时决意开懋勤殿。按光绪皇帝的设想，他通过设懋勤殿顾问官的方式把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中的中坚力量组织在一起，成立一个最高级别的筹划、指导维新变法的核心，这将是一个新的权力中心。这次开懋勤殿可以说是光绪皇帝绕过了清廷当前的中枢机构与程序，与自己亲近的维新士人单独议定的，从筹划到最后决定，根本没有通过原来的王公大臣，而且顾问官中也鲜有王公大臣在内。开懋勤殿的决定一旦实施，必将极大地加强维新变法的最高指挥力量和光绪皇帝手中的权力，这将会推进变法维新的进一步展开。而且，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大清王朝的施政体制，因为它已成为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可以说是光绪皇帝撇开军机处另立的一个“中央”政府。
第六步，根据康有为的建议，招手握新建陆军兵权的袁世凯进京，封官许愿，冀以臂助。
面对光绪皇帝的步步逼宫行动，慈禧太后也不动声色地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措施。
首先，将翁同龢革职。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师傅，是光绪帝的主心骨、最信任的大臣、最得力的谋士，是帝党与维新派联系的桥梁，是帝党中最重要的人物。正因为翁同龢是这样重要的人物，所以，在戊戌变法开始后第四天，慈禧就强迫光绪皇帝罢免了翁同龢并把他赶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翁的革职，对光绪皇帝形成了巨大的打击。从此，他的依靠力量只有一批年轻的毫无根基的维新党人了。
其次，任命后党的重要人物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驻扎在直隶境内的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这样，后党就把首都北京所在的直隶省的军权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手中。随后，慈禧又任命刑部尚书崇礼署步军统领，任命怀塔布管理圆明园附近之八旗、包衣、三旗及乌炮营事务，又任命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此外，还更换了一批八旗都统。这样，后党就把京畿地区的军事控制空前地加强了。
再次，戊戌变法开始后，慈禧下令以后凡任命二品以上的大臣必须得到她的认可，新任官员必须亲自到她面前谢恩。这样，慈禧太后就把督抚、将军、提督、总兵、尚书、侍郎这些高级官员的任命大权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
最后，具体策划了废除光绪皇帝的具体方案，即“请”光绪帝到荣禄的大本营天津阅兵，然后武力强迫光绪让位，另立新君。
面对这一险恶的形势，帝党一筹莫展。最初想了一些办法，但觉得都不可行，后来，康有为建议争取袁世凯。袁世凯掌握着新建陆军，而且，袁世凯曾参加强学会，很得康有为信任。绝望中的光绪皇帝也认为只有这条路可以试试了。于是新党便派人去做袁的工作。袁世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最高领导层争斗的旋涡之中。对于他来说，一旦选择错误，前途与身家性命都得搭上。
最初，袁世凯虽然不赞成急进，但在政见上与康、梁并没有根本的分歧。甚至荣禄出掌直隶和北洋，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之后，袁世凯仍与维新派保持着热络的联系。8月中旬，他到天津谒见荣禄，请示有关9月天津阅兵的准备事宜。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他在天津一住10天，与荣禄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从后来他的表现来看，荣禄即使没有向他交底，也很可能向他打了招呼。此后，袁世凯才与康、梁等人拉开了距离，在新、旧两派之间保持了中立的立场。也许，袁世凯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回旋的余地，他才可以进退自如。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帝后两党彻底摊牌的时候，袁世凯必须赶紧做出选择。
眼下，重要的就是在光绪和慈禧二者之间，袁世凯必须做出取舍。成败得失与利益风险最大化的考虑，使他最终坚定地站在了慈禧、荣禄的一边。
其实，从袁世凯被召见期间的活动来看，其倾向性就已十分明显。袁世凯往常进京，公事之外，终日奔走于权要贵门，酬酢往来无虚日，而此次进京，则一反常态，先是，他闭门不出，新、旧两派的人物谁也不访不拜，召见后想要立即请训回津，离开京师是非之地。得知被突然提升，不情愿地卷入新、旧两派政争的旋涡之后，他则连日走访高层政要，表白心迹以避嫌疑；对助成这次提升的维新人士，他也只是去信感谢，派幕僚徐世昌前往联络，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在谭嗣同夜访，洞悉兵谏密谋之后，袁世凯知道自己已没有可能置身事外，何去何从，需要时间来思考决断，故虚与委蛇，借故推托。作为经验丰富、头脑实际的官僚，袁世凯清楚地知道帝、后双方的力量相差悬殊。维新派冒险蛮干，成事的机会几乎是零，所以他绝不会将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事业前程，甚至身家性命押在这种冒险活动上。但是他知道了维新派的核心机密，已难以置身事外，更不能坐等阴谋败露牵连自己，所以牺牲维新人士，告密自保几乎可以说是他没有办法的选择。
但是向谁告密，怎样告密，却大有讲究，袁世凯为何不就近在北京向庆亲王、刚毅或王文韶告密，而是要等到回天津后向荣禄告密？
这件事，突出地显现出了袁世凯的智慧与缜密的心思。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袁世凯得到小站练兵的差事，离不开荣禄的支持，特别是遭到参奏时，又是荣禄保护了他。袁世凯在实践中深深地认识到，荣禄背后有着慈禧太后更大的背景，是他仕途上的福星，将这一秘密告诉荣禄，不仅可以继续得到荣禄的信任，而且还可以借荣禄之力躲避过这次风险。
这样，一方面，9月25日，诏命荣禄即刻来京，后党废黜光绪的计划开始启动。另一方面，袁世凯告密的正效应也开始显现。首先，荣禄进京，诏命袁世凯护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事务，相当于临时总督，而这没有荣禄的首肯是不可能的，表明荣禄已非常信任他了。其次，荣禄进京的第二天，就奏请奖叙协助袁世凯创设同文、炮兵、步兵、骑兵四个武备学堂的监督段祺瑞，其真实意图是为袁做铺垫。再次，在荣禄担任军机大臣的当天，“一再有人问荣相说：‘袁世凯曾奉有密诏吗？’回答说：‘有。’‘诏中可曾有杀公的话吗？’回答说：‘有的。’（于是）说：‘那么袁世凯先前是个同谋者了，既同谋又检举，首鼠两端，此人也无足可取嘛。’荣相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我的人”，是官场上至今沿用不衰的典型用语，荣禄对袁下这种评语，说明他已将袁划入了自己的政治圈子。作为促成训政的核心人物，荣禄备受太后倚重，进京大用，政治上正在走红。与荣禄结成的这种更为紧密的关系，将成为今后袁世凯仕途上顺利发展的有力保障。
离开是非之地，一个明智的选择
1899年夏，多年积累的中外矛盾、内部矛盾不可调和，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山东爆发。由于山东巡抚毓贤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个事件，结果，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境内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势，几乎每个村庄都建起了拳场。面对山东动荡的局势，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此事非同寻常，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政治震荡。天津为洋人聚集的地方，弄不好就会危及自己的前途。识时务者为俊杰，应当赶快想出办法，早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于是，袁世凯屡次向荣禄陈述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和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希望荣禄能帮助他将小站新军迁往山东。荣禄认为袁世凯有魄力，是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加上当时德人正在胶州半岛闹事，也需要派兵前往震慑，因此，荣禄竭力保荐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这样，就有了1899年12月6日清廷发布派袁世凯接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的上谕。12月26日，袁世凯率领其小站的军队开拔山东，及时巧妙地躲过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
对于袁世凯和他的团体来说，1899年12月，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月份。这是因为：
1．在此之前，袁世凯仅仅是一个军人，袁氏集团也仅仅是一个刚刚初具雏形的军事团体。这之后，袁世凯成为封疆大吏，握有一省的生杀大权，袁氏集团也因此由一个军事团体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全方位的军事政治团体。在此之前，袁氏集团仅仅局限于小站一隅，之后成为山东一省的主人，有了一块不小的根据地和势力范围，所有这些，对于这个集团的发展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2．袁世凯及所部武卫右军开赴山东，直接使袁氏集团在不久发生的庚子事变中躲过了一场危及本集团生存与命运的严重危机。因为，此时袁世凯及所部如果还在天津小站，那么庚子年八国联军向中国开战，首当其冲之地便是天津与直隶。袁世凯如果不与洋人开战，就是奉旨不遵，官运不但没了，就是脑袋能不能保住还是个问题；如果奉慈禧太后之命与联军开战，则不但胜利没有把握，就是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点政治本钱也会在这场战争中损耗殆尽。况且即使自己没有战死，辛丑议和后自己还不是要充当清廷的替罪羊而被押上断头台吗？由此看来，袁世凯能于1899年督抚山东，就不仅是袁氏集团开始发展的一步，它更使这一集团躲过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灭顶灾祸。从这一点上说，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是多么幸运啊。
李剑农在评价这一事件对袁世凯及北洋集团的发展影响时说：“庚子五月二十一日，袁曾奉旨调新建陆军入都，这是袁与北洋军阀存亡的一个大关头。慈禧太后的意思，是要他入京帮助义民的；荣禄的意思，或者是要他去解散义民，或者是要他去保驾，不甚明了；东南各督抚，也有主张‘袁慰帅即由山东提兵由保定进京，以清君侧、护两宫为要义’的；但是袁将所部军队一部分开到直、鲁接境各处，却不前进了。假使袁果提兵北上，一定是那些义民的大敌；联军到了，恐怕也不认得他罢！他是打义民呢？还是打联军呢？所以他带兵出抚山东，与此次顿兵不进，又是幸运照临他的一点。”
正因为袁世凯及其团体及时离开了当时政局的是非之地天津，才使他能够在复杂的局势面前有条件从容考虑与应变，做到慈禧太后与列强两边都不得罪，从而为日后他的官星高升及其集团在万难境地中争取到了一片生存的空间。单就这一点来说，袁世凯及其团体的发展实际上也不是如常人认为那样来之容易的。即时设法离开天津小站这一事件，说明袁世凯确实具有异于常人的预见力和行动力。
勤王或是和洋，这又是一个问题
戊戌政变之后，袁世凯官运亨通，由于山东等地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他被任命为山东巡抚，带领新建陆军前往山东平定局势。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是由于洋人和当地百姓的矛盾激化而引发的。朝廷要袁世凯公平处理。但是，一边是惹不起的洋人，一边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袁世凯自然知道避害趋利，镇压义和团以讨好洋人。而最高当权者慈禧太后则因为多年受洋人的欺压，挟私泄愤，想用义和团对抗洋人，最终引来八国联军的入侵。在这场战争中，袁世凯再一次洞观全局，避害趋利，选择了可以预测到的胜者的一方。当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袁世凯不顾清廷发出让他带兵北上勤王的召令，虚与委蛇，保存了实力。在南方，袁世凯致电上海英国代理领事华伦，表示愿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采取一致坚定的立场，维护和平。同时，他仿照东南互保的办法，与列强驻烟台的领事达成协议，派兵保护教堂，将“内地各国洋人均派兵妥为护送到烟台暂避”。在这场动荡中，由于袁世凯处置得当，不仅躲过了一场灭顶之难，而且得到了列强的欣赏和瞩目，为他此后在政坛上的驰骋进一步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