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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远有李》因“血统”而夭折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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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凭什么能够意识到有一个自我,我倒渴望从中分离出来,逐渐长大。

——泰戈尔

我是一个夭折的画家。

小时候,我在一家很简陋的俱乐部里,看了场5分钱的电影,秦腔古典名剧《三滴血》。回家以后就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电影里的乌纱帽和官袍,趴在桌上画。

我就不明白,那些穿官袍的人为什么老托着腰带?是不是一松手就掉下去?乌纱帽两边为什么支楞一对翅膀?晃来晃去还不够晕的?之后又不断地回忆官袍上的图案,文官绣禽,武官绣兽,官品不同,所绣禽兽也尊卑不一,仙鹤孔雀狮子虎豹……琢磨来琢磨去,如醉如痴。

那是我第一次对画画产生兴趣,不到四岁半。

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爹的一个朋友,在铁路系统搞宣传工作,会画几笔人物花鸟。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就是领我进门的师傅。我们其实只见过一面,他什么也没教我,只领我看了他的画,当时的感觉,就是眼花缭乱。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开始。

我开始自学素描,它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我第一次知道铅笔居然有软、硬之分,以此为标准,能分成13种之多。我首先接触到的是苏里科夫素描体系,搞不懂它的理念,只是拿起笔找感觉。没完没了地练习笔法、力度分寸,临摹、写生,各种几何形体的石膏像和自然风景,轮廓、线条、结构、光影……客观与主观的世界在我笔下交融,仿佛突然练就了造物神功,无所不能。

除了上学、吃饭、睡觉,我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画画,爹娘很发愁。那个年代,都希望孩子能“学习好”,其他方面,过得去就行。但他们仍然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娘管理着一家印刷厂,各种纸张有求必应;我爹请人给我做了大大小小好几个画夹,里面是木板,外面用军布包起来,粘好,两边钉上背带。

我小小年纪,对自己的要求却极为严苛,近乎强迫。原因说不清道不明,就是喜欢画画,画不惊人死不休。

上中学以后,我认识了一位姓戴的美术老师。他那时单身,常年住在学校,在画室里一呆就是一整天。每周末我都去看他写生,他画的是油画。从他那里,我学会了用湖蓝色给画打底,湖蓝和一切颜色都是可以相融的。

初一一年,我画了厚厚一本习作。其中大半作品是临摹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派”,就是看上去支离破碎、扭曲变形的那种。我对画派不太理解,但我崇拜毕加索。习作中还有小部分是人体。当然没有模特愿意脱了衣服让我画,都是石膏像写生。

我姐夫是哈密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为了讨好我娘,把我接到哈密去读了两年初中,美其名日“补习英语”,跟他一块儿住教师宿舍。我很喜欢姐夫的一套黑白道运动服,他说,只要我英语考试过了60分,就把衣服送给我。

我在哈密的学校里认识了郭鸿儒老师,新疆“四大才子”之一,毕业于齐鲁美术学院。学校大礼堂两侧有两间厢房,一间是他的卧室,一间是他的画室。认识郭老师以后我就不住教师宿舍了,搬到了他的厢房里。每天做完功课,我就帮他批改作业,分儿打得不高,他老怨我。

画室里有个一人多高的大卫头像。这是中学美术课的必备教具之一,但从来没人用过,最实用的一次就是被我用了。

只要有时间,我就临摹。我的画纸高、宽都是2米,展开有一面墙那么大。

灯光从石膏像的斜上方打过来,我站在5米开外的地方,用铅笔量比例、打点、走轮廓,黑白灰的过渡、头发和皮肤的肌理……然后退后几步、上前几步地虚着眼看。我用72个课时完成了这幅画,前后大约一个月,与实物完全是1:1的比例。

每个周末,郭老师的诸多同仁、朋友就到画室里来聚会。我们先一起烤土豆,吃完再去看画。所有的人看到我画的大卫,都惊诧不已,“这孩子胆儿真大!太有天分了!”

艺术创作讲究悟性和灵感。三分之一的时间,我在向老师学习。三分之一的时间,我自己对着书本体会、感受。还有三分之一是实践,不断挨骂,不断自我修正。在老师眼里,我的画永远是错,所以他永远在纠正我,他的纠正也是一部教材。

还好我聪明,懂得举一反三。

有时画静物,我找不到亮点。老师拿起橡皮,在我桌上敲了敲,“记住了,它可以调整明暗对比。”说着,拿橡皮在球上亮面轻轻挑一下,“你再虚着眼看看,是不是亮点?”

“是!”原来会者不难。

“这不就完了吗?真笨!”

我绝不让他在同一个问题上有机会第二次骂我。这或许是一种天赋,从此我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到物体的亮点。

高中时我回到了乌鲁木齐。我不爱说话,自我封闭,绘画就是我与外界的交流。高一开学前,去学校领了新的教科书。两三天的工夫,课还没上,我已经给语文课本从头到尾配好了插图。

每天放学回家,做完功课,我就在小本上画《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人物按照“魏、蜀、吴”分类,公孙权、孙策、孙瑜、曹操、刘备、赵子龙、关羽、张飞……我甚至不需要参照,全凭想象,精细的白描手法。一页一个,一晚上能画四五个。

画完了,我把它拿去跟同学换邮票。一本二三十页的“三国人物”能换到一枚或一套很好的邮票,数不清我一共画过多少本。我并不懂集邮,到底值多少钱,无从考证,只是心爱换心爱罢了。后来才知道,也有值钱的,比如“祖国山河一片红”。

我所在的乌鲁木齐铁三中是铁道部重点中学,也算是全国重点。高一那年,我作为学生会宣传部长,联合校团委,发起、组织了一次铁路系统的黑板报大赛,规模覆盖数十所中小学,规格相当于整个乌鲁木齐市。当时的我,对各种绘画技法都有涉及,粉笔画尤其拽得厉害。

有三天的时间,我没有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一个人在一块长约4米的黑板上,照着一本画册,用白色粉笔勾画出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的浮雕作品之一——《五四运动》。操场上人声鼎沸,枪鸣炮响,高音喇叭播放着激昂的进行曲,这一切于我只是遥远的背景,尽可充耳不闻。我的眼里只有线条、色块、明暗、凹凸,耳边只有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天青年学生们在高喊口号,慷慨陈词。既不知道饿,也不觉得累……

我的作品不参加评选,只作为展示,几乎乌鲁木齐市所有学校的校长、主要领导,都来观摹这幅画,无不啧啧称奇。

各校的黑板报参赛作品以照片形式寄来,经过评委会评分,颁奖大会上,由我来宣布获奖名单。

学校大门口的“着装守则”白纸黑字写着,男生不许留长发,教导主任拿着一把剪刀站在门口,违者就地处理。也不许穿喇叭裤、榔头鞋。可我就是这么副打扮——您要是让我现在回去换发型、换衣服、换鞋?我倒没问题,操场上那几百号参加活动的老师学生,只好麻烦他们等等了。

结果,当然没人把我怎么样。

长发、喇叭裤、紫红色大头皮鞋,我站在高高的领操台上宣布获奖名单。没错,我居功自傲,我有恃无恐。但是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何谓“宽容”,心中只有两个字:感激。

自从在黑板报大赛中小露锋芒,学校发现我是个“绘画奇才”。过了些日子,西北民族学院艺术系来新疆招生,教导主任热情地鼓捣我去面试。我稀里糊涂带着大量素描,一些水彩、水粉作品,以及一幅油画,去了他们的招生点。

西北民院的老师看了我的素描作品,赞不绝口,天生的油画家坯子,问我:“毕业证带了吗?”

“什么毕业证?”我一头雾水。

“你高三毕业没有毕业证吗?”

比萨斜塔,始建于1173年,自动工之初塔身开始倾斜,至今仍在继续。闺女一脸凝重、担忧的表情,严肃地问我:“爹,它什么时候倒?”

“我,我开学上高二。”

“我们这是大学,招高中毕业生,你高二来干吗?”老师大为光火,空欢喜一场。

一年多以后,临近高考,班主任老师建议我报考西安美术学院。

西安美院没有面试,只要求考生将相关作品邮寄过去,合格者直接进入复试。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制度不严谨,给滥竿充数的人提供了方便,随便把谁的作品寄过去冒充一下不就行了吗?而复试只是考一些简单的常识,基本上起不到甄别人才的作用。最后一关,文化课考试,以我当时的成绩,一考一个准儿。

我挺“洁身自好”,不愿意和一群有可能“滥竿充数”的人混在一起。另一个使我犹豫的原因是郭鸿儒老师说过的一句话:“画画是讲究血统的。”我没有这个血统,未来能走多远,很难说。我冷静地考虑了几天,决定放弃美术专业。

这令很多关心我的老师大失所望,他们反复劝我,千万慎重,这可是本科文凭啊。可我没有改变主意。

一个画家就这样“夭折”了。

多年以后我又重新拾起画笔,是为了我闺女。

闺女学画,我为她请了专业教师,兴起时,自己也客串一回业余老师。

我给闺女上课,走的是“野路子”,不规律也不系统,全凭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她在幼儿园信笔涂鸦的作品我也都保留着,印象派、立体派,完全没有章法,随她发挥吧。

我喜欢让她边玩儿边学。一张白纸,我先把四个角折进去,告诉她绘画讲究留白,折进去的部分不可占用。然后问她:“你看到了什么?”

“公路、汽车。”

我把这两个词写在小黑板上。“还有什么?”

“山、水。”

我又写上,“还有呢?”

“还有好多人在摘樱桃。”

“你刚才说的这些,都叫元素。现在老爸要把元素按远、中、近分开,然后……”

好的画作,贵在“栩栩如生”。当然,其中有技巧问题,有想象力问题,还有是否用心观察的问题。把看到的东西铺排有致地展现在纸上,对孩子来讲有难度。于是我先帮助她整合这些元素,区分开远中近、黑白灰,她再来画。画好以后,我在原图上修改。一边修改,一边给她讲什么叫“比例”,什么叫“构图”,什么叫“逻辑”。

“画画,不但要画你看到的,还要画你想到的,感受到的……”

仿佛时光倒流,我随闺女回到童年,回到自己撅着屁股趴在桌子上画乌纱帽的那个混沌初开的夜晚。

带闺女出去旅游,速写本和钢笔是我随身必备。在澳大利亚,我问她:“悉尼歌剧院像什么?”

“贝壳。”

“对。为什么像贝壳呢?”

“因为旁边是海。”

“对了,旁边有大海。”

一边吸引她注意力,我一边飞快地将悉尼歌剧院的轮廓勾勒下来。一定要快,因为闺女两分钟就不耐烦了,非拽着我走。所以我的速写本里充斥着各种“半成品”,晚上回去再对着照片完善。

我常和闺女一起翻看过去的速写本,边看边考试。

“法图麦,这是什么?”我指着其中一页问她。

“叹息桥。”她反应飞快。

“在哪里?”

“威尼斯。臭水沟!”

“那儿还有什么?”

“冈都拉!”

“这个呢?”

“嗯……延安。”亏她想得出来。

“胡说!再看看!”

“不知道。”她挠头。

“我带你去过,离CCTV不远。”

“哦……好像叫天什么?”

“天坛?”我成心误导。

“不对!天宁寺!”

对话间,记忆翻波逐浪地涌起。画中的时日、心情、风景,甚至阳光和温度,一一重现。

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