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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远有李》CCTV版罗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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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误解另一个时代。一个小小的时代以自己的可恶的方式,误解其他一切时代。

——维特根斯坦

丫是谁?

丹尼斯·罗德曼何许人,不用我介绍了吧?没听说过?那麻烦您上网搜一下“NBA第一狂人”。尊容和事迹,应有尽有。

今儿也没经他允许,我就擅自宣布,此君跟我有点儿关系。不是兄弟,胜似兄弟——难兄难弟。个中缘由,您不妨听我唠唠。

我这人,穿衣服特讲究,胸前非得绣上名字缩写“LY” 。我衣服下摆都长啊,为了让整个人看起来不像喇叭,领子就得大。领子一大,那个“L”不就被盖住了吗?就剩下个“Y”了。于是老有人盯着这个“,字,百思不得其解,“请问,‘丫’是谁?”

这个问题问得好。是啊,丫是谁呢?

我一直在寻找自己于CCTV的定位。

前两年收视率特高的时候,有人恭维我是“一哥”,开玩笑,“一哥”那得是长官,我顶多是个八哥。

还有人抬举我,把我和其他几位男主持人并称为“CCTV四大天王”,这也歇了吧。虽说我和小朱老师都一样身穿黄马褂,四品侍卫。但我不过是午门外巡视,他可不一样,带刀御前行走啊!

前两年刮起一阵“反对娱乐庸俗化”的风,女主持人不许穿奇装异服,男主持人不许留长发,不许染发。有人不服,拿我说事儿:“李咏怎么就那样呢?”

长官站出来,安抚民心:“大家不要什么事儿都看李咏,他是个特例,特例。”听不出是表扬还是批评,但总归是给我留了条活路。

受他启发,我突然明白自己的定位了:CCTV的李咏,不就是NBA的罗德曼吗?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作为主流人物乔丹的重要陪衬,少他一个欠点儿,多他一个闹心。

当然了,我们哥儿俩只是性质相似,形式并不相同,就像那天桥上卖艺的,各使一摊儿。

2004年的《梦想中国》,浑身插着鸡毛,把自己弄得跟“毽儿”似的。

最开始我漂了一小绺黄头发,就在脑门这儿。长官看了我的节目,很不满意,把制作人叫了过去。“你们这摄像有问题啊,你看李咏头发这儿,都‘呲光’了。”

制作人定睛一看,解释说:“这不是呲光,是他自个儿染了一绺黄头发。”

长官也仔细看了看,哦,这么回事儿。“你回去跟他说,要弄就弄粗点儿,弄那么细一根干吗?”

长官的话我得听啊,接到指示当晚,我就去染了特粗的一绺黄毛儿。

也就隔了一个月,CCTV要在一家五星级饭店搞个挺盛大的活动。活动之前,还是这位长官,指示我的主管长官:“通知李咏,把他头上那黄色儿给染黑了。”

“为什么?”我跟主管长官较劲,“不是他让我染粗点儿吗?”

“行了,你歇了吧。”主管长官说,“过两天不是要搞活动吗?还会有更高一级长官出席。他们接受不了。”

考虑到更高一级长官的承受力,我又给染了回去。毁死我这点儿头发了。

长官看着是顺眼了,可是我自己一照镜子,头顶上没那么一下,不行,看不惯。都不知道自个儿是谁。我想了个权宜之计,不让染,画总可以吧?

我的化妆师有种专业颜料,类似睫毛膏,专门画头发的。红橙黄绿青蓝紫,那效果,不比立邦漆差,鲜艳持久,环保无味。

于是每次上节目之前,我都在化妆间里给自己画一绺彩色头发,黄的、白的、紫的、红的、棕的、银的……跟当天穿的衣服颜色搭配着来。这么好的方法,怎么早没发现?

这一日长官又在电视上看我节目,嘿,反了你了,说不让染,还染!

第二天我就被叫到了长官办公室。进去以后一照面,长官困惑了,“怎么昨儿电视里见你还是紫头发,今儿又变黑了呢?”

那是!科技以人为本,这玩意儿一洗就掉啊。

成天就弄这种“猫捉老鼠”的事儿,挺好玩儿!

性别男,爱好女!

早在10年前,《幸运52》开播之初,我就向当时的长官虚心讨教过:“您说我该咋主持?”

面对新生事物、舶来品,长官也没主意,“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一路,我自己看着办过来了。开始挺美,觉得按照国际惯例,咱也混进了一个越老越值钱的行当,奔着大卫·莱特曼就去了。可是要说也怪,人家那边儿是年纪越大,越德高望重,越德艺双馨;在咱们这儿,人但凡上了点儿岁数,就从上到下都看不惯你了,各种意见、建议、批评、指示,呼啸而至。

长官发现,千万别让这小子耍开,不拿绳子勒着,不定犯什么事儿呢!

我也不是成心捣乱。打从10年前开始,我就这形象,在观众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节目组做过问卷调查,赶上哪期节目我耍个宝,自毁形象,头上包个羊肚手巾,耳朵边儿挂个花儿啥的,收视率一准儿暴跌。

“瞧你这样子,成何体统!”

再说这么多长官,一人一个主意,每天都有新的指示传达到我耳朵里。就说头发这一项,除了颜色,还有长短、形状、弯曲度,前后得有一百多位长官发表过意见。都听我也听不过来。听谁的不听谁的,还得各方权衡。别回头,得罪了长官,还得为收视率缩水负责,我图什么啊?

除了头发,就我这周身上下,问题太多了。

比如我原来喜欢向观众行礼。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在额头这儿比划一下。长官问:“你什么意思?小布什下了直升机就这样!”

有时候我爱用右手扶着左边胸口,表真诚,表敬意。长官也不让,说这是“拉登的标志性动作”。

我跟观众朋友不见外,习惯于把生活中的自然行为搬上舞台,当然也包括一些不那么“美”的地方。长官又说了:“瞧你,站没站相,挤眉弄眼,成何体统?”愁得我,下定决心,刻苦练习“丁字步”。

除了外形方面的诸多不和谐因素,我说话也老招长官不待见。比如遇见新婚夫妇,我奉承人家:“恭喜发财,龙凤双胎!”长官马上提出质疑:“说什么呢?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

还有时候我对观众自称“在下”,长官也不爱听。“什么叫在下?你是堂堂CCTV主持人,注意点儿影响好不好?”我就特茫然,不说“在下”,难不成是“在上”?站在舞台上,我说出来的话,喷出来的口,都是坊间俚语。让我拿什么“在上”?大尾巴狼啊?

摸着良心说,我跟CCTV这座大楼子感情很深,它给了我今天的一切。但我却越来越感到生存空间的逼仄,狭小。我这个凭嘴谋生的人,如今嘴却被堵住了。

您知道生活中什么样的人最惹不起吗?对喽,中年妇女。今儿指东,明儿指西。姑奶奶的价值观让我找不着北。

从《幸运52》到《非常6+1》 ,再到《梦想中国》、《咏乐汇》。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曾经看到过几缕“大俗”的阳光。何谓“大俗”老子说了,大俗即大雅。这就是我毕生的追求。

但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像那花生豆,煮煮很可口,炒炒更香脆。有谁想过花生豆在花生壳里呆得多郁闷?好不容易被剥开,挺舒服,终于见空气了,哪知没敞亮多会儿,又被一张巨口吞掉,直到变成肥料,又泼到地里,接着种花生。永无出头之日,它也想不通啊。

当然,也是我自讨没趣。单论虚头巴脑的名声,好歹我也算个“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再往后,“老一辈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哪儿还没我一块生存之地呢?但就是一腔热血,非要往那夹缝里挤。挤不动了,还怨人家“土壤不够肥沃”。

伟大的民主斗士闻一多说:“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我没他那么大无畏,就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主持人也一样,要维护自己的主持生命。夹缝中求生存,关键就在这个“生存”。

在很多人眼里,我很风光。只有我自己知道,生活其实是“快乐并痛着”。我获得过许多成就,许多首肯,许多认可。但我又哪儿哪儿都挺疼。

鲁迅先生讲话,自己是上了岁数了,也没什么非说不可的话了,但为了仍然有梦的年轻人,总是不免要呐喊几声。我也是这么个人老心不老的主儿,时不时就想呐喊呐喊,可惜喊不出声,或者即使出了声,也很微弱,别人听不见,也不想听见。

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是一台节目的灵魂。可我不是,没人把我当“灵魂”,顶多是个“魂灵”,飘荡在舞台上,充当着某种必须的元素。

所以你就发现,主持人大都不太正常——我是说有责任心的主持人。干到最后,不知道自己肩上扛的是什么。小崔老师和小白老师擅打“伏击战”,他们拧巴了。我专门把人往“歪道”上引,居然也拧巴了。我们头上都戴了个铁帽子,装修得跟皇冠似的,漂亮,熠熠生辉。实际上是孙悟空头上戴的金箍,滋味儿只有自己知道。

总说CCTV的主持人好得病,这不,小崔老师、小白老师都抑郁了,我才知道不是我一个人每天晚上睡不着。

不过还好,我被心理医生连续盘问了半个小时,居然一点儿没绕进去。最后他奇招突袭,问:“性别?”

“男!”

“爱好?”

“女!”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得出结论:“踏踏实实走吧,你没病。”

你是主流吗?

我也想跟别人一样来着。往根儿上倒,也没什么不一样,都是生在蜜罐里,长在红旗下。但是有意无意的,我就成了“罗德曼”,一个为维持CCTV“物种多样性”做出杰出贡献的异类。长官们从此有理了:“老说我们太规范,瞧,我们还有李咏这号人呢。”

自2000年获《新周刊》“最佳游戏节目主持人奖”,我连续多年拿奖拿到手软。特别是两年前,我还拿到了上海电视台颁发的年度大奖,以及两岸三地华语主持人“最具品牌价值奖”,别号“接班奖”。有媒体报道,赵忠祥老师说:“我们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刘翔和李咏的时代。”

我突然飘飘然,那么多优秀主持人,都只获单项奖,我这个一天到晚嚷嚷来嚷嚷去的主持人,却弄了好几个年度大奖。不容易啊,奔了这么多年,终于混人主流了。

我怀着庄严的心情凝视奖杯,立志从今往后,重新做人,投入革命大熔炉,每天以“主流”的姿态投人工作。突然发现不对啊!对别人来说是靠谱,搁我身上就是不着调。要想保持收视率,继续谱写宏伟乐章,我还得是原来那个德行。

真以为人家把你当主流呢?早先曾有长官说过:“CCTV无娱乐。”我顶多是主流中间的一个摆设,用不用、怎么用,都是两说着。没有罗德曼,怎么显出乔丹的高尚呢?没有午门外巡视,怎么显出带刀御前行走的威武呢?

我从来不参加CCTV的任何会议,但有一天我去了,广电总局长官、罗京、李瑞英主持。主席台上方挂着大红横幅——反对娱乐节目庸俗化。

我往旁边看了看,CCTV的主持人有三个:小崔、朱军、我。再往后一看,都是其他各电视台的,而且没有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

小崔说,娱乐节目之所以越办越庸俗,收视率是万恶之源。

朱军说,《艺术人生》就很高雅,它的收视率并没有下滑。

一度拿奖拿到手软,以为从此被纳入“主流”。

轮到我发言,我说:“今儿这会,好像是给我一个人开的吧?”

说完话,我起身离席,去旁边那屋抽烟去了。过了一会儿,罗京过来了,问我:“怎么了?”

我没抬头,说了一句:“我想走。”

他劝我:“别价啊,这才刚开始,后面一堆人没发言呢。”

“庸俗、低俗、通俗,到底有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么多年了,也没个定论,老TMD开会,就批斗我一人儿啊?”

“嗨,没这意思,你就当应个景,啊?”

“我只想好好服务电视观众,再说别的我也听不懂,不奉陪了!我还有个更重要的会要开。”说完我抬屁股就出了门。

“你还开什么会啊?”罗京在后面问。

“家长会!

现在罗京已经走了。我唯一的后悔,是那天不该驳了他的面子,他真的是个好人。

我对自己,有着百分百近乎不要脸的自信——我唯一,我不可拷贝。

请问各位,你们喜欢吃细粮,还是喜欢吃二植子面?我毫无愧色、拍着鸡胸,把话放在这儿:李咏的节目永远是细粮!舞美、灯光、服饰,等等等等,都是精益求精。

一个好的主持人是不认命的,他的准则只有一个,就是要让节目好看。但我的处境十分尴尬,又让我撒开了欢儿地跑,又给我使绊子。发令枪未响,“为国争光”已经嘱咐得太沉太多。一旦失去爆发力,损失的是我自己。CCTV,这个大笼子,应该不差我这一只鸟儿吧?

其实我都想好了。将来我给自己录一段遗言,专门在告别仪式上放的:

“欢迎大家光临我的告别仪式,劳累各位了,你们也都挺忙。今天来的都是我的亲朋好友,既然不是外人,我也没跟你们客气,走之前都说好了,今儿来送我,就别送花了,给我送话筒吧。我希望我身边摆满了话筒。人生几十年,一晃就过,我李咏这辈子就好说个话,所以临了临了,都走到这一程了,还在这儿说话。没吓着你们吧?”

在特定的舒缓音乐中,旁白仍在继续:“前来送话筒的有……”

闭目在话筒丛中,我肯定特安详。

我这个自封的“终身成就奖”挺有创意吧?您觉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