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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观》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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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找到柏林大学物理学讲师列奥·阿伦斯[1],请他对恩格斯有关科学和自然哲学的手稿(以及马克思的数学手稿)进行判断,看是否值得出版。1897年,阿伦斯给出了一个彻底否定的意见。按照阿伦斯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著作都过时了。

成立于1921年的苏联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梁赞诺夫[2]1923年从伯恩斯坦[3]手中得到了恩格斯的手稿。为郑重起见,伯恩斯坦征求了爱因斯坦的意见。很多人猜想,爱因斯坦很有可能只看到四束手稿中的那束恩格斯标为《自然辩证法》(Dialektik der Natur)的手稿。美国历史学家悉尼·胡克[4]于1940年6月15日给爱因斯坦写信,询问伯恩斯坦是否让爱因斯坦看过恩格斯有关科学和自然哲学的所有手稿。两天后,爱因斯坦就在回信中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爱德华·伯恩斯坦让我看过全部手稿(Eduard Bernstein hat mir das ganze Manuskript zur Verfügung gestellt)。”爱因斯坦档案编号:[93—170]。

这篇意见写于1924年6月30日,有两个复本存世,但没有找到原件。

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有关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请我就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发表意见。我的观点如下:如果这部手稿的作者是一位并不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的话,那么我不建议将它出版,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还是从物理学史来看,这部手稿的内容都不会引起特别的兴趣。与此相反,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把这部著作看成阐明恩格斯精神人格形成的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出版的。

[1] 列奥·阿伦斯(Leo Arons,1860—1919),德国物理学家、社会民主党员。他因参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被柏林大学取消讲师资格。那些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当权派认为,社民党的活动是削弱现有政权的,从而严禁公务员(大学老师是间接公务员)参与这类活动。在为自己的辩护中,阿伦斯认为,政府无权过问个人良知方面的事务。尽管并没有与阿伦斯有过个人接触,在阿伦斯去世后,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高度赞扬阿伦斯的悼念文章,称他是“言论自由的一个勇敢的先驱者”。——编译者注

[2] 达维德·梁赞诺夫(Дави́д Ряза́нов,1870—1938),苏联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档案保管员、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创办者,主导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首次大规模编辑与出版工作。梁赞诺夫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中遇难。——编译者注

[3] 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及政治家。1872年,他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在外流亡数年,任几份社会主义杂志的编辑。他在英国伦敦遇到恩格斯,并受到费边社的影响。他1901年回到德国,成为修正主义(进化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伯恩斯坦设想出一种社会民主的类型,将个人的创新精神与社会改革结合在一起。他曾担任几届议员(1902—1906、1912—1916、1920—1928),启发了社会民主党的许多改革计划。他的观点却并没有及时被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所接受,他历经排斥和否定,特别是在第二国际结束,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和马列主义极“左”派长期将他称为无产阶级的敌人,“从内部窃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并冠以“走狗、内奸、叛徒、工贼”之类的头衔。——编译者注

[4] 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以对历史哲学、教育哲学、政治理论和伦理学的贡献而闻名。胡克早年信仰共产主义,后来思想转变,批判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马列主义,是一位坚定的“反共斗士”,思想极为保守。——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