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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观》给知识分子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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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爱因斯坦为1948年8月25日在波兰弗罗茨瓦夫(Wroclav)召开的“知识分子和平大会”(The Peace Congress of Intellectuals)准备的发言稿。爱因斯坦收到邀请,但未能成行,他委托奥托·那坦(Otto Nathan,1893—1987)代为宣读。但由于里面有建立“超国家组织”等内容,大会组织者建议那坦删掉,但遭到了拒绝。这篇发言稿最终并未真正在会上宣读。爱因斯坦后来将本文交给《纽约时报》,于1948年8月29日发表。

作为许多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今天我们怀着深刻的历史责任感在这里相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谢法国和波兰的同行,由于他们的提议,我们为了一个重大的目标集合在一起:利用有智之士的影响来促进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安全。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柏拉图是最早试图努力为之奋斗的人之一——运用理性和谨慎来解决人的问题,而不是向远祖遗传下来的本能和热情投降。

通过痛苦的经验,我们懂得,理性思考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深入的研究和敏捷的科学工作对人类常常具有悲剧性的含义。一方面,它产生了使人从精疲力竭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发明;但另一方面,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不安,使人成为其技术环境的奴隶,所有这些中最为灾难性的是——发明了人类自我大规模毁灭的手段。这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悲剧!

尽管这个悲剧是令人痛心的,但更具悲剧性的是:人类在科学和技术领域里产生了这么多极为成功的学者,但长期以来,我们在寻找困惑人类的许多政治冲突和经济压力的适当解决途径时却束手无策。无疑,国内以及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要对导致今日世界的危险局势和威胁负责。人类在创建一个保证世界上民族之间和平共存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形式方面还未成功,在构建一个消除战争的可能性、永远禁止大规模毁灭的谋杀性装置的体系方面还未成功。

我们这些具有悲剧命运、帮助制造更可怕和更有效的灭绝方法的科学家,必须考虑运用我们的全部权力去阻止这些武器被用于野蛮的目的,把它看成是我们神圣和庄严的责任。有什么目的对我们来说能比这更重要呢?有什么社会目的能比这更接近我们的心灵呢?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会议具有如此重要使命的原因。我们来这里相互协商。我们必须建筑联结各国之间的精神和科学的桥梁。我们必须克服国家边界的可怕障碍。

在较小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在瓦解反社会的统治权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比如,在城市里的生活就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个别国家内部的社会生活也是如此。在这样的社会里,传统和教育具有一种调节性的影响,给生活在这些范围内的人带来了宽容的关系。但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完全的无政府主义仍然流行。我不认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做出了任何真正的进步。国家之间长年不断的冲突仍然是诉诸武力、诉诸战争来解决的。不论在何方,不论在何时,只要实际上有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激发无穷无尽的野心,无限制地贪求更大的权力。

贯穿历史的国际事务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让人类承受了不可言状的痛苦和毁灭。它一次又一次阻碍人类的进步,妨碍他们身心的发展。在某些时候,它几乎毁灭了整个区域。

然而,国家试图经常处于战争准备的愿望,仍然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其他反响。每个国家对其居民的权力的控制,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已经稳步地增长了。在这一点上,权力被明智地运用的国家一点儿也不比被残暴专制统治的国家差。很大程度上因为现代工业设置的集中化,政府在其居民间保持和平及有秩序的关系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广泛。为了防止其居民免受攻击,没有一个现代政府不要求一个扩张的军事设施。另外,政府认为教育它的居民存在战争的可能性是必要的,这种“教育”不仅腐化了青年人的心灵,而且反过来影响了成年人的心理状态。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这种腐化。这种腐化甚至蔓延到了那些并无侵略意图的公民之中。国家因而变成了一个现代偶像,它的挑动性的权力很少有人能逃脱。

然而,战争教育是一种妄想。过去几年里的技术发展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军事状况。令人恐怖的武器被发明出来,它能在几秒钟内让大量的人灭绝,并让巨大的地区毁灭。由于科学还没有发明防范这些武器的方法,现在国家不再能恰当地保护其居民的安全。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得救呢?

只有当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唯一具有产生和拥有这些武器的权力时,人类才能从这种不可想象的毁灭和不负责任的灭绝中得到保护。然而,除非这个组织具有合法的权力,能解决过去导致战争的所有冲突,否则很难想象在现存条件下,国家把自己手中的权力交给超国家组织。单个国家的功能将或多或少集中在内部事务上,在它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它们只处理那些绝不会导致危及国际安全的争端和问题。

不幸的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各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人类目前所处的情形已迫使人们不得不采取革命性手段。我们的情形是过去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比拟的。因而,不可能把在较早阶段满足的方法和手段应用到现在。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彻底改变我们的行动,必须有勇气彻底改变世界上国家之间的关系。昨天的陈词滥调不再适合于今天,无疑也将在明天毫无希望地过时。让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认识到这一点,是知识分子肩上从未担负的最重要和最重大的社会职责。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尽可能超越民族教育的纽带,来启发世界人民以最彻底的方式改变其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呢?

巨大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现在失败了,那么超国家的组织将在以后建成,那时它将不得不建造在现在尚存的世界的大部分废墟之上。让我们希望,废除现存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将不需要导致一个自作自受的世界灾难,这场灾难的程度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想象得到。时间苦短,如果我们要行动,就必须现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