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爱因斯坦对受邀参加一场在法国举行的反对德国反犹主义示威活动一事的答复，选自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因为与我心中最关切的一个问题密切相关，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极为重要的请求。考虑的结果是，我个人决定不参加这个极为重要的示威活动，原因有二：
首先，我仍然是一名德国公民；其次，我是一个犹太人。关于第一点，我必须补充说明，我在德国的机构中工作，并且在德国极受敬重。尽管对那里发生的事深表遗憾，也应该强烈谴责目前德国境内政府批准的骇人听闻的反常行为，我还是不能以个人身份参与一场由外国政府官员组织的示威活动。为了使您充分理解我的这个态度，请设想一位或多或少处于类似情况之下的法国公民，与著名德国政治家一起发动一场反对法国政府行为的抗议活动。您仍将——即使您完全承认客观事实为这次抗议提供了充分的正当理由——会把您这位同胞的行为看作一种背叛。如果左拉[1]认为在德雷福斯案件之时有必要离开，那他肯定不会参加由德国官方人物举行的抗议活动，无论他多么赞成他们的行动。他最多不过是为自己的同胞而感到羞愧。
其次，对不公正与暴力的抗议，如果由纯粹出于人类的情感和对正义的热爱的人发起，将会拥有无可比拟的价值。而这不适用于像我这样的人身上。作为一个犹太人，把其他犹太人视为自己的兄弟。犹太人遭受的不公正对他来说感同身受。他不能充当法官审理自己的案件，而只能等待局外人的判决。
这些就是我的理由。但我想补充一点，我始终尊敬和赞赏这种高度发展的正义感，它是法国人民传统中最高贵的特征之一。
[1] 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记者，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最著名的实践者，对戏剧自然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法国政治自由化的主要人物，在被诬告和被定罪的炮军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得到无罪赦免的过程中，他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在《震旦报》（L'Aurore）上发表了一封名为《我控诉！》（J'Accuse...!）的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点名指控将军们精心策划了对德雷福斯的陷害。1906年，德雷福斯终于被宣判无罪，官复原职，并晋升为上校。1902年逝世的左拉，无法看到这一天了。左拉在1901年和1902年获得第一届和第二届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