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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忆录》第十四章 两广革命武力之初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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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竑,字季宽,容县山嘴村人。生于书香之家,天资敏慧,为人干练,并富冒险精神。他原是我的陆小同学,他是第四期,低我一班。辛亥革命时,他随学生军北上到南京。嗣后在武昌进第二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又入保定军官学校。1916年冬毕业回广西,正是护国军事结束之后陈炳焜任广西督军之时。绍竑遂在当时号称新军的广西陆军第一师内任见习官。1917年夏季广西当局创办陆军模范营,由马晓军任营长,黄旭初等任连长,绍竑与若干陆小同学如白崇禧、夏威、陈雄等都在该营任连副。

是年秋季护法战起,模范营曾奉调入湘,改编为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的卫队营。护法战事结束,卫队营于1919年冬间改编入广西陆军第一师步兵第二团,马晓军任团长。黄旭初升为团副,黄绍竑、白崇禧俱升任该团连长。当1920年我们进攻新兴李耀汉所部时,该团因训练有素,军纪较佳,被调来肇庆接防。粤桂战争,桂军失败,该团也由广州西撤。我们退却时被追军截成两段的禄步墟之役,该团任我军右翼,协同将粤军击退。

1921年粤军援桂战争发生,绍竑等正随第二团驻防百色。陆、谭政权崩溃后,马晓军受马君武省长收编为田南警备司令,下辖五营,黄绍竑、白崇禧俱升任营长。马晓军所部驻百色,旋陆、谭残部为刘日福所缴械,马、黄、白诸人幸得脱险。其后马收集残部,并收编民团合编为六营,以黄绍竑、白崇禧为统领,各统三营,和当地散军继续作战。白崇禧因腿部跌伤去广州治疗。粤军东下回粤时,马部被调回驻南宁。马部到邕,而广西绥靖督办刘震寰被散军及民团围攻,放弃南宁,向广东钦、廉撤退。马也率所部千余人退向钦、廉。行抵灵山县,马因军食无着,前途渺茫,把部队交黄绍竑统率,他自己便经北海往香港去了。

我听说黄绍竑这一支人马正在流离失所,他既是我陆小同学,军中作风自非其他流散部队所能比拟,便有心请其率部来郁林合作。他的四哥黄天泽于辛亥革命时曾随学生军北伐,自我军移驻郁林后,和我常有接触。我便委托天泽在往廉江路上等候乃弟,请其来郁林合作。

天泽此去果然一说即合,绍竑随即率所部千余人开入我的防区。于是衣食有了着落,又可避免被人并吞的危险,因此官兵异常欢腾。我即委黄绍竑为第三支队司令,并指定其故乡容县为其防地。绍竑来归之后,我军实力大增,由两个支队增为三个支队。其时编制如下:

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 李宗仁

第一支队司令 李石愚

  第一统领 俞作柏

    第一营营长 李明瑞

    第二营营长 林竹舫

  第二统领 钟祖培

    第一营营长 钟祖培(兼)

    第二营营长 刘志忠

第二支队司令 何武

  第一统领 伍廷飏

    第一营营长 伍廷飏(兼)

    第二营营长 尹承纲

  第二统领 陆超

    第一营营长 陆 超(兼)

    第二营营长

第三支队司令 黄绍竑

    第一营营长 夏威

    第二营营长 陆炎(华甫)

    第三营营长 韦云淞

炮兵连

机关枪连

1922年夏,两粤政局又起急剧的变化。因陈炯明叛变,中山先生在沪檄调滇、桂各军东下讨陈。当时首先接受中山委任率部进攻广州的为沈鸿英。沈氏系泥水匠出身,后沦为盗匪。辛亥革命柳州宣布独立时出受招安,遂扶摇直上,成为莫荣新的心腹大将。1921年粤军援桂时,沈鸿英担任桂军左翼军总指挥,及桂军中路为粤军突破,桂局瓦解,沈氏竟通电诋毁陆荣廷,促其下野。此举颇为桂人所不齿,粤军也疑他为诈降。沈氏自讨没趣,率所部万余人避入湖南的平江、浏阳,因此引起湘军对他的围剿;经北京政府的斡旋,沈部乃移驻江西的赣州。1922年11月,沈军乃乘桂林空虚,窜回桂北一带,实力增至两万余人。这时正值群雄峰起,八桂无主,沈鸿英怀有囊括广西全省的野心,故派说客四出,企图收编各处的自治军。

首先引起沈氏注意的,便是我部三千多人枪和六七县地盘。沈氏因遣其子沈荣光偕另一代表刘某前来郁林做说客。沈荣光曾肄业于南宁将校讲习所,是我教过的学生。这次衔父命而来想收编我做他父亲部下的师长。我因沈鸿英曾当土匪,所部风纪荡然,上下全凭绿林豪杰式的义气相维系,实不足以言军旅,所以我自始即有轻视鸿英之心。加以他反复无常,早为两粤人士所不齿,我如何肯听他收编。因此当荣光提及其父之意时,我便认真地教训他一顿说:“如果你们再不长进,仍旧胡作非为,将来说不定我还有收编你们的一日呢!”说得荣光垂头丧气而去。这时论实力,沈鸿英当然强我十倍,不过他在桂林,我在郁林,他鞭长莫及,莫奈我何。

沈鸿英向我勾搭虽未得手,然不久,他奉中山密令东下讨伐陈炯明却一帆风顺。1922年12月沈和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由梧州、贺县分进合击,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这时各路讨陈军实以沈部为最强。1923年1月中旬陈炯明通电下野后,沈军盘踞广州,威风一时。随后,北京政府竟委沈鸿英为“广东军务督理”,沈也首鼠两端,居之不疑。到2月初,中山先生自沪返粤,组织大元帅府,许崇智也率军自闽边返粤,沈氏才被迫退出广州。那时东江虽有陈炯明部盘踞,然西、北两江仍属沈氏势力范围,声势颇为烜赫。沈氏之外另一位向我们郁林方面注意的便是东山再起的陆荣廷。陆氏于1922年9月趁广西混乱时,从越南回到龙州,纠合旧部数千人,意图重整旗鼓,掌握全省政权。时蒙仁潜在南宁自称省长,林俊廷也已到南宁任自治军总司令,北京政府即顺水推舟,委林氏为“广西绥靖督办”。陆荣廷回广西后,北京政府又加委陆氏为“广西边防督办”,另委张其锽为广西省省长。此项委令自然引起蒙、林诸人的不快。

陆荣廷以边防督办名义不便指挥全省,旋授部队和人民团体推他为“广西全省善后督办”,他便由龙州移驻南宁。到了南宁,意欲整顿全省军队,故发布命令,改编各部队的番号。但是广西经过这番大变乱后,人事全非,即使陆氏往日的心腹也多面从心违,不复听他调度。原驻南宁一带自称第一师师长的陆云高和自治军的蒙仁潜等,在陆荣廷回邕后,深恐为其控制,都纷纷撤离南宁。陆云高部沿江东下,并派人来郁林向我商借贵县暂时驻扎。我明知他借了不会归还,但为避免冲突保存实力起见,我遂将所部撤出贵县,让陆部驻扎。

在此时期,全省自治军名目暂时取消,由广西善后督办陆荣廷另颁番号及委任状。我的“第二路自治军”的番号亦由陆氏明令改为“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我任旅长。下辖三团,由三个支队司令李石愚、何武、黄绍竑分任团长。当时我因实力有限,未便与陆氏龃龉,故对其委任既未正式接受,亦未正式拒绝。为了此事,我在本军司令部召集了高级官长商议。各司令都不愿改变番号,劝我“不要理会那个老头子”。因为我们如果接受陆氏所给予的番号,那我部下各“司令”都须改为团长。团长究不及可大可小的司令来得光辉。商议结果,只将我的“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名义取消,并改总司令部为旅部,其他一概如旧,以改头而不换面了之。

1922年年底,陆荣廷来电邀我赴武鸣一行。武鸣是陆的家乡。陆在彼筑有华丽住宅,并修了专用公路,自武鸣直通南宁,是为当时广西独一无二的汽车路。我到了南宁,陆氏派他专用小汽车来接我往武鸣。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汽车。

在武鸣,陆荣廷对我十分礼遇,招待我在他家里住宿一宵。陆氏在闲谈之中,大为抱怨粤军的焚杀。他说他治粤时,待粤人不薄。胡展堂(汉民)等常来武鸣访问,渠均盛意招待。湖南的谭延闿在其本省失败时,也曾到武鸣访陆。陆说他曾一次送谭氏大洋二十万元。当时广西省内只用小洋和纸币,渠因使谭氏便于出省使用,故以大洋赠送。陆氏说:“我对广东这一批人都不坏呀,但是他们此次入境,竟将我宁武庄住宅全行烧毁。你看,我现在住的是以前当差们住的;粤军烧剩下的……”言下无限愤怒。

我在宁武庄住了一天。陆氏所说的概属人情应酬话,并未涉及本省的军政大事。我就告辞,乘汽车到南宁,盘桓了两三天,探访亲友,仍回郁林。

那时,陆氏并令各地自治军将名册呈报,以便统筹整编。但令下后如石沉大海,各地军事首领都不愿受陆氏节制。我军在1916年成立时即和陆氏无甚历史渊源,自更不愿受他节制。广西全省因而形成了王纲解纽、诸侯割据的局面。而有野心的地方领袖却又纷图兼并,以扩充一己的势力。这时我的第三团团长黄绍竑,已在容县休息了七八个月,久静思动,目睹两粤政局纷乱如麻,急欲乘机向外发展,因而有出师梧州之举。

黄绍竑出师梧州的全盘计划,是我和他秘密商榷后改订的。他原来的计划是应沈鸿英密召前去广州。因沈鸿英的收编各军计划,虽在我处碰壁,但他却转而利诱分化我的部属,驻在容县的黄绍竑遂成为他秘密活动的对象。

因为黄绍竑有一堂兄黄绍㦂,在沈氏总司令部任秘书,沈鸿英曾命黄绍㦂秘密作媒介,畀绍竑以桂军第八旅旅长名义,嘱其速率所部去广州。黄绍竑因困居容县,发展不易,遂为其煽惑,跃跃欲动。但他究竟是我的部属,并感我收编扶植的情谊,如不辞而去,就迹同背叛,乃于1923年2月自容县来郁林,秘密向我陈述衷曲。他说,我们久困郁林五属,终非办法,应该乘两粤政局动荡的时机,图谋发展,方为上策。遂将沈鸿英如何向他活动,以及他自己也有赴广东之意,告诉给我听,希望我对他有所箴规。

我听后,思忖黄氏是个不受羁縻的干才,挽留不易,不如成全他向外发展的志向,异日或能收到表里为用之功。但我却指出几点请他注意。第一,目前两广局势如此动乱,随时都有机会让我们发展,只看我们的出处和主张是否正确,实力是否充沛。我们驻扎此地,并非终老此乡,只是养精蓄锐,待机大举。我军除中级以上官佐为正式军校出身者外,下级干部多系行伍出身。我们现在急需训练一批青年干部,将本军练成一支有纪律的劲旅,等时机一到,我们才能攻无不克。

再有,照我的观察,沈鸿英目前在广州极为嚣张,四处树敌,最后必然失败无疑。若不揣时度势,而徒以五六百支枪的小部队去依附沈氏,何能发生作用?一旦沈军崩溃,则覆巢之下,宁有完卵?况沈的为人,机警狡诈,反复无常,早为粤桂人士所不齿。所以依附沈氏以求发展,不特如探虎穴,凶多吉少,且与其同流合污,势将终身洗刷不净。如别人赋予名义,尚可考虑接受,唯沈鸿英赋予的名义,绝不可轻易承当。

绍竑听了我的分析后,说他志在假借一个名义东下以图发展,并非真诚附骥沈氏。至出处和危险一层,他是不十分重视的。我说,冒险犯难固是青年革命军人的本色,至向外进取的原则,我更是绝对赞成的。不过自中山回广州再度组织革命政府后,对沈鸿英的骄横跋扈已严加制裁,相信不久必定爆发战争。此时只可与沈氏及其左右虚与委蛇,一俟战争白热化,沈军不支之时,即率所部潜入苍梧境内,乘虚袭取梧州,断其归路,而与大元帅府所辖的粤军相呼应,借以沟通粤桂的革命势力。然区区一团人,恐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革命使命,待时机来临,我必派遣一支有力的部队和你一致行动。

绍竑听了,深以为然,并衷心地感激我为他的策划和忠告。而我也颇以黄氏能坦白相告为慰,此实为以后我们统一八桂团结无间的因素。黄氏回容县后,便按照我的忠告,放弃去广东的计划。到3月20日北京政府果然正式任命沈鸿英为广东军务督理。4月10日沈以移防为名,将军队集中新街开秘密会议。到16日,便在新街就任北京政府的广东军务督理职,通电请中山离开广东,战祸遂启。沈军虽得北军方本仁开入北江助战,仍节节败退。到了4月下旬,沈军已全线崩溃,分水陆两路向广西撤退。当粤中战事发动时,黄氏即急电我,报告正率所部向苍梧挺进,请派队伍跟进支持。我即令李石愚率俞作柏、林竹舫、刘志忠等营前往。到6月初,黄将部队集中于梧州上游的戎墟和新地墟。黄氏为探明粤中战况起见,特亲到梧州向邓瑞征请领饷弹。恰巧此时在广州疗养的白崇禧和另一保定同学陈雄也秘密赶回梧州,并携来大元帅孙中山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命令。黄和白、陈会面于他的胞兄仲庵家里,绍竑乃知沈鸿英失利,正在总退却中。现据守肇庆城的沈部黄振邦一旅,已被大元帅府陆、海两军所包围。绍竑知袭击梧州的时机已到,唯实力尚嫌单薄。那时他已骗得军饷若干,答应转回戎墟防地,即通电就第八旅旅长新职。陈雄仍返广州。黄氏偕白崇禧返抵防次后,即亲笔函我,派白崇禧和李石愚两人星夜送到郁林。信中说为预防万一起见,请我再派两营前往,以增强战斗力,完成此一有重大意义的任务。我也认为用兵之道,不可患得患失,逡巡不前,只要认定时机成熟,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力以争取最后胜利。乃令伍廷飏率所部一营,兼程向梧州进展。这是我和白崇禧初次详谈,他身穿整洁的西服,谈吐彬彬有礼,头脑清楚,见解卓越。他对中山备极推崇,而对大元帅府所属的粤、桂、滇各军则都有不满的批评。唯对梁鸿楷第一军中的第一师李济深所部,却认为人才济济,作风新颖,可引为将来革命的伙伴。我和他彻夜开诚倾谈,论列当前两粤全盘局势。我认为此番袭取梧州,已如探囊取物,无须费多大气力,此后彼此应佯作分道扬镳,以免树大招风,遭人妒忌。并希望他们在梧州方面尽力联络粤中新兴革命势力,励精图治。我则采取内刚外柔策略,暂时和陆荣廷治下各旧势力虚与委蛇,以便养精蓄锐,等待他日彼此分进合击,打成一片。此一决策,只让高级干部三数人知悉,其余则严守秘密,以免偾事。白氏听完我的建议后,表示非常赞成和感动。以后我和白氏共事二十余年,推心置腹,患难与共,虽有人屡次企图分化离间,我二人只一笑置之。世人多有因此形容李、白实为一人,私衷亦觉当之无愧。

黄绍竑此次派白、李赴郁林请兵,实出于俞作柏的阴谋。李石愚回到岑溪时,接俞飞送一信,谓德公左右需人相助,请到郁林后不必再来,前方指挥作战,作柏可以完全负责云。白崇禧偕伍廷飏营行后两日,林竹舫、刘志忠率部到郁林面报,谓李司令动身后,俞即在新地墟集合三营宣布,李司令已回郁林,部队交其指挥。我们不甘随俞叛李归黄,故秘密由间道拔队回来云。林、刘两营长不知此中秘密,而有此误会。幸伍营补上,黄部不至太弱。

白崇禧偕伍廷飏部援军到达,黄即进袭梧州。发动之日,黄部趁黑夜先断绝水路的航运,拂晓时即扫荡沈部外围。到此邓瑞征方如梦中初醒,仓促率残部向信都、贺县逃窜。当黄部攻进梧州市内之时,有沈军收编不久的冯葆初旅早与粤军暗通声气,至是乃布告市民,脱离沈军而独立,并愿与黄绍竑合作,拥护大元帅孙中山。冯氏系一赌徒,善于钻营交际,收编各地游离小部队而归附沈鸿英。冯因与绅商交游甚广,系梧州的地头蛇,自以为有恃无恐,然究难立足于革命阵营,旋被黄绍竑诱至花舫上生擒枪毙。当黄部占领梧州时,粤军先已攻陷肇庆。总指挥魏邦平即统率大军分乘船舰上驶,当日下午蜂拥进入梧州。西江面上,旌旗蔽空,极一时之盛。据云,同来的有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第一师师长李济深,第三师师长郑润琦以及其他将官和中级干部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邓演达、蔡廷锴、蒋光鼐、薛岳、严重、黄琪翔、钱大钧、香翰屏、陈诚、李汉魂等数十人。这是两粤革命军人的初次聚会。

随后,广州大元帅府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驻节肇庆,设督办行署于梧州。除粤军第一师的一部留驻梧州外,其余粤军都退回广东。李济深是苍梧县人,陆军大学毕业,一向在粤军中任职。才高心细,浑厚忠诚。以桂人而在粤军中久任要职,亦非偶然。李从此常驻梧州,颇能与黄绍竑精诚合作,粤桂双方都赖其作介而融洽无间。

自沈鸿英败退桂林,梧州底定,黄绍竑乃正式改编其所部,独树一帜,脱离和我的隶属关系,自组其“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以白崇禧为参谋长,下辖三团,以俞作柏、伍廷飏、夏威分任团长,共有人枪三千余。渠受有孙大元帅的委任,以讨贼相号召,原可独当一面,无须再受我节制。所以黄绍竑此举颇得我的谅解,也可说是奉我的命令去干的。此时两广情形极为复杂,粤军、桂军畛域之见也很深。前刘震寰受中山委为广西善后督办,桂人竟群起而攻之,称他为“反骨仔”。自治军的兴起就是以“客军”和这批“反骨仔”为攻击目标。1922年冬,滇军杨希闵等奉大元帅之命,取道广西东下讨陈,广西自治军竟误以为客军入境,纷起向滇军袭击。我部当时不明真相,也曾派队配合其他自治军向桂平滇军进攻,后经他们派人解释,误会才归冰释。由此可见自粤桂战后,桂人衔恨客军的一斑。现在黄绍竑以三千人枪,居然敢以“讨贼”自命,和全体桂军为敌,实因我屯大军在郁林,互成掎角,作他的后盾。而我军则仍保持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的番号,保境安民,和粤军全无关系。广西当局和其他对我虎视眈眈的各地方军首领,虽心怀疑忌,也无辞以胁我;同时我也可假绍竑出面和广东大本营联络,一则可使两粤革命军人互通声气,有事彼此支持;再则可以减少对粤军的顾虑,专心整顿辖区内的军民两政。所以黄绍竑的独树一帜,实是与我互为表里,收相辅相成之效。

然我们的部属不明此理,有时竟妄图非分,致惹起许多误会。其中最错误的一位便是俞作柏。俞作柏是保定军校三期毕业生,我在广东护国第二军任营长时,他在总司令部当副官,郁郁不得志,很想来我营做连长,但苦无缺额。后来林虎直属的游击队蒋琦帮统的营内有连长出缺,我因和蒋琦交情很好,乃力保俞作柏充任连长,这是他带兵的开始。后来蒋琦奉调到新兴进剿李耀汉残部时,俞作柏曾率其全连官兵做“有计划的掳掠”。黄绍竑在其《五十回忆》内所说,林虎第二军中,有鼓励士兵“发洋财”的“某军官”,便是指俞作柏。事为蒋琦所悉,大为震怒,要将俞氏撤职。俞作柏大恐,来向我求情,请向蒋氏缓颊,力陈他是“有计划地劫财归公,胜于任由士兵掳掠”的一套谬论。言下涕泪纵横,状极可怜。在他立誓改过自新后,我乃替他说情,得免撤职。

嗣后蒋琦阵亡,我保荐他升任营长。我率部退入六万大山时,俞作柏也随我入山。那时全军绝粮,情形极为艰苦,俞作柏旧性复发,曾建议我派队下山,向灵山县一带富户“去打一两趟生意”!到了我们下山受编,他又想向当地富户勒派巨款。他的建议虽以开玩笑的方式出之,然我若稍为所动,渠便可乘机去做了。

俞作柏为人野心勃勃,而性喜聚敛。我们自郁林移防贵县时,路劫粤军是俞作柏擅自决定的行动,在贵县乱枪误毙马省长爱妾,也出自他的命令。总之,俞作柏是才过于德,偶可为用,而不可为友。此次他助黄绍竑进攻梧州,原是奉我的命令而去的。在开始进攻的前夕,他忽怂恿李石愚司令回郁林向我报告请示。李刚离新地墟防地不久,俞即专人送函来追李司令。请李回郁林后不必再回苍梧,前方战事他可代办指挥云。原来俞作柏是调虎离山,李司令一去,那数营部队势将归渠掌握。羽毛丰满,大有可为,此间乐不思蜀矣。显然是想和我脱离部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