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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忆录》第三十一章 顺流而下,底定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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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武汉方面反蒋运动尚在继续酝酿之中,我国民革命军东下沪杭的战事便已开始。我方肃清东南的战略是分两期执行的。第一期以东路军单独向浙江发动攻势,以便将敌军主力吸引到沪杭宁三角地带。待战事进展到相当程度时,我军便发动第二期攻势,使江左、江右两军同时齐头并进,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截断沪宁、津浦两线的交通,占领南京,如是,江南之敌便成瓮中之鳖了。

唯敌军此时也在通盘调整,重新部署。孙传芳自江西败退,便已感觉到独力难支,不得已乃决定向奉方输诚乞援,并亲往天津谒见张作霖,且行跪拜之礼,更和张学良结八拜之交,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也捐弃孙氏昔日反奉的前嫌,予孙军以补充接济,使孙氏能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张、孙两氏复决定联合组织“安国军”,张作霖任总司令,以孙传芳和直鲁军总司令张宗昌分任副总司令。且拟疏通败往河南的吴佩孚,作北洋军阀的大联合,以与革命军相对抗。孙氏南旋后,遂将苏皖北部让予直鲁军驻防,自率其精锐在沪杭一带,和我东路军的主力相鏖战。奉军和直鲁军则仆仆于津浦线上,准备渡过长江,南下增援。

不过,浙江战事刚开始,孙军便已处于不利地位。先是,当江西战事正在紧张阶段时,敌方浙江省省长夏超突于10月16日就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之职,并亲率浙江省保安队八营,向上海进攻。虽终以众寡不敌,为孙军所败,夏氏藏匿乡间民房,被捕殉职,然东南人士的反孙情绪,初未稍减。孙传芳为收拾东南人心,乃调原驻徐州的浙军陈仪第一师和周凤岐第三师回浙。唯斯时浙军已暗中和革命军通气,到了孙传芳自江西全部溃退,周凤岐遂于12月中旬在衢州防次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之职。陈仪则因事泄,在杭州被拘,其原驻绍兴、宁波一带的部队,也正式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沿钱塘江南岸布防,和在杭孙军夹江对峙。据守富阳一带的第二十六军一部也和第十九军联成一线,对抗钱塘江北岸的孙军。所以在我东路战事尚未发动之前,孙传芳已丧失浙江将半了。

1927年1月中旬,我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由占领江西各军抽调组成,集中完毕,遂在白崇禧指挥之下,自遂安、兰溪、汤溪向浙江出击。是时,我第十九、第二十六两军曾小有挫折。旋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主力会合,向敌反攻,遂次第肃清浙南,2月18日我军乃进占杭州。斯时,我东路何应钦部也自福建赶来增援。何部自1926年秋入闽以后,未遇激烈抵抗,实力毫无损失,至是全师入浙和白崇禧会合。白氏亲率东路军第一、二、三纵队东攻淞沪;何氏则率第四、五、六纵队北上长兴,进攻镇江。

东路战事发展至此,我军已获决定性胜利。北军为确保沪宁计,乃兼程南下,向孙传芳增援。张宗昌本人也于2月23日至南京,并于2月27日偕孙传芳至上海布防,拟与我东路军决战。张学良也率奉军到徐州,以为策应。

战局发展至此,我第一期作战计划已顺利完成,我江左、江右两军乃按原计划,于2月下旬同时东进。程潜的江右军自江西循彭泽、马当之线东进;我则指挥江左军自鄂东的黄梅、广济、罗田,向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一带进迫安庆。敌安徽省省长陈调元固早已秘密向我输诚,渠所部两万人分驻安庆、芜湖一带,我军一旦东下,陈部便立刻反正,3月4日在芜湖正式宣布附义,并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之职。皖军王普部也受编为第二十七军,王受委为军长。安徽革命元勋柏文蔚收集北军残部于鄂皖边境的英山、霍山一带,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柏任军长。皖军马祥斌部则受编为独立第五师,占领合肥。安徽至此,可说真正是“传檄而定”。

时敌人后方津浦路既受威胁,沪宁一带的直鲁军都不敢恋战,纷纷后撤。我东路军白崇禧部第一纵队遂于3月21日进驻上海。3月22日东路军何应钦部第四、六两纵队占领镇江。3月23日,程潜的江右军占领南京。残敌渡江北窜,江南遂悉为我有。北政府海军的长江舰队也在杨树庄等率领之下,背叛北政府,加入革命阵营。整个长江流域,至是均入于革命政府管辖之下了。

当我江左军于3月初旬进驻安庆时,我遂率总指挥部自武汉乘轮东下,于3月18日抵安庆。此时革命军捷报频传,革命势力如日中天,而党政军内部的斗争,也随之表面化了。

先是,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于3月10日在汉口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由谭延闿任主席,出席中委凡三十三人。此三中全会实系一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不特原来的反蒋分子如徐谦等均有激烈的反蒋演说,纵使少数号称袒蒋的温和派如谭延闿等,此时都一反常态,在会议席上诋毁蒋氏不遗余力。三中全会随即通过一系列的议案,如“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统一财政及外交案”等,要旨均在抑制蒋总司令,削减其在党、政、军、财各要政上的控制力,使其变成一单纯的受党领导的军事领袖。

平心而论,党中央此种抑制军事独裁的议案,实无可厚非。当时蒋氏身兼中央各要职,培植私人势力,军事独裁的趋势已极明显。北伐胜利进行中,总司令部兼理克复地区民、财两政,权力也实在太大,亟须抑制。

三中全会同时议决,党政中央俱行改组。3月11日全会选出国府委员二十八人,军事委员会委员十六人,我均当选为其中的一员。3月19日,即我到达安庆的翌日,武汉国民政府突派郭沫若、朱克靖二人前来看我,并携来委任状与大印一颗,特派我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郭氏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朱氏则系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为一知名的共产党。朱氏稍谈即去,郭氏因系老友,晤谈甚久。

郭氏把委任状和黄布包着的一颗大印,放在我桌上,要我接受中央委任为安徽省省主席。我说:“我是个统兵的人,政治非我所长,实在不能兼顾安徽省政,希代转请中央另简贤能充任。”

郭氏可能误会我不满意武汉的作风而故意推辞,所以喋喋纠缠不休。我一再解释说:“我在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之时,哪有工夫来处理省政呢?”郭说:“你可择一人暂时代拆代行!”我说:“这样挂名不做事,岂不是儿戏政事?再者,本党中央人才济济,又岂非我莫属呢?”

郭氏还是喋喋不已,无论如何要我把委任状和大印收下。他是下午2时来看我的,一直谈到傍晚,我便留他晚餐,并以白兰地酒飨客。郭氏既健谈,又善饮,两人且谈且饮。郭君还和我猜拳,他的技术比我高明,酒量也比我大。平均起来,他饮一杯,我要喝下四五杯之多,把我喝得酩酊大醉,倒在客室的沙发上,便熟睡了。等我醒来,已是第二日清晨。我忙问左右:“郭副主任哪里去了?”副官们说:“你醉了之后,睡在沙发上,他再三推你不醒,便带着委任状和大印,回武汉去了。”

就在郭氏离去第二天,蒋总司令忽自九江乘军舰到安庆,并亲来江左军总指挥部找我。

蒋氏已听到郭沫若携来委任状和大印,为我所谢却的故事。蒋笑着说:“你不高兴他们的作风,不接受武汉政府的委任,我现在来委你做安徽省省主席吧!”说着,他便从衣袋里取出一纸已经写好的“手令”,特派我为安徽省主席。我也同样谢绝他的委派说:“不是不愿就,是做不了,做不好……论统兵作战,我尚有几分经验。论地方行政,则我既无经验,也无兴趣,更没工夫,如何能做省主席呢?你不是要我带兵到前线打仗吗?”

蒋说:“做安徽省主席你最适当,你最适当。你现在不能分身,可以随便找一个人暂时代理!”

我说:“你看我能找什么人呢?我总指挥部里的人已嫌不够用。再者,我也不希望只挂个名,让别人去代拆代行,因为我还是要负责任的。”

但是,蒋无论如何非要我做不可,而我则无论如何不肯接受。僵持到最后,蒋说:“你看什么人最好呢?”他要我推荐一人来做。我想了一想便说:“如果总司令夹袋中无适当的人选,倒不如暂时委派陈调元做。他原是安徽省省长起义来归,省政府的班底还在,他做起来实是轻而易举。”蒋也点头称是。这样,就把这个政治礼物送到陈氏的身上。果然,后来陈调元竟以我一言的推毂,当了三年安徽省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