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6月初，我三路革命军会师陇海线时，山西阎锡山已正式附义。革命势力至此已奄有全国的大部，本可一举而下北京与天津，以实现我原先“打下北京再说”的主张。谁知正因军事进展的迅速，武汉方面反蒋声浪也随之高涨。卒使九仞之山，功亏一篑。
因宁汉分立后，武汉方面竟一变“容共”为“联共”，举行所谓“国共联席会议”，凡重要政令悉由两党合议施行。苏联顾问鲍罗廷操纵一切，俨然太上皇帝。所谓群众运动更搞得天翻地覆。这种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1927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到5月21日，长沙驻军旅长许克祥部遂实行反共，并逮捕共产党员，是为“马日事变”。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即向国民政府施压力，要求处罚“不法军官”，而高级将官唐生智、何键等，反而左袒许克祥等，国民党领袖汪兆铭等也认为共产党过分嚣张，希图加以抑制。共产党不服，遂伏下武汉“分共”的契机。适此时第三国际首领斯大林等，也以武汉国民党不可靠，训令武汉中共自组“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收地主土地，并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等。其真正企图，是在乘机取武汉国民党而代之，以与南京相对抗。此项训令原极机密，孰知第三国际驻武汉代表、印度人鲁易，竟于5月31日将全件密示汪兆铭，希望汪站在共产党的一边，共同奋斗。汪氏大惧，乃召集中央领袖密议防共之计。6月5日武汉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解除鲍罗廷国民政府顾问职务，并驱逐回国。6月6日江西朱培德也开始驱逐共产党人出境。武汉分共到此遂成箭在弦上。嗣后，汪兆铭、谭延闿、孙科、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徐谦等联袂抵郑州，电约冯玉祥于6月9日到郑，会议三日，是为“郑州会议”。会中，武汉方面决定将河南交冯部接防，武汉军遂全师南撤。
武汉方面策动“郑州会议”的目的有二：其一为南下防共，因中共“密谋”已露，变生肘腋，不得不防；其二在重行部署其所谓“东征”计划。武汉方面以河南地盘饵冯，固希望冯氏沿陇海路东进，而武汉军则顺流而下，如是，可一举而囊括东南。谁知冯玉祥也是一老谋深算的政客，未为武汉方面甘辞厚饵所动。且冯在陕西时，对共产党活动已深感不满而屡加抑制。此次郑州之行，对武汉方面的建议，仅漫应之，使武汉领袖殊感失望。冯氏取得河南地盘以后，也答应蒋总司令之约，来徐州和我们一晤。
6月17日，蒋总司令偕冯玉祥代表李鸣钟莅徐。冯氏专车预定19日抵徐。是日清晨，蒋总司令乃率在徐各将领，专车西上，到郝寨车站欢迎。一时冠盖如云，仪仗队、军乐队器械鲜明，金光灿烂。大家屏息以待，静候冯总司令麾节。
我们在郝寨车站静候很久，果然西方鸣汽笛数声，冯氏的“花车”缓缓进入月台。一时军乐大作，欢迎人员在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率领之下，整肃衣冠，排立月台上，群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窥视。唯车内概属冯氏的文武随员，未见有冯将军在内。随员见我们都在伸首窥探，乃以手指向后节车。我们遂一齐向后节走去。只见后节车厢并非客车，而是一系列装运马匹的“敞篷车”，及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车厢上既无窗户，更无桌椅。铁皮车驶近了，只见一布衣敝履的关东大汉，站在铁皮车的门口，向我们招手，大家才知道这位大汉便是冯总司令。车停了，大家便一拥向前去欢迎，他也走下来和我们握手为礼。冯氏穿一套极粗的河南土布制的军服，腰束布带，足穿土布鞋，与这批革履佩剑、光彩辉耀的欢迎人员形成一尖锐的对照，颇觉滑稽可笑。
冯玉祥为我国军界前辈，晚清时已任旅长。民初袁世凯称帝时，冯曾奉命入川与护国军蔡锷作战，并受袁氏封为“男爵”。嗣隶皖系军阀，曾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后叛皖转隶直系。二次直奉战争时，又叛直自称“国民军”。时人称他为“倒戈将军”，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嗣国民军失败，冯氏走俄加入国民党，与俄人过从甚密，故北方军人又呼他为“北赤”。
冯氏行伍出身，未尝受正式军事教育。其部属也多系行伍出身，纵是高级长官，也每有目不识丁的。所以冯氏治军，仍一本中国旧军的陈规。部下犯过，纵是高级军官，也当众罚打军棍，初不稍贷。其部将也专以效忠其个人为职志，部队固然是其私产，将校也是其奴仆。军官每有升迁，冯氏常按北方军的陋习，先罚打军棍数十，然后发表升官派令。故其部曲如有无故被打军棍的，其同僚必购酒肉，燃爆竹，为渠庆贺，因打一顿屁股之后，必然又官升一级了。这种侮辱人性的作风，冯氏行之不以为怪（嗣后，黄埔毕业生曾有数百人奉命至第二集团军见习，不久悉行潜逃，因打屁股升官的作风，实非一般现代军人所能忍受也）。
冯氏治军素称严厉。渠因皈依基督教，不烟不酒，所以其军中烟酒嫖赌，概行严禁，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为时人所称颂。冯氏也很能以身作则，粗衣素食，与士兵共甘苦。渠尤善于装模作样，能躬自为伤病兵员洗脚、剪发。偶有士兵思亲、思乡，冯氏便令将其父母接来军中小住，关怀弥切，优礼有加，每使头脑淳朴的乡人父老感激涕零，叮咛子侄为冯氏效死力。
唯冯氏的为人却难免恃才傲物，倚老卖老。渠又口才伶俐，演说起来，幽默讽刺一时俱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常使听者处于尴尬万分的境地。所以冯氏实可说是一时的怪杰。以渠的历史背景和习性来加入革命，与一般党人如胡汉民、蒋中正、谭延闿等相处，令人有凿枘不投之感。
冯氏抵徐后，下榻花园饭店。当晚便由蒋总司令设宴招待，由在徐各高级将领作陪，席间谈笑风生，颇为融洽。翌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偕吴敬恒、李煜瀛、蔡元培、张人杰、李烈钧等专车抵徐，拟与冯氏会商今后北伐暨对付武汉诸大事。唯冯氏对北伐竭力赞同，对武汉却力主“调解”；并谓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分共”，国民党自相残杀，殊无谓也。持论尚称公允。先是，蒋总司令于前日晚曾要求冯氏一致行动，向武汉进兵，消灭反动势力，为冯所婉拒，到正式会议时，蒋氏遂不再提此要求。双方磋商结果，决议由蒋、冯联衔于6月21日发出通电，声明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未及其他。同日，由冯另电武汉方面汪兆铭、谭延闿、孙科、宋子文、何香凝等委员，劝其早日送鲍罗廷回国，并抑制共产党的群众运动；庶几宁汉合流，完成北伐大业云云。徐州会议遂告结束，冯氏于是日专车西返。
冯氏去后，蒋总司令便召集在徐将领会议，力主回师西上，解决武汉。蒋一再地说：“先把武汉解决了再说！”我当时竭力反对向武汉用兵，力主继续北进；如果武汉真图异动，我们可以抽调一部分部队以防之，但不必使北伐功败垂成。
会后，蒋、胡率领中央各同志返宁，北伐战事仍照原计划进行。6月23日，白崇禧指挥第二路军向鲁南临沂攻击前进；我则指挥第三路的第七、第十两军向临城，第三十三军及暂编第十一军向鱼台、金乡前进。当日便占领韩庄。
6月25日，我军占领峄县。27日，我遂亲率第七、十两军入驻临城。敌军前敌总指挥许琨退往兖州，所部精锐马玉仁师全部被俘。数日间，我军便已迫近邹县、济宁一带，克复山东已成定局。
不意正当我军迅速推进之时，武汉方面真正厉兵秣马，准备“东征”。因自郑州会议后，唐生智、张发奎所部已全师撤回武汉，作沿江东下的部署。南京方面接获情报，蒋总司令乃急电令我于临城中止北进，并返南京会商防御武汉方面进攻的计划。我得电后，即令各军就原地据守。我本人夤夜南下，于7月初抵南京。至是，我才知武汉军的精锐第四、第十一、第二十、第三十五等军，确已向下游移动。我军如不克日回师，则后防可虑。
我回到南京，蒋总司令一见我面，便问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乃向他分析敌情说，今日武汉既以精锐倾巢来犯，我军势必亦将精锐调回安庆、芜湖之间，迎头堵截；如此则非将我的第七军自前方调回不可。但是我军已深入鲁南，北方之敌亦系直鲁军的精锐。第七军一旦回师，北军势将反攻。以北军的精锐攻我战斗力脆弱的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三、第四十四各军，我军绝难持久。况徐州向称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与其明知不可守而守之，倒不如将主力撤回淮河南岸，到不得已时，即放弃徐州，而守淮河天险。俟武汉方面问题解决，再挥军北进，尚未为晚。
蒋氏虽认同我的缩短战线、退守淮河的战略主张，但是他畏首畏尾，不愿放弃徐州。他认为徐州是战略要地，得失之间，尤足影响民心士气。放弃徐州，势必增长北方军阀和武汉的气焰，所以他期期以为不可。
我说，古人有言，“蝮蛇啮手，壮士断腕”，“小不忍则乱大谋”，在目前情况之下，我们纵以可战之师守徐州，在战略上已属下策，何况以战斗力薄弱的部队来守徐州，则徐州必失。既知其必失，倒不如先舍之而去，岂可患得患失。无奈蒋氏意志坚决，不愿放弃徐州。我深知徐州之失已成定局，然吾人服从命令行事，也只有徒唤奈何而已。我当即赶回徐州，召集军事会议，宣读蒋总司令训令。调第七军到芜湖以西地区布防。至于津浦前线军事则由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王天培负责指挥，固守徐州。
我宣布命令后，立见各将领面有愁容，默默无言。布置完毕，第七军即遵命南撤，开往指定地点布防。当我军南撤尚在途中，武汉军的精锐已向东移动。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正进驻九江，有克日东进模样。宁汉交兵已迫在眉睫。孰知即在此紧要关头，武汉方面的“共祸”也已至决裂阶段，拖延了武汉军东进的日程。
二
武汉方面，自鲁易示汪以共产党密件之后，各领袖已在积极准备“分共”（武汉自称其反共运动为“分共”，以示有异于南京的“清党运动”）。6月29日，武汉警备司令李品仙和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都表示反共，并解除汉口工会纠察队的武装。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国民政府的，一律撤退。7月16日，汪兆铭等也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发表答辩声明，指摘共产党破坏革命联合阵线，并将各级政府内的共产党员解职。武汉方面国共至是已正式决裂。8月1日晨3时，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四军师长叶挺和第三军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朱德遂各率所部“叛变”于南昌，并组织所谓“革命委员会”。武汉国民政府随即下令声讨，并严令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率部进剿。8月7日，中共在武汉召集重要会议，另选瞿秋白为总书记，以代陈独秀，并决定实行“秋收起义”。武汉国民党中央也于同日开除中央委员会中的跨党分子党籍，明令拿办。执行“分共”之严，有过于宁方。因此宁汉分立的基本原因遂告消失，所遗留的问题，仅为双方领袖间的意气之争了。
正当武汉方面因共产党问题延误其“东征”计划时，我们津浦线上的战事也急转直下。我第七军于7月上旬撤离鲁南后，直鲁军许琨、徐源泉等部即会同孙传芳所部，向我军反攻。临城一得一失，我第十军损失甚巨。7月24日，直鲁军许琨等部竟攻陷徐州，我前敌总指挥王天培部退回安徽宿州。第二路军也自鲁南急剧向陇海路撤退回苏北。败讯频传，南京为之震动。
蒋总司令乃召集在宁将领密议，渠意武汉军为共产党所稽延，一时不易东下，我方应及时夺回徐州，以振声威。蒋氏以此意询我。我说，徐州为四战之地，本不应采取守势，其理由上次已陈述甚详。今既不幸言中，则不如索性将各军南撤，固守淮河南岸天险，待武汉局势澄清，再图规复。唯蒋氏仍力主夺回徐州再说。我说以现有兵力估计，恐力有不逮。蒋说，渠当力调第一军两师为先锋，由渠亲自指挥，反攻徐州。
在出发前的某次纪念周上，蒋氏竟声称，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我闻此言，深感蒋总司令身为主帅，说话却如此意气用事，以其所率兵力，断难克复徐州，如徐州打不下，他是否真的不回南京呢？不知彼，不知己，徒逞一时意气，焉有不败之理？与蒋氏晤谈后，我便遄返芜湖防次，监视长江上游军事的发展。
7月25日，蒋氏专程北上，指挥收复徐州之战。我军于8月初发动反攻。蒋总司令亲自指挥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二、第四十各军，另加第一军两师，会同陇海路东段以南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三十七、第四十四等军，与孙传芳、徐源泉等部鏖战于淮河、徐、蚌之间。战斗初起，津浦路正面之敌，佯作退却，故我军进展极速。直到逼近徐州，徐州城郭已遥遥在望，敌军始发动顽强抵抗。
蒋总司令见徐州克复已是指顾间事，遂亲赴前线督师，将所有预备队俱调入第一线作战，作孤注的一掷。殊不料敌人的战略正欲诱我深入，蒋的奋勇前进，正坠其计中。到了战事进入胶着状态时，敌人突由其右翼派出精锐部队，向我军左翼包抄袭击。我军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行混乱。正面敌人乘势出击，我军乃全线溃败。敌军跟踪追击，我军无法立足，迅速逃窜，津浦路轨及桥梁均不及破坏。敌军势如破竹，我军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
8月6日，蒋总司令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既羞且愤，乃将战败责任归之于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将其扣押枪决，以泄其无谓之愤。其实此次溃败，完全由于蒋总司令自己估计错误、指挥失当所致，王天培实在是替罪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