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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忆录》第三十八章 唐生智、张发奎之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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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海方面正在商讨组织特别委员会之时,武汉方面的唐生智仍在蠢蠢思动。因自南昌共产党8月1日“暴动”之后,张发奎以追击贺、叶为名,已将其第二方面军(原第四军扩充)悉数开往广东,两湖遂变成唐生智的势力范围。嗣后,唐又乘我与孙传芳交兵,取得安徽地盘。所以当“特委会”所选的国民政府于9月20日在南京成立时,唐生智已坐拥两湖、安徽三省,声势显赫。国民政府一再电令其自安徽撤兵,唐皆抗不从命。

到了9月21日汪兆铭返汉组织其“武汉政治分会”,唐生智更是如虎添翼,并假借“护党”之名,通电反对特别委员会,否认南京中央政府。其时唐生智入党尚不足一年半,便以“护党”自诩,亦殊为滑稽。

南京国民政府在谭延闿领导之下,对唐均极愤慨,一致主张讨伐,其中尤以程潜、谭延闿、孙科等为激烈。那时唐派叶琪为代表来南京,声言渠绝不放弃安徽。叶琪为我辈老友,来南京后住在夏威家中,和我们不断磋商。我告诉叶琪说,南京中央对唐生智的跋扈极为不满,唐生智如不让出安徽,兵争将在所难免。叶说,唐总司令最多只答应让出芜湖,渠绝不放弃安庆,因为何键已出任安徽省省主席,省政府在安庆办公已久,南京政府如坚持收复安徽,唐总司令将不惜以武力周旋云云。

事态发展至此,用兵已成必然的趋势,因唐生智的蛮横已引起公愤,中枢党政军领袖一致主张讨伐。10月中旬国民政府乃密令军委会组织“西征军”,讨伐唐生智。

溯自唐生智加入革命以来,国民政府待他不为不厚。孰知渠一旦羽毛丰满,竟得意忘形,不特不饮水思源,且图利用党中矛盾而逞其私欲。在渠私心妄想之中,如我等老辈不除,则渠必将久居人下,永无唯我独尊之望。先是,当我军于1926年底抵达武汉之时,唐生智即戏呼我们自两广来的革命军人为“老长毛”,因从前洪杨革命金田起义时的老辈太平军也有这样的称呼;而两湖、三江一带的附义者,则为“新长毛”。唐氏显然以“新长毛”自居了。嗣后宁汉分裂,唐生智预备“东征”时,即时常以“打倒老长毛”来鼓励其部属。在他看来,“老长毛”一旦打倒,唐氏便可唯我独尊,而其部属也均将“鸡犬升天”。无奈唐生智野心虽大,而见识、德望不足。在武汉时,自恃坐拥重兵,气焰咄咄逼人,武汉党政军重要领袖,对唐均侧目而视,口虽不言,心实非之。唐氏固亦深知武汉方面的“老长毛”对渠不满,竟一不做二不休,秘密和孙传芳勾结,倒行逆施,达于极点。孙军龙潭败后,我方所获敌军秘密文件中,都载有“友军唐生智部自上游夹击南京”字样。所以现在国民政府决定讨伐,实在是唐生智自招覆灭。

10月19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讨伐唐氏,我遂受命为西征军总指挥,白崇禧为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分三路向武汉进兵。三路军所辖番号暨进兵路线,略如下:

西征军总指挥 李宗仁

第三路总指挥 李宗仁(兼)

  第七军军长 夏 威

  第十九军军长 胡宗铎

  第三十七军军长 陈调元

第四路总指挥 程 潜

  第六军军长 程 潜(兼)

  第十三军军长 陈嘉佑

  第四十四军军长 叶开鑫

第五路总指挥 朱培德

  第三军军长 王 均

  第九军军长 金汉鼎

航空队司令官 张静愚 曹宝清(副)

第二舰队司令 陈绍宽

  楚有舰 楚同舰 永健舰 永绩舰 江贞舰

除以上战斗序列之外,冯玉祥亦奉命派樊钟秀、方振武、吴新田向鄂北挺进,中央并密令驻宜昌的第二军军长鲁涤平,湘黔边境的黔军师长李燊,两广的黄绍竑、范石生、方鼎英、李福林各军,及湖北省防军相机出动袭击。因战事迅速结束,故上述军队未及参与战斗。

此时唐生智部也很强大,所辖计有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五军(何键)、第三十六军(刘兴)、第十八军(叶琪)、第十九军(高桂滋)、第三十军(赵振国)、暂编第五军(庞炳勋),以及十个暂编师,总计有兵力十余万人,颇堪一战。所以军委会所订西征第一期作战方略,拟先肃清皖境之敌,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占领皖西后,即停止西进,担任警戒皖北的任务,然后协同上游各军,会攻武汉,肃清两湖。

我方计划既定,三路大军乃于10月中旬发动。第三路军奉令沿长江北岸西进,扫荡盘踞西梁山、巢县、合肥、舒城一带之敌,进占安庆。第四路军则沿长江南岸,扫荡芜湖、湾沚、大通、贵池一带之敌,进占东流、秋浦。第五路则以主力集结九江、湖口,阻绝汉皖交通,相机截击西退之敌,并以一部沿萍株路威胁长沙。唯朱培德的第五路军因受汪兆铭的影响,态度暧昧,唐军乃得安全撤退,只三、四两路大军向指定地点集中,此是后话。

时唐生智的代表叶琪仍住在第七军军长夏威家中,毫不知情。我对夏威说:“你可别把军事机密泄漏给叶琪呀!”夏威笑道:“这种军国大事如何能泄露呢?”所以夏威和叶琪仍终日游山玩水,若无其事。

最后,叶琪看出真相,知我军已发动西征,不觉勃然大怒,说不应该瞒着他。他并根据中国“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传统,要求立刻回武汉。我们也不强留,遂送他到下关,搭外国轮船上驶,回部队指挥堵截我军。我也于同日乘轮西上,指挥部队出击。彼此握手言别,明知即将在战场上拔刀相见,所以江下送别,也颇富浪漫滑稽的意味。

我军三、四两路沿大江两岸齐头并进,海军则溯江而上,所向势如破竹。唐军士气沮丧,不堪一击。10月25日我军克安庆,敌军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狼狈西窜,敌十九军则被我俘缴殆尽。我乃于10月26日乘舰到安庆,指挥追击。

这时据报,敌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已退据广济、虎穴之线。武汉唐军也逐渐向东线增加,似有在鄂东地区与我军一决雌雄的模样。

我到安庆后,即拟定第二期进攻武汉计划。决定以第三路的第十九、第七、第四十四等军,分途自太湖、潜山、安庆、舒城、望江等据点向西追击。第四路则自秋浦、东流一带乘轮往九江,自赣北向湘赣边境截断武长路,再北上攻武昌。

第二期攻势于11月初旬发动。我军攻击前进,敌军则节节后退。在广济附近,敌曾一度强烈抵抗,但旋即溃败。11月8日我再破敌于蕲春,9日进抵兰溪附近时,敌军第三十六军曾作困兽之斗,抵抗极烈,与我军相持一昼夜,卒被击破。我军俘获敌军官兵数千人,枪三千余支。我方第十九军也死伤八百余人,为西征中的第一恶战。这时,长江南岸我军也节节推进,未遭强烈抵抗。

蕲春、兰溪激战后,敌军向西逃窜,已溃不成军,再无抵抗能力,且冯玉祥也派所部方振武、樊钟秀、吴新田向鄂北挺进。唐生智见士无斗志,武汉已成四面楚歌之势,乃在汉口召集师长以上将领会议,商讨善后方针,渠表示决心下野,基本部队则退守湘境,徐图再举。遂于11月11日通电去职,并以巨金收买日本军舰,东驶出国;所部分水陆向岳州撤退。唐氏此一措置,不失为明智之举,地方幸免糜烂。我海军乃于11月14日进泊武汉。我第三路的第七、第十九两军也于15日先后到达汉口;旋第四路的第四十四军则进克武昌,第六军也克咸宁,第十三军克通山、崇阳,均停下来待命。

我军此次向鄂进兵之速,第十九军胡宗铎部实功不可没。胡部多鄂人,久戍思归,故作战格外勇猛。据说,唐生智在下野前,曾拟调其精锐第八军第一师张国威部死守汉口外围,以掩护大军撤退。唯张师长见大势已去,死守无益,故反劝唐氏迅速撤退为愈,唐颇为不怿,后竟将张氏在其私宅勒毙以泄愤。此举充分表现出唐生智性格的毒辣。嗣后,据目击此事的唐部军长李品仙、师长廖磊等告诉我,其故事的惨毒,实令人咋舌。

原来唐生智在决定下野时,曾数度召集各军长、师长在其私宅召开会议。最后一次会毕,各将领正纷纷下楼,唐氏忽对张国威说:“张师长你留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张氏遂遵命留下。到其他将领均已走出大门不远时,唐又告诉张说:“没什么事了,你走吧!”张遂一人单独走向楼梯,刚到楼梯口,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忽率士兵数人,拿了一根麻绳,自张氏身边出现。不由分说,便将绳子向张国威颈上一套。张氏知情不妙,乃大力挣扎,然终被按倒地上。张氏在地上大呼:“唐总司令饶命呀……”这时,李品仙等离去不远,闻声急忙回头探视,只见张师长已被勒毙地上,惨不忍睹。李品仙等后来和我谈及此事,犹摇头叹息,似乎余悸尚存。

唐生智通电去职时,我正自安庆乘舰西上。在马当附近,见日舰两艘疾驶而下,初不知唐生智即在其中。我于11月中旬抵达武汉。时唐氏旧部均已退入湖南,李品仙部第八军暨叶琪部第十八军布防汨罗江,守长沙。何键、刘兴的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则守岳州,与我军相持。适此时宁沪方面,中央领袖人物汪兆铭、蒋中正、胡汉民等,均在上海集议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解决党内纠纷。同时何应钦在津浦路上,与直鲁军鏖战亦烈,南京军委会亟须有人坐镇,主持各项要务。再者,广州方面于11月17日忽又发生张发奎的叛变,事态正逐日扩大,全国哗然。因此,我遂和程潜计议,委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监视湘境内唐军残部的行动,一面派员入湘,劝唐部归顺中央。西征军事至此遂暂告一段落。11月下旬我和程潜、白崇禧乃联袂返宁,听候中央计划解决张发奎的叛变。

1927年11月17日张发奎部在广州的叛乱(嗣后又引起12月11日共产党在广州的“暴动”),可能系汪兆铭、张发奎二人经过长期缜密计划而后发动的。

当唐生智7月间发动“东征”时,张发奎实已面从心违,汪兆铭也深知唐生智终非囊中物,不可久恃。汪、张二人似已有秘密计划,转返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卷土重来。适贺龙、叶挺、朱德三人各率所部于8月1日在南昌“叛变”,张发奎遂在九江以追剿“叛军”为名,全军南撤。唯贺、叶等军于8月8日抵达赣南抚州,有进入粤东模样时,张发奎便停止追击,并取道新淦、吉安、泰和、赣州、南安、南雄、始兴、韶关,径向广州前进。会贺、叶南下,潮、梅吃紧,广州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乃派前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迎张于途,嘱其向东江尾追贺、叶,与两广部队夹击共军。张发奎坚不从命。李济深不得已,乃檄调驻广西的第十五军(原七军留守部队改编)兼程赶往粤东,与第八路军的陈济棠等会剿共军。在李济深、黄绍竑二人亲自指挥之下,数度血战,卒将共军消灭,贺、叶自汕头乘苏舰秘密出国。朱德则率残部回到江西边地,为范石生所收编,粤东始平。

谁知正值李、黄会剿共军胜利时,张发奎、黄琪翔等部率其第二方面军数万人,乘间于9月下旬进入广州,加以盘踞,并散发充满火药气味的“回粤宣言”,公开攻讦南京国民政府,并扬言打倒一切“篡窃党权”的分子。一时不满意南京中央的党人,如陈公博等,均纷纷南下入粤。汪兆铭也于10月29日自上海返抵广州。

先是,汪兆铭既已赞成组织特别委员会,其后又反悔食言,于9月21日自南京到汉口,策动唐生智反对特别委员会。汪到了汉口,见唐生智别有怀抱,而南京中央政府已决定讨唐,且张发奎也已进入广州,汪氏乃于10月24日自武汉抵沪。翌日便搭轮南下,于10月29日抵广州,与张发奎合流。汪氏抵穗之日,即在葵园官邸召集南下中央委员陈公博、何香凝等开会,谋在广州设立中央执监委员会,与南京的国民政府相对抗。

此时南京中央政府谭延闿、孙科等,屡电汪氏,恳其克日来宁,召集四中全会,解决党内问题,均为汪氏所拒。因汪那时正在计划以武力统一两广,作为政治资本。然欲统一两广,则首先须铲除李济深、黄绍竑二人。唯李济深德望素著,张发奎、黄琪翔等中上级干部,均其多年部曲,颇难遽下毒手加以剪除。汪、张二人乃决定先用权术,将李济深骗离广州,并将黄绍竑骗来广州,加以逮捕、枪杀。李、黄二人一除,则以汪兆铭、张发奎的资望与历史相号召,两广可传檄而定。有两广作基础,前途便大有可为了。这个如意算盘,也可谓极阴险毒辣的能事了。

汪、张计划既定,适蒋中正于11月10日自日本返国到沪,来电请汪北上,会商党事。(当“特委会”成立之初,汪氏自汉东下时,曾电蒋求一晤,为蒋所峻拒;今蒋氏自日返国,反而移樽就教。其前倨后恭、曲折奥妙的手腕,实一言难尽)会南京方面谭、孙等再度致电汪氏,主张在沪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商讨召集四中全会及停止“特委会”各问题。

这两项邀请,对汪来说可谓适逢其会。汪氏乃于11月初旬电邀黄绍竑自南宁来广州一晤,并与李济深商谈一同赴沪,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李、黄二人固不知汪氏笑里藏刀,其后别有文章在也。黄绍竑遂于11月15日中午自南宁应召抵穗。当即往葵园谒汪,适汪与李济深正整装待发,彼此匆匆略谈数语,汪、李便联袂乘轮去沪。

黄尚拟于翌日与张发奎聚晤,孰知夜11时半,黄的老友广东财政厅厅长冯祝万匆匆亲来黄氏寓所告密,谓夜半将有兵变,嘱黄速避。绍竑得报,连夜化装潜出寓所。未几,全市即枪声大作,街头巷尾贴满“打倒黄绍竑,实现汪主席救党主张”一类的标语。李济深的公馆也于同时被缴械劫掠。叛军包围黄氏寓所及其他军政机关,搜捕黄绍竑甚急。黄氏乃潜上一粤港轮船,终于逃出广州。

张发奎在广州叛变的消息一出,全党大哗。李济深在上海至是始知受骗,乃呈请中央剿办张发奎、黄琪翔,并痛斥汪兆铭。而张、黄二人乃一不做二不休,竟将其第二方面军的精锐溯西江入桂,拟一举戡平广西,实现其统一两广的计划。黄绍竑此时已潜行返桂,指挥第十五军集中梧州,筹谋抵抗。双方虽尚未短兵相接,唯剑拔弩张,大战迫在眉睫。

孰知正当第四军悉数西调,广州空虚之时,前第四军将领共产党人叶挺偕著名共产党首领张太雷、彭湃等潜返广州,利用原赤色工会作基础,联合第四军参谋长、共产党员叶剑英,利用苏联领事馆的掩护与接济,串联第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叛变”(此两团干部多系共产党员),改称“红军”,以叶挺为总司令,于12月11日实行全市大“暴动”。

张发奎匆忙潜往肇庆,急令黄琪翔回师平乱,黄氏乃率部返穗。张、黄二人以共产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统一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狼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

广州“暴动”后,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逭,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李济深因被骗离粤,积愤尤多,乃急电在东江的陈济棠、徐景唐、钱大钧等,和在闽的第十一军蒋光鼐部、在桂的第十五军,分路向广州出击。张发奎、黄琪翔知众怒难犯,大势已去,均通电离职。由朱晖日继任第四军军长,率部离穗,向东北方面撤退,与粤、桂进剿各军大战于五华、岐岭等地。战斗的惨烈,为北伐诸役中所鲜有,双方共死伤万余人。第四军勇将许志锐战死,黄镇球受伤。昔为比肩作战、同生共死的袍泽,此次竟自相砍杀,一至于此,言之实堪痛心。

汪兆铭此时自知不能见谅于党内同志,乃于张、黄叛变时,竭力鼓吹,促使蒋中正复职。在汪氏看来,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蒋实与渠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如果汪、蒋合作的局面实现,必能左右大局,重握党权。到了广州“暴动”之后,汪氏受各方攻击愈烈,乃一意拥蒋以自救。唯全党上下攻击汪氏,并不因此稍懈。汪氏自知无地容身,乃于12月15日宣言引退出国,旋即离沪赴法。汪氏一去,党争顿失一巨擘,大局乃急转直下,呈现一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