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唐德刚
《胡适杂忆》，原题“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曾在《传记文学》上连载了十期多（第一八三至一九三期）。每期航邮寄来，我总先把《回忆》读了，才去拆看其他的报章杂志。记得读完第一章，实在兴奋，当晚就写信给唐德刚、刘绍唐，向二位好友致贺：这样文笔生动而饶有趣味的回忆录实在难得在国内杂志上见到的。翌晨授“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也不顾当天应讲的题目，先讲两则胡适之太太的故事给学生听。我同胡老太太仅有两面之缘，但读了这两则故事（大叫一声“Go！”吓退“大黑贼”；返国定居前，嘱咐德刚、王纪五二人搬运她那只笨重的旧床到新泽西州码头），真觉得德刚兄把她写活了。
《胡适杂忆》我特别爱读，当然不仅因为德刚兄记载了好多有关胡氏夫妇的掌故。1962年暑期我搬居曼哈顿后，即同德刚交识，对他的学问见识早已佩服。只可惜他封笔了二十年，近两年来才能看到他的长篇撰述（德刚整理的另一部稿子《李宗仁回忆录》，连载香港《明报月刊》，已一年有半）。《胡适杂忆》不只是篇回忆录，它畅谈历史、政治、哲学、文学、文字学，以及其他一切胡适生前关注的学问，比起《李宗仁回忆录》来，更令人见到德刚才气纵横、博学多智的这一面。胡适自承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hobby）。德刚十几岁时即已圈点了一遍《资治通鉴》，在哥大研究院主修美国史、西洋史，近年来一直在纽约市立学院主讲中国史、东亚近代史，“历史”自是他的“职业”。他中西哲学的底子当然比不上胡适，但他受过“社会科学”这方面的严格“训练”。本书引录了好几首德刚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期写的新诗、旧诗，表示他同留学生胡适一样，功课愈忙碌，愈感到有写诗、同朋友酬唱诗词的需要：“文学”也是他的“娱乐”。且不论二人同寓纽约期间深厚的“忘年之交”，即凭德刚自己的“职业”、“训练”和“娱乐”，他实在是为胡适作评传最理想的人选。
同胡适一样，唐德刚的中文文章比他的诗词写得更好。《胡适杂忆》出版后，我想他应被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且举一个小例为证：
可别小视“跑龙套”！纽约市有京戏票房五家之多。平时公演，粉墨登场，锣鼓冬仓，琴韵悠扬，也真煞有介事。可是“龙套”一出，则马脚全露。那批华洋混编的“龙套”，有的不推就不“跑”；有的推也不“跑”；有的各“跑”其“跑”，不自由，毋宁死……好不热闹！笔者在纽约看国剧，最爱“龙套”，因为它能使你笑得前仰后合，烦恼全消！
引文下半节，可说是段韵文（跑、闹、套、消），但若在“有的各‘跑’其‘跑’”下面跟着就写“好不热闹”，同韵字太多，读起来反而单调。德刚在“各‘跑’其‘跑’”下面，添了两句三字经——“不自由，毋宁死……”真可谓是神来之笔。这种写法，全凭作者一时的灵感和联想的丰富。凡在纽约市看过票房演出京戏的，读这段文字，想都会出声大笑的。
但看来是游戏文字，“龙套”在本书七十二节里是一个“有机”的譬喻（metaphor）。有博士学位的人才能在学术舞台上“井井有条”地跑龙套，没有博士“训练”的教员，跑跑龙套也会出洋相的。但真正在京剧、学术舞台上唱“大轴”的，如梅兰芳、胡适二人，倒不一定是“科班出身”。德刚二十六年前写的成名作是《梅兰芳传稿》，所以既提到了“龙套”，他会把梅、胡二博士的名字联在一起。最近重读《梅兰芳传稿》，我也同胡先生一样，觉得“稍嫌渲染”，文笔太浓艳一点，虽然德刚兄的确参阅了不少资料，尤其关于梅氏美国演出的那段史实。封笔二十年后，文章的境界显然大为提高，今日散文界有此唐派新腔可听，我觉得十分可喜。
50年代的胡适
《胡适杂忆》我读来特别有亲切之感，因为书中提到好多50年代身在纽约的中外人士，这些人我来哥大后大半也认识。德刚为德国老教授魏复古（Karl Wittfogel）、日文老讲师角田柳这两位突出人物作画像，一点也没有“渲染”，真可谓呼之欲出。《“新诗老祖宗”与“第三文艺中心”》这一章专介绍德刚“白马文艺社”里的朋友，“新诗老祖宗”反而屈居配角，可能会有读者觉得喧宾夺主，不太合传记文学的体例。但事实上，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留学日记》二书里也讲起他好多朋友，抄录了他们的诗词酬唱之作。蛰居纽约期间，他既爱参加白马社的集会，德刚把社员一一点将，并选录他们一部分诗作，我认为是应该的。我们也借此体会到这前后两代的留学生处境多么不同。胡适早期一批诗友——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朱经农、陈衡哲——回国后都干了一番事业。他晚年结交的那批文艺小友——唐德刚、周策纵、吴讷孙、周文中、黄伯飞——虽在美国学术界各有建树，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教导美国学生；大陆变色，他们不可能回国大干一番，真可说是国家的损失。白马社里三位新“莎菲”女士，我只认识何灵琰，她是徐志摩的干女儿，在上海时期曾跟钱钟书习写诗词，跟魏莲芳学唱青衣，可惜这几年不常写诗，也难得登台一露身手了。其他两位，心笛仅闻其诗名，不知人在何处；“才气最高”的蔡宝瑜一年前我连她的名字也没有听见过。她短命而死，我读到德刚的记载，也不免为之叹息。
胡适在纽约做寓公期间，爱同年轻朋友来往，真如德刚所说的，年龄相等的朋友间，除了李书华先生外，可同胡适促膝长谈的真的绝无仅有。鲁迅在晚年，虽有文坛盟主之名，喜结交的也只是萧军、萧红这辈比较纯洁的青年。好多年前我在《明报月刊》上看到了张爱玲《忆胡适先生》文，深为感动，想不到张爱玲从小就崇拜胡先生，也想不到胡适这样看重张爱玲。在我想象中，到了50年代中期，胡适早已同当代文学脱了节，也不太关心文学的前途了。1955年11月张爱玲抵达纽约后，曾去拜访过胡先生两次，可惜张不善辞令，为人木讷，谈话并不投机。翌年感恩节，胡适还有意请她到中国馆子吃饭，隔一阵还到一家救世军办的女子宿舍去看她。可是张爱玲跟胡适谈，“确是如对神明”，不知如何逗他开心。二人关系，见面后反而疏远了。
胡适同他的安徽小同乡唐德刚一见如故，倒可说有缘。后来德刚身任胡适“口述历史”的记录员，更是日常见面，无话不谈。本书最大的特色即是凭德刚的回忆和当年自己日记上的记录，给胡先生留了一个最忠实的晚年写照。1951年胡适才六十岁，其实不能算老，但到德刚所见的胡先生，显然已开始衰老了。他当然在搞他的《水经注》，也写了一部《丁文江的传记》，且不断关注共产国家的所作所为以及“自由世界”的前途。但比起刚回国的二十年（1917—1937）来，纽约那几年，他治学的成绩实在太少了。张爱玲未去美国前，从香港寄给他一本《秧歌》，他真的读了，还写了封恳切的回信。同样情形，姜贵从台湾寄给他一册《今梼杌传》（即《旋风》），他也真的读了，也写了很长的回信。胡适识拔张、姜二人，当然是文坛佳话，也证明他读当代小说，确有卓见。但话说回来，对胡适而言，这两位作家都是毫无名望的；他有时间读他们的赠书，表示他手边没有急急要办的正事。普通名学者，自己忙于著作，心有余而力不足，收到的赠书太多，即使想看，也抽不出空来，何况中国当代小说，并非胡适研究的主要对象（胡适晚清小说读得极熟，他文章里绝少提到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少数人的短篇例外——很可能连茅盾、老舍、巴金的长篇他都没有碰过）。最使我诧异的，胡先生竟常去哥大图书馆看中文报纸，连“美国两岸所发行和赠阅的‘侨报’”也看，而且把它们的“副刊”看得很仔细，而这些副刊，德刚说得一点也不错，“实在不值得浪费太多时间的”。目今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特别在编排副刊上用心计，可读的文章、报道、小说实在不少。我平日没有时间全读，又舍不得把那些副刊丢掉，只好把它们保存起来，日积月累，保存着想读而未读的文章实在多不胜言。胡先生有时间批阅纽约、旧金山出版的侨报副刊，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岁月，实在好不了多少。
胡适这样“游手好闲”，主要原因可能是那几年他少了一份配合他身份的工作。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格斯德中文藏书部（Gest Library）“馆长”（curator）之职，那是一份闲差，每年领取几千美金贴补家用而已。他也在美国著名学府做过短期讲学，零星演讲的机会当然更多，但这些都算不上是长期性的工作。“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德刚这句沉痛的感慨一点也没有言过其实。50年代，胡适同林语堂先生（辞掉南洋大学校长之职以后）大半时期留在纽约，而且经常来哥大借书，假如哥大有意聘请他们为中日文系教授，他们是一定乐意接受的。但中日文系的主管人哪里会有此度量，胡、林二人来了，那些美国汉学教授岂不相形见绌？所以美国著名学府乐于聘用赵元任、李方桂这等专门人才（语言学比较冷门，吸引的学生较少），而不敢聘用胡适、林语堂这样的通才。哥大既是他的母校，胡适如能在中日文系开讲中国哲学史、文学史的课程，一定特别卖力，很可能提起精神写出一两本英文著作来。当然他不可能再有时间去看中文侨报了。
胡江冬秀
任何学人，除了家里的书房外，总得有一间办公室，不能老窝在家里。偏偏在纽约那几年，胡适少了一间办公室，在家里伴着老妻，事事得迁就她，不免影响到他工作的情绪。他在精神上显出老态，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表面上看来，胡适夫妇恩爱白首，非常幸福，但我总觉得江冬秀女士不能算是我们一代宗师最理想的太太，二人的知识水准相差太远了。早在1915年4月28日，胡适记了下面这则日记：
得冬秀一书，辞旨通畅，不知系渠自作，抑系他人所拟稿？书中言放足事已行之数年，此大可喜也。
胡适十三岁就订了婚。他事母至孝，当时无意拂逆母意，也就算了。但凭这段日记，我们显然看出，胡适曾去信问他母亲或江冬秀，缠足已放大了没有？想来江女士以往给他的信，文字欠通，这封信“辞旨通畅”，虽不免疑心是别人“拟稿”的，但胡适知道未婚妻在努力改进，至少足已放大，他心里是高兴的。可是婚后三四十年，江冬秀显然没有多大进步。《传记文学》第一九二期影印了她晚年的手迹，那几个字实在是见不得人的。（连她先夫提倡的新式标点，她都会用错！）居留纽约期间，她还停留在看武侠小说的阶段，胡适的学问、思想她是无能力欣赏的。住在北平、上海，她有用人可使唤，家务不必胡适操心。住在纽约，胡太太既不懂英语，他老人家还得上街买菜，实在是够辛苦的。二老住“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太太一打牌，家里客人多，胡适既无办公室可去，要静心读书写文章，也不可能了。这样长期伺候太太打牌，胡适即使有早年的壮志雄图，也消磨殆尽了。
1958年秋，胡适返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他任内的秘书——王志维先生——写过一篇《记胡适先生去世前的谈话片段》，载《联合副刊》（1977年2月24日），我读后感慨很多。临死前两天，胡老先生为了太太打牌，嘱咐王秘书“帮我买一所房子”：
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这里是台湾大学的宿舍，南港我住的也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不准在宿舍打牌。今天我找你来，是要你在我出国期间，在和平东路温州街的附近，帮我买一所房子，给我的太太住。
胡适是爱面子的人，傅孟真先生留下的规矩，公家宿舍不准打牌，院长寓所内却常听到牌声，不免于心不安。想来胡太太的朋友都住在台北市区，老是坐出租车去南港也不方便，胡院长才有意在台北置屋。胡适待他的老伴是够好的了，但胡太太长年打牌，我总觉得对不起他。
早在民国九年，胡氏夫妇生日碰在一天，胡适写了一首《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的诗（《胡适的诗》，页九七至九八）：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啍（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得快，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这虽是首幽默诗，我们也看得出二人婚后精神上毫无默契。胡太太既不懂读书的乐趣，丈夫在病中，更有理由不准他读书了。胡适多么希望他的太太能在“双生日”那天，和他一首诗啊，但太太不会做诗，看样子真会把诗撕掉。胡适自知不可能同太太订约，永不吵嘴，“今天不许吵”平平安安过一天生日就够了。胡适的确是好脾气，但江冬秀如能像《李超传》里的李超女士一样，立志求学上进，婚后进学校或者在家里自修，胡适一定感激莫名，享受到另外一种闺房乐趣。只可惜江冬秀真是个旧式乡下女子，辜负了胡适在留学期间对她的期望。
女友韦莲司
德刚兄说得对：“适之先生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谈恋爱，他也搞不出什么‘大胆作风’。”但德刚认为留学期间的胡适真追过韦莲司女士（Edith Clifford Williams），假如韦女士真有意嫁给他，江冬秀就只好守活寡了。但事实上，胡适既是“止乎礼”的胆小君子，看样子并没有同韦莲司谈过什么恋爱，虽然二人通信很勤。徐高阮先生在《胡适和一个思想的趋向》（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0）这本书里告诉我们，胡先生去世后三年，韦莲司女士曾“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青年胡适写给她的信（收藏了整整半个世纪，一百几十件）寄给胡夫人江冬秀女士，有几封曾在‘胡适纪念馆’分两次（1965、1966）陈列过”（页二九）。胡夫人去世后，这些信件想已由“中央研究院”保管。如有人想研究胡适留学期间的生活和思想，真不妨把这些信件研读一番，胡、韦二人有没有谈恋爱，真相也可大白。其实胡适一生英文文章也写了不少，连同这一百几十件信札，都应该收集成书，供中外学者阅读之便。鲁迅去世才两年，就有《鲁迅全集》二十册问世。胡适去世十六年了，我们还看不到他的全集，这是说不过去的。
德刚认为在1915年那年，“胡氏显有所求（made some proposition）而为韦女所峻拒。……她奉劝胡郎，斩断情丝，悬崖勒马；应着重较‘高级’的情性之交；勿岌岌于‘色欲之诱’（sex attraction）。……可是韦女士虽是止乎礼，她并没有绝乎情。最后棒打鸳鸯的似乎还是韦女士那位‘守旧之习极深’的妈妈”。我认为德刚兄这两个假设——胡适追韦女士遭拒；韦母“棒打鸳鸯”——都是站不住的。胡适非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假如真正追过韦女士，他决不会“正色”呵斥德刚的假设为“胡说”。胡适既无意反背母亲的意志，他决不肯毁除婚约，让老人家伤心的。细读《留学日记》，胡适诚然爱同有脑筋的洋女子谈话、通信，可是一点也看不出同她们有论婚嫁之意。韦莲司的服饰仪表，德刚在书里已交代得很清楚。另一位同胡适通信颇勤的瘦琴女士（Nellie B.Sergeant），“业英文教授”，有两个夏天来康奈尔大学暑期班进修，这样才同胡适认识的。她“年事稍长，更事多，故谈论殊有趣味”。胡适哪里会同她谈恋爱？
德刚认为他的假设有理，主要证据是《留学日记》里节录的两封英文信。一封是韦女士1915年2月3日写给胡适的；一封是胡适自己1916年1月27日写给韦老夫人的回信。本书读者如细审二信的部分原文（《留学日记》，页五三五至五三七，八三五至八三六），一定也会同意，德刚误解了它们的含义。
1915年1月23日下午（《日记》页五二四），胡适访“韦莲司女士于其寓，纵谈极欢。女士室临赫贞河，是日大雾，对岸景物掩映雾中，风景极佳。以电话招张彭春君会于此间。五时许与女士同往餐于中西楼。余告女士以近年已决心主张不争主义（Non-resistance）……女士大悦，以为此余挽近第一大捷，且勉余力持此志勿懈。……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唯一人耳”。
读这段札记，我们无法肯定张彭春有没有跟胡、韦二人一起去中西楼吃晚饭。但在一个“纵谈极欢”的下午，胡适如真有意追韦女士，怎么会打电话邀张彭春来会谈？可见胡适对女士毫无所求，还要邀他的朋友来同赏她“见地之高”。这次纵谈之后，想来隔不多天，胡适又去韦女士那里“纵谈”了一次。韦莲司原是不顾世俗的奇女子，也可能早已钟情于胡适。那次谈话，很可能她露出了她的“狂狷”本色，动手动脚，倒把我们的“胆小君子”吓坏了。胡适招架不住，只好直言早已订了婚，如同韦女士有不轨行动，与“礼”（propriety）不合云云。事后韦女士很气，也有些老羞成怒，2月3日写了那封《论男女交际之礼》的信，责备胡适不够开通而拘于“礼”（blocked by a“sense of propriety”）。在她看来，像他们二人这样超脱世俗的“最高级人才”（the highest type of humanbeing），只要“思无邪”（propriety of thought）就好了，行为上的“非礼”（impropriety）倒是毫无关系的。德刚兄若细品此信，即可看出，韦女士采用的完全是玙姑在《老残游记》里教训申子平的口吻。胡适原则上是反宋明理学的，虽然在日常生活上还遵守“非礼勿动”的原则。他看了这封信后，对她的“卓识”更为佩服，认为“此论即在所谓最自由放任之美国亦足骇人听闻”。但想来韦女士觉得胡适不识抬举，以后只同他论学问，谈思想；生活上需要“放浪形骸”一下，另找别的男人了。
韦莲司一人在纽约“放浪形骸”，她母亲有所听闻，实在有些着急了。差不多一年之后，她写信嘱胡适去规劝她。胡适既是个少年老成、非礼勿动的“东方人”（an Oriental），对她女儿的某些行为一定看不惯吧？何不劝劝她呢？她是最看重你的！胡适虽是“胆小君子”，对韦女士的“卓识”、“狂狷”原则上是佩服的，回信理直气壮地斥责韦夫人虚伪。责问她是不是不信任自己的女儿，既如此把她关起来，不给她行动自由好了。德刚引译那一段信里的“我们”一词（“我们为什么要顾虑‘别人’对我们怎样想法呢？……”），乃所谓editorial“we”，非胡适、韦莲司二人。德刚看不出这一点，把胡适致韦夫人书完全曲解了。
胡适与陈衡哲
胡适同陈衡哲女士留学期间的关系，德刚分析得入情入理，读后十分折服。但同时德刚故作妙论，认为陈衡哲是他提倡“诗国革命”、“文学改良”的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所以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寻根究底，功在莎菲”，那就言过其实了。在《逼上梁山》文里胡适说得明明白白，他倡导白话文学的灵感得自钟文鳌，他是清华学生监督处驻华府的书记。陈衡哲未同他通信之前，胡适早已在试写白话诗了。
中国大学生、留学生间，的确有个“朋友之‘友’不可友”的传统。莎菲女士既为任叔永所发现，胡适又是任君的挚友，当然不便去追她。但我认为假如胡适尚未订婚，他一定会努力去追求莎菲女士的；论才情任不如胡，看样子莎菲也会嫁给胡适的。当然任氏夫妇一直是胡适的至交，也是他事业上最亲信的左右手，他对任太太是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陈婚姻如此美满，胡适自己家里有个病中不准他看书、写诗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艳羡他们的幸福。他骗过江冬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素斐（Sophia），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等生莎菲一样的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适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
胡、陈二人尚未见面前，即可说已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有一次，任叔永从麻州剑桥寄两首陈衡哲的诗给胡适看，要他猜是何人写的。（陈衡哲《小雨点》任序，则谓故意骗胡适“是我做的”。）胡适对其中一首咏“月”诗特别激赏（“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回信写道（《日记》，页一○五八至一○五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