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前的开始
7月的炎炎夏日。站在买公共汽车票的队伍里，即将踏上旅途的人们用报纸当扇子，并不断用手帕擦拭着汗水。
那个刚到的人，留着平头，发色淡黄，嘴唇丰满，眉毛浓密，似乎一点儿也不介意队伍的缓慢和灼人的酷热。他看上去很讨人喜欢。他的鼻子虽说相当突出，还多少有点儿鹰钩，却并非那么引人注目。他穿着件浅灰色的薄型西装，双排扣，大翻领，内衬白色硬领衬衫，打藏青底洒白圆点的领带，脚上穿的是尖头皮鞋。蓝格子手绢的尖角从外衣右上方的口袋中露出头来。一副衣着无可挑剔的年轻绅士的派头，25岁上下，打定主意要做个体面人。
一只大公文包大小的真皮手提箱靠在墙边，被年轻绅士用脚护着，另外还有只皮筒，看上去简直就像把伞，上面放着他的草帽。
年轻人从胸部的口袋里掏出只熠熠闪亮的褐色皮夹，从里面抽出两张挺括作响的新钞票，将它们折成两半。当他把它们展开时，钞票发出动听的瑟瑟声。他把钞票交给柜台后留着髭须的收银员，身子前倾，报出自己目的地的名称，然后站直身子。他的声音很难听清，因为他只不过对售票员说了句简短的要求。年轻人接过递给他的票，把它放进左边的裤子口袋。接着，他把找给他的皱巴巴的零钱折好，迅速塞在他那精致皮夹中的其他钞票中间。随后，他弯下身，拎起手提箱和皮筒，拿起帽子。他看了看戴在左手腕上的矩形安加牌手表。离车开的时间还有半小时。他转向停车场。唯一一条没坐人的长凳完全位于太阳的暴晒之下。汽车就等在不远处。他坐下来，从上衣内袋中掏出份报纸。《世界报》（Universul）的首页上有用粗体印着的日期：1933年7月21日。编者按用两栏焦躁不安的文字警告说，这个世界“装满了炸药”，不等怀疑论者做出预测，就有可能轰然起爆。不过，眼下这位读者那热切而专注的表情自打买了票后就没变过。那些印刷字并未增强他打量周围情况时所使用的漫不经心的注意力，也未加速那懒洋洋的午后时光慢慢形成中的骚动。他似乎很自得，对他生活的世界、对他习以为常的日子感到心满意足。停车场、湖泊、天空，甚至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旅客都是一种确证：他是世界的一部分，是社会的一分子。只有那些从未凭借足够勤奋的工作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的人才可能无法充分把握这样一个田园诗般的日子所赋予的真谛。
不久，他周围变得越来越嘈杂，人们匆匆奔向售票处和公共汽车。好大的一群人——女人和孩子——好一阵子夏日的喧嚣忙乱。他依旧坐在凳子上，瞧着这阵骚动。他很不情愿地站起身。像往常一样，公共汽车挤得水泄不通。每年圣埃利亚斯节（St. Elias Day）过后都会如此，这一天是法尔提西尼（Fǎlticeni）闻名遐迩的市集日——当地的乌克兰人称它为iarmarok。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使劲顺着汽车通道向后挤去，然后停了下来。汽车现在随时都会启动，他不得不安顿下来。他小心地打开那只圆筒，原来它是只三脚凳。他小心地将凳子的三只脚撑开，把它安置在小手提箱旁边，手提箱上搁着他的帽子。
他感觉到自己左边的一位年轻女子正在看他。他在停车场就注意到她了，当时他正在观察涌向汽车的乘客。她一头黑发，长着西班牙人的面容，眼睛乌黑而深陷，腰肢纤细，脚踝精巧，穿一件白色印花图案的短袖连衣裙，高跟小山羊皮凉鞋，拎一只状似篮子的式样奇特的真皮手提包。她是那样苗条优雅，似乎渴望看人和被人看。
英俊优雅的绅士与美丽优雅的女士搭上话是不用费什么周折的。他年轻的男高音先发出平缓的、经过斟酌的音调，她年轻的女低音以快速的节奏发出共鸣，但避免使用更高的声调。
“你会是雷米尔太太的亲戚吗？”
他之前看到她朝汽车匆忙走去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她吃了一惊，将精致的脸庞转向他，专注地打量着他。
“是，雷米尔太太是我姑妈。我父亲的妹妹。”
短短几句解释之后，他们觉得彼此就像老熟人了。那只三脚凳让年轻男子原本无可挑剔的外表显得有点儿滑稽，但增添了他的魅力。显然，他对自己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和在同样人头攒动的公共汽车中的位置都很留心。
话题从雷米尔太太转向她的丈夫——基法，他是个家具商，作家萨多维亚努[1]在法尔提西尼度暑假期间，他又是后者的国际象棋搭档。接下来，交谈又转向雷米尔太太那几个从纯理论的角度上看颇具天才的孩子，继而转向几个共同的熟人，他们住在举办7月市集日的镇子上，俩人这时发现，他们都常常光顾这个镇子。
这一对都没有像他们彼此认为的那样在苏恰瓦下车，而是在两个相邻的集镇下了车——绅士是在伊特卡尼（Itcani），位于苏恰瓦的下一站，而女士则是在布杜杰尼（Burdujeni），位于伊特卡尼的下一站。
由于全神贯注于交谈，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在那种气氛下有一种奇特的东西正在酝酿形成，虽说他们确实感觉到了什么。因为尽管在年轻女子地中海人的活泼的鼓舞下，交谈进行得十分热烈，可他们一直都在有意识地观察着对方。当他们告别时，那种他们其实是在进行一次不是归家而是驶向不可知之地的旅途的感觉在彼此的表情上找到了准确的含义。
根据约定，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再次见了面。年轻男子骑着自行车出现在Librǎria Noastrǎ——“我们的书店”前，这是家中等规模的兼作家庭住房的商店，位于布杜杰尼坡形主干道的中段，有着黄色的墙壁和窄小的百叶窗。书店是年轻女子的父母开的，它距伊特卡尼糖厂仅三公里之遥，来自另一个小城的年轻绅士就在那里担任会计之职。这是次轻松而愉快的骑行，特别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早晨。
我最早的记忆与这次旅程有关。一段我出生之前的记忆，一段我未成人形之前的我的形成过程的记忆——往昔之前的一段往事的传奇。
当一位中国古代圣贤问我（因为他有那么多的读者）“在你父母相遇前，你是什么样子”时，我用魔法召唤来这段20世纪30年代中期罗马尼亚东北部的两个相邻小镇间的公路，它由鹅卵石铺就，窄窄地向前延伸着，两边是几排稀稀拉拉的树木，树木上方是平淡无奇、令人昏昏欲睡的天空。一条金黄色的空间令时间、有着必要长度的时间从某处通往另一处，从某事物通向另一事物。童话故事称之为爱情，这由错误构成的喜剧，我们似乎全都需要这样的喜剧。
在那第一次周日聚会之后，伊特卡尼糖厂的会计继续着他对邻镇的拜访。那段由鹅卵石、泥土和灰尘构成的道路渐渐变成了一种磁石般的幻景，使那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成了世界的中心。命运的中国笔触在牧歌式的天空上喧嚷地彼此追逐，绘制的不是未来的景象，而是那一时刻的灿烂星云。
然而，那位年轻绅士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后发现我在半个世纪后才发现的事情，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一辆载着我和母亲的火车上，当时，我母亲几乎已经成了瞎子，我们是去看一位眼科医师，他住的小镇离那些老地方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
早几年前，在我首次前往西方的旅途中，我在巴黎遇到了我母亲那位著名的表兄阿里尔，他是某些奇异的家族传奇的主题。那时，他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将自己的头发染成绿色、红色或蓝色，也不清楚他是否还像戴高乐时期那样经营武器销售，或者是否像他曾声称的那样，继续为《世界报》（Le Monde）写文章。这位体形笨重的秃顶绅士自己也几乎成了瞎子，像家族中的许多人一样，拥有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个人图书馆，在那里，你在挑选摞在一起的书籍时，会面临极大的困境。我母亲是阿里尔所敬爱的舅舅阿夫拉姆——那位书商——的女儿，当我问及我母亲的早年生活，以及她年青时代的长相时，我所得到的回答只是一丝暧昧的微笑。虽然我一再坚持，可他还是拒绝卷入此事。
难道她年青时代有段不安分的时期，在她嫁给我父亲之前？难道当我父亲在公共汽车上遇到她之前，这位妙龄女郎有段令她生活的小镇的褊狭社会所不齿的过去？似乎没有足够的流言蜚语阻止她那位高贵的求婚者在整个求爱期中坚持三年之久。在他们相遇之前我是什么样子？我还不够中国化，不记得往昔之前的往昔，但我可以看见开始之前的开始，那段介于1933年7月至1936年7月的间隔，从公共汽车上的相遇到他们唯一后代的降生，这个后代到来时，与其说是活着，倒不如说是死了。
我外祖父家总是在展示着家族厨艺和外交才能，正是在那里，在我出生时达到顶峰的潜能正在积聚——在伊特卡尼和苏恰瓦举办的奥地利风格的豪华舞会上；在为数寥寥的于布杜杰尼的旧式风格的日历上的神圣日子前往切尔诺威茨（Czernowitz）——布克维纳的维也纳，世界的尽头——的旅行期间；在苏恰瓦的多姆—波斯基剧院，在老旧的电影院中，在那里，银幕会在这对情侣眼前闪现出那个美国、英国或澳大利亚演员的名字——与我同名的诺曼（Norman）；在法尔提西尼和苏恰瓦之间的公共汽车路线上。空气中弥漫着针叶松的味道，再加上有关蒂图列斯库[2]、亚博廷斯基[3]、希特勒、托洛茨基[4]和巴尔·谢姆·托夫[5]的演说，气氛显得十分凝重；乌烟瘴气的房间里弥漫着热腾腾的煎锅的蒸汽的芳香，人们交头接耳地说着闲言碎语，声音嗡嗡作响。黑暗是电力控制的结果，报纸上充斥着有关全球性激情的警报。
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比突然将一男一女放置在世界正中心的催眠术更为重要：一个是镇定自若、无依无靠的年轻人，他凭借自己的努力，从一个乡村面包师的卑微家庭中出人头地，他谨小慎微，艰苦勤奋，热衷于保护自己的尊严，赢得同伴的尊敬；一个是热情洋溢的妙龄女郎，贪婪地寻求着命运的征兆，该命运将包含她从自己那些神经质的犹太法典学者和书商的祖先们那里遗传来的恐慌与激情。你也许会说，这是面包与书籍的相遇。
在婚姻的早期阶段，甚至可能在更往后的时间里，两者间的明显差异似乎加强了他们的关系，尽管他俩都将保持自我，直至最后。婚约对孤独，一方面是几乎具有戏剧性的却又是真实的痛苦，另一方面是孤独、判断力和中庸适度。警戒对冷漠，恐惧对审慎，冒险对沉默和尊严。他们结合的结果——命题与对立命题的全无必要的完美而辩证的综合——自然而然地使其产生了新的矛盾，否则，这幕喜剧就会毫无幽默可言。这些矛盾中的某些急躁因子是否融合进了新生儿身上？足够矛盾的是，他们独生子于1936年7月圣埃利亚斯节——法尔提西尼市集日——前夜的早产毫无急躁迹象，而是相当勉为其难。未生者事实上拒绝出生，拒绝激活自己与生俱来的矛盾。他固执地留在胎盘上，这种延迟逗留危及他貌似降生的出世，当母亲和孩子在日复一日地为活命而苦苦挣扎时，这是个对两者来说都危在旦夕的创伤。
在获知比胎儿更重要的年轻母亲还活着时，人人都长舒了一口气。至于那个孩子，只是在他的命运不再如此紧紧依附于他母亲的命运时，他的外祖父老阿夫拉姆才问道：“他有指甲吗？”当被告知我有指甲时，他平静下来说我会活下去。在我认识他的短暂瞬间，以及后来在特兰西尼斯特里亚集中营的那些年里，他理应告诉我，在现实世界中，一个人要活下去不只需要指甲，而且需要利爪。
紧接着早产的是一段充满阳光的空白日子，没有轮廓或记忆。一段田园短诗般的时光，大脑所能记起的只是一闪而过的倾斜街道和进入我外祖父的书店的瞬间情景。记忆对我即将到来的真正出生前的我的样子未做多少说明。越往后，小说也许会越意味深长：我许多年后不停在观看的塔科夫斯基[6]的电影《伊凡的童年》（Ivan’s Childhood）中的一个场景。金发碧眼的孩子，开怀大笑的母亲，幸福而快乐。突然间，水井的辘轳疯狂转动，湖水的镜面被隆隆的爆炸声击碎：战争。
1941年10月的雷声。雷声与闪电在一击之下将舞台的地板劈为两半。驱逐，流放者的押解队伍，火车，黑暗的空虚。我们被猛掷其中的洞穴不是婴儿的摇篮。在我们后面，只有善良仙女玛丽亚的绝望尖叫，她不想让我离开她的怀抱，她在恳求警卫，让她与我们共赴深渊，她，一位基督徒，圣洁的处女，要与她不可能抛弃的罪人们在一起。夜晚、射击声、尖叫声、抢劫、刺刀、死亡、河流、桥梁、冰冷的饥饿、恐惧、尸体——启蒙的漫漫长夜。唯有在彼时彼地，喜剧才即将上演。特兰西斯特里亚，德涅斯特河的彼岸……特兰西斯特里亚，悲伤的彼岸。出生前的启蒙已经开始。
是的，我知道我出生前的模样。我也知道我后来的样子，那是在1945年4月，幸存的亡命国外者被遣返回Patria[7]，那放逐了他们而毕竟未曾设法摆脱他们的祖国。尽管它确实摆脱了其中的一些人——书商老阿夫拉姆，他的妻子海娅，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人。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降临在那个小镇，1945年，它仍然被叫作法尔提西尼，就像在1933年一样，那命运的公共汽车的同一起点。
1945年，卡车将我们载回“家”，回到法尔提西尼，回到未被放逐的亲戚们中，但是，卡车并未停在停车场和过去出售通往天堂的公共汽车票的售票处附近。它在集市边停下来，停在贝尔德西亚努街的一个角落里。
铃声响起。卡车尾部的木挡板被移开。从贝尔德西亚努街，一群人奔向我们，那是少数表演者，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庆贺归来。一出甜蜜精致如新生儿胎盘的情景剧膨胀了六角形手风琴的风箱的幻想，为的是向胜利者——我们——致敬。
我看着他们哭泣，拥抱，彼此相认。我在卡车车厢的尾部踟蹰不前，一面咬着手指甲。街道是舞台，而我是个不知所措的观众。终于，他们返回身来找这个被留在后面的人，这个被留在过去的人。
在我让自己从车上下来，回归世界之前，我设法再次狠狠地咬了咬手指甲。我已经养成了这个坏习惯。我咬我的手指甲。
[1]米哈伊·萨多维亚努（Mihail Sadoveanu，1880—1961），罗马尼亚写实主义小说家。代表作有《米列里亚·科科尔》等。
[2]蒂图列斯库（Nicolae Titulescu,1883—1941），罗马尼亚外交家，终身致力于维护罗马尼亚国家主权与世界和平的斗争。
[3]亚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1880—1940），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新闻工作者、演说家兼作家。
[4]托洛茨基（Trotsky，1879—1940），苏俄和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联共（布）党内反对派领袖，1929年被逐出苏联，1938年组织“第四国际”，后在墨西哥遭暗杀。
[5]巴尔·谢姆·托夫（Israel Baal Shem Tov，1700—1760），宗教改革家，犹太神秘主义教派哈西迪教派（Hasidim）的创建者。该派坚信弥赛亚复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
[6]塔科夫斯基（Tarkovsky，1932—1986），苏联著名导演，代表作包括《伊凡的童年》等。
[7]Patria，西班牙语，意为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