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3点。我们意气奋发地进入洲际饭店的大厅，这里是安全部的前分支机构，外国人管理处。现在我自己成了个外国人，尽管接待员用罗马尼亚语欢迎我：“Bine ati venit。”我们登记了两个相邻的房间。4点30分，乐团的汽车将回来接美国指挥家前去进行他的第一次排练。我进入1515房间，正准备打开行李时，电话铃响了。电话的另一头是个年轻女性的悦耳声音，来自罗马尼亚电视台。她要求进行一次采访。我婉言谢绝。她明白，我刚到，需要些时间考虑此事，也许稍后再打电话比较好。我谈些什么呢——特兰尼斯特里亚、佩日普拉瓦、伊利亚德、我作为一位流亡作家的成功？不，我应该坚持立场。“你拥有被憎恶的荣耀。”一次，波德莱尔[1]钦佩地对马奈[2]说。我像念咒一样对自己重复着这些话，以保护自己不受情绪和礼貌的影响。我是应该作为一个公敌出现在舞台上，还是作为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受害者，抑或作为受到美国人喝彩的羞涩且行将退休的作家？我是个入侵者，如此而已，我所希望的就是被忽略不计。
最近有一则关于米兰·昆德拉[3]在布拉格的故事：在对家乡进行过几次秘密探访之后，在1989年的事件之后，他终于接受了一次官方邀请，前去接受一个将使祖国与其著名的游子达成和解的奖项。可是，就在仪式开始之前，他突然觉得他无法出席。他把自己像个困兽一样锁在旅馆房间里，从电视上观看仪式的进程，由他的妻子代表他接受荣誉。
电话再次响起。我的朋友贝德罗斯（Bedros）打电话来对我的归来表示欢迎。我很高兴在这么多年后听到他的声音，我很高兴我仍然觉得高兴。他半小时后来看我。我没有时间打开行李，因为电话又响了。这次是我的老朋友金头脑瑙姆。我将夹克扔在床上，打开窗户，开了行李箱的锁。我注意到一个信封从门下塞了进来，这是一份罗马尼亚电视协会发来的传真：“我们重申我们的请求，请你接受一次由罗马尼亚电视协会文化项目部主持的采访。考虑到你在本国的出现不会悄然过去，我们希望你会明白我们的意愿。1997年4月22日，星期二，该部可派出一个电视采访小组。我们将不胜感激，云云。”我从行李箱中拿出衣服，挂起来，然后洗了洗脸和手。贝德罗斯到了。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我们看着彼此，微笑着。我们从彼此的脸上看到了自己，就像是在看一面镜子，它是逝去的时间的令人悲哀的量尺，但也是一种带有时间赋予这样的团聚的友爱气息的量尺。他的面容一如既往，同样的黑胡子，同样的大眼睛，同样的小手小脚，同样低沉的声音，仿佛他是他自己的《美国百科全书》中的一个角色。他甚至似乎还穿着同样的针织套衫。矮矮壮壮，快人快语，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化装舞会上的那些最后的日子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他，当时，我们常常谈论时下的书籍，交流有关文学的闲言碎语。后来，我们通了一段时间的信。显然他一直在发挥才干，因为从我门下塞进来的那份电视人的传真原来是在他的授意下发来的，他是文化事物部的负责人。
“是的，那封信是我的主意，我承认。”
我解释了为什么我想让我的回归保持低调，为什么我不想让任何人接近我，为什么我不希望打扰任何人。
“最近我一直在想你的事，特别是当我在读塞巴斯蒂安的《日记：1935—1944》时。很奇怪，过去是怎么回来的。”
他停了片刻，然后一脸轻快地继续说道：“一个放入括号中的人物，这就是我记忆中的你，一个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人物。我一直在想你的事，并且与朋友们谈及。他们一致同意，绝对是个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人物。”
见我似乎被这番奉承惊呆了，他解释说：“即使当我们聊些微不足道的素材时，你都有办法说出其中的微妙之处，句子中的句子，括号中的括号。”
我回想起与贝德罗斯在一起的散步，普鲁斯特式的兜圈子，社会主义地沟的弯弯绕。我们走出房间，来到阳台上，他指出电信大厦和远远地延伸至丁布维塔河大桥的胜利大道，以及我在布加勒斯特的最后住所，它位于该街道2号。这座城市显得老旧、疲惫、冷漠。普鲁斯特式的回忆？普鲁斯特式的流亡，在自己一个人的房间里？那真正的流亡者会怎样，祖国报纸向我掷来的“敌人”的指控又会怎样？
我们的团聚像较早那次一样，气氛平和、友爱，那次是在1990年的巴黎书展上。贝德罗斯是从布加勒斯特到巴黎，我则是从纽约。我的书陈列在阿尔宾·米歇尔出版社（Albin Michel）的展台上，它的标题很适合我们目前的谈话：《关于普鲁斯特》（Le thé de Proust）。这个场合的贝德罗斯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外，不是官方代表团的一员，那里面都是些新精英分子，在他们中间，我发现自己是个外侨。我们在一家小饭馆的午餐证实了我们重聚的真实性。现在，在此处的洲际饭店，我很感激贝德罗斯让我想起了自己过去的私密的自我，并将我从在罗马尼亚的公共舞台上充当我的替身的讽刺画中拯救了出来。
“你想喝点什么？啤酒，矿泉水，百事可乐？”
“百事可乐，”他说。于是我从冰箱里取出两瓶可乐和两只杯子。他满满地喝了一大口，然后继续说道：“最近，在塞巴斯蒂安的《日记：1935—1944》出版时，我仔细思索了你的处境的相同之处。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不想见人和接受采访。这些日子，大多数从外国回来的罗马尼亚人都在竭力争取所有这些关注：采访，喝彩，庆典。在这里，在通往东方的门户，有许多人对他们点头哈腰，这让他们洋洋自得。他们喜爱阿谀奉承。”
然后他谈到国家的不幸，它的文学，它的政客以及一夜暴富的安全部成员，流浪狗和无家可归的孩子。在等待了半个世纪后，这个国家理应变得好一些。我看着放在桌上的他的新书，封面上有张美国牧师的脸。
电话铃声将我从迫在眉睫的忧郁中解救了出来。那是乔安娜打来的，她是诗人，罗马尼亚驻美国大使馆的前文化专员，现在为索罗斯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工作。我不得不下楼去与她讨论利昂的访问日程表。我们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我即将离开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之前，从那时算起，时间已过去了十余年。当时是春天，正如现在一样，午餐时间。“我们的真理之乡是这里。我们是作家，我们别无选择。”她曾说。我对此类迂腐言论耳熟能详。我自己就是隶属于不幸的自尊心的受害者之一，这自尊时常会加深我的失望。可是，当时我的回答有所不同：“你必须活着才能写作。死亡在监视着我们，它不仅仅来自安全部官员。不供暖的公寓，没有药品的药房，空空如也的商店——这些全是死亡的面具。”乔安娜安然地度过了噩梦般的那些年。1989年后，她已经成了一位干练的文化及外交官员，她还出了书。我在流亡中幸存了下来，现在我很难阻止她滔滔不绝的客套话和官僚作风的细节详述。
现在，我回到阳台上，从饭店的第15层眺望布加勒斯特。贝德罗斯指出更多的标志性建筑：电视中心大楼，雅典娜神殿音乐厅，丽都饭店，大学。我们返回房间，重新开始闲谈。我们不得不快速略去许多事——在过去10年中，有太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他问及茄拉的情况。我告诉他，她有一段很困难的适应期，但现在拥有了自己的修复工作间。她工作努力，也最终与流亡达成了妥协。
“我不太了解她。”贝德罗斯说。“我妻子也只见过她一次，在1986年7月你家的那次生日聚会上。但她在我们的记忆中始终活灵活现。这就是我在信末总是要提到房子的女主人的原因。”
我们需要能在一起多待些时候，从从容容，一言不发，以便重新体验有关过去的较为简单的交流。像现在这样匆匆忙忙，我们的会面让人觉得更像是一种安慰。这就是我绷得紧紧的警惕性，“普鲁斯特式的伤口”吗？我们交换着低声的耳语和心照不宣但有所抑制的暗示，面带笑容。
现在是5点，我的朋友瑙姆出现在门口。他留着应征入伍的士兵那样的小平头，露出闪亮而消瘦的头盖骨，我们称他为金头脑。他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将一切尽收眼底。我们毫无幻想地看着彼此，看着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还留下了什么。他看上去比以前还要瘦，被另一个时代的风霜抽干了。他的头发也更白了，可他的超然与智慧始终如一。10年前，当他还是说谎者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时，他的若无其事一直是种资产，帮他聪明地走过马戏团的钢丝绳，为他自己的表演而欣欣然，正如为别人的表演感到愉快那样。我高兴地注意到，他依旧保留了他过去的笑容、他的笑声、他的满不在乎和卓然自信。“我对政治从来都毫无兴趣。”最近几年，这位前政客会在电话的另一端对我说，对偏偏是我这个既非政客又隔绝于公众事务之外的人居然想去翻检“过去的垃圾”而大惑不解。“我不想理解或解释。我只是在讲故事，就那么简单。”他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说，实际上却从来不谈及他本人在那个化装舞会上的故事。
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书籍、玩笑，也许甚至还包括他对犹太人的同情，在这个地方，此类事情不会帮你赚到任何好处。即使是现在，使我们聚在一起的依旧是同样的东西。无论远近，我们的忠诚感一直牢不可破。开场的话题令人尴尬。我给他看放在床上的挂锁，那是我应他的要求买给他的。
“这把锁相当贵。”我说，“罗马尼亚的小偷要撬开它可得费点劲儿，你可以高枕无忧了，就连细菌也进不了你家。”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6年秋。作家协会主席想找我谈话，在官方的麦克风达不到的地方。传话者是我们共同的朋友——金头脑。我们三人一起散步。公园正在秋日的熔炉里渐渐沸腾。我们声音的回响显得紧张而怪异，扰乱了灌木丛中的袅袅雾气。似乎看不出我们拥有不同的观念或不同的意见：主席在抱怨一切都不再正常运转，并为我俩的缘故，对官方的反犹主义的癔症表示沉痛。我保持着一种表示赞同的缄默，而身为中间人的金头脑也一言不发。那是最后一次驯服未来的背叛者的努力吗？他一定意识到了那次会面的潜在理由。后来，不到两个月后，我在华盛顿听说，党已经剥夺了协会曾授予我的奖项。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吗？那次有预谋的散步的借口竟会如此微不足道？显然，党和作家协会间的讨价还价失败了，主席想让我们好合好散。毫无疑问，金头脑知道这次神秘的散步背后的事情。
那天等在家中的家人与朋友为我的迟迟不归而惊慌不已，深信安全部已为我设下了一个陷阱。即使是现在，在洲际饭店的第15层楼上，我也犹豫着不去问我的朋友，那次散步的目的是否仅仅是想要在我“叛逃”西方之前驯服我，而宁愿看着他，并且被这个人所凝视，即使是他在玩政治时，他也是我的朋友，即使在党的轮盘赌的轮子不再旋转、我现在属于另一个地方时，他还是我的朋友。提问将徒劳无益。这位布加勒斯特公民会像往常一样用一个玩笑作答，对我的天真困惑不解，用这样的话来让我出局：“你还对政治感兴趣啊，老家伙？我当时就对它没有丝毫兴趣，现在我也没有兴趣。”这些是他的话还是我的话？谁知道，这就是在一个没有答案可给的地方提问题的意义所在。
可是，假如我不能够冒险与一位老朋友进行一次开诚布公的对话，那么我如此讨厌公开的夸夸其谈又有何惊奇？难道对我而言如此不适合的“名望”的负担让我感到困窘吗？“一位流亡中的文化名人”是此处为那些像我一样的人贴上的描述性标签。可我也是个国内名人，在祖国以“叛国者”等身份为人所熟知。1986年，我似乎重新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这种知觉是我最后逃亡的原因吗？一位年轻的文学批评家将我的写作描述为“创伤性特征”。他说，“放逐的神经核子：沉默寡言，抵触拒绝，孤独成性”，恰恰是某种“孤独症患者的反应”，某种“内省性”机制。
我无法看到一个参加了党派争论并受到追捧的自我。当众表演的矫揉造作与挑衅性让我感到沮丧。我也不希望去面对那些曾经将我逼得发疯而现在准备起身向我表示庆贺的人。但显然，即使那些我喜欢的人也有可能对我有所抑制。我从一开始便可预知整个旅程的框架，可是，假如由于害怕受到伤害，我就不走出我的外壳，我也就无法希望去发现周围的事物。
金头脑任由我陷入沉默。他在微笑，因他的新挂锁和我们的团聚而欣喜不已。他对我说起后共产党时代生活的艰辛，说起新兴的暴发户阶层和日益渗透的贫困，说起他妻子的退休和重新去干那些卑琐无聊的工作，说起新老文学明星的重组。他的快活阻止了悲哀或怨恨；这是种平静、明晰的总结。他惊讶于饭店房间的俗不可耐，对价格显得麻木不仁。
我把他送到楼下的大厅，然后走出饭店，向附近的达乐斯书店走去。我有些犹豫地走进书店。感谢上帝，我没有看到一个往日的朝圣者，那部分读者即使互不相识，也通常会认出彼此。为布加勒斯特的所有书店老板所熟悉的我的老朋友利维尤·奥布雷杰也不在那儿，感谢上帝，他没在他惯常的搜索范围内进行巡游。书架上摆满了用罗马尼亚语、法语和英语出版的书籍。有许多人在浏览图书。突然，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不敢动弹。我记起1979年有过类似的感觉，那是在我第一次旅行西欧期间，我在巴黎的FNAC书店像个疯子似的从一个书架跑向另一个书架，记下书名，一次又一次地计算我必须花去的可支配现金。
这一次不应该再发生这种事，因为没有理由。我意识到，我的困惑与不安起源于这样的事实：我看到那么多罗马尼亚语的书籍，被那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罗马尼亚印刷品所包围。我仍可看到我在布加勒斯特最后居住的公寓中的与墙齐长的书架，它随着我1986年的离去而突然消失。在那之后，我不再买书。现在，我的藏书的增加仅仅来自朋友或出版商的馈赠。我已学习了有关剥夺的课程，不仅仅是对书籍的剥夺。不，这不是1979年在巴黎征服了我的那种眩晕，它只是再次置身于一家罗马尼亚书店的情绪波动。
七点半，为了排练，我向雅典娜神殿音乐厅走去。马格合鲁林荫大道（Magheru Boulevard）没什么变化，可似乎又多少有些改变。临街建筑的正面看上去有些脏，行人动作僵硬，缩手缩脚，如同幽灵。气氛是陌生的，我是陌生的，行人是陌生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突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那真的会是布赛罗尤医生吗？没有丝毫可怀疑的，那慢腾腾的步伐，那阴沉沉的大脑袋——是的，确实是布赛罗尤医生。我还记得他厚重的、带有烟气的声音，他乱蓬蓬的、厚实的黑发。他像个老人似的慢慢走着，短皮夹克下，一条厚厚的羊毛围巾围在脖子上，虽说时间已是4月下旬。他的一条胳膊轻轻环绕在一个年纪更大的人的肩上，那人躬腰驼背，个头矮小，头发全白。我似乎无法让自己从这梦幻般的连续场景中扭过身去，可我继续走着，一面转头看着那两个人现在迈着小而缓慢的步子渐行渐远。
我穿过林荫道，走向斯卡拉电影院。电影院再往下是尤尼克公寓住宅区，茄拉的母亲曾居住在此，直到她死去。每样东西都是一样的，但又有所不同。某种不确定却具有本质性的东西已使舞台布景发生了倾斜，它类似于一场看不见的大洪水，一种有磁性的变异物，一种内出血的结果。也许是由于肮脏，可假如你走近些看，又并非仅仅如此。到处都是未完成的修路工程的标志，可即使这个，似乎也不是真正的变化之所在。我站在那里凝望着，大大超出了应该用的时间。我凝望着尤尼克商店，然后转过身，面向斯卡拉电影院和同名的糕饼店，然后是丽都饭店，以及大使饭店。疏远还不彻底，伤口仍未愈合，疝气依旧活跃，尽管现在多少有所减弱。此处有某种别的东西在起作用，一种属于客观本质的东西——使人备受创伤、被视为异己的现实本身。令人沮丧的永恒性在它其实只是一种疾病、一种反常的破坏时，才会显得永恒。
死亡已经迈着死者的步伐这样走过，这位死者现在正在重新探访他生活的土地，在这里，他再也找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或标志。在我死后，死亡曾拜访过此地，但是否它已不是这里，不是那个我曾逃离的地方？1986年，专制已变为死亡，拥有着这块土地、街道、行人以及所有其他的东西。
我迅速向林荫道的另外一侧走去，那里是以前的西那餐馆所在地。我走进一条狭窄、空寂的街道。天开始下起绵绵细雨。我感到周围存在着某种不自然的东西，内心中存在着某种不自然的感觉。这个时间以及这个空无一人的地方可能成为一次意外、一次谋杀、一次神秘袭击的时间和地点吗？
我加快步伐，到达了雅典娜殿堂音乐厅。建筑的正面正在维修，覆满了脚手架，人行道整个被挖开，很是泥泞。我走进大厅，我以前曾多次来过这里。两个男人站在那里交谈。他们可能是建筑工人，他们可能来自管理层。从礼堂传来的音乐声吸引了我，我登上富丽堂皇的大理石楼梯，进入左边的第一个门。
利昂在指挥台上，面朝着乐队，袖子高卷，旁边有一瓶爱维牌矿泉水。乐队和合唱团的混乱无序令人难以置信。是的，死亡也已在此留下了它的印迹。以前的乐队成员都已离去。取代他们的是些衣衫不整的人，穿着牛仔裤和破背心，叽叽喳喳地聊着天。“再来一次。”命令声传来。演奏者们仍在聊天和咯咯傻笑。他们着迷于自己的歇斯底里，似乎是从大街上捡来的。先有一人，然后又有一人，手里拿着乐谱，争论起音符、休止符、降半音和升半音的解释来。利昂的声音被淹没了，他的翻译几乎无法跟上那吵闹声。“再来一次。”被激怒的指挥命令道。他向现在站着的第一小提琴手示意，让他翻译自己的命令：“再来一次，从第三小节开始。”刺耳的声音再次响起。利昂又灌下满满一大口爱维牌矿泉水，把袖子卷得更高，然后再次举起他那专横的指挥棒。那情景就如同是一场乐队与著名的来访指挥家间的拳击赛。现在指挥家跌倒在地板上，裁判在数数。头昏眼花的指挥家有点费劲儿地重新站了起来。现在是8点过10分，这场比赛应该在八点半结束。今晚没有胜者，甚至连场平局也没有。这场争斗唯一可能的结果是把两位斗士分开。
利昂精疲力竭地从指挥台上走下来。他朝绘有罗马尼亚储君肖像的天花板伸出手去，低语道：“福哉玛丽亚。”我起身去迎接他。乔安娜向我们保证，第二次排练会好些，音乐会那天晚上，将会有一场出色的演出。她解释说，临时拼凑起来的乐队不得不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薪酬少得可怜，还得忍受各种各样的羞辱。
我们出来找出租车。乔安娜陪着我们，给我们指路。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标有“逾越节宴会”的信封。“亲爱的波特斯坦先生，”信中写道，“我们已为你和马内阿教授保留了两个1997年4月21日逾越节宴会的位子。宴会于20：00左右开始，费用是每人15美元，在入口处交给高迪努先生。宴会将在布加勒斯特波帕·索阿热街18号的犹太人社区餐馆举行。”这封信的署名是罗马尼亚犹太人社团联盟执行主席亚历克斯·西万。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大使馆安排了这一邀请，因为利昂想和自己的共同信仰者一起过逾越节。
街道空无一人，看不见一辆出租车。我们向大学走去，一辆出租车出现了。座位没有悬架，我们陷进中间的一个洞中。我把地址给司机，他没听说过这地方。我试着解释，它是克勒拉希大道不远处的一条交叉街道。原来，以前的克勒拉希大道已经消失，以便修筑一条通往大总统府的大马路。“我不知道这地址。”司机闷闷不乐地重复道。我们回到街上，雨下得大起来了。两辆没有乘客的出租车驶过，都没有停，我们搭乘了第三辆。司机知道那地址，尽管他也不大清楚怎么到那儿。我们到了大转盘，他转向以前的迪米特罗夫林荫大道，从那向右，然后再向右，然后向左。“假如你们看到警察队列，就说明到了。”我助人为乐地说道，记起了那些社会主义的逾越节宴会之夜，当时的街道会被犹太餐馆周围的由军人组成的警戒线隔开，在餐馆不远处要检查身份证，以阻止恐怖分子、寻衅闹事的持不同政见者、反犹太人机构的煽动分子，以及要求得到护照的支持犹太复国运动者。
我们兜着圈子，直到司机得意地宣布：“我知道它，就在那儿，波帕·索阿热。”确实，街角边的标志证实了这一事实。我们返回至18号，我认出了那幢建筑。这一次，没有警察的警戒线，只有一个武装卫兵和一个身穿普通皮夹克的便衣。
一位戴无边便帽的老人走上前来迎接我们。是的，他向我们保证，他们正在等我们。他没有问我们要15美元。他给了我们两顶白色无边便帽。利昂的公文包和雨衣以及我的皮大衣留在了衣帽间。我们爬上楼梯，来到灯火辉煌的大厅，在这里，布加勒斯特的犹太人将庆祝犹太教历5757年的逾越节。
桌子的安置还像10年、15年前一样。一张主桌供社团官员们组成的主持小组坐，另外八张桌子给客人坐。我们被引到左边的一张桌子边。我们可以看到主席、一位知名的生物学家，他的夫人，以及社团里的其他重要人物。我手里抓着发给我们的出版物，名为《犹太人的现实》（The Jewish Reality），它是以前的《摩西教派评论》（Review of the Mosaic Cult）的续编。“教派”是个共产党可以容忍的词，而后共产党时代的犹太人宁愿使用一种较中立的语言。
美国客人的到来并未引起忙乱，虽说他是大学校长和指挥家，也无人对罗马尼亚犹太人社团的前成员的到来大惊小怪。我立即回想起1982年，当我公开宣布反对官方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时，就连社团的官员也与我断绝了关系。这种鲁莽的姿态似乎阻碍而非有助于与当局的关系，是首席拉比摩西·罗森（Moses Rosen）博士的保留地，他在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国民议会中担任代表达20年，玩着一种复杂的游戏，游戏中，美国与以色列犹太人组织充当了游说议员和施压团体的角色。现在时代不同了，目前的犹太人社团主席不再是首席拉比，过去的策略也用不着了。
“为什么今晚不同于所有其他那些夜晚？”我想起以前自问。时代已经为不久前的岁月戴上了新面具。在当前的聚会中，我找不到以前那种表里不一的节日气氛，那些根据时代密码以及破坏它的努力所需的、裹在令人费解的暗示和手势中的半吊子真理。我再也看不到化装成仆人的老板以及他们一律穿着晚会制服的双重间谍的奴颜婢膝的微笑。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条件反射规则指南中的引用语。如果你试图重新体验那种反常的活跃、共谋关系、表演得惟妙惟肖的小角色，似乎都是徒劳的。1997年的气氛缺少以前由奴性、阴谋和逃避构成的时代所具有的充满兴奋与风险的气氛。剩下的不过是一次令人昏昏欲睡的集会，由为了参加古老的独唱会而聚集起来的无动于衷的幸存者构成。
“欢迎回来！”一个热情洋溢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沉思。坐在我桌对面的大块头绅士伸出他摊开的巨掌。他健壮结实，秃顶，衣着时髦，戴眼镜。他微笑着，等着被我认出来的信号，随后失望地用一种不容置疑的、令人难忘的声音说出了他的名字。我应当认出他来。在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法老统治时期，他是电视上寥寥无几的几个颇受欢迎的人物之一。我转向利昂，把他介绍给约瑟夫·萨瓦（Joseph Sava）先生，他将在自己的电视节目“音乐晚会”（The Musical Soirée）中采访利昂。利昂向这位音乐批评家及其夫人郑重其事地弯了弯腰，很快便用德语与他的夫人热切地谈论起即将到来的演出来。
“你当然也将受到邀请，参加节目。”萨瓦先生告诉我。
“噢，不，我真抱歉，可我不能接受。那是波特斯坦先生的采访。我上周在纽约就说得很清楚了。”
“你也一定得去。这会使采访更有趣，而且你可以做翻译。就这么定了。周五早晨我将在位于庞拉提街的电视中心期待你们二位的到来。”他自信地说。我多少有些震惊，并对这种命令的语气很不习惯，因此我不安地左右转动着身子。
“这种讨论毫无意义。”批评家的夫人插了进来，“波特斯坦先生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而我本人就可以担任翻译。”
我看了看周围。我可以认出诗人、演员、社团官员，全都显而易见地上了年纪。我辨认出我的朋友穆古的一个朋友、两个犹太剧院的演员、一位著名的流行音乐作曲家。但是，今晚确实不同于过去那些类似的夜晚。在这里没有看到它的艺术大师，那位孜孜不倦的首席拉比罗森，过去他也是社团主席，极权时代的舞台上的那么多次演出的导演和主要演员，共产党议会的代表，国家议会的顾问，以色列的仲裁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无固定任所的外交官，总是被委以重任和重要角色。
你很难忘记在此庆祝过的各种各样的犹太节日，在拉比罗森的餐馆的节日大厅，在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国家的后期舞台——桌子上装饰着传统食物、进口葡萄酒，坐在党的官员旁的受人尊敬的嘉宾，以及来自国外的访问者。这样的夜晚在这位伟大的首席拉比竭其所能的顶峰期尤为引人注目，当时他可以同时担任劳工部、信息部和工业部部长。国家体制容忍甚至鼓励这种表演，不只是为了混淆那些不习惯这些共产党的“自由”的夸张例子的外部世界的视听，而且也为了能够记下与会者的名字、相貌和言论。
那些场合都是些矛盾的盛宴，处于装扮成教区居民的告密者或其不信神的敌人的监视之下。他们有大量东西可看：口是心非的主子与同时为两个或更多主子提供服务的更加口是心非的仆人间的暧昧的、互利的合作。甚至有些告密者扮演的是辛勤工作的公民的角色，以他们自己的相貌和制服为面具。
现在，共产主义运动已结束，大拉比已死，危险与面具也与之一起逝去。现在有的只是衣衫破旧的司仪神父、一间破败不堪的大厅、一场还原为例行表演的仪式。你不能拿正在主持逾越节宴会的这位皮包骨头、喃喃而语的拉比与首席拉比摩西·罗森博士相提并论。这位继任者并不以自己的角色为荣，他看上去仅仅像个来自另一世纪的犹太小学教师，正在用他那尖里尖气的声音和苦恼的手势绝望地呼吁他的羔羊们遵守秩序。他的妻子坐在他的左边，穿着韭绿色的晚装，头上戴着一大蓬红色假发，偶尔会用肘部轻轻地推他一下，提醒他周围的人在打盹儿的事实。
“这个拉比是谁？”我问坐在我左边的那位肥胖而沉默的人。
我的邻居心平气和地转向我。他有张大脸和下垂的眼睑。
“他是从以色列请来的。”他告诉我，一面伸出手，自我介绍他是维尼（Vinea）博士。坐在他旁边的是他面色苍白的配偶，穿一袭黑色花边晚装，我认出她是我的一位大学校友。
“从以色列？可他说的是罗马尼亚语。”
“他来自以色列的罗马尼亚犹太人区。”他的妻子插嘴道，并没有认出我来。“付钱的是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人也是他们挑的。除了能够找到的最便宜的拉比外，他们还能为罗马尼亚选择其他什么人呢。我们不应该抱怨。”
我转向利昂，想把这番解释说给他听，可我发现他正全神贯注地与我右边的一对男女亲切交谈，男的是美国犹太人，一家纽约银行驻布加勒斯特的代表，他的同伴是位罗马尼亚女子，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当她的护花使者详细地叙述他在新泽西的那个由妻子、女儿、女婿、兄弟、嫂子和弟妹以及他们的孩子组成的家庭的历史时，她似乎丝毫不觉尴尬。
“我觉得在哪里见过你。”博士的妻子盯着我宣布道。
“在我们的学生时代。你比我低一级。”
她似乎又惊又喜：“真的吗？我是1960届的。”
“我过去通常会将你的名字与一些不同的事联系起来。”维尼博士说。
“是的，有些人会对我的名字进行不同的联系。”我设法在我的话语被现在站在舞台上的唱诗班的歌声淹没之前咕哝着说。利昂对唱诗班和拉比都毫无兴趣，只对那位美国银行家及那个照亮了他在锡西厄[4]的流亡生活的年轻伴侣兴味盎然。我呷了一口酒，尝了尝以色列的亚美尼亚酸奶、传统浓汤和美味烧烤。在这个回忆之夜，同样可口的还有传说中的苦味香草以及对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的“出埃及记”的回忆，在这个夜晚，往昔僭越了现在，将我的自我带回到我不再属于的那个时代。
我的前校友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离开祖国的，我在美国住在哪里，我一般干些什么。她提议带我去游历一下齐奥塞斯库白宫——它的内部值得一看，哦，对，尤其是内部，但如果只是被导游带着走马观花地看一遍是看不出名堂的。我谢了她，但谢绝了她的建议：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只在这里做短期停留，而且事务缠身。不，我没有电子邮箱地址，尽管我肯定我该申请一个。
我朝利昂晃了晃手表，现在已是午夜。他盘子里的蛋糕已不新鲜，可他似乎没有离开的意思。终于，我们向外走去。贵宾桌上的显贵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离去，资产阶级客人不再受益于特别关注，事情本来就该如此。
天在下雨，夜已深沉。大约40年前，就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在斯大林时代的布拉格，犹太人机构的一位代表被刺杀。但斯大林主义已不再时髦，古利阿努教授的芝加哥刺客不会对我们有丝毫兴趣。无论怎样，利昂显然对忧郁的沉思不感兴趣。布加勒斯特的这场逾越节宴会勾起了他的乡愁。
“这个夜晚很迷人。它把我与我的东欧祖先重新联系在了一起。你在布加勒斯特所拥有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找到任何与此相似的东西。那位拉比，他的妻子，电视人，他的妻子——这些人都是来自过去的影子。还有唱诗班和那个带着年轻情妇的美国人……感谢上帝，罗马尼亚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落后了。”
我始终一言不发，我不确信这是种优势。我只是站在广场正中，伸出手臂，招手叫一辆没有物化的出租车。我们徒步向市中心走去。在这附近的某处，正是我当学生时在一间租来的房间里居住过的地方。就是这儿，那些岔入黑暗小巷中的一条，在左边，在亚历山德鲁·西哈李努街，在18号。就是它，这昏昏欲睡的房子及其昏昏欲睡的幽灵，这些幽灵中包括早已入土的雅各比医生，也已作古的他的四处传播流言蜚语的胖太太，还有那个住在地下室的吉卜赛情妇、他们每日争吵的对象，现在肯定也已经死了。向至高无上的、民主的死亡致敬，它一刻也不停息地工作着，夜以继日，乏味，可是，哦！效率竟是如此之高。
“那么让你那么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呢？”我问利昂，为的是赶走那些幻影。
“每件事，我喜欢每件事。那个白痴拉比和他富有进取心的妻子，说高地德语的音乐批评家的妻子，那个纽约人及其情妇，唱诗班，汤，主席，生物学家——每件事，绝对是每件事。”
“真可惜你没见过伟大的首席拉比。他在罗马尼亚的共产党议会中担任了25年的代表，是个幕后人物，如你们美国人所言的独断独行者。他设法说服共产党相信摆脱犹太人的好处，方法是让他们移民。”
“难道他不对吗？”
“当然。他让当局相信，让犹太人离开至少有三个重大好处：一，他们可以摆脱一种古老的、棘手的命运。二，他们可以获取资本家的钱财，每个人头8000美元，说得更确切点，他们每放掉一个犹太人，便可得到8000美元。三，通过让犹太人离开，他们改善了自己在国外的形象。犹太人自己不再需要任何劝说，于是，就有了近代的出埃及记。”
“一个聪明人，这位罗森拉比。”
“非常聪明，一个真正的实用主义者，试图对各方都有用。正如某人曾经说过的，他之于罗马尼亚人就如同处方眼镜之于近视眼。他不快意于需要他们，但快意于拥有他们。在我父母家中，他们对一个拉比该是什么样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
“可他们信教，而你不信。”
沉默中，我们向前穿过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之夜。
“几年前，在以色列，一位出租车司机问我是否是罗马尼亚人。他听到我在同刚刚与我分手的亲戚交谈。是的，我出生在罗马尼亚，我说。我见过拉比罗森，老出租车司机用英语告诉我。那是在多年前，在一次他出访以色列时，就是在这里，在我的出租车上。我最初不知道他是谁，我们有许多来访的拉比，但这个人说着地道的希伯来语。我先送他去了外交部，然后是劳工党总部，然后是劳工党的对头利库德集团。再后来，我们去了贸易联合会，然后去探望宗教人士。然后，假如你可以想象得到，甚至去拜访了共产党人士。最后我问他：‘你竟然有可能是罗马尼亚的罗森拉比吗？’‘是的。’他回答，‘你是怎么猜出来的？’‘啊，你在这里很有名。’此外不会有任何人会访问宗教人士、共产党人、贸易联合会，以及贝京先生。”
这则有关罗森拉比的逸事让我想起了罗马尼亚人一般是如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势不两立之事的，一种被塞巴斯蒂安尖锐抨击的行为。我将此告诉了利昂。
“你是对的，”利昂说，“罗森拉比值得一见，可即使没有他，这也是个迷人的夜晚。”
“啊，著名的美国式的热情、善意、对世界的开放。”
“假如我对那张桌子上的任何一个人说我没地方睡觉，我肯定他们会提议收留我。在美国谁会那样做？”
“巴德学院。”
利昂笑了起来，我俩都笑了起来。
“出租车！”真是个奇迹，车子停了下来，载着我们驶入后共产党时代的风雨之夜，我们挤在一起，在一辆破旧不堪的出租车中（一件来自社会主义博物馆的遗物）：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蝴蝶领结的指挥家兼大学校长，再加上他的旅伴，花脸小丑奥古斯都。
“请去洲际饭店。”我用罗马尼亚语重复了三次。
出租车没有像应该的那样左转，而是一直向前开，开往上帝才知道的哪个黑手党的地下车库。我望着窗外，试图辨认路线；不，这不是过去的克勒拉希大道，克勒拉希大道已不复存在。我们可能在沿着以前叫作社会主义胜利大街的道路向前，这条路会把我们带到新建的巴尔干半岛的凡尔赛宫，即白宫，我们敬爱的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没有时间享用的居所。出租车终于转入通往大学和饭店方向的巴尔赛斯库大道。终于，我们置身于饭店的第32楼空无一人的酒吧之中，为我们在布加勒斯特一起度过的第一天干最后一杯。利昂似乎心满意足，逾越节宴会使他获得了新生，它看上去完全像个前途光明的冒险。凌晨1点，我们互道晚安，这时是纽约的下午6点，从我们在肯尼迪机场起飞算起，时间已过去24小时。
我在这里，我在那里，我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一位过境旅客，被好几个时区所认领，又不仅仅被它们所认领。
电话上的红灯闪烁起来，说明有电话进来。那是肯（Ken），一个专程从莫斯科来看我的美国朋友。在我的床头柜上摊放着一本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面用白色粗体字母写着：巴德学院，它是记录我的朝圣之旅的飞行日志。
[1]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著有《恶之花》等。
[2]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1832—1883），法国印象派画家，代表作有《草地上的午餐》等。
[3]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捷克小说家，著有《玩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等。
[4]锡西厄（Scythia），古代欧洲东南部以黑海北岸为中心的一地区，此指罗马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