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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者:周鸿祎自传》革命氛围之下的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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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0年10月4日在河南出生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国家机关干部。

我的父亲叫周学斌,他年轻时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但是,因为我爸爸的一个姐姐,也就是我的一个姑姑,1949年跟丈夫去台湾定居,造成了我父亲的背景里存在一段“海外关系”。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污点”,他在17岁时没有通过招飞政审,飞行员之梦就此草草终结了。从此之后,我的父亲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他在日后变成了一个保守严厉的父亲。

高考过后,他成了武汉测绘学院的一名大学生,专业是航空摄影和测量。填志愿时,他以为那个专业是学习怎么在飞机上拍摄图片,然后画出测绘图的,这样一来,学校还是得先教开飞机。谁知道,武汉测绘学院的校园里既没有机场,也没有飞机。整个大学期间,他只亲眼见过两次真飞机,喷洒农药的那种。据说飞机上噪声特别大,味道很刺鼻,在飞机上待一会儿,他的头已经晕得要炸掉了。

儿时和爸爸在一起

大四最后一年,武汉测绘学院的校园里开始闹“文革”,到处上演着武斗、侮辱教授的场景,我的父亲并没有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当中。和那时激进的青年们相比,他选择了在长江里学习游泳,一个月后竟然可以自己横渡长江了。这样的选择让他可以顺利从大学毕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河南驻马店测绘队。一年之后,他与武汉测绘学院中专部毕业、同样被分配到驻马店测绘队的我的母亲胡少先相遇。

对于频繁经历政治风波的我父亲,他对我的成长要求格外简单。他只要我们好好学习,做一个成绩好、不惹麻烦的孩子就行。他深知成绩是改变命运的出路,因此对我的教育问题十分重视,我很早就开始读书识字了。

那个年代不仅物质稀缺,精神产品也不丰富,但是我从小就开始认字了。作为70年代生人,我认字的方式都和现在不太一样。和利用手边的废物制作手工一样,我认字也是就地取材。各种革命大字报是我的识字卡,“文革”标语和刷在高墙上的各类口号成了我的教科书,我最先认识的字都很“革命”。

“四个伟大”“抓革命、促生产”“深挖洞、广积粮”——很多标语用宋体写成,标准规范。当时我爸的一项日常功课就是用自行车带着我去买菜,然后路过标语时对着这些字教我逐一朗读。凡是墙上有不会的字,我就要追问怎么读,我爸告诉我一遍,我就跟着大声念一遍。等买菜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熟练掌握这些字了,不但可以把这些标语正着读一遍,还可以倒着念了。于是,“粮积广,洞挖深”经常是我发神经时对着天空喊出的六个字,听着莫名其妙的音节,我自己也被自己逗乐了。

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打倒了“四人帮”,印象中当时人们都在上街游行,大家踩着高跷,扭着秧歌,非常欢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的时候,人人都拿着一本书的模型去街上游行。从那个时候开始,街上、墙上的标语也逐渐多了起来,我的识字卡也开始无处不在了。我的启蒙教育就是这样在革命的氛围中不经意完成的。

虽然父母对我的期待之一——努力学习这一条我完成得不错,但是在养育一个省心的孩子方面,我似乎从来没有让大人得到过满足。从小我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很少消停。

我经常会捅出让家长不高兴的娄子,偶尔会因此遭遇一顿打。那个时候年纪太小,没有政治敏锐性,有时我犯的错误让家长大惊失色。记得毛主席去世的那一年,我妈在家里扎花圈,我搞不懂为什么突然每个人都要阴沉着脸,还哭。我才不管那一套,四处摸摸,到处看看,觉得花圈里的小白花特别好看,就偷偷地摘下来几朵自己拿着玩,后来我妈发现了如临大敌,赶紧把我揉搓的那几朵小白花烧掉了。

小时候的理想当解放军

这种闯祸模式后来延续到了我的学校生活。如前面所说,我经常在学校课间和小朋友追跑打闹,有的时候抓烂了同学的衣服,老师就让我把弄坏的衣服拿回家,让我妈妈缝补好。这个时候,我妈妈不但要给全家做衣服,还得加班给我的“客户”补衣服,工作量瞬间加大很多,这经常触动我爸的“龙颜”。

有一次,我作文比赛得了个奖——一个灰色的小书包。等我斜挎小包,器宇轩昂地跨进家门时,爸妈的脸上没有丝毫高兴,而是一种风云突变的感觉——原来,他们以为我又抓烂了谁的书包拿回家修补。这已经成了一种条件反射。

我就是这样慢慢长大的。我之所特别欣赏那部完全用儿童视角制作的电影——《看上去很美》,是因为它把儿童世界里的新奇、无奈、搞笑和懵懂全部拍出来了。导演对方枪枪这种从来得不到小红花的孩子充满了同情和关怀,也让我这种非主流儿童心有戚戚焉。

90年代,我回到家乡重新看自己儿时居住的地方,发现原来印象中大院的房子竟然是那么低矮、陈旧。但是,这里竟然发生过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它承载了70年代生人独特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