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了大学，《中国青年》那篇对我人生很重要的、描述青年人创业的文章就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几个年轻人辞去安稳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一起创立公司做软件，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累得发疯的时候去北戴河游泳，忙的时候关在房间里没日没夜地做事，他们都是产品主义者，有明确的目标。我的眼前时时在播放这些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短片，我深深地觉得，那就是我要的人生。
在改革开放刚刚进行不久的年代，我深知这种生活方式绝非主流，也并不是很多年轻大学生的真正追求。在进入大企业工作或者出国留学成为毕业生两大方向的校园里，我希望单干的愿望确实显得有些和主流格格不入。虽然出国留学的念头也曾经出现在我的头脑里，但是经过缜密的思考，我最终决定不去盲目跟风。既然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我应该直奔我的目标而去，我最终的归宿只有一个——自己创业。
有了这个终极目标的指导，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我开始有了一个清晰的感受，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为将来“创业”这个终极目标服务的。我要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能力，渴望知道所有未知的东西，默默积攒那些我未来需要的真知灼见。
我不喜欢学校的社团活动，认为那些都毫无意义。我对所有形式大于内容的东西都深深痛恨，对所有人浮于事的机构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我还是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去千锤百炼。
在专业方面，我不想浪费任何一个磨炼自己的机会。当你希望在一个事业上从一而终，那种热爱既是热望又是本能。就算是放假，我也想和计算机待在一起，有的时候我自己尝试编辑好玩的程序，仿佛是在试探自己的功力究竟练到了几成。
有一年元旦，管理操作系统的老师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随便用几天电脑。这个消息对于从始至终都有上机饥渴症的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讯。12月31日当晚，当校园沉浸在一片欢乐的过节氛围时，我早早溜进了实验室，在那里玩了一个通宵。
我并没有浪费这个晚上，而是用自己的想法做出了一个程序——机打贺年卡。那是一个还流行纸质贺年卡的年代，一过节大家就流行买好卡片互相邮寄。就在这个晚上，我用计算机设计出了一个画图软件，写出的程序可以用卷纸打印出贺年卡，使用的工具是九针打印机。尽管通过机打出来的图案有点粗糙，图案灰度只能靠点阵的疏密来调整，但这毕竟让贺卡有种与众不同的感觉，拿着几张薄薄的机打贺卡，一种对计算机的驾驭感在我心里油然而生。这种让工具为我所用的感觉，是学习计算机专业最具乐趣的时刻。后来我拿着我的“作品”给身边的同学看，他们都感到很新奇。我为自己的这个小实验感觉到欣喜的同时，也深感自己在专业方面应该不断进阶。这种创造、磨炼，再体会、再创造的感觉，形成了我在专业方面的良性循环。
大三的暑假，我开始在校外接活了。一方面希望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想去真实的世界实践自己的专业，看看我离真实世界的距离远不远。我去了一个信用社干活儿，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非常棘手。
信用社有一个算利息的计算机，其实是个单板机，用的CPU叫Z80，里面程序是写死的，显示工具其实是八段LED式的显示管。那个时候国家刚刚调整了利率，信用社需要有懂计算机的人去调整单板机上的利率程序。信用社的领导到西安交大计算机系找人，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难题。老师觉得我还算有能力，就把这个活儿派给了我。
到现场观察了一番，我发现问题的难度超出我的想象。程序在单板机上是写死的，怎么提取出来再写进新的程序成了一个死结。这个问题要是放到今天，可能根本不成问题。因为我们有闪存，我们有硬盘，从电脑里拷出数据是分分钟可以搞定的事情。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做这事儿远不是那么简单。
好几天之后，我才想到了解决方法：Z80的程序都写在EPROM可擦写的存储器上，存储器上有个窗口，用紫外线照射之后可以把里面的信息全部抹掉。然后对原先程序进行改动，改好之后，就可以通过烧录器把软件和数据烧进去，信息就不会丢失。
这样一来，我们需要烧录器把程序给读出来，再进行反汇编。做完之后，我发现这个程序充满了反破解，到了某个地方就跳转了，根本无法正常运行。就这样，我的工程整整一个星期停滞不前。我不断地和自己进行着头脑风暴，想解决这个问题。当年给程序纠错，没有任何程序调试工具，解决任何问题都只能把程序打印出来，一行行地读，靠大胆地猜测。所以，那个年代要破解一个软件，需要狠下功夫。
后来，我绞尽脑汁才想到一个主意——写一个虚拟机来虚拟Z80的运行模式。我找了一台电脑来模拟Z80的程序，把它的CPU、寄存器、指令集全都模拟出来。一段时间，我成了Z80的机器语言专家。我一步一步地把程序在虚拟机上走下来，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我们数据本身就读错了。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解决方法也就随之产生了：我找了一台好的烧录器，把数据正确地读出来，然后把利率公式算好，接着在程序空白的地方插进一段代码，最后把程序重新扫进单板机。就这样，虽然过程有点小坎坷，我还是很快地把这个艰巨的工作利落地完成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就已经有极大的耐心去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坚持着一个理念，面对每个问题，我希望以普世性的方法来解决它。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虽然现在的调试工具多如牛毛，但是解决问题的这个理念始终根植在我心中。
这种理念，让我在专业范围之内不断地有所斩获。我不仅在专业内有意识地磨炼内功，在专业之外也对一切新鲜事儿照单全收。我记得当时在校外接活儿，同学们一上来就问“我要做的是什么工作”，一般人不做与专业无关的事情，认为没有技术含量，我却特别喜欢这些“不务正业”的事情。我琢磨怎么卖东西，怎么做销售，关心和人打交道。我知道，如果将来打算创业，商业领域的知识必然不可或缺。
大四的时候，我去一家软件开发公司上班，那是一套设计数字电路的软件，使用Unix系统。我当时对Unix系统还不熟，他们交代的活儿，我也做不出来，但是我热衷于参加这个公司的商业活动。
这个小公司有各种各样的小买卖，其中一项就是销售数码产品。每当有人到店里面询价，我就装作特别熟悉的样子，热情地迎上前去，给人介绍各种产品的功能。当时我心里埋藏了一个愿望——要是有一天我能靠一己之力卖出一套设备，我就成功了。在兜售多日无果的情况下，终于有一天，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告诉我，他父亲所在的武警学校希望购买一套设备，其中就包括电脑照排系统、数码印刷机和激光打字机。我一听，喜不自胜，这不正是我们公司帮助代购的产品吗。我顺理成章把生意介绍给了公司，做成了一单生意。
不过，这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开始。
当时社会上已经有拿回扣、从中渔利这样的灰色操作了，但我对这一套完全不感兴趣。我最感兴趣的事情是，如何独立把销售这整套流程走完。我马上向经理申请去北京提货，经理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我，开始了去北京提货跑生意的第一次旅行。尽管这种生意模式还太过原始，说白了就是到北京的中关村买一台设备，但是整个过程我还是做了充足的准备。
我带着一张汇票到了北京，先找了一家银行去入了账，然后就走到北京的大街上去挑激光打印机了。那个时候我对中关村还不熟悉，只好找一个在清华大学的朋友带我去转悠。
虽然我对这些设备不太懂行，但是为了不露马脚，我故意装作专家的样子和别人谈价。只记得当时我的样子，背着手，用挑剔的眼光看着这些设备，然后告诉店家：“我想先验验货，先给我打20张，我看看质量！”我至今记得店家那心疼的表情：“20张？那么多！”
“是呀，买东西总要先看看效果呀。”
我记得我不仅买到了设备，最后还学习了怎么开发票、怎么办理运输。我按照设想把整个流程走了一遍，非常有意思。所有这些在同学看来“不务正业”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一片广阔天地。事实证明，我做的这些专业以外的杂事，对我今后创业起了很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当这些既复杂又重要的事情滚滚袭来的时候，我都不再惧怕。
我记得在回西安的火车上，我暗自得意：我终于学会做生意了。那个时候，从北京到西安的火车要运行二十多个小时，我一去一回都是硬座坐过来的。那时年轻气盛，一宿不睡第二天也精神抖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