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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目少年:回忆录四部曲之二》第二部 19 我不敢感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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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战局最紧张的时候,我突然病了。

日机轰炸阜阳,北面日军攻到七十华里的太和,东面日军攻到四十里铺。我突发高烧,不能起床。

发病的这一夜,同学们半夜起床,出发疏散,因为不准点灯,谁也没发觉漏掉了一个人。我也不能说一句话,或者翻几个身,来引起别人注意。

阜阳城的居民已完全疏散,有一支小小的巡逻队四处查看疏散的情形,他们来到打蛋厂,帮了我一个大忙,那就是,从厨房里舀来两碗冷水。一个发高烧的人是如何需要饮水!这种情况下哪里有开水,也只有不忌生冷了。

这一次阜阳的疏散工作做得非常漂亮,没有战地任务的人一律出城,家家锁好大门,贴上封条,军警在每一个路口守卫、每一条街巷巡逻,战后还家,全城百姓没有任何损失。

次日中午,同学们回来,李孔思赶快替我请来医官,医官马上开了药方。那时西药是稀有之物,幸亏我们有一位老师在城里开了一家委托行,每年暑假依靠返乡探亲的同学带些“走私”的货品,他的指点加上孔思的奔走,校医这才为我注射。

有几天,我颗粒不能下咽。每天,校医来打针,孔思为我准备一排十碗开水,打蛋厂又变成一个空壳。只有我,躺在这里,只有老鼠,从屋梁上溜下来,到我的碗里来喝水。连老鼠喝过的水我也一饮而尽,只有在喝水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有生命。

一阵昏迷,一阵清醒。清醒时并不恐惧,只是空虚,很想坚持什么,悬念什么,可是心念涣散无法集中。如果我能为别人忧,就可以解自己的苦。国太大,家太远,阜阳太陌生。我必须能不想自己。

游丝一样,我的思路挂在一只鸟笼上。每逢主日崇拜,教堂里的风琴响,它就婉转地唱起来。这时,牧师说:“感谢主,鸟也来和我们一同赞美上帝。”这时,我们微笑。这鸟,是一个定时显现的神迹。在这大疏散的日子,逃难的人会提着鸟笼吗?它大概还挂在那里吧?那笼子里,是否还有它的米、它的水?

这是一只朴素的鸟,形状像燕子,苍白色的外衣上有斑点,挂着黑色的项圈。看来它相当强健,能忍受匮乏。可是,那里还有一只猫,披着虎皮、戴盖圆形笑脸的猫。鸟叫的时候,它就跑到笼下方,猫仰脸张望。它一会儿望鸟,一会儿望人。生物课本上说猫有尖牙利爪,生性凶残,行走无声。可是它能跳多高?现在,教会里只有它和一只鸟,它也许不必张望了,可是它到底能跳多高?

想到鸟,我慢慢有了精力。我为它忧虑,为它设想,用我的幻想来帮助它,这鸟的命运有一百种可能。“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没有天父的意思,一个也不落在地上。”……

后来,恍惚中,我听见教堂里的风琴响,睁开眼,一团漆黑,鼻尖上空飞着一只蚊子。……恍惚中,又听见风琴,还有鸟声,睁开眼,青天白日,老师在教务处拉胡琴,他们都回来了。

国军以骑八师为主力,击败了沿淮河北犯的敌人。骑八师来自甘肃,师长马彪,西北马家军主力之一,经此一役,三千人埋骨淮上,由阜阳出发的劳军团和前线将士对泣,大酒大肉无人下咽。

今天重提旧事,我查看了战史。八年抗战,大战役二十一个,小战役一千一百一十七个,加上小战斗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淮上一战规模小,一般抗日战史或只字未提,或寥寥几行,倒是《阜阳市志》有详细记载。

一九四四年五月,安徽的日军伪军一万多人,在空军掩护之下,沿沙河向颍上阜阳进犯。国军将领廖运泽指挥抵抗,李鸿慈的暂编十四师,廖运升的第十七师,马彪的骑兵第八师,徐长熙的骑兵第三师,还有阜阳县的三个自卫队参加作战。骑八师正面迎敌,作战勇猛,副师长卢广伟、政治部罗主任壮烈牺牲,日军第十三师团参谋长亦战死。

战况最激烈的时候,日军前锋到达十八里铺,离阜阳城只有十八里路,而我正昏昏沉沉躺在西关打蛋厂二分校的教室里。

平汉线上,日军迅速攻下许昌,自许昌南下,一星期内攻下郾城漯河。同时,平汉线南端的日军北进,遂平、西平失陷,两路日军在确山会师。日军从东南沿淮河进攻阜阳,原是为了策应平汉线的战事,平汉路既已打通,也就暂时罢手。

这么说,我能由死入生,(阜阳能转危为安)全靠淮上的将士死了那么多人、平汉线上的将士丢了那么多地方。二者缺一,我命休矣。有些基督徒以自我为宇宙中心,说是“万事互相效力,教信主的人得益处”,如果我拿来解释这一次瓦全,那真可耻。这一次,我只能感谢李孔思,不敢感谢上帝。

我那场病算是重病,孔思是唯一来看顾我的人,我和他并没有特别的关系,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交朋友,我的朋友是上帝派遣的。

结交这位“圣人”不容易,他不爱谈天,我请他吃了一次“婆婆谟”,再请,他拒绝。平素沉默寡言,行走坐卧不离功课,上课记笔记最专心,最完整,最清楚明白,人人称赞。可是,像他这样一个学生,后来也突然丢掉他的笔记本,跟我们一同远走。

一九四七年底内战惨烈,他在西安,我总算有机会替他做了一件事,但是还不能说偿清我欠的人情,详细经过写在我的下一本自述里。八十年代,中国对外开放,我费尽心思找李孔思,只找到“最后看见李孔思的人”。

河南这一仗,汤恩伯受尽指责,全靠国民政府蒋主席挺身而出,他对国民参政会说“责任在我”。据说,战事由军令部直接指挥,中央并没有命令汤恩伯在某地死守,汤是战区副司令长官,他的位置应该和前线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没有超过规定。看来汤所受到的“圣眷”,真是“优渥有加”。

但是河南人不能原谅他。虽然说是“宁愿日军烧杀”,一旦日本人真的来了,他们还是希望汤军能守住阵地。他们只是说些负气的话督促你检肃军纪而已,你怎么……怎么就真的真的让日军……烧杀来了!

说到烧杀,日军自一九三七年侵入中国以来,有一套行为模式,一九四四年在河南,日军仍然照这套模式进行,既无“改进”,也无反省。

日军对焚毁村庄有极大的兴趣,似乎像孩子过年放烟火一样着迷,他们所到之处必须留下焦土废墟才算不虚此行。那时乡镇建筑多半以茅覆顶,或者是以木材为主的百年祖居,一旦起火,转眼可以烧光,那画面,大概是非常之“赏心悦目”吧。

至于“杀”,仍随手点染“即兴”取人性命,似乎颇为自己的“潇洒”得意。例如,一个农夫在过桥的时候和日本兵相遇,他不敢返身折回,只有硬着头皮小心翼翼靠边走,日兵飞起一脚,把他踢到河里去。……

倘若事故特殊,例如在地上发现了国军遗落的几粒子弹,就要郑重其事,来个“机关枪点名”,把几十名老百姓排列起来,用机枪扫射,据说,一枪一个,立时毙命,小日本儿训练精良,弹无虚发,自鸣得意。

还是“宁愿汤军驻扎”,还是赶紧往有汤军的地方逃。……战役过后,重返家园,且喜老屋犹在。不料掀开锅盖一看,锅里有一摊大便;打开面缸一看,面粉里有一泡小便。……

没多久,消息从上头传下来,学校要离开安徽,前往陕西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