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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目少年:回忆录四部曲之二》第四部 13 抗战胜利,别有一番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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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文走后,我思来想去。诬赖秉文手淫太恶毒了,说他应该振作倒没有错。我把秉文当做我自己检讨一番。

我思索离家的初衷,想起私塾老师怎样讲解“困而学之”和“勉强而行之”。生活里尽是“喜欢做、但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和“不喜欢做、但是应该做的事情”。没奈何,教育,训练,强迫你选边站,站在不喜欢的一边,久而久之,勉强成自然。

我想起当年同窗的那班蒙童,他们何尝愿意读书,老师的办法是强迫他们大声朗诵,默读可以装假偷懒,心不在焉,朗诵则不能。声音把杂念摒除了,课本的内容强制灌进耳朵里,只要声音不断,你就没法不学。

后山处处有竹林,我钻进去大声念书,不但国文英文要念,连数学物理学也念。竹林里清静凉爽,也很干净。用绝望的声音念,用无可奈何的声音念,念到口干舌苦。后来就念得圆溜,泛出一丝甜味,念到头脑清凉,念出意义,再念出乐趣。读书也像存钱一样,存钱不易,起初,辛辛苦苦存一丁点儿钱,好像得不偿失,只要存存存,存到相当的数目,快乐就悄悄地分泌出来,自此以后,存入一文钱的意义、等于全部储蓄的意义。

没人关心我在干什么,我也不邀任何人做伴,读书也像存钱,最好悄悄地干。有一次,念着念着,忽然一颗脑袋伸进来,他是本镇的农夫,也许以为我疯狂了。他退出竹林时,我跟着钻出竹林看他,他赶一头牛往上走,奇怪,他的牛会爬坡。是了,蒲溪是山地,需要能爬坡的牛,适者生存嘛!要把这句话告诉秉文才好。

学生总要读书,总要把书读进去才活得实在,总要书读得好才活得有精神,书中自有兴奋剂,书中也自有忘忧草。有一天,正读到忘我,大雨忽然劈头浇下来,想赶快跑回宿舍,宿舍又那么远,索性把衣服全脱了,伸展四肢,仰脸向天。我们都有一个书包,它本是步兵的干粮袋,防水,不怕打湿笔记本。这肉身就由他淋个够,抚摩的感觉,解剖的感觉,献祭的感觉。再无隐私,再无顾惜,此身若不化为流液,就还我一个大丈夫。那冷冷的瀑,使我恍如初洗的婴儿。

那场雨好像是个洗礼,把我还原成一个学生,功课天天进步,心情也开朗许多。我向往设在四川绵阳的国立六中,虽然是中学,却有大学的风味。好好读书吧,我计划转学。

可是,就在此时,霹雳一声,日本投降了。

八月六日,盟军以第一颗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广岛,七万人当场死亡,十三万人陆续死亡,以后年年有人因后遗症不治而死。二○○五年(战后六十年)这一年还有许多后死者。

八月九日,盟军以第二颗原子弹轰炸日本的长崎,七万人当场死亡。也就在这一天,苏联对日宣战,进兵攻入中国的东北和朝鲜北部。

八月十日,日本公开求降。

谈起日本投降,走过抗战的人无不眉飞色舞。我们这批流亡学生,也曾砍下竹竿,灌满桐油,制成火炬,编成游行的火龙,喊着口号,敲着锣鼓。蒲溪太小,我们漫山遍野地走,走到破晓。然而一夕兴奋激昂,冲不开日后四合的阴霾。

我们也参加了蒲溪铺举办的庆祝大会,一位乡绅站在万年戏台上呼喊:抗战胜利了!政府不要老百姓纳粮了!

安康出版的《兴安日报》成了抢手货。现在,校友郭令吾有《陕南生活日记摘抄》一文发表,抗战胜利那年,他是涧池铺校本部高六级的学生。安康离涧池铺九十华里,《兴安日报》邮寄到达时,天已昏黑,他们每天晚上在邮局门口等候,报纸到手,立即飞奔回校。众同学围绕下,一人掌起昏黄的油灯,一人朗诵新闻,大伙儿一面听、一面大喊小叫。

《兴安日报》报道了盟军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之后,刊出一篇大约三千字的《原子弹臆说》。作者是安康人,他声明手头没有任何与原子弹有关的材料,仅根据物理学知识推断。这是一篇及时而来的好文章。

我们那时的教科书还在说“原子”是物质最小最基本的单位,读《臆说》,才知道原子由电子、中子、质子组成,因此原子可以分裂。原子分裂时产生极大的能量,可以用于建设也可以用于破坏。所谓原子弹,来历大概如此。

事后证明他没说错。《兴安日报》能在仓促之间“拉”到这篇文章,显见编辑部的人很努力。多年来,我一直想象《臆说》的作者是何等样人。他大概是“出外读书、回家隐居”一流人物,像荆石老师或我的父亲。

兴奋是短暂的。

日本虽然投降,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的攻势并未停顿,直到占领东北全境,连非军事区也没放过。他把日本的七十万关东军俘虏了,把无可计数的物资接收了,把各大城的工业机械拆走了。不仅此也,苏军的纪律简直比日军更坏,到处强奸妇女,抢老百姓的东西。那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道德威望很高,苏军无情地拆穿了这个神话。东北沦陷十四年,东北人现在是战胜国的国民,还要受这番糟蹋,令人十分悲愤。

八月十一日,解放军的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连下七道命令,从各地调集人马,分派任务。他要接收东北,他要控制华北各省的铁路,阻止国军接收,他要在华北各地接受日军投降,把日军撤走以后的地区划为解放区。

国府这一边,蒋介石主席命令共军原地待命,严令日军只能向国军投降,调兵遣将,向沦陷区挺进。

国共双方展现这般全面的、公开的军事对抗,看样子要拼命,我站在阅报栏前心跳头晕。我家本是沦陷区,不久势将成为战场,父亲,一个鬓发苍苍的书生,母亲,一个裹了小脚的主妇,弟弟妹妹,两个弱小儿童,他们的生活基础已经被刀兵摧毁,怎能再面临一场战争。

我是家庭安放在棋盘空旷之处的一枚棋子,可是天苍苍,野茫茫,我仍是孤零零一枚棋子,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和他们连成一气。

何况我横跨四省,眼见百姓必须休养生息。蒲溪镇的乡绅呐喊:抗战胜利了!政府不要老百姓纳粮了!这句话别人听不懂,我听得懂,战时负担太重了!太重了!他们祈求和平。

我又被击溃了!失眠,内乡症候群加重,在幻想中与许多人为敌,功课成绩急速下滑。那个主任,他喜欢猜想学生手淫,大概正用同样的眼光看我。

突然,有一个人,从我的家乡来到蒲溪。

这个人,我在家乡见过他,他是个传教士。我在安徽见到他,他是个少校。现在,我在陕西,他从山东来,经过我的老家,是个商人。

他莫非看出来我饿,一见面就带我到蒲溪铺上去吃包子。在这个小镇上,王老头的包子铺是个名店,他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人瘦,可是气质敦厚。每天破晓时分,我们躺在床上远远听见他用擀面棍敲打他的擀面板,声音清脆得像一种乐器,听得我们失魂落魄。

我一面吃包子,一面听这位家乡来的人讲话。我说过,我不能写出他的名字。

陕南人喜欢吃猪肉,尤其喜欢肥肉,一口包子咬下去,左右嘴角流油。

王老头的包子真香。

“令尊托我带口信来,教你不要回家。”

我停下来望他,包子在食道里卡住。

“令尊本来要写信。一路上情况复杂,白纸黑字有顾忌,只能口传。他教你别回家,这句话对我说过三次。”

这是个大问题,得好好地想一想。现在先吃包子,吃饱了再想。

他不吃,把他面前的一碟包子推给我。我大口吞咽,希望赶快吃完了,离开这里,去反复思索父亲的那句话。

两盘包子一个也没剩下,可是好像都堆积在食道里。我们来到镇外的那条小河,他说了许多话。多少年来,我反复咀嚼他的话,至今还记得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鲁南十四县,除了津浦路上四个据点,其余的地方都解放了,包括临沂、峄县和兰陵。

他说,山东的局势是中日对抗、国共对抗,所以游击队有两个敌人,一个日军,一个“友军”。以前有中央军,咱们的游击队“大树底下好遮阴”,中央军撤走了,国共白刃相接,杀来杀去杀不过人家,有些处于险境的孤军就和汉奸通声气,和日军建立默契,一些小部队就驻在日军据点附近,但求减少压力、继续生存。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第二天小据点的日军向大据点集中,汉奸跟着走,有些游击队也跟着走。

——为什么跟他们走?怎么可以跟他们走?

这几年,在山东各地,国共已到不共戴天的地步。现在日本军队走了,政府来不及接收,八路军是近水楼台。 山东除了铁路沿线,广大的山区、平原、海滨都是解放区。令尊大人说得对,你绝对、绝对不能回家。

这是骄傲的结束。这是幻想的破灭。这是惶惑的开始。我呆呆地望着他挥手离开,简直不能思想、没有知觉。这是欢欣和忧愁的轮流捉弄。这是希望和绝望交替逗引。这是灵魂的疟疾、精神上的食物中毒。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得马上做一件事来解脱目前的困境。这件事非做不可,不能逃避——

我对着河水没命地呕吐,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得干干净净,继之以黏液、鼻涕、泪水。

这就是我对抗战胜利最深刻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