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十月，我离开陕西汉阴，到沈阳天津上海一带漂流，侥幸度过内战的岁月，那是另一本书。不过，母校二十二中的结局，我得提前记在这里。
抗战胜利，二十二中未能迁回山东，反而再迁汉中，三迁城固，在陕西山地打转、消失。后来知道，早期毕业的校友虽然遍布海内海外，各有成就，但最后在校的学生，大部分散落在陕西和四川，只有几十个人回到山东。你可以说，事实粉碎了每一个人的梦想。
说来令人慨叹，胜利后主持山东军政，国府发表了王耀武，王耀武也是鲁籍名将，但是和李仙洲不睦，二十二中得不到省府的积极支持，迁校根本不可能。稍一拖延，国共军事冲突升高扩大，国军处处失利，华北的交通干线经常被共军切断，迁校的时机丧失。一九四七年二月，李仙洲率两个军、一个师进入沂蒙山区与解放军作战，在莱芜以北叫做吐丝口的地方被俘，二十二中也就几乎被人遗忘了。
到后期，二十二中的名气，学生的成就感，已不是建立在知识学问上，而是因学潮广受社会注意。据石磊、孟海风、邵纪远、张君藻各位校友记述，校本部的同学们在涧池铺发动了一次澎湃的学潮，学生成立自治会，把当时的校长、也就是第二任校长软禁起来，清查学校的账目，向教育部检举贪污。那时教育部还在重庆，先后派了三位督学到汉阴处理，老校长李仙洲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也趁回老河口驻地之便到汉阴疏解，前后历时半年之久。《新华日报》有详细报道，誉之为后方四大学潮之一。
李仙洲比较同情学生，他一面释放校长，责备学潮，一面要校长交出职务，听候处理。督学支持校长，他说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受教育部管辖，校长任免由教育部决定。
查账起于学生吃不饱，这一查，又查出校方吃空缺，还克扣了教育部发给学生的西迁费。查账人员发现，学校替每一个学生刻了图章，盖在各种报销的名册上，而学生无人知情。学生认为这一麻袋图章是最有力的物证。
如果那时我是校本部学生，也许能使大家的情绪缓和一些。学生都是完美主义者，容不得缺点，我对那一麻袋图章，倒是见怪不怪。二分校设在打蛋厂的时候，就在阜阳城里特约了一个刻字匠，专刻学生图章，我对篆刻颇有兴趣，曾经在他的刻字摊旁边参观良久。
这种集体报销用的名章有几个特点：印材一律用黄杨木，价钱便宜；印面一律为一点五公分见方，造册用的十行纸，每行的宽度是一点五公分，每一个名字占一行，印章就盖在名字下面；印文一律用朱文楷体，使上级机关的审核人员容易辨认。还有，一般名章上的文字，照例在姓名之末还有个“印”字或“章”字，集体报销用的名章省掉最末这个字，省字就是省钱。
我以后闯南走北，见过许多文武团体，他们都用这样的办法造报销，都有大袋小袋的图章，他们不可能让几百个、一千个学生或工人都来排队盖章，这是当时的文化。教育部可以谅解，学生不能谅解。
国立中学的校长也是地方上的领袖人物，有许多应酬他必须参加，有许多来往宾客，尤其是教育部的官员，他必须招待。那时，师生每月的食米，先由学校向教育部报价，再由教育部拨款给学校，学校派人在当地买粮。那时通货膨胀很快，这个月申报米价，要请县政府写一张公文，预先估算下个月的米价涨了多少，依当时政风，学校对县政府有关人员必须打点。这种种开支，校长要在正常的经费之外另想办法，虚报和克扣就出现了。当时的官场认为，因公而取，为公而用，取不伤廉。这种行为，叫做“舞弊而不营私”。督学可以谅解，学生不能谅解。
那时国立一中、国立六中、国立七中都和二十二中声气相通，财务上通权达变的行为都不能尽免，为什么别的学校没有风波呢？答案是，一中和六中的校长都以教书为专业，能和学生共患难，大家同样辛苦，同样憔悴，母鸡带小鸡，许多问题消弭于无形。二十二中的这位校长来自官场，没有劳动的习惯，衣食有一定的水准，他是羊群里的一匹马。他也没有和学生沟通的才能，你瞪着眼看我，我瞪着眼看你，越看对方越不顺眼。关系恶化，校长不能收拾，向治安机关报案，说中共的职业学生控制了学校，请来驻军荷枪实弹威吓压制。战后办学无异跳火坑，校长下险棋，出下策，山东父老都能谅解。谅解是一回事，至于尊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教育重师表，“师”是里子，“表”是面子，失去面子也就失去化育的功能，即使他学贯中西、人品洁白如雪，也得走开。一九四六年秋天，二十二中终于换了校长，是为第三任校长，这位校长的声望能力，又在第二任之下。此后学校风潮连绵，校本部大闹、各分校小闹，元气大伤，声誉暴跌，汉阴父老侧目而视。几个月后，李仙洲在莱芜兵败被俘，对学校更是沉重的打击。第三位校长履“新”，实际上是艰难看守又破又旧的摊子。
那时我人在河北，不时接到老同学来信，他们告诉我，老师的水准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国文老师把冰心念成“水心”，固然课文印刷模糊不清，怪的是、他显然不知有冰心其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捕，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看守所中突然受伤死亡，引发全国学潮。于子三是国立二十二中高二级毕业生，二十二中在校学生起而响应，有几个学生想到浙江参加追悼大会，他们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学校发给路费。学生的报告层层上转，居然有一行签批：“是（誓）死不能同意”。当然不能同意，无奈签批不成体统，况且还有别字。
后续的消息说，学生的心乱了，老师讲课的时候，教室里往往只有三个五个人。男生女生不但自由恋爱，而且有人公然同居。从抗战胜利那天起，学校不再收容新生，学生年年减少，那勇于自谋出路的、前后走了几批，小夫妻把空桌空椅搬回家去，劈成木柴烧火做饭。某某人某某人公然生了孩子。郭剑青校友说，他看过一份资料，当年国立中学的升学率，以二十二中最低。
最难做人的永远是女人。后来学校已不能保护学生，女生进城常常被军官调戏，军官常常在女生后面尾随不舍，一直追到学校门口，他可以一连几天在学校门口“站岗”吓得所有的女生都不敢出门。“有志竟成”这句话也永远有市场，老天居然也成全了几对姻缘，“女生嫁军官、男生上延安”这两句描述由此而来。女生也得有个归属才清净安全，某女生被人家贴了满街标语，尽情侮辱，因为追求未遂。某女生宿舍门外有两批男生群殴，呼爹骂娘，因为争风吃醋。那时风气究竟比现在朴实，女生一旦跟定了一个男人，别人也就罢手。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中又起大风潮，牛锡嘏老师告诉我，汉阴父老看不惯，一再问二十二中的校长：抗战胜利了，你们怎么还不走？学生领袖当家做主，再迁汉中附近之黄家坡。侯朝宪老师说，学生想靠近汉中银行，以便直接领取教育部的汇款。教育部派督学到汉中处理学潮，第三任校长进了监狱。鲁弓长在《生命余晖》一书中谈到这件事，直言这位校长也是为“舞弊不营私”所累。侯朝宪老师说，那个督学想做二十二中校长，和汉中的专员公署合作，把现任校长弄垮。
记得一九四四年，学校由安徽迁陕西，我到达终点蒲溪。隔溪遥闻迟绍春同学与人对谈，一个问，如果陕南也打起仗来，学校下一次迁到哪里。一个答，如果有那一天，中华民国大概就要亡了，学校也不必再迁了。真是“昔日戏言身后事，而今都到眼前来”，二十二中再迁黄家坡，三迁汉中附近的城固，几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一九四八年八月，教育部发表山东范县侯朝宪为第四任校长，那位浑水摸鱼的督学白费心机。那时国军在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节节败退，川陕民心不稳，情势悲观，这个校长也实在难做，侯先生在大残局中前往收拾小残局。他到任以后，锦州失守，济南失守。十月，长春国军投降，辽西兵团溃散。十一月，沈阳失守。然后天津失守，北京和平解放，徐埠会战失利，国军精锐丧尽，蒋介石总统引退。南京中央已顾不了教育，更顾不了遗留西北日渐凋零的战时中学。
以后的日子，综合侯校长和周铭新、魏广瑗、张永昌多位校友记述，教育部拨款中断，师生无法举火为炊，侯校长代表三校去南京请命，银行汇兑不通，带回一箱大钞，回程又交通阻塞，三个月后到汉中，钞票等于废纸，这就是那时名闻世界的通货膨胀。
一九四九年五月，国民政府撤出南京。万不得已，三校校长到西安谒见西北军政最高长官胡宗南，请求借粮。胡宗南的政治部主任王超凡表示，三校学生应该全部从军。会谈无结果而散。
借粮失败以后，二十二中学生组成募捐队，手持油印的说帖，沿户乞讨，自称讨饭队，这一招、可能是从上海学生运动学来。募得的钱粮吃光以后，教育部拨款仍然未到，许多同学为饥饿所迫，参加了胡宗南以西北绥靖公署名义设立的干部训练团。侯校长仆仆风尘，奔波西安重庆各地，寻求山东大老支持学校，照顾学子，仅能受到“有礼貌的接待”。
一九四九年五月，胡宗南也撤出西安，七月失宝鸡，退守汉中，西北绥靖公署改成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教育部命令，一中、七中、二十二中合并为汉中临时中学，校址设在城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名义消失。屈指计算，二十二中“享寿”约七年，加上前身成城中学，后世汉中临时中学，合计约八年。
十月，教育部终于把汉中临时中学交给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接收，胡宗南派陕西省党部书记长翟文凤担任总校长。既然有个“总”字，应该不只一个学校。据侯朝宪先生回忆，翟文凤接收了汉中一带所有的中等学校，立即发给每个学生一双胶鞋，带他们入川。以后的大事是，十一月三十日解放军克重庆，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军克成都。流亡学生的下落成了小事一桩。
我在一本文史资料上读到一篇报道，作者说，西北绥靖公署退出西安，沿宝鸡、汉中一线收容了很多学生。他没有提到学校的名称，其中显然包括汉中中学，也不只汉中临时中学。报道中说，绥靖公署把学生编成三队：男生队，女生队，特别把年纪小的男生女生挑出来，另外成立一个少年队，三个队由军方派人分别管理。那时战局压缩，追兵四合，三队随军急走，途中发生了如下的事故：少年队一觉醒来，带队的军官不见了，那些大哥大姐也不见了，哭哭啼啼中解放军来到。几天以后，女生队一觉醒来，带队的军官不见了，那些男生也不见了，惊惶失措中解放军来到。军方丢弃累赘，带着大男生去西康，一路零零落落，撒兵成豆。如今川陕腹地，康藏边境，都有若干二十二中的学生。
老校长李仙洲是疼惜这些孩子的，但是，他九十几岁的时候，同学去探望他，他一再说，他创办的驻鲁干部训练班出了多少少将，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出了多少教授和大学校长，事到如今，别的，他都“放下”了。每一位学生家长多少牵肠挂肚，多少痛哭流涕，多少伤心绝望，到最后，最后的最后，也只有“放下”。
日本作家高桥和己有一篇小说，我读到黄玉燕女士的译文。
它说，秋天，季候风吹起，一大群鸟从西伯利亚高原上起飞。飞过荒野，有些鸟受了伤，掉下去。飞过森林草原，多少鸟做了苍鹰的食物。飞到海上，遇见暴风雨，多少鸟成了波浪上的浮尸。还有多少鸟，一批又一批奔向光明，却撞在灯塔的玻璃窗上，立刻气绝身亡。
它说，鸟群飞到日本的海面，奔向一座小岛，岛上的树林和草地是它们的第二故乡，秋天，它们顺着季候风往这里飞，明年春天，季候风改变了，它们再顺着风向飞回去。岛上漫山红叶，夕照中如霞光灿烂，掩藏着极大的捕网，整个网用极细的绢丝织成，绢丝反光，完全不漏形迹。
乌云似的鸟群，对着家园发出鸣声。出于捕鸟人的布置，它们听见山腹间霞色里同类的叫唤，它们太兴奋了，一齐同声响应，冲进网里。
读了这篇小说，我很久很久不能平静。候鸟为什么要飞？书上说，季候风吹到它们身上，它们体内产生一种分泌，受这种分泌的刺激，它们顺着风的意思飞，飞到舍人忘己，飞到舍生忘死。经验是学不完的，结局是不确定的，然而一代又一代，谜是要猜的，钢索是要走的，飞是必须的。
天生万物，万物之中见天心，天心何忍？苍苍者天，最后放得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