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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中国古代帝王“第一书法家”:唐太宗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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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帝王中,颇好笔翰的不少,但达到一定水准、能够跻身书法大家,并在书法史上留名的却不多。唐玄宗的字华美有加,但骨力稍弱;宋徽宗的“瘦金体”瘦直挺拔,但太过古板;宋高宗的书写功力深厚,但缺乏灵性;康熙皇帝的字豪迈劲健,但研习不深。种种欠缺,使这些帝王级书法家们的书法成就,不能像他们至高无上的皇位那样登临绝顶,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个例外。

唐太宗不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傲视千古的书法家。这一点,从他的代表作“晋祠铭”和“温泉铭”两座碑文中,就可以领略到其书法造诣的光彩夺目和登临绝顶。唐太宗的书法,深得王羲之之遗风,字体雄浑苍茫,风格劲健飘逸,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大家风范和王者气度。他个人的书法造诣,在历代帝王中堪称第一;而他推行的“权力书法”,以及他对中国书法的深远影响,更是独领风骚。

权力和书法同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但后者却能受前者的影响。权力对于书法的影响不外乎促进、调节和禁锢三种形式。唐朝书法的繁荣,同权力的促进和引导是分不开的,这在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历朝历代,“书之盛,莫盛于唐”。唐太宗以帝王的尊崇,以伟人的气魄,以文人的胸怀,匠心独具,推陈出新,把至高无上的权力运用在发展书法艺术上,从现实上看,他促成了初唐书法繁荣的良好开端,从长远上看,他使整个唐朝书法水平达到了历朝历代的巅峰。

国家的强大,文化的繁荣,士人的昂扬,这固然是书法创作活跃的历史因素。而皇帝对书法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态度,则是书法名家辈出的人文因素。唐太宗在位期间,设置了弘文馆,委任书法名家担任书学博士,专门培养书法人才,并下诏京师五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弘文馆学习书法;把王羲之捧为“书圣”,对书法的正统化居功至伟;以王羲之书法为载体,通过书法理论的建构,介入初唐书坛,促进了书法的繁荣,提携了初唐一百余年的书风;要求铨选人才要以“身、言、书、判”为标准,应试者必须过了“楷书遒美”这一关才能录用,否则一票否决。

唐太宗利用皇帝一言九鼎的权威,“强迫”大臣、学子苦练书法,虽然有些专制,虽然过于严厉,但无形之中普及了书法。此外,唐太宗还常常和群臣谈书论道,一些大臣因为字写得好而更被皇帝器重,一些书家因为得到皇帝召见而享受到无上殊荣,使不少人尝到了研习书法的“甜头”和“好处”。尤其是将书法艺术作为官吏选拔、任用的先决条件,形成一种要求、一种制度以后,这种唐朝特色,这种时代特点,越发成为书法艺术繁荣的最强劲的推动力。

在唐太宗的影响下,唐高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肃宗都十分爱好和提倡书法,加上他们都具有非常高的书法造诣,上行下效,书学之风鼎盛。在这样宽松的艺术氛围下,唐朝书法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权力促进了唐朝书法的繁荣,造成有利于书法发展的社会氛围,使大批书家应运而生。诸如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孙过庭、李邕、怀素、颜真卿、柳公权、张旭等书法大家,不仅名噪一时,而且影响深远。书法在唐朝时期,不仅是最普及的艺术,也是最成熟的艺术。

如果说唐诗是辉映在历史天空中的一轮皓月,至今仍然能春风化雨般的滋润着人们的心灵,那么唐代书法艺术就是镶嵌在浩瀚夜空中的万盏明星,虽然历经千载风雨,依然灿烂照人,至今仍是很多书法研习者们临摹的标本,而颜、柳、欧、褚等名家法帖更是众多书法爱好者爱不释手的经典之作。唐太宗,这位开创帝王书碑和行书写碑先河的书法领军人物,这位重视书法、倡导书法的书法大家,不仅将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同时也使唐代书法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说他是中国古代帝王“第一书法家”,这毫无悬念;说他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人”,也未尝不可。当然,这样的名号对于这位腹藏雄才大略、肩挑丰功伟绩的“千古一帝”来说,恐怕是没有想到的。文化不是一个人的文化,书法不是一个人的书法,它们属于每一个中国人。如何让文化源远流长,如何将书法发扬光大,这才是这位英睿不群的贤明君主所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