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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谷幽兰》第三章 举世皆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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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隐士传统是中国社会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直到公元3世纪末,中国官员才开始费心思去传讲隐士的贡献。《后汉书》里有一章是专门讲隐士的,作者是这样开头的: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作者继续解释说,除了个体之间的这些差异之外,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不变的目标,那就是修道。对他们来说,道是通向尘廛之外的。虽然孔夫子同意“道不行矣”,但是他仍然待在尘廛里,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敬道的人,说服那些当权者“为政以德”是他的责任。那些为政以德的人就好比北极星,世界会围绕着他而和谐地旋转(“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乐观的。楚狂接舆佯狂以避世自保,他曾经从孔子身边走过,作歌曰:

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

——《论语》第18章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修道意味着孤独的生活,而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从政生涯。不管一个特定的个体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关于这两种选择之间的辩论是永无休止的。在《楚辞》里,《渔父》继续着这场辩论:

屈原既放,

游于江潭,

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

“子非三闾大夫与?

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

“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

是以见放。”

渔父曰:

“圣人不凝滞于物,

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

何不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

何不其糟而其酾?

何故深思高举,

自令放为?”

屈原曰:

“吾闻之:

新沐者必弹冠,

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

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

鼓枻而去。

乃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

遂去,

不复与言。

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也是一位萨满。大约公元前300年左右,他以这种身份供职于楚国宫廷。在楚国附近,有沧浪河流过。由于批评了楚王的过失,以及遭到同僚的诽谤,屈原被流放到长江南岸的沼泽地带。就在那里,当他正沿着湘江岸边行走的时候,那位渔父遇见了他。屈原对楚王的昏聩感到失望,又不可能继续从政,所以他的前途怎么样,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了。在《离骚》里,他写道:

何离心之可同兮,

吾将远逝以自疏。

邅吾道夫昆仑兮,

路修远以周流。

但是屈原没能成为一位隐士。他也从来没有到达过昆仑—终南山一带。他拒绝了渔父的建议,就在汨罗江注入湘江入口处的东面,跳进了汨罗江。

每年的阴历五月初五,中国人仍然划着龙舟去捞救屈原。人们往水里扔粽子,好让鱼龙乱作一团,以争取时间,使龙舟能够追上屈原。但是,不管人们怎样努力,诗人依旧年年沉水——只苦了中国的江河,变得越来越混浊了。

道德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是隐士传统的核心。如果说,屈原发现了要如自己所愿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困难,那么应该说,他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在屈原投江之前八百年,有一对兄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名字是伯夷和叔齐。当伯夷和叔齐听说新建立的周朝的创建者不但反叛自己的君主,而且还没有如礼安葬自己的父亲就起兵远伐的时候,他们厌恶地拂袖而去,迁居到了首阳山。他们就是这样坚持自己的原则的。

首阳山在黄河北岸,在终南山东端的对面,离舜(尧所选择的继承自己王位的人)即位前的隐居地不远。舜以忠孝闻名,而这两种品质为伯夷和叔齐所敬重。但是与舜不同,这对兄弟没有遇到欣赏他们这种品质的明君。在隐居期间,他们停止食周粟,而靠喝鹿奶和吃薇菜维生,这种做法让批评者无从置喙。最后他们饿死了。司马迁在他们的传记里提到,为了抵御饥饿,分散注意力,他们经常唱下面这首歌: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

在《论语》里,孔子评论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第16章)。孟子(约公元前371~公元前289年)称伯夷为“圣之清者”。然而在称赞这对兄弟的同时,孔子和孟子告诉他们的弟子,这样的做法太死板了,不值得仿效。毫无疑问,孔子和孟子是会仕周的。

不过,不是所有的求道者都把从政和隐居之间的界限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张良和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张良的祖先世代为韩国(今河南省)的大臣。公元前230年,在秦统一全中国的进程中,韩国被吞并了。作为孝子忠臣,张良发誓要为家族和国家的荣誉而复仇。但是为了确保他能够活得足够长,以实现这一抱负,开始的时候,他隐居到了山里。在隐居期间,他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对他谦恭的品质进行了考验。这位老人看起来像是一位道教的神仙,他奖给张良一卷失传已久的吕尚的《太公兵法》。事实证明张良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学生——走出隐居生活以后,他帮助刘邦推翻了秦朝,创建了汉朝。

为了表达对张良的感激,新皇帝愿意赐给张良他想要的任何一块封地,于是张良选择了终南山南坡的留坝。然后张良宣布了他的意图:他要从世俗事务中抽身引退。之后他开始辟谷,并且练习调息,希望能使自己变得足够轻,好飞升上天。公元前187年,他终于这样做了。

在此以前,当张良还在隐居和研究吕尚兵法的时候,新建立的秦朝开始征召全国的士人。然而,秦朝的统治是以残暴而闻名的,所以有四位朋友拒绝应召,他们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商山四皓)。商山四皓很有名望,他们拒绝背弃自己的原则,因此隐居到终南山南面的商山。在那里,他们靠采集草药为生。根据《汉书》(1)记载,他们经常唱这首歌以自娱:

莫莫高山,

深谷逶迤。

晔晔紫芝,

可以疗饥。

唐虞世远,

吾将何归?

驷马高盖,

其忧甚大。

富贵之畏人,

不如贫贱之肆志。

商山四皓(16世纪谢时臣作)

尽管他们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却声名远播。秦始皇曾试图引诱他们出山,刘邦也这样做过,可是都失败了。后来,当刘邦将要废太子而代之以宠妃之子时,吕后向张良求助。她采纳了张良的建议,说服了商山四皓,使他们相信太子把智慧和谦恭看得比财富和权力更重要。商山四皓来到都城,陪侍太子入宫。当高祖看到太子已经成功地赢得了这些人的敬重的时候,他改变了废太子的主意,并且叮嘱商山四皓好好辅佐他的儿子。

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是隐士诸葛亮。他结束了隐居生涯,而去辅佐一位明主。诸葛亮生于公元181年,当时全国各地战乱纷起。诸葛亮年轻的时候,就搬到了荆州(在今湖北省)城外的一座小村庄里,以逃避乱世。之后他在那里隐居了十年,并且拜另一位著名的隐士司马徽为师。

在这段混乱的时期里,汉朝统治者失去了中央集权,大权旁落到曹操领导的一伙将军手里,地方豪强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当时以荆州(屈原被流放前曾经供职过的地方)为中心,就有这样一个割据政权。公元201年,刘备为躲避曹操也逃到此处。刘备是汉室的一个远亲,他已经招募了一批人马,以图恢复汉朝的统治。但是他还缺少一个深谋远虑的军师。

当刘备听说诸葛亮可能是这样一位人选的时候,他决定亲自去拜访诸葛亮。可是就像有时候会发生的那样,即使是作为大人物去拜访隐士,刘备还是不得不三顾茅庐,才得到了诸葛亮的接见。当这两个人终于会面的时候,刘备对诸葛亮的雄才大略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乞求诸葛亮结束隐居生涯,去扶助他安邦定国。诸葛亮同意了。

在此后的岁月里,诸葛亮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伟大的谋略家。有一次,他指挥一支仅两千人的队伍赶走了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中国人当中,很少有人没读过《三国演义》,很少有人不知道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的。公元234年,在西安西面终南山麓丘陵地带的一场战役中,诸葛亮因病去世。他去世的那天,一颗流星落在他的军营附近。这颗殒石后来被人们镶嵌在武侯祠的墙上——至今武侯祠仍在俯瞰着诸葛亮和那座流星殒落于其中的山谷。

关于如何处理隐居和从政之间的矛盾问题,诸葛亮在去世之前,曾经给他的儿子留下了一纸《诫子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修道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这一点上:从政还是不从政,韬光养晦还是大放异彩——假定事实如马修·阿诺德所言:“人是有光明的。”这个差别与其说是一个哲学问题,还不如说是性格和个人感觉的问题。目标总是保持不变的:把道德原则运用到人事上去。孔夫子、屈原、伯夷和叔齐、商山四皓、张良以及诸葛亮都是这样做的。要理解这些道德原则,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被认为是必要的。但是有时候隐居会持续一生,不过它的目标仍然是在世间建立和谐、扩展和谐。

隐居和从政被看做是月亮的黑暗和光明,不可分而又互补。隐士和官员常常是同一个人,只是在他生命中的不同时期,有时候是隐士,有时候是官员罢了。在中国,从来没有体验过精神上的宁静和专注而专事追名逐利的官员,是不受人尊重的。中国人一直把隐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恩人中的一个族群,因此,不管他们的修道追求看起来多么不同寻常和消极遁世,中国人都是持鼓励的态度,而不是泼冷水。不管隐士是否走出隐居生活去从政,他们对于整个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城市的。

当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从宫廷中被放逐出来的时候,他自沉而葬身于鱼腹;中国第二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则还没有等到任期结束,就隐居到了乡下。在中国,隐士们有一种解脱自在的精神,即保持心灵、而不是身体远离城市的尘嚣。这种精神,陶渊明在他的组诗《饮酒》之五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瞥: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隐士是中国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他们象征着这个国家很多最神秘的东西。他们那种化机巧为无心的返朴归真的智慧,没有比在中国最早的隐士传记《高士传》的开头部分记载得更清楚了: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缺,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心无求其故。”言未卒,缺睡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曰:

形若槁骸,

心若死灰,

真其实知,

不以故自持。

媒媒晦晦,

无心而不可与谋,

彼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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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为晋代皇甫谧的《高士传》。——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