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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谷幽兰》第八章 朱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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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每个方向都有自己的神:东方青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

我能够找到的最早使用这些字眼的书是《山海经》。在《山海经》中,“朱雀”这两个字被拼在一起,组成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指一种巨大的红翅人面的猫头鹰。尽管这些名字的来源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早在两千年前的汉朝,它们就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后来又扩展到那些与它们各自的方向有关的事物身上。

在六百年后的唐朝,朝南的窗户被称做“朱雀窗”,朝南的门被称做“朱雀门”。在长安,皇宫的朱雀门,面对着一座二百万人的城市,朝向二十五公里外的苍蓝的终南山岭。向往林泉的云游者们从朱雀门出发,沿着朱雀街向前行进。朱雀街是长安城最主要的南北大街,街两边住着很多长安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家族。它也是长安城一些最著名的风景名胜的所在地,其中第一个就是小雁塔。这座塔在朱雀门南面的一千五百米处,它是长安第二位最著名的旅行家义净的遗惠。

在玄奘去印度五十年之后,义净也去了印度。公元671年,义净三十六岁的时候,离开了长安。但是与玄奘不一样,玄奘走的是丝绸之路,义净则取海道。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在于,玄奘去印度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佛教哲学,而义净则对戒律和修行更感兴趣。二十四年后,即公元695年,他回到新都洛阳,受到太后武则天的欢迎。公元705年,当宫廷迁回长安的时候,义净也搬回了长安,住在朱雀街西侧的荐福寺。

像玄奘在他之前已经做过的那样,义净也修了一座塔,以保护他带回来的经书。公元706年,他在荐福寺南面的那个区,建了一座四十五米高的塔,从那以后,这座塔就一直屹立在那里。1965年,为了确定这座塔是否有足够的支撑,工人们掘开了塔基,他们发现了它能够安然度过地震的奥秘(那些地震将周围的建筑物夷为平地):它被建得像一个圆底的玩具,地震的时候滚出去,地震过了又滚回来,回归原位。但是尽管这座塔幸存下来了,它作为宗教场所的功能却没有幸存下来。现在是政府官员在管理,我只待了一会儿,在寺庙里那棵有一千三百年树龄的老槐树下喘了口气,就回到朱雀街那些地方去了。

从小雁塔向南再走一公里,我把自行车停在大兴善寺的大门外。大兴善寺建于公元3世纪末,是中国修建的最早的一批佛寺之一。公元7世纪,隋文帝把它扩建成了都城四十多座寺庙中最大的一座——占据了整整一个区。一个世纪后,就是在大兴善寺,密宗首次出现在中国。这里是外国和尚住得最多的地方。公元8世纪,印度和尚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都把大兴善寺当成了他们自己的家。这三个人都曾经是唐朝历代皇帝的宗教导师。不空的一位学生还教授了日本僧人空海,后来空海在日本创建了密宗。

密宗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曾经是新的;但是就个体的修行而言,它与当时很多已经在流行的修行方法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诸如重复神秘的仪轨、传送超自然的力量、观想法界的图像、普通的气功方法之外的男女双修,以及神通的修炼,等等。很显然,密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密宗大师的神通力,而不是取决于它的技巧和教义。因此,当这些早期的大师们入灭以后,宫廷的兴趣又重新回到了道教和佛教的其他宗派身上。

今天,大兴善寺的密宗历史几乎被遗忘了,而它作为修行场所的功能也被其他功能所掩蔽——它被当做云游僧的旅店,以及陕西省佛教协会的驻地。有一次参观大兴善寺的时候,我与陕西省佛教协会的会长许力工居士作了交谈。许力工曾经出家几十年,但是“文革”期间被迫还俗。尽管政府的新政策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是许力工仍然保持着居士身份。

通过一位中间人,我们约好在寺庙会面。但是在最后一分钟,我改变了主意。后来他的助手告诉我,在原来的约定时间,三个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到了许力工的门口,在外面站了好几个小时,直到确定我不会来了才走。几天后,我通过更迂回的方式,又安排了一次约会,我们在他的房间里见面了,没有任何外来干扰。我问他陕西省住着多少出家人。

许:我不知道。出家人可以随意来去,哪儿有地方就在哪儿待着。我们没有统计。如果我们统计,每一个和尚大概会被统计四五次。还有,现在的年轻和尚可能会在寺庙里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家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寺庙。有时候很难说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和尚。现在进寺庙的人,没有多少人抱定终身住寺庙的主意。

问:隐士怎么样?据我所知,终南山里有好多出家人,把他们一生中的一部分时光用来自己修行。

许:我也不知道有多少隐士。终南山里有隐士,至少已经三千年了。但是隐士有几种:道教隐士、佛教隐士和知识分子隐士。当然,我对佛教隐士更熟悉一些。但是即使在佛教里,也有不同类型的隐士。比方说净土宗隐士,通常终生隐居在山里。而禅宗隐士,可能会只隐居几年或几个月。禅宗隐士只在山里待到见道为止,然后他们就下山了。

但是在出家人成为隐士之前,他们通常要在寺庙里待上几年。比方说,很多和尚去扬州的高旻寺,在那里修行三四年。当他们终于在修行中找到入手处的时候,他们就去山里住茅篷。再住上三四年,迟早会开悟的。有些人花的时间要比别人长些。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住在寺庙里学习。你必须学习,然后才能知道怎样修行。

在佛教寺庙里,我们还有一个风俗,叫做“闭关”。比如说印光,他就在普陀岛上的一个关房里住了几十年。(印光大师在20世纪复兴了净土法门。)有几十年他没有见任何人。每天寺庙里的和尚把饭和水从他门上的窄缝里塞进去,然后倒掉他的便盆。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坐禅和阅读经典。想修行,你不一定要去山里。

还有知识分子隐士。为了学习或写作,他们喜欢安静和孤独。已经有很多人隐居在终南山里,有些是出于社会原因,有些是宗教原因,有些则是出于做学问的原因。

问:如果一个出家人想在本省隐居,他们要向协会登记或者征得其同意吗?

许:不,任何想当隐士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这样做。他们不必告诉我们或者政府。他们想住哪儿就住哪儿。

问:协会起什么作用?

许: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代表本省的寺庙。我们也给出家人提建议,诸如怎样组织宗教活动,哪些活动是允许的,以及在什么地方可以举办这样的活动,等等。中国自古就有佛教协会,还有道教协会。每一个县和每一个省都有一座特殊的寺庙或道观,负责管理宗教事务,全国也有一座这样的寺庙或道观。只不过现在我们使用“协会”这个词罢了,但是它的功能没有变化。我们料理由单独一座寺庙无法独力完成的宗教事务,或者帮助解决发生的其他问题。

问:这些寺庙属于谁?

许:它们属于管理它们的委员会。一个寺庙委员会可能包括二三人或二三百人不等。委员会决定怎样筹集资金和分配资金,是否维修寺庙或者买新毯子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任何住在寺庙里的人,都是委员会的一员。每一座寺庙管理自己的事务。协会不介入,除非我们受邀帮助解决某个问题。

问:学校里上佛教课吗?

许:小学和中学里没有,但是有几个大学有佛教课程。过去我们也上课,但是被迫中止了。最近很多人要求我重新开课。我们一筹集够买书本材料的资金,就准备开课。几乎每个省都有某种形式的佛学院。我想现在有二十多所了。我们陕西省还一所也没有,但是我们希望将来能有。

我与许力工的会面是在1989年的秋天。第二年三月下旬,我又一次拜访了大兴善寺。我走过几树迟开的杏花,一大片连翘和一棵已经准备好迎接夏天的古老的葡萄树,来到后面的大殿。在大殿里面,我遇见了寺庙的方丈慧玉(音译)。他七十八岁,自从四十年前从河南省过来以后,就一直住在这座寺庙里,已经出家五十年了。尽管他对自己的坏膝盖作了让步,拄了一根拐杖,但是他仍然精力充沛,几乎用不着陪护左右的那几位弟子。他说,寺庙里的常住和尚有二十位,不过加上云游僧,常常达到一百人。

慧玉的眼睛总是半闭着,这说明他花大量的时间打坐,而且他特别爱笑。我想他可能是一个禅宗和尚,可是他却谈起了净土宗的修行。他说,中国仍然有开悟的大师,只不过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很不巧,他要出席一个会议,因此我们的谈话很简短。但是在弟子们催他离开以前,他建议我去拜访南五台的隐士。在古代,南五台通常是朱雀街上那些向往林泉的云游者们落脚的地方。我谢过了他,向大门口走去。

去年九月,在出门的路上,我曾经驻足观看一场由陕西省气功协会举办的气功治疗表演。气功协会从大兴善寺租了一栋楼做医院,同时作为全省气功协会的所在地。在里面,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正绕着一个妇人转圈。她闭着眼睛,在疯狂地旋转,时而呻吟,时而大喊大叫。年轻人用手引导着,仿佛在控制她的运动。我看了大约二十分钟,但是这个场面看起来似乎永远不会结束似的,于是我走了。

距离那次的表演已过了六个月,这一次,我决定停下来进去治治病。自从回到中国以后,我的胳膊上长了一种疹子,它顽固地抵抗着两位普通医生所开的各种药片和软膏。我登了记,付了相当“昂贵”的医药费——三十元人民币,也就是六美元。

医生的名字是何建新(音译)。除了治病,他还是中国国家气功团的团长。这个气功团在各国巡游,用练气功练出来的特异功能,使各国观众目瞪口呆。“气”是一种能量,它是空的,既存在于体内,也存在于宇宙中。何建新给我两只手都切了脉,然后说,这疹子没什么,只是受了风而已。他让我站着,两腿分开,闭上眼睛,然后开始围着我转圈,哼哼着,用他体内气的运动,作出搅动声和嘶嘶声。这样做了几分钟之后,他让我坐下来,然后开始往我体内扎针灸用的针:在我的拇指和食指之间,脖子后面,胳膊上,膝盖上,以及脚踝上。然后他让我闭上眼睛呼气,我仿佛是一只被针扎了的轮胎。

当我坐在那里“漏气”的时候,他给其他病人治疗,偶尔回来捻弄一下那些针,并喊叫着把他的气泼洒在四周。最后,他给我开了一种草药。两天后,疹子消失了。

在此期间,我决定采纳慧玉的建议。我把自行车换成了一辆小汽车和一位司机,然后沿着朱雀街的现代化身长安路,向南五台进发。长安路在它的古代副本东面的一百米处。

从大兴善寺向南走两公里,我们在杨虎城将军墓前停下来。他的墓保存得很好。20世纪20年代,杨虎城曾经从地方军阀手中解放了西安,并保护了西安不受地方军阀的侵害。后来他协助张学良拘禁了自己的总司令蒋介石。在古代,旅行者们在这里逗留,是为了参观牛头寺。但是现在它已经不在了。此外,他们在这里逗留,还为了参观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祠堂。

公元712年,杜甫出生在邻近的河南省。但是他的祖辈却住在长安南面的少陵原,后来他的创作高峰期大部分是在这里度过的。实际上,他把自己称为“少陵野老”,并把他的诗集用少陵来命名。公元770年,当杜甫在长江南岸飘泊的时候,他去世了,被埋葬在湖南省的长沙附近。他死后大约一百年,为了纪念他,有人在这里建了一座祠堂。从那时候起,这座祠堂已经被重修过几次了。

我爬上杨将军墓后的山坡,去参观杜甫祠堂的现代版本。它建于1960年,但是已然被委弃给了荒草和小鸡。在旁边的一栋建筑物里面,我找到了正在切菜的管理人员。他出来了,给祠堂开了锁。在一座空荡荡的大殿中间,有一尊落满尘土的杜甫石膏像,手里握着一片他生前从来没有拿过的玉笏。还有一尊刻在石头上的肖像,它甚至更脏,而且到处是蜘蛛网。

在外面,沿着一条油漆剥落的走廊,我浏览了几块明清两代纪念重修这座祠堂的石碑。很显然,大约每两百年左右,就有人想复兴这座祠堂。但是同样很显然,这样的意图是短命的。将军的生活过得比这个国家最伟大的诗人好。

我们继续向南又走了一公里,再次停下来。在一所学校的后面,就在少陵原西边的下面有两座塔,它们是华严寺最后的遗迹。华严寺始建于公元630年左右,是中国佛教华严宗历代祖师的驻锡地:杜顺、智俨、法藏、清凉以及宗密。宗密是华严宗的第五代祖师,也是最后一位祖师。

华严宗的教义是以《华严经》为基础的。根据佛教传说,《华严经》是佛陀觉悟之后第一次讲的法。当他的听众无法理解其含义时,佛陀就把它搁置到一边,开始倾向于比较简单的教法。这部经的中心意思是,宇宙中的每一件事物,不管是本体还是现象,都是互相联系的,因此是空无自性的。因为空无自性,所以每一件事物都与法是一体的,每个人都与佛是一体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有一次三祖把一尊佛像放在中间,在它周围四面八方都摆满了镜子,每一面镜子不仅映现出了佛像,而且还映现出了其他镜子的影像,如此重重无尽。想象一下,不管你朝哪儿看,都能看到一尊佛。

华严寺遗塔

这是一个一流的哲学问题。但是在宗密圆寂之后三年,也即公元844年,武宗灭佛使华严宗走到了尽头。一千年后,在少陵原的边缘地带,除了安放着初祖和四祖舍利的两座砖塔以外,其他一切残存的建筑物都被砸烂和扫荡光了。有人告诉我,重修寺庙的计划正在进行中,可是我没有看到一点儿迹象。除了农夫和渡鸦,没有任何人光顾这个地方。

我向下滑回到少陵原上,回到车里,继续向南开。七公里后,路分岔了。左边的路通向兴教寺,右边的通向南五台。我们沿着西边的那条路,向着南五台苍蓝的山岭开去。

过分岔口后六公里,左边出现了另一条路。这条路通向太乙宫村,这个村子是因汉武帝在村中所建的一座道观而得名的。汉武帝经常到这里来礼拜太乙真人,当时太乙真人是道教万神殿里最高的神。现在这座道观早已不在了。这条路向南延伸到太乙谷中,并分出一条岔路上了翠华山。现在路两边都是军事设施,于是我们待在主路上。

行驶了三公里后,在南五台村,我们调头向南。继续又开了一公里,来到山脚下的弥陀寺。弥陀寺是一个建筑大杂烩,透露出它混乱的历史。我们进去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了前面大殿附近的一棵巨大的、古老的木兰树。另外还有一棵长在后面的院子里。它们一起给大殿蒙上了一层洁白的花瓣,散发出一股微妙的芳香。大殿本身完全被一尊花花绿绿的弥勒佛的石膏像所占据了。它是那样地鲜艳刺激,似乎在乞求红卫兵回来。

后面的大殿是一个受人欢迎的反衬。里面没有常见的供桌或佛像,一座塔占据了大殿的中心。塔周围及沿着四墙排列着五百罗汉的石雕。它们的工艺是一流的。后来我了解到,是香港的佛教徒从南方的沿海城市汕头雇了八个石匠,来干这个工程的。这个工程花了他们两年的时间。塔旁边的塑像里面,有我的老朋友寒山和拾得。

我被这些石雕深深地打动了,几乎没有注意到地上铺着成千上万的木兰花萼片,或者说花壳。后来,方丈告诉我,木兰花萼片可以做治疗鼻窦炎的药。和尚们准备一俟天气好转,就把它们放在外面晾干,然后卖掉。

出去来到院子里,我探头往一间侧室里望去,看见了我六个月前见过的方丈。他一见我,就哈哈大笑起来。我从来没有遇见过比他更爱笑的和尚。我觉得,他说话从来没有超过两三句,就会停下来咯咯地笑。他的名字叫德成,六十九岁,是在长安县长大的,原来是个农民,三十岁的时候出家了。在一座寺庙里学习了几年之后,他成为沣河河谷上面观音山顶的一个隐士。六年后,他搬到谷口附近的净业寺,最后成为净业寺和附近的丰德寺两个寺庙的方丈。他说,“文革”前,净业寺有四十位和尚,丰德寺有六十位尼师,而在东沟的四十八座茅篷里,很多都住着隐士。

1985年,省佛教协会请德成接管弥陀寺。他说,他刚来的时候,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和尚,没有大殿,什么都没有。大殿在“文革”期间被砸烂了,剩下的建筑物被政府官员和士兵占用了。他想方设法使他们都搬了出去。从他几乎不断的笑声中来判断,我敢肯定,这一点,他不是通过对抗的方式办到的。我问他,人们到他这儿请求开示的时候,他教人们什么,他的回答不时地被频繁的笑声所打断。

德成:我教各种各样零星的东西。你提吧。任何看起来合适的东西。一点儿这个,一点儿那个。这差不多是修行的全部。你不能只修一种法。那是一个错误。法不是片面的。你必须修禅。如果你不修,你永远也不能突破妄想。你还要持戒。如果你不持,你的生活就会一团糟。你还要修净土。如果你不修,你永远也不可能从佛那里得到任何加持。你必须修所有的法。

这就像生火。你不但需要火种,还需要木柴和空气。少了一样,你就没办法生火。开悟也是一样。它是一个体系。所有的法门都是互相联系的。你不能省掉哪一个法门。心含万法。你无法舍掉任何一法。在心外你得不到任何东西。心要专一。只能容纳下一个念头,没有妄想,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在禅宗里,你没有念头。在净土宗里,你有一个念头。它们都是一样的。它们的目的都是要把你的本来面目指给你看。

我们也谈到了终南山。像兴教寺的方丈和台湾的杜而未教授一样,德成也是这个观点,即终南山一直延伸到印度。他觉得那也很可笑。本来我想跟他多谈一会儿,但是我累了,打起了呵欠。他建议我休息,于是我把车和司机打发回西安。然后他把我领到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住着他的一位弟子。

这位弟子是一位比丘,名叫性空。他二十八岁,行动像一个年轻女孩儿一样优雅。在他床边的桌子上,有一尊白瓷的毛泽东半身像。我不禁感到疑惑:它在寺庙里干什么。他看见我盯着它,告诉我说,他的父母曾经是高干。“文革”中期,他还小的时候,他们都去世了,他由亲戚抚养长大。从北大毕业以后,他开始在一家国际贸易单位工作。他曾经去过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他是我所遇见过的第一个能讲一点儿英语的和尚。

他说,两年前的一天,他与一些朋友一起到弥陀寺来参观。晚上在这里过夜。那天晚上,大悲观世音菩萨出现在他的梦里,并给他传了法。第二天早晨,他让朋友们回北京去了,自己留了下来。

当他到屋外去几分钟的时候,一位女居士给我端来了一碗面条。她悄声告诉我,性空可不是个普通和尚。他有神通。他是一个活佛。她说,自从性空到寺院后的两年里,他已经通过虔信经典治愈了五千多人的病。性空一回来,她就离开了。几分钟内,我就睡着了。那天夜里,我没有梦见观音;我所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是老鼠们在追逐嬉戏。

第二天上午早饭后,性空把一只装满了僧衣的箱子给我看。那是他在这两年里断断续续为这一带所有的隐士做的。这些僧衣一定有五十多件,各种各样的颜色——有一件甚至是翠绿色的。他说,他是用治愈的病人留下的钱买的布料。然后他说,几分钟后,病人们会在他的门外排起队来,因此他建议我离开。但是在此之前,他给了我一些选票,让我带给去南五台沿路的几位出家人。他们都选择了性空做他们在当地村委会的代理人。

我告辞后,开始沿着台沟往上走。山路就从寺外开始。夜里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台沟被雾半掩住了。我所能看到的一切只有石阶。大约两公里后,我来到了卧佛寺。两棵古老的槐树守卫在寺前。

在卧佛寺里,我与两位七十岁的老和尚传心和法依攀谈。但是他们的方言我听不太懂,因此我们只是互相作了介绍,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把他们的选票给了他们,他们把寺庙后面的一些台阶指点给我。

这些台阶通到一个山坡上,山坡上长满了冷杉,那是森林服务队最近才栽的。大约三百米以后,台阶在半山腰上中断了。那里是百塔塔院的遗址。名字是“百塔”,但是只有一座塔仍然矗立在那里。那是印光的塔。印光,还有虚云,都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大师之一。虚云革新了中国禅宗,与此同时,印光革新了净土宗。听过他讲法的人都说,那些讲法是空前绝后的。他的塔是空的,他的舍利已经被从中取走了。塔门上是他的名字,是于右任题写的。于右任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书法家。他自己的坟墓就在我在台湾所住的那座小山上面。

塔周围是一片落叶松林,那是日本田中首相的礼物。在它们被种到这里的十五年间,已经长到大约八米高了。南面,就在松树林的上面,有一座巨塔。6世纪末的时候,就是这座塔使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塔院的。它是长安地区的第一座巨塔,比玄奘的大雁塔要早五十年。塔旁边是圣寿寺,在那里,我与两位常住和尚中的一位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在里面,曾经用来封过塔门的刻有印光大师像的石雕,断成了两半,靠在一面墙上。

印光塔

我回到主路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经过一个又一个废墟。南五台在长安正南,早在隋唐两代,就已经成为这个地区主要的佛教中心。一直到明清两代,它还依然很兴旺。19世纪末,去顶峰的沿途还有七十二座寺庙。现在只剩下五座了,而且都是重修的。20世纪60年代,当“文革”席卷中国的时候,所有站着的东西都被红卫兵打倒了。

就在卧佛寺上面,山路延伸出了山谷,与一条大路交叉了。红卫兵开始摧毁寺庙的时候,大约与此同时,森林服务队开辟了那条路。我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是与史蒂芬一起开车上来的。这一次,我留在山路上,几度横跨那条大路,最后终于到了停车场,走上了史蒂芬、我,还有我们的司机六个月前爬过的那些石阶。

大约五十米后,我路过火龙洞。火龙洞里曾经住过一条龙,它常常出来骚扰长安居民,后来观世音菩萨把它抓住了,拴在山上远处的龙桩上,把它碾成了粉末,并且把粉末撒到了渭河里。

除了一间小小的大殿以外,这个洞空空如也,于是我继续向前走。几分钟后,一个东西一声长吼,我僵住了。我突然想起我在火龙洞没有上香。之后,我又听到了一声吼叫。那不是龙。但是我的呼吸并不能因此而变得轻松一点儿——那是一头熊。

我从上一次参观中得知,沿着这条山路往上走大约十分钟,有一座旅馆,于是我加快了脚步。我又听见几次吼声,但是它听起来似乎变得越来越微弱了。当我终于到达旅馆的时候,管理人员说,那头熊刚刚走。也许它刚才一直在抱怨这座旅馆的垃圾质量吧。到处都是荒草。而且,除了那个管理人员之外,这个地方一片荒凉。它是最近在刘澜涛避暑别墅的遗址上建起来的。“文革”前,刘澜涛是中国西北五省的中共书记(1),也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文革”时,他被打成了走资派。我对刘澜涛选择风景的眼光表示欣赏。

我给了那头熊足够的时间让它离开,然后继续沿着山路往上爬。大约一公里以后,我在紫竹林寺停下来。去年秋天,当史蒂芬和我爬上来的时候,一些年轻和尚正在重修前门外的那段山路。方丈给了我们两块西瓜,抱怨说,来爬这座山的游客太多。

这一次,山上还有残雪,而我是唯一的游客。方丈欢迎我回来。他的名字叫演成。他六十六岁,与另外三位和尚和几个居士一起住在这座寺庙里。来南五台以前,他曾经住在西面六公里处崆河(音译)河谷上的一座茅篷里。我和史蒂芬第一次爬上南五台的时候,我们的司机曾经落在后面,听演成讲他和其他的和尚在山上干什么。我问演成他跟司机说什么了。

演成说道:“我在谈坐禅。我解释我们怎样首先念佛来安心。心只有安了才能静。然后我讲解我们怎样通过问‘念佛是谁’来静心。心只有静了才能止。然后我解释我们怎样通过舍掉佛号来止心。心只有止了才能观。心只有能观,才能达到玄之又玄的境界。我告诉他,这是任何一位修行人都不得不经过的历程。要花多长时间,取决于修行者本人。它就像沿着一条路往前走。这条路不停地变化着。有时候好走,有时候不好走。但是对于修行人来说,住在山里要比住在城市里容易得多。在局外人看来,我们的生活很艰苦,但是我们本来就不在意舒不舒服。我们到这儿是来修行的。而修行是不拘形式的。大多数游客认为我们只不过是穷和尚而已。”

大雾使得时间显得比实际时间要晚,因此我只待了一会儿,喝了一杯茶,吃了一碟油炸麻花,给演成拍了一张他师父的塔的照片——那是这座寺庙塔院里仅存的三座塔中的一座,然后就走了。

我继续走了半小时。左边分出三条岔路,通向附近的组成南五台顶峰的五座山峰——南五台就是因为它们而得名的。

五台中最高的一台海拔将近两千四百米,被称做大顶或观音台。隋朝的时候,人们在大顶上建了一座寺庙,它是终南山这一带所建的第一批寺庙之一,被称做圆光寺。高鹤年最后一次去南五台的时候,是在1914~1915年冬春之间。他从龙桩那儿往下看,恰巧看到圆光寺着火了,那是香火太盛的结果。这个情景使高鹤年联想到生命的短暂,和我们试图建立起某种永恒的东西的努力。最好是建立起一颗空的心。

雾太大了,几米以外就看不见东西了,我决定不去那些山上了,于是继续向前走,翻过山岭,从另一面下去。十分钟后,我到了大茅篷的大门口。像这座山上所有其他的寺庙一样,大茅篷也是最近才重修起来的——它终于等到了好日子。它始建于6世纪,当时被称做西林寺。后来,它成了这座山上所有隐士聚会的地方,于是人们开始叫它“大茅篷”。

南五台沿途风光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曾经见过这座寺庙的住持德三。他七十四岁,北京人。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失业了,于是请求北京广济寺的和尚照看他的儿子。德三出家的时候,才十岁。长大以后,他受了具足戒,成为一位比丘。后来,他行脚到了南方,在宁波和广东的佛学院里学习。之后,他游遍了全中国,跟各地的大师学习,自己也创建了几座佛学院。晚年的时候,也就是1985年,他来到终南山。他说他不准备再动了。我问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一带。

德三:对于一个出家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精神上的修炼,为此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这座山很安静。在中国,我们有几座山,大多数和尚都是为了修行去那里的。这儿就是其中的一座。在这里,出家人修行要靠自己。自唐朝以来,这一带就已经成为那些想致力于宗教修行的人汇集的中心。

问:现在怎么样?

德三:自从十年前政府宣布了新的宗教政策之后,几乎到处都恢复了宗教活动。虽然出家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但是情况正在慢慢好转。

问:这里怎么样?

德三:很多出家人来这里是为了看看,真正待下来的没有几个人。我们这里只有四个人。除了在大殿里上早晚课以外,我们都各修各的。

问:你们怎么养活自己?

德三:西安和上海的居士一直在帮助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问:南五台上隐士多吗?

德山:不像过去那么多了。20世纪50年代,我去南五台的时候,有七十多位出家人住在山这面(山南坡)的茅篷里。现在只有十几个了吧。

问:政府介意吗?

德三:不介意。只要他们跟西安的佛教协会登记,他们想住哪儿就可以住哪儿。

问:他们怎么养活自己?

德三:他们自己种菜、拾柴。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他们大多数人都靠在家人或亲戚。

问:你们在这里受游客干扰吗?

德三:不,来这座山的人不多。从西安到这儿花的时间太长了。等到了这儿,他们就该回去了。另外,我们也不像有些寺院那样卖门票。人们可以来这儿拜佛,但是作为游客不行。

问:你修什么法门?

德三:禅宗。我们遵循禅宗的教义。大部分来这里的和尚都曾经在大寺庙里住过,曾经练习过集体坐禅。在这里我们都自己坐禅。如果哪个和尚有什么问题,他就来问我,我会尽量帮助他。就这些。

问:任何人都可以待在这里吗?

德三:一般来说,他们必须有我们认识的人介绍。之后,他们还要忍受一段训练期,以便看看出家生活是否真正适合他们,然后我们才能接受他们作为弟子。

问:新弟子的悟性比过去是不是浅多了?

德三:是的,但是人可以学啊。真正的问题是没有多少像我这把年纪的和尚来教他们。要契入最深妙的佛法,弟子们需要一位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老师。对禅宗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这一次我来大茅篷的时候,德三已经不在了。他在西安的一家医院里,估计回不来了。他的一位弟子已经接管了寺庙。他的名字叫宝胜。他四十四岁,与另外两位和尚一起住在大茅篷。那两位和尚去西安看德三,要待几天。还有一位从浙江来的云游僧。“文革”前,大茅篷里住着五十多位和尚。

互相介绍之后,喝了一杯茶,宝胜邀我在这里过夜。我高兴地接受了,但告诉他,我会在几个小时后回来。我想去看看慧圆。慧圆是我六个月以前遇见过的一位比丘尼。

高鹤年游览南五台的时候,也曾经在大茅篷逗留过,白天去那些山峰和附近的茅篷参访。在一次旅途中,他走了我现在正在走的这条路,并且拜访了湘子洞、老虎窝和龙桩的隐士。

过大茅篷几百米后,我也在湘子洞停下来。唐朝的时候,道教仙人韩湘子曾经住在这里。现在里面住着一位佛教居士,但是除了佛号,他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于是我沿着山路继续往下走。不久,我经过龙桩的遗址,然后这条路分岔了。主路通向太乙谷和翠华山。据说有六位和尚住在翠华山上的天池寺。右边这条路通向慧圆的茅篷。

当我穿过浓雾往山下走的时候,一只鸟儿从旁飞过——它的身体像一道蓝白色的闪电,它的尾巴完全是黑色的。周围到处都是旋转着的雾气,我所能看见的只有脚下的那条路。八月份的时候,草木是如此青翠繁茂,使得这里几乎呈现出一派热带风光。现在却到处是枯枝败叶。大约三十分钟后,我终于到了慧圆的茅篷。为了把它与大茅篷区别开来,它被称做小茅篷,也叫净土茅篷,以显示出它是一个净土道场。

史蒂芬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大门是锁着的,我们不得不等了五分钟,直到慧圆的弟子下来把门打开。这一次,门是大敞着的。我很惊讶。六个月前,我曾经从慧圆的菜园和花园中穿过——那是我在山里所见到过的最漂亮的菜园和花园了。现在是三月下旬,浓雾弥漫,气温在零度以下。唯一的生命迹象就是苹果树上的芽苞。

当我走近茅篷的时候,我喊了一声“阿弥陀佛”。慧圆的弟子出现在门口。她叫乘波,三十五岁。十年前的一天,她与几个朋友来看慧圆,之后就决定出家了。几个月后,她真的出家了,慧圆同意接受她作为弟子。她微笑着,掀起挂在门口的白门帘,领我进去。我大吃一惊。六个政府官员正靠在粉刷过的大殿墙上。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差点儿把香烟扔了。还没等我们双方反应过来,乘波迅速地带着我穿过另一道门帘,来到慧圆的卧室里。

慧圆正盘腿坐在炕上,盖着一条毯子。光线透过两扇玻璃窗照进来,粉刷过的土墙上贴着挂历风景画和几张老照片。慧圆是中国东北的哈尔滨人。她七十一岁,十六岁的时候就出家了。1955年,她与另外一位尼师慧英一起来到南五台。到了之后不久,她们就搬进了这座茅篷,这是搬到嘉五台去的一位隐士空出来的。她们一直住在这里,直到红卫兵来了,强迫她们离开。她们在山下弥陀寺的佛教劳改小组干了没多久,就回来了,在自己的菜园里干活、念佛。1981年,慧英圆寂了。

慧圆邀我到炕上坐。我告诉她所有关于嘉五台和沣河河谷隐士的消息。最后,我问她,那些官员来她的茅篷做什么。

慧圆:他们只是想来看看我,想知道我是不是需要什么东西。这种事儿还是头一次发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问: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您告诉我您十多年没有下山了。您最近下山了吗?

慧圆:没有。我不想再下山了。首先,我太懒了。其次,我病得太重了。我走不了那么远喽。我哪儿也不想去。我整天就是吃饭和睡觉,然后就坐在这儿。

问:您需要买东西的时候怎么办?

慧圆:我有一个妹妹在广东工作。她来过这里一次,时不时地给我寄点儿钱。我不需要多少钱。我自己种菜,用她给我寄的钱买面粉呀、食用油呀这样的东西。我的弟子下山把东西背上来。我们吃的不多,只吃早饭和午饭,不吃晚饭。

问:您这儿通邮吗?

慧圆:通,有一个邮递员,大约每星期来这座山一趟。

问:那么您有地址啦?

慧圆:是的,长安县、石砭峪镇、净土茅篷。

问:您修哪种法门?

慧圆:努力活着就够我忙活的了。但是我每天天亮前起床,诵《法华经》和《地藏经》。晚上我打坐念佛。修行要靠个人。这是我的修行。

问:您为什么住在这些山里?

慧圆:我喜欢安静。哪一个出家人都喜欢安静。能够弘法的出家人住在城市里。我不能弘法,所以我就住在山里,自己修行。

问:您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慧圆:不太好。背东西上山,开地种菜,把我累坏了。去年我开始吐血。一个女居士带着一位医生来看我,他给了我一些药。现在我好些了。但是从三十岁起,我就得了一种慢性病。现在我只是在变老。

问:您怎么过冬?

慧圆:我不在乎冬天。外面虽然冷,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木柴。风不会透过门窗进来,而且我的床是炕(一种土坯床,里面建有炉子)。我喜欢冬天。它正是坐禅的好时节。

我们一起喝了一壶茶,我给了她一张照片。那是六个月前,在她的一棵苹果树旁,史蒂芬给她照的。出去的路上,我把她们的选票也给了乘波,还有她妈妈让我带下来给她的一些吃的。她妈妈正在大茅篷的斋堂里帮忙,要待几个星期。我告辞后,开始往回走。天气是那样的寒冷,我甚至没有出汗。

慧圆和她的弟子在她的苹果树旁

回到大茅篷,宝胜已经把他旁边的床收拾好了;然后乘波的妈妈给我们端来了大碗的面条当晚餐。后来,我蜷缩在半打棉毯下面睡着了。夜里有几次,我翻身的时候,发现宝胜坐着。他整夜都在打坐。第二天上午,我向他请教修行的事情。

宝胜:有些和尚诵经,有些坐禅。但是要坐禅你不一定得坐着。当我师父太老、不能再坐了的时候,他就躺着修禅。但是不能仅仅因为某些人在坐禅,就认为他们在修行。这句话你可以告诉那些修行人。修行人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都应该指向同一个目标。他们不参与闲谈或无聊的活动。这不仅仅是我的观点,也是禅宗师父们在禅堂里所开示的内容。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真修行的人太少了。至于我自己,我不怎么修行。我晚上打坐,白天干杂活儿。我只是在照管这座庙。

问:你有没有听说过,这座山里的出家人,有哪一位修得比较深入?

宝胜:我听说有几位和尚住在一个叫天池的地方(不是附近翠华山上的那座重名的寺庙)。我从来没去过那儿,它的位置我也不太确定。但是我听说过它在这里西南大约十五公里的石砭谷上面。我听说住在那里的几位和尚完全与世隔绝,他们正在闭关。我不知道谁在护关,也许是其他的和尚或居士吧。

问:你种的菜够养活自己吗?

宝胜:不一定。即使天气好的时候,也有那么多松鼠、老鼠和其他的野生动物,很难种够自己吃的。很多出家人都来这些山里看过,但是没有多少人能待下来。这不容易。只有真修行的人才能住下来。

问:你出家多长时间了?

宝胜:我出家才三年,但是我修行很长时间了。很多年前,我卖掉了在西安的房子,搬到了一座寺庙里。但是那个方丈对我很差。

不管什么时候有人批评我,我都不在乎它是否公正。我现在还是这样。我总是反省自己。但是我跟那个方丈之间矛盾重重,最后我就走了,搬到了清凉茅篷。清凉茅篷离慧圆茅篷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路程。但是我住在那里的期间,病得很厉害。我一定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我太虚弱了,都动不了了,整个身体肿得像个气球。本来我可能会死的,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两个居士,他们照顾我,直到我恢复健康。他们一定是菩萨。此前我从没有见过他们,此后也再没有见过他们。后来,等我能走的时候,我就回了西安的家,去恢复身体。有三个月,我不能吃普通的食物。我母亲去世后,我又一次离开家,回到山里。这一次我找到了一位好师父,跟他学了几年,直到他圆寂。

我被宝胜的真诚和纯朴所打动,希望有更多的人对他们自己和别人像宝胜一样诚实。我们在寺庙门口道别。几秒钟后,他成了一个黑色的人影,渐渐消失不见了。

我翻过山岭,从北坡下山,走过那三条岔路——它们通向那些云雾缭绕的山峰。我走过紫竹林寺,走过那座空的旅馆,走过火龙洞。路很好走,但是浓雾和刺骨的寒冷使山路变得又湿又滑。当我到达停车场的时候,我决定,剩下的路程从那条大路往下走。

六个月前,太阳落山后,当史蒂芬和我沿着这同一条路驱车下山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一只巨鸟,正屹立在路边的一块岩石上。它被我们的车头灯晃得看不见东西了。我们停下车。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它突然展开了翅膀。这对翅膀足有六英尺长,而且是红色的。我们还没来得及看清它的脸,它就消失在黑暗中。这一次,我所看见的,只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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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0年11月至1966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编者注